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述卓 | 谱系梳理与理论反思 ——评陶水平《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

专题

学术书评

 作者：蒋述卓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被引进中国，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参与其中，或译介，或评论，或按照文化研究的模式与理论对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文化分析与文化批判。到了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理论界还围绕着“人文精神”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讨论的实质是执怎样的文化观点看待大众文化问题。其后，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开始关注文化研究，不少硕博论文也以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或理论家为题展开研究。对于多数文化研究者来说，文化研究历史甚长，理论观点丰富而繁杂，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把握其学术源流及其代表性理论，依然是一个较难的问题。新近出版的陶水平教授的著作《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不仅为我们清晰地梳理出了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利于同仁尤其是青年学子有效地掌握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围绕着文化研究的走向问题进行了认真而深刻的反思，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学科归宿以及如何走出困境诸问题。

首先，该著作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全面梳理了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结构合理，重点突出。既然是谱系，那一定是庞大的，有创始者也有传承人，有代表性著作和观点。作者去芜存菁，删繁就简，在近60万字的篇幅中以三编十三章的结构做全面而系统的把握。第一编勾画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第二编从文化研究的理论构型着眼，分别从伯明翰学派的诞生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正式崛起以及三大代表性人物理查德·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的理论阐述入手，概括总结出文化研究的理论开篇、重要理论奠基和理论构型。第三编则从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理论范式、结构主义理论范式、文化霸权理论范式、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以及它的全球播散及后现代转向来把握文化研究的各种理论范式及其理论走向。笔者统计了一下，每一编篇幅都在130页左右，看得出作者在结构方面是精心考虑过的。

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还体现在他对文化研究历史与理论的纵横观照和清晰梳理上。能在文化研究的复杂变化与发展中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而且照顾到线与点、点与面的关系，有助于对文化研究谱系的深度理解。比如，在梳理文化研究的理论来源方面，作者指出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文明”主义、托马斯·艾略特的文化诗学批评、弗·雷·利维斯的细读法加民族志的批评方法、爱德华·泰勒的文化人类学以及20世纪前期英国马克思主义都是文化研究的理论来源，而作者重点论述的是前三者，因为前三者才是构成英国当代文化研究最主要的理论来源。在论述前三位学者的代表性理论时，作者也是对他们的理论进行高度概括和提炼，突出其特点，抓住其精髓，给读者留下深刻而清晰的入门指南。像马修·阿诺德不仅开创“文化与文明”批评传统，而且有跨学科视野，树立了大文学观念和文化批评意识，开启了英国现代文化批评学科的先声；托马斯·艾略特则具有文化诗学批评的三个向度：语言向度、古典学传统与基督教向度、文化向度；弗·雷·利维斯的利维斯主义则有四个文化主题，等等。在论述文化研究的理论构型时，作者也是将重点放在伯明翰学派的三大奠基人物的论述中进行的。

其次，该著作对文化研究历史以及各家理论评价公允，体现了精到的理论分析和理论见识。在分析剑桥文学批评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关系方面，作者指出，剑桥英国文学批评学派在英国现当代文化生活中起着非常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它一度是英国大学人文教育的核心，后来发展出的左翼利维斯主义还促成了伯明翰学派的形成。虽然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大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不同于站在精英立场的剑桥文学批评学派，但他们作为奖学金男孩进入大学经过正规的教育，还是传承了剑桥文学批评学派的知识传统。当然，从文化立场和学术方法上来说，他们对剑桥文学批评学派又有了突破、转换和超越。作者分析，像伯明翰学派早期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霍加特，其理论强调文学品质的价值阅读，明显表现出利维斯主义的余韵；威廉斯也是，他接受了剑桥文学批评学派的文本阅读技巧训练，是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批评的。这便是一种客观公允的评价，并没有因为伯明翰学派极力反对利维斯精英主义的文化立场而否定他们对剑桥文学批评知识传统的传承。

