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西方左翼思想始终保持着对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高度关注，了解西方左翼思想的最新发展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今世界批判思想的发展动态。如往年一样，今年我们依旧盘点了过去一年国内翻译出版的西方左翼思想著作，希望能够为读者开启一道了解此类著作的便捷之门。【关键词】西方左翼思想 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急速发展，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繁盛，我国学界对西方左翼思想的研究愈加深入。2021年，国内翻译出版的西方左翼思想著作星罗棋布，在多个人文社科领域出现增长态势。其中，既有已被奉为经典的西方左翼思想家作品，也有在当下仍然积极思考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左翼思想家之著作。同时，在更为深广的诸社会科学领域中，左翼立场始终作为一条灰线，贯穿于诸多思想家的机杼之间。作为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阿多诺，历来为我国学界重视。202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阿多诺选集”系列丛书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阿多尔诺文集”系列丛书，都收录出版了阿多诺（阿多尔诺）的《本真性的行话：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本真性的黑话：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阿多诺以其辛辣的批判风格与鲜明的否定性立场而著称于世。他的“否定辩证法”具有超然的普遍否定性，是对一切现存事物的根本性否定。而《本真性的行话》一书正是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序章”。《本真性的行话》本为《否定辩证法》的第一章，后因篇幅过长而单独行世。阿多诺在该书中对当时战后盛行于德国的诸种“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攻击，尤其指向雅斯贝斯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所谓的“本真性存在”只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它将对现实的否定吸纳到一个虚假的思乡情结上，并用一整套行话来对这种虚假的本真性进行包装，使其看上去理想而神圣。这种意识形态使对现实的否定转变为浪漫主义式的怀旧思绪，使一切否定力量消解为一种虚假的肯定。“本真性的行话的关键词乃是灵晕衰落的产物，是没有神圣内涵的神圣性，是被冻结的流溢(Emanationen)。”[1]8在灵晕消失的现代社会中，本真性行话以一种虚假的话术来追溯神圣源旨，用语言技巧来塑造一种人（此在）的本真形态。“本真性的行话是作为语言的意识形态，它不考虑所有的特殊内容。它通过那种海德格尔用以伪装死亡的尊严姿态来宣称意义。尊严也是唯心主义的本质。”[1]117在阿多诺那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也只是观念论的一种迁延，是无视感性客观的虚假设定。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阿多尔诺文集”系列丛书还收录出版了阿多诺的《探究瓦格纳》一书。阿多诺在音乐方面颇有造诣，他对瓦格纳一向颇多微词。他在这部早期作品中分析了瓦格纳音乐的社会性特征，认为瓦格纳音乐具有强烈的商品化意味，从而认为瓦格纳音乐是文化工业的滥觞。该书可视为《启蒙辩证法》之先导。
作为文化工业思想源头、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本雅明，与其好友阿多诺一样，一直是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人物。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记忆的角落”系列丛书收录出版了本雅明的诗集《十四行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本雅明作品系列”收录出版了本雅明对其好友、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评述集《试论布莱希特》。《十四行诗》是本雅明罕见的文学作品，共八十首，大部分为悼念其旧友海因勒所作。诗作成于作者青年时代，诗的体例与用词严从古制，是作者思想转型时期的见证。本雅明自杀前将诗稿付于巴塔耶，1981年诗稿被阿甘本发现，后结集出版。《试论布莱希特》是本雅明的一部布莱希特和戏剧批评集。本雅明与布莱希特二人互相影响、互相欣赏。在戏剧创作方面，布莱希特反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卡塔西斯传统和滥觞于康德的纯艺术理念。本雅明在论述中，充分肯定了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创作理念，透析了布莱希特的批判精神。本雅明发现了布莱希特戏剧中的革命力量和破坏潜能，看到了戏剧介入现实政治的艺术能量。列斐伏尔是现代法国著名思想家，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开辟了日常生活批判研究与城市空间研究两个批判阵地，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空间转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列斐伏尔在空间研究领域中的经典之作《空间的生产》，这本书集中了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理论的核心内容。城市空间对于列斐伏尔来说，是当代资本主义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对城市空间进行批判研究，目标是挖掘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寻找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不是具有广延的自然空间，而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列斐伏尔认为，当代社会已由事物的生产转变为空间本身的生产，其把空间分为三个层面：空间的实践，这是由实践得来的具体的可感知的空间；空间的表征，这是头脑中构想的空间，比如城市规划师所设计的城市空间；表征的空间，这是糅合实践和表征的生活空间。资本的存活依赖于城市空间的不断生产，通过这种生产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造就出诸种抽象空间，它体现着资本主义对这个世界的象征暴力，这种象征暴力在摧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列斐伏尔呼唤生产具体的可感的差异性空间，只有差异性空间才是日常生活的真正载体，从而对抗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生产对日常生活的侵入。