《文化诗学批评论稿》，蒋述卓著，花城出版社，2021
【导读】蒋述卓是我国当代文论家中较早开展文化诗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其文化诗学批评经历了长期的学术探索，有着独到的理论阐释系统，在批评实践中形成了十个理论面向。蒋述卓近著《文化诗学批评论稿》是对作者本人的文化诗学批评以及当代文论的一个学术回顾与理论前瞻。
【关键词】文化诗学 批评实践 话语创新
文化诗学是我国当代学者应对大众文化兴起和文学新变而创构的一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新形态与新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兴传媒文化和大众文化兴起，传统文学和文论受到挑战。审美自主论的文艺学难以阐释当代文学发生的各种新现象，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文化诗学是审美论文艺学和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和超越。尽管从全球看，是当代美国学者最先举起“文化诗学”的旗帜，其他国家如俄、法、英等的文化诗学研究也卓有成绩。但是，中国文论自古以来就有文史哲浑融与学以致用的悠久传统，又有近代以来的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文化传统，因而中国当代文化诗学研究在世界文论的学术园地里后来居上，形成了以童庆炳、程正民、李春青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派，以刘庆璋、林继中为代表的闽南师范大学学派，以饶芃子、蒋述卓为代表的暨南大学学派等文化诗学学术重镇。文学和文化、诗学和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自觉、系统而深入地理解。文化诗学将文本解读和文化语境相贯通，注重对文学的文化语境与文化意蕴的阐释，并将文化诗学的理论研究贯注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实践。有趣的是，童庆炳、刘庆璋、蒋述卓等先生都不约而同地出版过题为“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的文化诗学研究基础性著作，也同样重视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相结合的学术路径，而且都带出一支文化诗学研究的学术团队。文化诗学是我国当代文艺学本土化创新的一个成功范例，迅速向全国高校中文系和文学理论批评界播撒。最近，读到蒋述卓先生的新作《文化诗学批评论稿》（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这是作者21世纪以来写的28篇文化诗学论文的结集，反映了作者近20年的文化诗学批评成果，涉及文化诗学研究的多个论题，可谓对作者本人的文化诗学批评以及当代文论的一个学术回顾与理论前瞻。其实，笔者以为，作者此前出版的两部论文集也是同样具有文化诗学批评学术品格的论文集，一本是《在文化的观照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之一），另一本是《蒋述卓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之一）。这两部文集堪称蒋述卓的《文化诗学批评一集》与《文化诗学批评二集》。《文化诗学批评论稿》则堪称《文化诗学批评三集》。蒋述卓先生是当代文论界一位著作等身、非常优秀、令人钦佩的著名学者。几十年来，其文论与批评著作都体现了文化诗学批评的学术追求。我给研究生讲文化诗学课程时，蒋述卓主编的文化诗学著作是必读书。解读、评论和阐释其文化诗学批评论著，不仅有助于理解作者的论著本身，更有助于反思和前瞻中国当代文化诗学研究乃至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根据笔者的阅读体会，深感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独具理论特色和学术魅力。以下是我阅读蒋述卓先生的文化诗学论著的几点认识，与作者和学界同行交流。蒋述卓文化诗学研究起步早、起点高，其文化诗学探索历程始于攻博期间受教于王元化先生的“综合研究法”，起步于在王元化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正如作者在《论王元化“综合研究法”的文化诗学意义》一文（2003）所指出的，王元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2版“跋”中提出的文学研究的“综合研究法”(“古今结合、中西结合、文史哲结合”)，包含了文化诗学方法论的因子，暗合了文化诗学方法论的实质。王元化不仅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使用“综合研究法”，而且贯彻在鲁迅研究、《红楼梦》研究等具体批评实践之中。蒋述卓认为，王元化以一种文化诗学的视界观照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其“综合研究法”对我国新世纪文论建设有重要意义。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受王元化先生“综合研究法”的影响，蒋述卓发表过一篇题为“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1986）的论文，这是作者从文化诗学视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处女作。其博士学位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更是集中体现了重视综合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学术特色，堪称作者早期文化诗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正如论文答辩主席钱仲联先生所言，该书“以佛典翻译质文演变之理论为导行之航，驶于中古文化长河中观察之”（钱仲联《〈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序》）。可见，作者从事文化诗学研究之初，就站在很高的学术起点。此后，蒋述卓更进一步将文化诗学研究发扬光大于暨南大学，继续撰写出版了《佛教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山水美与宗教》、《宗教艺术论》、《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在文化的观照下》、《中国山水诗史》（合作）、《中国山水文化》（合作）、《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第一作者）、《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主编）、《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主编）、《批评的文化之路》（主编）、《城市的想象与呈现》（合作）、《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主编）、《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跨文化视野与现代化进程》（主编）、《文学批评教程》（主编）、《跨学科视域中的比较文学》、《诗词小札》、《生命是一部书》等多部著作，可见其文化诗学经历了多年的持之以恒的学术探索。