在描述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方面，作者做了高度的提炼和分析，指出了文化研究的四种最主要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1）早期的文化主义（60年代）；（2）前期的结构主义（70年代前期）；（3）盛期的霸权理论（70年代后期）；（4）晚近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主义（80年代中期以后）。但是，在得出这样的概括与提炼时，作者公正地分析道：从学科资源上说，文化研究学科方法和理论资源是极为丰富的，诸如文学研究、社会学理论、文化人类学理论、传媒研究、影视研究、心理学、意识形态理论、文化制度研究、语言学和符号学、艺术理论、政治经济学等，而且还广泛吸纳和利用了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研究等多种理论话语。具体展开去说，早期的文化主义就借鉴了文学阅读、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前期结构主义挪用了结构主义范式，受惠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和文学文本的表意实践批评方法；70年代后期的文化霸权理论方法的形成，也是在接受美学、日常生活理论、身份理论和解构理论的影响下，根据对文化受众、文化消费和文化意义再生产问题的分析，重读葛兰西而形成的。作者评价说：“正是这种跨学科、跨理论的方法，形成了文化研究生生不息的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的风格。”（该书第25页）因此，“‘文化研究’没有单一的学科来源，没有固定的话题，拒绝先验的教条，也不恪守单一的研究方法。”（该书第27页）这在概括总结文化研究的四种理论范式的同时，给文化研究描绘了一副开放包容与丰富多彩的面孔，让读者避免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产生误读。

再次，该著作的重要落脚点放在文化研究的理论反思上，有直面理论现实的学术勇气和清醒的理论思辨。在梳理文化研究学术谱系的基础上，作者将眼光投放在对文化研究走向和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思考上。此著作的结语用6节长达61页的文字讨论了文化研究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文化转向”问题、“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以及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和文化研究走向文化诗学诸问题，看似结语实则是一份分量很重的理论反思录。在分析完西方当代文论完成“三个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理论转向”）之后，作者重点讨论了它们在“理论”之后如何走出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困境问题。作者通过对“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关系的再思考来深度揭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同时为文化研究走向文化诗学的路径做了理论的铺垫。从西方当代文论的发展史来看，“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本应是一脉相承的，如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1983年第一版）和《美学意识形态》（1994年）两部著作中就明确呼吁文学理论研究应当走向文化研究。但是，文学理论后来完全走向了“理论”，它的内涵已超出“文学理论”的范围，种类包括了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社会学等，而这些问题已与文学研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理论”已经使文学研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其缺陷就在于忽视了对文学审美的关注，因此，“理论”陷入了危机，最终在“文化研究”中耗尽了自己。“理论”的退潮使人们再度回归到作品上，回归到审美上，“文化诗学”的兴起也便有了理论与现实的必然性。对于“文化研究”如何走出困境，作者的观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回归文学，回归审美。他通过“文化诗学”在中国的兴起（当然也包括审美文化学在中国的兴起）尤其是他的导师童庆炳先生对“文化诗学”的理论阐述更为侧重地强调了这一点。

在对“文化诗学”的展望上，作者在总结童庆炳先生的理论上做了进一步发挥，认为中国当代文化诗学有着巨大的学术优势和独特的学术魅力。因为，文化诗学是对文学研究“两大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理论成果的综合创新与超越，它兼综了新时期以来审美诗学的学术积累和优良传统，同时又吸收、借鉴了文化研究的合理因素，并摒弃了各自的片面性，从而建构了我国当代文艺学的一种新的文论形态。在全书的结尾，作者也适时地提出了文化诗学面临的挑战，列出了七大问题，这些问题的列出也透露了作者在长期的“文化研究”之研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深度思索。当然，在对中国文化诗学理论的总结上，作者并未完全展开，侧重点还局限在其导师童庆炳先生观点的阐述上，因而使中国文化诗学发展趋势的描述还显得不够丰满和坚实。

最后，作者对“文化研究”回归文学、文论和审美研究之后可作为“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下面的二级学科的设想，未必妥当。文化研究本来就是打破学科体制的东西，是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嫁接与融合，还有必要强按牛头喝水吗？说到底，“文化研究”从文学研究中溢出又回归文学研究之中，是一种文学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扩大，并不是学科收编就能解决的，而是文学研究的自由度问题。如果我们将学科边界定得太死，企图用学科设置去给“文化研究”加上镣铐，那反而有违文学与审美的本性。“诗无达诂”，在文学的阐释与接受上，文学本来就具备无限开放的可能。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这种可能，不过是走得太远，现在将它稍稍拉回来一下就是。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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