梅洛-庞蒂是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2018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梅洛-庞蒂文集”系列，从是年开始，陆续翻译出版梅洛-庞蒂的作品。2021年，商务印书馆又为这套文集增添三个成员：《行为的结构》（文集第1卷）、《人道主义与恐怖》（文集第3卷）、《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文集第9卷）。《行为的结构》是梅洛-庞蒂首部作品。在本书中，他反对将行为解释成一种“刺激—反应”结构，其认为人类行为不同于物质和动物，人类行为能创造各种各样的意义，而这一切必须从人的知觉上来考察。对人的知觉的认识必须摒弃实在论与观念论的偏激观点，而应该从中性的身体出发。这本书是其名作《知觉现象学》的前奏。《人道主义与恐怖》首次被译成中文出版，作者在本书中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科斯特勒在小说《和平的黑暗》中，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发起猛烈攻击，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梅洛-庞蒂反驳科斯特勒并指出，斯大林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抹杀了人的主观因素暨阶级意识，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存在主义式的，是对人的意识的充分承认和调动，它是人道主义的，暴力革命也只是一种实现这一人道主义社会的手段。已被多次出版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是梅洛-庞蒂又一经典作品。《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是梅洛-庞蒂的遗思，也是其哲学的“完成之作”。梅洛-庞蒂在其中试图回到一个前认知的原初世界，那个世界消弭了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之间的分别。作者在此与胡塞尔和萨特彻底决断，将一切事实与本质、存在与虚无这类设定抛入世界的肉身化当中，将知觉提升到了本体论的地位，将生活世界只当作生活世界本身。阿尔都塞是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思想对西方左翼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阿尔都塞借鉴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阐释了他的“症候式阅读法”及意识形态理论，而其晚年“无意识”的杀妻行为，则使他自己成为一个被症候式阅读的对象。这种理论与经历的莫名黏合，让阿尔都塞的“无意识”处于一个焦点。202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系列”，收录出版了阿尔都塞的《无尽的焦虑之梦：梦的记录（1941—1967）》。该书对阿尔都塞记录的20多年间的梦进行了识别与整理，我们可以透过此书发现潜藏在阿尔都塞心中的暗影与焦虑。阿尔都塞认为：“梦总是领先于生活：这是绝对的真理，就像二二得四一样确凿。也就是说，生活总是验证着梦早就察觉并总结了的东西。”[2]而阿尔都塞的梦似乎也和他的生活保持着某种联系，正如他在梦中杀妹和他晚年杀妻之间的莫名关联。同样，作为法国结构主义重要代表的布尔迪厄，正如法国总理莱昂内尔所说，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明德书系·大师传记馆”收录出版了布尔迪厄的学生让-路易·法比亚尼所作的《布尔迪厄传》。该书不设立场地概述了布尔迪厄的学术生命历程，可作为读者初识布尔迪厄的门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文学领域的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的《罗兰·巴特论戏剧》。该论文集涵盖了巴特对希腊悲剧、民众戏剧、布莱希特以及个别戏剧作品的评论。福柯作为法国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历程中的关键人物，其影响溢散在多个人文社科领域，是现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2021年，国内翻译出版了多部福柯作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性经验史（第四卷）：肉欲的忏悔》，以及收录于“福柯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的《知识意志讲稿》三本书，“思想剧场”丛书还收录出版了福柯编著的《我，里维耶，杀害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19世纪的一桩弑亲案》。《权力的眼睛》一书初版于1997年，此次修订再版，对一些用语进行了调整。该书作为一本福柯的访谈录，涉及福柯生活、学术与政治观点等诸方面，可视作福柯对自己著作的补充说明。《肉欲的忏悔》作为福柯《性经验史》的最后一卷，在其中，福柯继续对性欲的用法（性经验的形成历史）进行探讨。在探讨完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性史后，福柯在第四卷开始探讨中世纪时期的“肉欲的用法”。福柯认为：“‘肉欲’应该理解为一种经验方式，也就是说，一种自己认识自己与改变自己的方式，依据的是消灭恶与显现真相之间的某种关系。”[3]50个体通过忏悔与苦修，将自我打造成一个突破肉欲、直面罪恶的自检者，只有在这种围绕肉欲的自我检查中，个人才能将一切坦白，将灵魂的真相展现出来，从而获得拯救。正是通过这种自我暴露，个体成为一个主动的修身者，个体将自我作为一个解剖者进行认识，并不断地向自身隐秘的根基发问，从而让自身获得完全的净化。“在这一贞洁苦行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主体化’(subjectivation)的过程，它把以性行为的节制为中心的性伦理驱除得很远。”[3]266个体通过苦行将自身锻造成一个不断追逐真相的主体，但同时，他也必须将自身视为一个客体和他者，以不断地对其加以审视，同时还要借助于一个更为强大的他者（上帝）来压制作为他者的自身。这是解放与压抑在性经验中的双向运作，其构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成主体的权力机制。从1971年开始直至逝世，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进行一周一次的课程，《知识意志讲稿》则是福柯首年课程实录。福柯的知识意志源于尼采的权力意志，知识意志也就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望与冲动。延续考古学的方法，福柯在讲稿中重现了知识意志的发展史。亚里士多德式的知识意志意味着，“知识意志只是好奇心，认识总是以感觉的形式被标记，最终，在认识和生命之间有源初的联系”[4]。而在尼采那里，认识和真相都是被创造的。认识非但不是人类的本质，也不一定与真相这个认识的目的相联结。