正如作者在前两部论文集《后记》中所言，其一说：“这些年来，我从颇为专门的佛经翻译与中古时期文学、美学关系的研究，拓展到佛学与整个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关系的研究，进而再延及于宗教艺术的研究、中外文论比较研究以及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建设的研究，研究意识与方法始终坚持着把文艺、文艺理论的问题置于文化的观照之下，以文化视角、文化意识去开掘它们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精神特征。”（蒋述卓《在文化的观照下》，第461页）其二，仍一以贯之地强调：“这部自选集是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发表的论文中挑选出来组成的。通过它可以看出我30余年来学术研究的轨迹。全书按研究对象分四辑，大致可了解我的研究范围与领域，也基本能体现我以文化的诗学不断开拓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蒋述卓自选集》，第331页）1995年，蒋述卓发表了一篇题为“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的论文（载《当代人》1995年第4期)。这是我国当代文化诗学学术史上最早的一篇文化诗学学术论文(尽管此前有学者受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影响，使用过“文化诗学”一词)。在这篇当代文化诗学经典性学术论文中，作者对“文化诗学”的理论内涵、生成语境、文化逻辑、理论特征和批评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该文虽然篇幅不长，但要义全出。因此，值得重点回顾和关注。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当时逐渐失去理论阐释力的传统批评与一味简单照搬西方后现代批评的第三种批评即“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构想，将文化诗学理解为一种具有自身话语特色、文化机制和价值追求的阐释系统，显示出作者文化诗学批评的学术自觉。关于“文化诗学”的理论内涵。作者指出：“文化诗学，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种文化批评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中那种简单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又不简单袭用戏仿后现代主义文化或西方人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关于“文化诗学”的生成语境。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代文论面临阐释的焦虑和失语的危机。在这种情形下，作者提出文学批评应当走出一条新路，开展第三种批评即文化诗学批评。作者指出：“文化诗学的阐释系统主要在一种文化对话中来建立，这种对话包括：东方和西方的对话，现在和未来的对话，作者与大众的对话，作品与社会的对话。这种阐释系统的立足点还是文化，运用的概念、术语应该是中西方相融合的产物。”作者认为，文化诗学的兴起是通过文化对话以走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失语”困境的产物。文化诗学是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批评文学与阐释文学理论，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语义学批评与社会文化批评结合的综合批评。关于“文化诗学”的理论特征。蒋述卓的文化诗学固然受到西方文化研究的启发，但不同于当代西方狭义的偏重政治批评的文化研究，而是基于中西久已有之的广义的文化研究传统。蒋述卓明确指出：“文化诗学不能视为一种文学的外在批评，就在于它保持了审美性，这也是它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历史主义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文化诗学不同于斯蒂芬·葛林伯雷所主张的那种属于新历史主义范围内的文化诗学。文化诗学既是文化系统的实证性探讨与文学审美性描述的统一与结合，又是文学外在研究与内在剖析、感受的统一与结合，是西方哲学化批评与中国诗化批评的化合。”关于“文化诗学”的文化逻辑。蒋述卓指出：“文化诗学的立足点是文化，但并不能将其等同于文化研究。它是将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的一种新阐释系统与方法。之所以称‘文化诗学’，就是要求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保持审美性。这种文化批评的审美性，亦着重在发扬中国传统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优势，使传统文学理论与方法在现代化的转化过程中得到审美维度的再确立和审美意义的再开掘。同时，也使西方文学批评的各种新理论与方法在经过中国文化的选择、过滤与转化之后，归结并提升为审美性，从而成为文化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文化诗学”的批评方法。作者更是提出了具有理论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文化诗学批评三层次：（1）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作品表现出来的文化哲学观，即分析它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化观和文化思想，把握叙述者的文化立场、文化观念、文化思想与文化背景问题。（2）要把作品描绘的社会心态、人物命运与心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去分析，揭示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心态。（3）要站在跨世纪的角度，着重关注作品对文化人格的建设问题。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作品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应当有利于现代文化人格的培养。批评应该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文化的建设。在此，我不惜笔墨地大段引述作者的原文，一是这些论述本身精辟精彩，二是其意自明，无须再做解释。除了该文中论述的这三点之外，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更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包括文学的文化批评实践和文化散文的创作实践。总之，蒋述卓的文化诗学研究有自身鲜明的学术特色，即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批评素养，高度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觉，宏阔的中西比较、古今对话和文史哲互证的学术视野，注重整体印象、诗意描述与体验领悟的结合，善于将文本解读、体验感悟和理论阐释相贯通，重视价值追求和人格建构的文化精神，注重文化诗学的学术史探索、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如前所述，蒋述卓在王元化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博士阶段的研究练就了蒋述卓的宏阔思维和精神境界。博士毕业后，蒋述卓又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工作，思想新锐，善于面向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开展文学和文化批评，其文化诗学批评因而有着丰富的、多维度的学术面向，广泛涉及佛教文学、宗教艺术、当代大众文化和文学、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海外华人文学、比较文学、城市文学和城市诗学、文化诗学学术史探索实践，等等。以下简要地逐一论之。1.关于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的文化诗学探索：蒋述卓主要是从《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这部博士学位论文起步登上文化诗学学术舞台的。该书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立足于广阔而深刻的文化背景探索佛教汉译与魏晋六朝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互动关系。正如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由多元结构组成的整体。研究中古文学思潮与佛教的关系，自然也要将它们与中古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第2页）作者特别注重对佛教入华后其宗教、哲学、道德、审美诸观念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心理、时代精神的中介影响及其对文学思想的潜在影响。这部以文化诗学意识写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尤以第一章最为关键。作者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经过本土文化转换的。佛经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转换，佛经汉译因而也受到汉语文化的转化。译者不但要用汉语的传统词语去翻译佛经的名词，而且要借助于中国传统的儒、道、玄的术语对佛经做格义式阐释。该书对佛经翻译中的文质关系、言意关系、文体问题的研究精彩纷呈。该书关于佛经传译对齐梁浮艳文风的影响研究、佛教对北朝质朴悲凉文风的影响研究更是发前人所未发。关于玄佛并用对山水诗兴起的影响研究，也进一步揭示了魏晋山水诗兴起的文化原因，丰富了对山水诗的认识。2.关于佛教文学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影响的文化诗学阐释：蒋述卓的佛教文学和宗教艺术研究是其文化诗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前述两本论文集中收入了约20篇论文，尤其集中体现在作者的《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宗教艺术论》《佛教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等著作之中。正如作者在《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一书《自序》中所言：“发掘佛教影响中国文艺美学的途径，要着重注意把握其中的文化中介因素。因为，佛教在宗教意义上提供的只是一种宗教图式，在哲学意义上提供的是丰富而独特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就本身而言并无所谓文艺美学观念，但它却深深地参与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形成过程。这种参与就是通过文化作为中介而进入的。因此，在研究一个佛教的概念被中国文艺美学所吸收时，就要研究它是如何转换过来的，有没有什么中介。”例如，《佛教心性学说对古代文艺创作心理学的启示与影响》一文，以文化中介观深刻揭示了佛家法身理论、心性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审美心理、心物感应、澄怀味象、神会于物、神思妙悟、意静神王等美学理论命题的影响。蒋述卓文化诗学研究注重体验和感悟的学术特点在《宗教艺术论》一书中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蒋述卓将佛教文学和宗教艺术审美创造的研究上升到文艺美学普遍规律的高度加以理论提升，增强了其文化诗学的阐释力。还善于将其与当代文艺创作的批评相贯通，通过对台湾当代作家洛夫和大陆作家史铁生的个案研究，分析了宗教对当代作家作品在玄思、意象、语言和结构等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3.关于中国文学史和文论史的文化史学批评：在三部论文集中，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论史的文化诗学批评都是重点，收录论文十余篇。早在《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1986）一文，蒋述卓就提出了对古代文论进行文化学阐释的研究思路。作者指出：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诸如考据学方法、宏观研究、微观研究等。但是，“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将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是极为重要的”。