在知识意志的背后，不是某种本质性的先在认识，而是本能和权力意志。知识意志不朝向真理或真相，相反，知识意志是无定向的，它在虚构的空间里展开。不是主体拥有知识意志去接近真相，而是知识意志产生主体去创造真相。同样在1971年，福柯开始指导研讨班，在每周一的研讨班上，福柯和班员们围绕里维耶案来考察研究精神病学和刑事司法关系的历史。相关研究成果后结集出版，并定名为《我，里维耶，杀害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19世纪的一桩弑亲案》。在1835年，法国小村庄的村民里维耶蓄意砍杀了他的弟弟、妹妹和怀有身孕的母亲。这个案件留下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对于福柯来说，这些资料充斥着权力喧夺的烟嚣：“这些论述所形成的既不是一部作品，也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场古怪的角力，一种对抗，一种权力关系，一场关于话语和通过话语的战争。”[5]处于《疯癫与文明》与《规训与惩罚》之间的福柯，将里维耶作为一个个案详细研讨。他看到了里维耶、医生、法官之间对于话语的争夺和对知识的塑造。对“不正常人”的关注，正是福柯发掘知识话语背后隐秘权力的洞径，这本书因而也可以看作《双性人巴尔班》的姊妹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了福柯的经典名作《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董译本已是第四版汉译的《知识考古学》，按译者自己的话来说，该本依照“直译”原则，以“信”为主，兼及“达”“雅”。该本是国内首个依照法文原版《知识考古学》翻译的译本，同时该本也参照了英译本和之前的中译本，对之前译本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改进。《知识考古学》延续了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中的考古学方法，并提出“话语实践”这一概念。话语实践要脱离一切构造连续性的观念史，发现那些被连续性话语所掩盖的“遗迹”，挖掘出其中的断裂性。福柯这一考古学方法对诸多学科的既成话语形成冲击，使以往沉默的、不被关注的东西重新得以显露。长江文艺出版社“拜德雅·人文丛书”收录出版了福柯的《自我坦白：福柯1982年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的演讲》。本书收录了福柯在第三届符号学与结构研究国际暑期研讨班上的五次演讲，以及由他主持的研讨班课程。福柯晚期思想由权力问题转向了主体问题，主体问题在福柯这里表现为如何关注自我。古代人关注自我，是一种摆脱对外界依赖、保持自身纯净的方式。而现代人则是先认识自我再关注自我，现代人已被外在的种种的认识结构束缚住。要返归自身，就必须让自己回到脱离外界的纯净状态，这是一种被福柯称为“自我技术”的实践方式，即自我占有和管理自身，从而拒绝外在技术对自身的统治。福柯将这种自我关注视为一种自由实践，而在其中，“自我坦白”则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只有敢于坦言（说真话）的人，才是有勇气面对真相的人，从而使自身获得一种伦理的自由。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英国杰里米·克莱普顿和斯图亚特·埃尔顿编著的《福柯与地理学》。这本书是研究福柯与地理学关系的论文集，除了六篇福柯本人的文章外，还包括十多位作者的作品，有助于读者了解福柯的地理学思想及其传播。福柯曾说：“有朝一日，也许将是德勒兹时代。”德勒兹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和“纯粹的形而上学家”，对一切“中心性”与“总体化”发起了总攻，他的影响与福柯一样，流溢在人文学科的每一道缝隙。作为福柯的“亲密战友”，德勒兹也从不吝言福柯的伟大。202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法国哲学研究丛书·学术译丛”收录再版了德勒兹的《福柯》（于奇智译）。这本书自初版而今已过廿载，如今被重新润饰修订，独立发行。德勒兹的《福柯》与其说是对福柯思想的梳理和介绍，毋宁说是一种与福柯的深层对话和结合。德勒兹的《福柯》或许并不能让读者清楚地了解福柯的思想全貌，但这本书作为当代法国哲学双子星的交并，激发出两种异质思想的强烈碰撞。从《知识考古学》到主体思想，德勒兹用自己的语言将福柯德勒兹化，比如，他用“情动”和“褶子”来表述福柯的“自我关系”和“主体化”。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则是其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在此书中，德勒兹试图构建一种差异与生成的形而上学。继2020年出版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乔·休斯的《导读德勒兹〈差异与重复〉》之后，2021年重庆大学出版社（“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又出版了英国伦敦大学亨利·萨默斯·霍尔的《导读德勒兹〈差异与重复〉》。霍尔的导读书紧跟原著，详细阐释每一章节的核心主旨，对德勒兹所引用的文献和理论做了诸多阐释，并从哲学史层面剖析德勒兹的思想历程，可大大减轻读者阅读《差异与重复》的难度。巴迪欧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左翼激进思想家之一，他的主体理论与事件理论将革命作为一种可能性重新点亮，让真理之光永远作为可能性的来临萦绕夜空。对于巴迪欧来说，真理和主体是不可分割的，而科学（数学）、艺术（诗与戏剧）、政治和爱是四种生产真理的程序。202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思无界”系列收录出版了巴迪欧的《戏剧颂》，此书正是谈论戏剧与真理之间关系的。对于巴迪欧来说，戏剧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的“戏剧”，这种“戏剧”将某种固定的逻辑与秩序复刻出来，将某种虚假的瞬间或意识形态塑造成完满或永恒的形象；而真正的戏剧则不同，真正的戏剧在于再现真实，而真实在巴迪欧这里恰恰表现为对任何规则和秩序的回避，这是无法被人为涂抹的真相。真正的戏剧对于巴迪欧来说，就是一种对生活连续性的打破，它与维护日常生活连续性的“戏剧”相反，它让人看到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这种异质性的东西回绝任何有效力的解读，这就是一种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我们应该热爱与支持的戏剧就是完整的戏剧，通过表演，在舞台的易碎的清晰性中，揭示关于当代世界的个体与集体的存在意义的命题。这样的戏剧应当引导我们，通过它所激发出来的想象性的黏着关系，以及它的难以比拟的力量，为我们阐明蒙昧的关节点，揭穿那些隐秘的陷阱——我们一直被困在其中，被愚弄着，失去时间，也失去时间本身。”[6]“戏剧”让我们失去了时间与勇气，而真正的戏剧则激发起我们夺回时间、重见真相的决心。