作者认为，将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应注重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精神气候、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哲学思想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古代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影响。此后，又在《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1994）一文中，提出应建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学派，贯通文学与文化，把文学与民族思维、民族语言和其他艺术门类结合起来研究，把文学风格、形式、美学趣味上的变化与文化变化结合起来分析和阐释。蒋述卓的这个文学史的文化学派理论构想是非常宏大而又精细的，这也是作者后来的一系列文学史和文论史研究论著的学术精魂。文集中收入的关于王元化先生和徐中玉先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论反思和前瞻研究的多篇论文，进一步深化了对古代文化的文化诗学探索。《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化的融合》（1997）、《反思与求变——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再思考》（2015）等论文进一步提出，当代文论应当与古代文论相融合，立足当代人文现实和人文导向，吸收古代文论精华；立足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寻找其现实生长点；继承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式优良传统，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作者关于古今文论贯通研究和创新发展的观点与童庆炳等先生“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和现代转化”的观点，与张江先生的应避免当代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以重建中国当代文论的“本体阐释”的学术路径，有异曲同工之妙。4.大众消费文学和新媒介文学的文化批评：文集中，《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2005）、《消费时代文艺学的自身调整与建构》（2006）、《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初探》（2013）等论文是对当代大众消费时代文学的文化批评。针对文论界、批评家关于消费时代文学意义丧失、诗意丧失、个性丧失、教化价值丧失、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分离等担忧，作者为消费时代的艺术辩护，认为文艺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作品本身，媒介化和市场化的推动有利于作品价值的实现。例如，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和情景剧创作实现了原先的小说和民间故事的价值。大量青春文学和流行歌曲表达了大众的审美心理，表现出对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价值的拥抱。因此，文艺学研究应当尊重当代中国文学经验，承认大众是积极的文学受众，正视新媒介文类的创作、认识到大众艺术形式的创新能力，调整观察问题的视角，实现主流文艺与大众流行文艺的良性互动。蒋述卓很早即注意到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在前述《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1986）一文中就曾指出，文学媒介的更新即纸的发明与使用是魏晋文学繁荣的多方面原因之一。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为魏晋文学的发达提供了物质基础，纸取代了以前笨重的竹简。无论从书写、阅读、携带以及传播，都给人们带来了便利。纸的使用加快了信息交换频率，反过来信息交换的加快与社会的需要又促使了文学的快速发展，促使了文学与社会的腾飞。这种对文学媒介因素的敏感也是作者后来重视媒介文化研究的动因之一。蒋述卓进一步组织学生研究新媒介文学，主编出版《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一书，系统考察了文学与图像、影视、广告、网络、博客、短信、流行歌词及媒体批评的关系。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指出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本身正是在社会各种‘媒介’的启发、催化与传播中获得灵感、素材和意义的。……从这个角度看，确立一种开放、流动、多元的文学观，坚守一份‘日常生活的诗意’，认同一种消费时代的文学意义，对理解和把握当下‘文学’生态及存在方式是极为重要的。”该书与其他学者同主题研究的重要论著一道，成为我国当代媒介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5.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和大众文化理论的创新研究：这个理论面向的主要论文有《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功能与原则》（2015）、《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历程与当代语境》（2015）、《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话语论争和价值向度》（2019）等。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化研究传入中国，大众文化理论兴起。蒋述卓以文化诗学批评家的敏锐学术眼光强调，文化研究应当本土化，大众文化理论要实现话语创新和价值观的创新。文化研究在中国应根据中国本土经验而产生变异，实现西方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文化研究要接地气，从中国当下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框架出发。这是因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包括各种亚文化、流行歌曲和综艺节目，大多涌动着当代人民群众新的社会心理和审美经验，抒写了积极开朗的正能量追求，并没有西方大众文化的政治抵抗性。中国的文化研究因而要避免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化陷阱和政治化陷阱，当然也要避免大众文化的过度娱乐化。应当本着价值重构、文化生态平衡和审美的原则，达到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与精神价值的完美统一，实现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和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创新。作者还详细回顾和分析了从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对大众文化的精神贵族般的怀疑和忧思，到21世纪“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宽容和褒扬的转换，中国大众文化理论逐步走出“精英”与“大众”二元对立思维，既借鉴吸收西方大众文化批评的学理性优长，又努力贴近中国大众文化的本土经验和创作实践。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终于成为我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的一部分。6.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的文化批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2005）是文集中的一篇力作，也是当代批评界最早研究打工文学的评论之一。该文不仅精辟分析和阐释了“人文关怀”“底层意识”等富有文化诗学理论内涵的批评范畴，而且对“打工文学”这一新的文学现象给予了开创性的文化诗学批评阐释，成为作者文化诗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理论面向。作者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底层文学作品的评论，阐发了当代文化诗学批评应有的新人文精神。文章具体评论了十几部“打工文学”作品，结合当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解读了这些作品对国企下岗工人在企业改制和农村务工青年进城打拼中的各种人生命运和生活遭际的艺术描写，揭示了作品所表达的主人公身份意识、权利意识、爱恨情愁、主体觉醒以及对融入城市的渴望。这个批评面向不仅显示了文化诗学批评面向文学现实所具有的言说和阐释能力，而且也显示出批评家作为文化诗学评论家自身所具有的深切和深厚的人文情怀。7.海外华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这个批评领域堪称作者文化诗学批评的重要领域之一，文集中收入代表性论文多篇。蒋述卓长期执教于暨南大学这所面向海外华侨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对海外华人文学创作和文论研究投入了极大关注和研究热情。文集中的《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与批评》（2017）一文是一篇非常厚重的文论史力作，该文对海外华人文学理论和批评从欧洲走向美洲及世界各地的学术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总结，将海外华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生发展分为四个时期。论文评述了几十位不同时期的海外华人的文论著作。作者以宏阔的学术视野深刻揭示了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学文论研究著作立足于母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诉求，论述了他们既不同于大陆传统诗文评又有别于西方汉学的独特的第三方理论视野，阐发了海外华人的中国文论研究对于西方汉学的补充、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对本土文学研究的启示等多方面价值。论文对海外华人关于中国文学传统的阐扬、关于现代文学版图的拓展、关于儒道艺术精神的现代阐释的评述尤为精彩。《海外华文文学与本土经验》（2019）、《华文行走文学的文化功能》（2009）、《论欧华文学中欧洲游记散文的文化视野和诗意书写》（2017）、《细看和风入文来——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看日华文学》（2019）等论文则是海外华人文学创作、作品的评论，后两篇还兼有比较文学批评的性质。论文从文化视野、文化经验、文化血脉、诗意书写、文化功能等多角度评论了数十位作家作品，如此密集的评论却写得非常通透，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杂合多元、多姿多彩的文学审美世界和文化世界，显示了作者文化诗学批评的学术威力和魅力。这组文章是文集中写得最精彩的，堪称学术美文。如果不是对这些作家作品烂熟于心，是绝对写不出来的。8.跨学科比较文学的文化诗学探索：这是作者较早开展的文化诗学批评领域之一，其中包括中印文学和文化、中西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等论域。作者早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和佛教对中国文学和美学的影响研究等即具备自觉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旨趣，前述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论文也兼具比较诗学的特色。收入前两本论文集中的代表性专题论文则有《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景展望》（1995）、《学科交叉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2003）、《中西艺术真实观之比较》（1992）、《论本土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冲突与融合》（1997）等。作者强调要加强研究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和其他艺术门类关系的研究，要重视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各种新学科、新方法，开展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作者指出：“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是更高的要求，因为它不仅远远摆脱了X＋Y的研究模式,而且远远超越了所谓平行研究。它是一种综合的立体的多层次研究与整体研究，是将各种研究方法熔于一炉而又形成自己独特研究视角和研究特征的艰难尝试。”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更为广博的知识和扎实的学术功底，需要将文学研究与其他相关文化研究相贯通，难度更大。