同样作为当代激进的左翼思想家，意大利的奈格里作为一个拥护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提出了如“诸众”“帝国”这样对当代左翼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并且还亲身参与暴力革命运动，甚至于被判入狱。而他的这些概念又深植于其之前对斯宾诺莎的激进解读中。西北大学出版社“精神译丛”收录出版的《野蛮的反常：巴鲁赫·斯宾诺莎那里的权力与力量》，正是奈格里在狱中完成的。德勒兹在为其作序时曾说，这是一部“大书”，“刷新了对斯宾诺莎的理解”。马舍雷则在序的标题中直接点明“现在的斯宾诺莎”，表明斯宾诺莎的现时性。奈格里在开篇就把斯宾诺莎这个异教徒的“反常性”肖像勾勒了出来。斯宾诺莎对于奈格里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先知：“阅读斯宾诺莎在我身上难以置信地重新点燃了革命体验。”[7]29他反对黑格尔对斯宾诺莎别有用心的“误读”，他将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放在一起，认为“斯宾诺莎的反常就在于……他的形而上学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秩序之间的矛盾关系构成了一种‘野蛮的’反常，它彻底地表现着对并非由群众自由地构成的一切秩序的历时性破坏”[7]28。斯宾诺莎的实体哲学与自然神学，在奈格里那里是完全的解放学说与革命学说，这种反常性激起奈格里同样“野蛮的反常”地解读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把实体看成是自因的东西，一切力量只源于实体自身而绝非外在之神。这一超凡的内在性经验诉诸着对任何外在中介性力量的否斥。奈格里读到了一种不能被外在之物所统获的起源于个体自身中的力量，这意味着一种绝对的自发性与生产性，这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格格不入。奈格里把这一自发的生产性作为“生产力的形而上学”，去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依靠的“生产关系的形而上学”，坚持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第一性。而正如物体具有广延一样，诸个体的力量并非一种抽象物，是可以组合和分割的感性存在。而全部个体力量所组合成的“诸众”，则正如斯宾诺莎的实体一样，永远是自由和面向无限的。植根于“诸众”的面向无限的力量，不断地向一切的有限装置和先验形式发起冲击，这是斯宾诺莎的现时的革命精神。法国著名的社会思想家、后现代理论大师鲍德里亚，是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等的精深探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拜德雅·人文丛书”）出版的《临界：鲍德里亚访谈录》，是法国记者菲利普·帕蒂对鲍德里亚的一场访谈实录。本书涉及的话题十分广泛，访谈充斥着鲍德里亚对当前世界的诸多看法。尽管本书谈及的话题很多，但读者仍旧能够明显地在其中看到鲍德里亚的一贯思考。在书中，鲍德里亚把普遍化作为当代世界的文化动向，认为普遍化使文化的独特性消失殆尽，价值也随之毁灭。价值的毁灭让一切进入一种纯粹形式的运动，这关涉他所谓的“符号生产”，而绝非一种价值的生产。世界向同质性的纯粹形式化飞速运转，一切真理与价值全部塌缩进一种对真的“拟象”当中，而艺术所制造的幻觉则是其中最好的注解。而所谓“临界”，就是我们面对这个最终界域之前的那一刻，在世界完全普遍化和被超真实全部覆盖之前的那一刻。在这个场域中，我们无法再做任何道德判断，再说出任何振奋人心的话，因为一切的价值都已被疯狂地碾碎。2021年年初，长江文艺出版社（“拜德雅·人文丛书”）出版了当代著名思想家阿甘本的《什么是真实？：物理天才马约拉纳的失踪》。埃托雷·马约拉纳是意大利物理学家，他在1938年留下两封信后就莫名失踪了。阿甘本则在这本书中给出了创造性的解读。在书中，他认为，现代科学成为一种概率统计法，对诸多可能的现实进行估测，并以此来介入且治理现实。科学放弃了实在论立场而变成一种知识生产，它以预设现实的方式，对每一种可能性进行概率排布，从而实现其治理权力。而马约拉纳的失踪则构成了一种真实的溢出：“如果量子力学有赖于实在必须被概率性遮蔽的惯例，那么失踪就是真实从概率计算中逃脱并不容置疑地被确定为真实的唯一方式。”[8]科学知识作为概率统计学以介入现实，从而制造某种既定事实，让我们与真实绝缘。这一思想与阿甘本在讨论“潜能”问题时保持着一致性。对阿甘本来说，“潜能”意味着一种“非潜能”，即一种“能做却不去做”的能力，这是对现实的悬置，让一切都处于潜在当中。而科学知识对现实的介入，让这一潜在荡然无存，即概率统计学依据计算给予可能性以现实的规定。这使得真实被治理术替代，潜能被必然性置换。南京大学出版社“左翼前沿思想译丛”还收录出版了阿甘本的《王国与荣耀：安济与治理的神学谱系》。该书作为“神圣人系列”的承上启下之作，进一步地探索了西方的权力谱系。阿甘本在此书中，意图挖掘西方权力为何以对人的治理这一方式运行，这一运行方式又和荣耀（指典礼、仪式等）的关系是什么。阿甘本认为，想要看到治理的世俗化过程，就不能只考虑政治概念，还要考虑经济问题。阿甘本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出发，认为三位一体是两方面交织而成的：一方面代表着神本质上内在的三位一体；另一方面则是上帝的创造与表现，直接地表现为我们尘世中的经济的三位一体。这就形成了内在本体的上帝和外在实践产生的上帝造物两端。尘世中的经济治理（安济）作为一种上帝的造物，则必须预设一个本体的上帝，而这个上帝便是由象征神权的王国来表征的。这个装置要想正常运行，荣耀则是连接装置两端的必要手段。通过赞歌、仪式等方式，作为造物的经济治理找到了其神圣来源。而阿甘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荣耀的形式仍然保持着其效力。离世未久的斯蒂格勒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激进思想家，他高度关注技术问题，并继承了其师德里达的思想，不仅看到技术对现代文明和人类命运的积极方面（解药），也看到技术作为使现代人精神不断贫瘠与落寞的消极作用（毒药）。其代表作《技术与时间》系列的陆续翻译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国内人文学界对现代技术的研究重视，而202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又出版了这位激进思想家的另一代表作《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在本书中，斯蒂格勒继续挖掘当代技术对人贫瘠化的问题。斯蒂格勒认为，当前这个技术时代，把持了我们的审美能力，我们所有的“力比多”被技术所制造的图像、商品、艺术所挟持。人失去了自我个体化的基本权限，而被迫地将所有感性力量中介化，这是一种“象征的暴力”，这一暴力使整个人类精神陷入了极其贫乏的状态。任何的多元文化实际上只是这一象征的产物，它绝非实现人类自由沟通的合法场域。人的独特性在不断丧失，自我价值在这一象征中被同质化，人无法掌握生产，更不能生产自我。要抵抗这种经济学与美学的联合体——超工业，斯蒂格勒认为，我们应该恢复爱的能力，恢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原初自恋”能力，因为这一“原初自恋”恰恰意味着一种对独特性的审美与占有。这也就回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需要自我掌控人本身的力量。在其中，我们正经历一场美学的内战，需要进行新的感性分配。霍耐特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核心人物，其凭借围绕“承认”的社会批判理论而遐迩闻名。