9.城市文学和城市诗学的文化批评：这个理论面向是作者较早开展的批评领域。《在文化的观照下》收入《走进岭南》（1994）、《努力塑造国际大都市的文化风景线——广州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文化设想》（1994）、《论当代广东市民文化的特点及其建设》（1994）、《提高人的综合塑造，塑造现代文化人格》（1994）等文。作者提出，广东作家不是要“走出岭南”，而是要“走进岭南”，走进岭南的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书写岭南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和文化形象。本文集中的主要论文有《城市文学：21世纪文学空间的新展望》（2000）、《广场文化：城市文化的新资源》（2003）、《城市文化与城市审美》（2007）、《文化传统与艺术原创》（2009）等。作者认为，城市文学开创了21世纪中国文学新的不同于向来以乡土文学为主体的表现空间和审美格局。城市文学是现代城市文明和科技的产物，城市文学反映当代城市审美风尚，书写当代市民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作者还倡导开展“城市诗学”研究，对城市审美和城市广场文化建设进行了富于历史感和学理性的阐释，提出城市文化建设要塑造城市感性形象，彰显城市文化精神，创造适合于诗意栖居和发展的城市。显然，本领域文化诗学批评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进一步深拓和扩大版、创新版，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与文化实践价值。10.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诗学研究：文集中有多篇论文研究这个理论面向。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评论视角的转换与演变》（2016）一文中指出：近20年来，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审美批评到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的文化批评，从世纪之交的文化批评再到新时代的文学价值观批评演进的发展历程。而文学价值观批评在我看来正是新时代文化诗学应有的价值追求。正如作者在《重视新时期，面向新时代》（2019）一文中指出的，重视新时期，面向新时代，是我们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起点之思。作者对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途径提出了富有意义的学术构想，即保持一种与时代相向而行的理论情怀和炽烈激情，在深植本土文化之根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全球化视野和文化整合能力，保持一种理论创新创造的勇气并寻求建构中国特色话语的实现途径。《70年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四个问题》（2019）一文从理论话语、思维方法、学科边界、学科史书写四方面对70年文论做了宏观研究。《当代文艺评论应自觉与文化传统构成一种对话关系》（2017）一文强调文化传统的基座性、传承性和变异性。“文化传统要完成现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离不开当代文艺评论的批评实践。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不仅是对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而且要参与到当代文艺评论之中。”“必须建立文化传统与当代文艺评论之间的互动与对话关系。”这种对话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一个丰富、具体、鲜活的话语实践。批评家应当具备整体性的文化视野，自觉发掘和运用古代文论的资源，注重强调文化传统的价值实现。《批评的专业化与批评的品格——兼论文学批评与学术机制的关系》（2003）一文强调文学批评必须坚持批判眼光和专业化，重视理论和文学史，认为“一个批评大家或批评巨人，应该兼备思想家与文化哲学家的才能”。《21世纪文艺学发展与中国现代人格建设》（2001）一文则阐述了21世纪文艺学应当具备的现代性品格和对中国现代人格建设的价值引领作用。蒋述卓认为，21世纪文艺学应当重视自身的科学化或学理化；应当关注现实人生，促进现代审美意识的形成，从而对现实人格产生潜移默化的熏陶；应当促进文艺人文精神化，关心人的生存价值，提升人的价值与理想追求。应当承担培养现代文化人格的崇高使命，以文艺审美的方式促进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全面发展。这可视为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目的。综上所述，蒋述卓的文化诗学批评实践有着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文化面向，具有高远的精神境界和深厚的人文情怀，注重文化诗学的价值建构。其评论文章植根于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化传统，融汇中西现代美学理论和文化哲学。这种宏阔的学术文化视野给作者以敏锐和通透的学术眼光，常常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在不经意处发现问题之间的关联。重视理论之“用”与文化诗学之“用”，善于对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开展批评实践，对所评对象做感性描述和文化意涵的开掘。体验感悟与文化阐释融会贯通，文字优美，鲜活灵动，充盈着审美诗意、价值追求与文化逻辑，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学理性、启发性。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论稿》的出版，不仅是对作者本人的文化诗学研究历程的回顾，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化诗学学术史的回顾。经过20多年来的学术探索，文化诗学已然成为我国当代文论和批评的显学之一。从中国知网检索的以“文化诗学”为题的论文约500篇，广泛涉及中外古今文论和评论各个领域。文化诗学方兴未艾，期待蒋述卓先生和更多学者的文化诗学研究再出发，撰写中国古代文化诗学、文化诗学基础理论和文化诗学批评原理新著。新时代文化诗学研究一定会更精彩，为21世纪中国文论话语创新与理论体系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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