2021年，国内翻译出版了霍耐特三本关于“承认”的理论著作，分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思想剧场”收录出版的《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以及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收录出版的《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为承认而斗争》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代表作，早在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曾出版过此书（当时书名中未有副标题）。霍耐特在此书中是要回到早期黑格尔思想中，根据“为承认而斗争”模式，阐明一种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演了黑格尔的论证结构，区分出三种承认形式，而每一种形式都潜在地含纳着一种冲突；第二部分从三种承认形式（爱、法律与团结）中推导出三种蔑视形式（强暴、剥夺权利与侮辱），它们是激发社会冲突的行为动机；在第三部分中，作者揭示三种蔑视形式的历史经验，并构建一种批判框架以对其历史进程进行解释，这最终促使作者发展出一种以承认为基底的伦理概念。《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是霍耐特的最新著作。就如书名所彰显的那样，在此书中，霍耐特梳理了欧洲法英德三国关于“承认”这一观念的思想流变。霍耐特认为，法国思想从认识的角度看待承认，有将承认视为对自我抹杀的倾向，这是一种他者对自我主体性的中断；英国思想中的承认，意味着一种参与共同体生活的道德基准，个体的互相承认是共同道德生活的保障；德国思想则把他者的承认，当作自我理性的确证者，也即个体通过他者的承认获得了一种自我的理性规定性。这本书是对三国主要思想家有关承认问题的简要综述，是霍耐特在思想史中寻求的承认与回音。《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则是霍耐特的论文集，本书中所载的论文围绕如何在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承认理论构建开展讨论。霍耐特将所有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黑格尔主义的根基”，在此部分中，作者重新探讨了黑格尔实践哲学的本质构成，其认为黑格尔的中后期作品也没有放弃耶拿时期的主体间性思想；第二部分的标题是“系统性的后果”，在这部分，作者以黑格尔为基础重新审视正义问题，作者认为，要实现正义理论和社会现实更紧密的联系，对承认原则进行黑格尔式的改造是不可或缺的；第三部分的议题是“社会的和理论的应用”，这部分的文章旨在用前两部分文章所提出的理念来解释社会现实；第四部分的论题是“精神分析学的衍生”，作者在这部分试着做了一些其承认理论与精神分析学的跨学科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界就开始关注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为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的美学和文学批评理论曾给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伊格尔顿的初期作品大多是在其师雷蒙·威廉斯文化理论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而1976年伊格尔顿出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则是其文学批评理论的奠基之作。这本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伊格尔顿的经典作品，处处渗透着伊格尔顿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立场和唯物主义精神。伊格尔顿在70年代受阿尔都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在本书中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并把意识形态问题理解为一种现实文化语境。伊格尔顿区分了“作为生产的艺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将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加以分析，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这种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它影响着人们的思考与实践。伊格尔顿改良了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中的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从社会权力和知觉结构的角度解读意识形态，反对人本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系列收录出版的伊格尔顿的《论牺牲》，则是伊格尔顿的最新作品，是伊格尔顿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重要见证。该书的中译本有助于国内学界对伊格尔顿后期文化转向的研究。《论牺牲》这本书所引述的人物与材料博远杂深，作者以“牺牲”为视点书写了一部西方文明小史，内容中涉及了大量的神学与政治学内容。尽管这看上去是一种与前期以文学和文学批评为研究中心的伊格尔顿之断裂，但这本书与其前期的文学研究一样，仍然深植于伊格尔顿对历史文化语境与社会性的探索之中。伊格尔顿的“牺牲”，具有浓厚的道德意味也即殉道气质，他把“牺牲”作为生命价值和身体处置方式的最高形式，牺牲带来了救赎的可能性，将他者带来的焦虑抹平。在这里，伊格尔顿所述的“牺牲”有一种国家主义的倾向，也即牺牲是一种在责任意识下对暴力的拥护，其以暴力和死亡的形式维护了稳定的世俗统治，也即维护了最高的世俗暴力。“不言自明的是，人们必须完成自我解放的使命。而没有什么比死亡行为更能寄托这样的使命了。革命的概念解开了这样一个矛盾，即被霸权减损到某种僵死状态的客体，它同时也因此才能成为一个新的主体。……革命就是这样一个现代版本，而它的古代版本，我们就称之为：牺牲。”[9]伊格尔顿将牺牲作为革命的史前版本，将牺牲表述为塑造革命主体的必然历史过程。乔姆斯基是美国著名的左翼政治评论家、享誉全球的语言学家，他高度关注社会政治现实，时常对美国政治和政府进行激烈批评。202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人小丛书”收录出版了乔姆斯基的《必要的幻觉：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一书。该书仍然聚焦对美国民主的批判，分析了媒体背后的权力关系，揭穿媒体制造的民主与中立性。美国政府通过管控媒体与舆论以制造“必要的幻觉”来进行“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使其在虚构的民主与中立性中保持着正义完满的形象，从而对公众进行欺骗，合法地行使暴力。该书是乔姆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的演讲汇编，里面充斥着彼时大量的时政要闻。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系列还收录出版了安东尼·阿诺夫编的《乔姆斯基精粹》，该书精选了乔姆斯基跨越半个世纪的25篇代表作。全书所采撷的文章共分三大部分，包含了乔姆斯基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对美国政治与外交的评论、语言学与心智研究理论三个板块，是读者初识乔姆斯基的一道便捷之门。米夏埃尔·海因里希是德国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202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收录出版了海因里希的名作《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海因里希将马克思视为一位对价值和拜物教主宰的社会之批判者，而整部《导论》正是在这样的视点下进行解读的。解读《资本论》，并不是只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揭露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是要挖掘出马克思对整个国家与社会概念的科学革命性。全书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重新探讨了资本主义、工人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第二章阐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第三到五章论述《资本论》的第一卷；第六章论述第二卷；第七至十章论述第三卷；第十一章开展了对国家的批判；第十二章论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同样作为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米夏埃尔·宽特的《卡尔·马克思哲学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诚如译者所说，这部作品能够帮助国内读者了解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德国哲学界一般性的研究现状。宽特在本书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切入，具体地分析了“人的解放”“类形而上学”“历史”“承认”“市场批判”“辩证法”等几个哲学问题。宽特论证了青年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的一致性，反对阿尔都塞的“断裂说”，以黑格尔哲学为背景，以历史原典为依据，“复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过程和时代语境。宽特创造性地用承认理论介入对马克思哲学的思考，特别在于分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承认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社会维度。比如，他在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和等价交换中，看到了一种对对方和角色的承认：“正如1844年《穆勒评注》中对承认概念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这一对立是承认的外化版本。将对方作为买者和卖者来对待就是一种承认态度，它预设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和他人在担当着这些角色。”[10]这是一种承认着的对立和对立着的承认。商务印书馆（“文化地理学译丛”）还出版了人文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的代表作《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和空间的生产》（刘怀玉、付清松译）。早在2015年，作为该书译者之一的付清松就出版过《不平衡发展：从马克思到尼尔·史密斯》，介绍了自马克思以来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读者从该书中即可初窥尼尔·史密斯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以及其与马克思、哈维等人的关联。史密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方法，从关注城市空间问题走向了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他将“自然的生产”与“空间的生产”统一起来，将自然与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归结为资本的控制。尽管史密斯没有对人的能动实践和社会关系做出太多的论述，但他仍然强调，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终止不平衡发展的纯粹经济逻辑。巴什拉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他一直致力于调和理性与经验，借助其“认识论的断裂”，试图建立一种科学思维与诗性思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轻与重”系列收录出版的《绵延的辩证法：关于休憩的哲学》中，巴什拉从时间的角度阐释了其一贯思想。本书前一部分讨论了柏格森的绵延问题，在此基础上，后一部分阐述了巴什拉自己的时间思想。柏格森将时间视为一种不可切分的绵延，反驳科学实证主义将时间空间化、切分化的倾向。巴什拉将时间视为一种非连续性叠合，也就是说，时间并非均质的，而是有强度差异的。只有在这种时间中，认识论的断裂才会发生，诗性的想象才会涌入无尽的断裂之中。拉康被称为自笛卡尔以来最重要的法国哲人，他坚守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商务印书馆“雅克·拉康研讨班”系列收录出版了《研讨班七：精神分析的伦理学》，这本书是对拉康在1959年到1960年研讨班的实录。在本书中，拉康想要建立一种以欲望为核心的精神分析伦理学，他回顾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快乐原则的论述，途经功利主义抵达了弗洛伊德的冲动学说。通过创造性的解读，他把欲望和行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精神分析的伦理学是以欲望为核心的一套行动逻辑，它反对传统以善为中心的伦理学，将善视为对欲望的阻碍。拉康还用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为其作注。拉康认为，安提戈涅的行动体现了其死亡欲望，这种对死亡欲望的践行与善无关，而是一种美的体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拜德雅”）还出版了拉康派精神分析家迪伦·埃文斯的《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拉康的著作中有大量不好理解的概念，这本辞典在拉康研究界中广受好评，可为读者减轻阅读拉康和理解拉康的难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两本关于精神分析的著作，一本是莫尼克·达维德-梅纳尔的《精神分析：快乐与过度》（“轻与重”系列），另一本是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的《精神分析私人词典》（“私人词典”系列），两位作者都是来自法国巴黎七大的精神分析师。在《精神分析：快乐与过度》中，作者基于快乐与过度的快乐所引发的痛苦，阐述了精神分析的治疗目的：让病人理解快乐，并与自身和环境和解。《精神分析私人词典》是作者以精神分析为主题，以词典的体例书写的个人经验，词条涉及诸多方面，理论性不强。西蒙东是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他的思想影响了德勒兹、加塔利、斯蒂格勒等人。广西人民出版社（“拜德雅·人文译丛”）出版了西蒙东的《动物与人二讲》，这是首次被翻译为中文出版的西蒙东著作。这本书由西蒙东两次课程讲稿组成，正如书名所示，本书探讨的是人与动物的问题。西蒙东在此书中梳理了西方由古至今一系列思想家对动物问题的论述，大多数思想家都把人与动物截然两分，而西蒙东对这种划分并不感兴趣。西蒙东之所以要回顾“动物与人的区分史”，是为了表达其“个体化”思想。长江文艺出版社（“拜德雅”）出版了法国人文主义者让-弗朗索瓦·马太伊的《被毁灭的人：重建人文精神》。马太伊坚决反对福柯“人之死”的说法，他在本书中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想大加挞伐，试图回归传统的人文精神当中。本书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多个方面，还将电影与电子游戏批评置入其对人文精神堕落的反思当中。近年来，生命政治研究在国内人文学界方兴未艾，国外的一些研究生命政治的学者不断受到国内的重视与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拜德雅·人文丛书”）出版的《非政治的范畴》，是在生命政治研究领域中有很大影响的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早期作品，这也是埃氏作品的首个中译本。埃斯波西托将现代政治视作诸种政治思想范畴内的产品，而这些政治范畴从其源初就带着一种价值上的假设，政治的运作方式在于其对这种预设的价值之无限承认。埃斯波西托试图跳出这些有限的政治范畴，解构这些范畴背后的价值预设，而其所谓的“非政治”正是对超越政治范畴的尝试，其目的是跳出当前政治地形图，重新思考政治，瓦解政治背后的神学机制。同样作为意大利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的诺伯特·博比奥，其代表作《霍布斯与自然法传统》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不列颠古典法学丛编”收录出版。本书从霍布斯开创的近代自然法理论为视点，系统地对霍布斯政治哲学进行了梳理，其中掺杂着作者的一些政治思考。该作是一本不错的霍布斯导读书，读者也可从其中略窥国外对霍布斯的研究现状。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将视觉文化带入人文学界的视野中，重庆大学出版社和拜德雅的“视觉文化丛书”，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马丁·杰伊的《低垂之眼：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与米切尔的《图像理论》正在其列。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缘起可追溯至柏拉图，杰伊的《低垂之眼》开篇即梳理了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的西方视觉思想史，将西方的视觉中心主义作为标靶开始评述法国当代思想对之的反叛。途经启蒙辩证法的概念，杰伊将视觉中心主义统一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现代启蒙的理念之中。全书涉及了20世纪法国诸多重要思想家，从柏格森到利奥塔、德里达，杰伊以视觉辩证法书写了一部法国当代思想简史。《图像理论》是视觉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之作，其2006年初版的中译本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内对视觉文化的研究，这次重印经典，也是对当年不充分的国内研究环境在文本翻译上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之改良。米切尔在这本书中致力于建立其图像学元理论，在现代技术导致的图像泛滥的当代，米切尔不满于将图像作为文字的解释和附庸，而试图将图像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对象进行考察。对于米切尔来说，图像和文字同等重要，并且其具有独立于文字和语言的自我指涉能力。作者试图将语言与图像调和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新的异质性的图像。同时，米切尔在分析图像时，认为图像不能反映“真实”，任何图像本身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作品。直面当下资本主义现实，是左翼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态度。时隔六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美国艺术史家、艺术理论家乔纳森·克拉里的《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这也正彰显出这本书的时代意义。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让当代人疲劳不堪，人被资本裹挟着进入资本主义的运动链条当中，而人的睡眠却恰恰是对资本主义的短暂逃逸。人的睡眠躲避了资本扩张与增殖所要求的生产与消费，而资本为了其自身的目的正不断地侵蚀人的睡眠。克拉里将人的睡眠作为一种打断资本主义进程的力量，并将睡眠引申为人的梦和想象，其认为想象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未来必须要从睡梦开始。本书观点明确，涉猎当代社会诸多方面，并积极引用西方著名的左翼思想家的理论，我们从中能够反复看到布洛赫、德波、德勒兹、斯蒂格勒等人的名字。长江文艺出版社（“拜德雅·人文丛书”）出版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伯特·托斯卡诺和美国作家杰夫·金科合著的《“绝对”的制图学：图绘资本主义》。观题知义，作者借用了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概念，试图“绝对精准”地表征资本主义。本书集纳了一系列的艺术作品，作者通过揭示这些作品背后的资本内蕴，让读者了解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运行逻辑，试图在丧失自我的现代世界中，重新找到一个表征当前世界的基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德国左翼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的《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本书由施特雷克自2011年以来的多篇论文汇成，主要以欧洲为视点，讨论资本主义弊病。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因“过度资本化”而走向衰亡，社会结构变得愈加不稳定，不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安全感和方向感。书中章节各有主题，涵盖了“民主资本主义”“消费政治学”“欧洲财政问题”“欧洲一体化”等当代欧洲资本主义问题。202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了欧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以及小威廉·休厄尔的《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盖尔纳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开展分析，认为民族是现代性的产物，而并非历史沉淀下的自然结果，民族由民族主义造就而非相反。休厄尔的《历史的逻辑》亦是一本非常的社会理论著作。休厄尔并置了不断重复的结构和打断进程的事件这两个概念，试图将重复与断裂、结构与事件相结合，打通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壁垒。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斯科特认为，社会关系中的个体都是按照某种剧本在表演，在公共领域中的剧本被称为公开剧本，这是对统治合法性的界定。而在权力支配范围之外，还存在与公开剧本相对的潜隐剧本。潜隐剧本具有对公开剧本的抵抗力量，它是被统治者表达真实意见的领地。潜隐剧本的公开化，则是抵抗的高峰时刻。广西人民出版社（“拜德雅·文学·异托邦”）出版了超现实主义诗人盖拉西姆·卢卡的《爱情发明家》。卢卡早年曾提出过“非俄狄浦斯”的思想，这一思想自然地引起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兴趣。德勒兹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称其为“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爱情发明家》是卢卡关于爱情和死亡的组诗，卢卡用爱情和死亡的诗句来吟咏其“非俄狄浦斯”思想。该书包括“爱情发明家”和“死亡的死亡”两个部分。卢卡认为，真正的爱情必须突破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俄狄浦斯情结，突破俄狄浦斯情结的爱情才是真正的自由的爱情，是具有革命性的爱情；而死亡作为人生的终极屏障，必须被革命的自由的爱情宣判死刑。卢卡的诗风晦暗多变，离碎难明，具有典型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卢卡的“爱情发明家”无疑受到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兰波的影响。兰波曾说：“爱情必须被重新发明。”无独有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拜德雅·人文档案”）出版了法国当代诗人、诗论家伊夫·博纳富瓦的《兰波评传：履风的通灵人与盗火者》。这本评传是博纳富瓦在20世纪60年代所作，彼时正是其艺术转型期，而兰波则是促成其艺术理念改变的拐点。在博纳富瓦那里，兰波是自由的观己者，是反叛的炼诗人，他把生命与诗熔为一处，在混乱与苦涩中寻求超越。博纳富瓦并没有将兰波放在象征主义伟大诗人的通俗意义上来理解，而是深入兰波的精神世界，挖掘诗人改变现实的意志。兰波是现代性中突兀的一角，是巴黎公社在夜空中的回音，也是博纳富瓦叛出超现实主义的心萤。借鉴世界各国学者对当下世界的思考，直面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是每一位人文社科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个万物互联的世界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孑然茕立于世。而西方左翼思想对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反思，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面对当前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况，把握好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脉搏，我们应该加深与西方左翼学者的对话，积极构建中西方学术研究共同体，努力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新的开拓。
[1][德]阿多诺.本真性的行话:论德意志意识形态[M].谢永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2][法]阿尔都塞.无尽的焦虑之梦:梦的记录(1941—1967)[M].曹天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5.[3][法]福柯.性经验史(第四卷):肉欲的忏悔[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4][法]福柯.知识意志讲稿[M].张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262.[5][法]福柯.我,里维耶,杀害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19世纪的一桩弑亲案[M].王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5.[6][法]巴迪欧.戏剧颂[M].蓝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83.[7][意]奈格里.野蛮的反常:巴鲁赫·斯宾诺莎那里的权力与力量[M].赵文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8][意]阿甘本.什么是真实？:物理天才马约拉纳的失踪[M].温琰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64.[9][英]伊格尔顿.论牺牲[M].林云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261,262.[10][德]米夏埃尔·宽特.卡尔·马克思哲学研究[M].熊至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17.任来 蓝江 | 2020年西方左翼思想译介盘点
沈天乙 蓝江 | 从兼容并蓄到百花齐放：透过获奖图书来看当代哲学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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