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赵奎英等著，人民出版社，2019【导读】在审美活动领域大幅扩张，已有美学理论的问题日益突显的今天，重建一种更加完善的“新审美学”成为时代需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赵奎英教授的这部著作在对中西当代美学知识谱系的重新书写和对现代认识论美学的分析、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路径以及综合创新的可能性，并以此积极介入中国当代美学话语体系建构。【关键词】美学基本理论 新审美学 话语体系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名言不仅表达了对真理的追求，更是道出其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即在对前辈学者的思想学说进行分析、反思、批判与超越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新学说。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学术方法正是两千年来人类思想学说得以不断推陈出新的基本路径。自鲍姆嘉通创立美学学科以来，一代代美学家都是通过反思和超越前人来建立自己的美学理论，每一个美学流派和思潮也同样是通过分析和反思已有理论来重建美学基本理论的。可以说，美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美学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建史。赵奎英教授的新著《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正是在对当前时代语境中已有的主要美学基本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试图“重建一种回归生活世界，指向生态审美，关注艺术的当代发展，充分考虑身体知觉在审美中的作用，能对各种审美活动进行解释、批评和创构的更具有整合性的美学基本理论”[1]26。为了实现重建这一更符合时代需求、更加完善的“新审美学”的宏大目标和艰巨任务，赵奎英教授带领团队成员，以49万字的宏大容量，对当前美学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并对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路径与方法进行了深入阐发和积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美学基本理论重建视角下
中西当代美学知识谱系的重新书写
鲍姆嘉通将美学定义为一种感性学，即研究人的“低级认识能力的科学”。但在其后，美学的研究对象、内涵和外延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尤其是在20世纪，中西方美学都经历了理论的转型，呈现出多元杂糅的状态。赵奎英对这种状态进行了描述，她指出：“西方美学在研究对象上经历了一个从美到（纯）审美（主要是艺术审美和自然审美），到艺术，再到泛审美（艺术、环境、身体、生活、文化审美等）的历程。美学在西方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审美学’了。”[1]19同样，在中国美学界，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就至少存在着或出现过这样几种主要说法：美、艺术、艺术—审美关系、审美经验、美感经验—美—艺术、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审美现象等，不一而足，“也存在着一种从‘美’与‘艺术’到以‘美感经验’为中心的‘美’与‘艺术’，再到以‘审美活动’为主导的‘审美’转向”[1]22。美学基本理论的复杂状态及其理论转型，正是当前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现实语境和理论前提。因此，要重建美学基本理论，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当前美学的现实语境进行系统清理和分析，从而为理论重建工作奠定基础。
基于此，作者对中西美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世纪美学的转型过程以及当前状况进行了梳理。但是，这种梳理并不是美学史研究那样对美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历时性书写，而是从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角度，对美学的转型做知识考古学式的考察和知识谱系学式的书写，侧重于美学基本理论演变过程中的断裂与变化，以及其重建的路径与方法。在第一章《理论转型与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当下语境》中，作者对中西美学的理论变革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在对西方美学研究的当代变革的讨论中，作者认为20世纪西方美学在本质主义缺失之后，出现了各种思潮流派竞相发展、多元共生的特点，而这样一种变化带来了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即传统的人本主义和现代的科学主义的和解、审美经验研究的转向与回归、从主张审美无利害性转向参与性的审美，以及批判思潮影响下美学研究中批判性的彰显等。其结果是西方美学研究的领域也得到了拓展，生活世界的审美意义被突显出来，自然美研究由边缘逐渐走向中心，虚拟空间和网络艺术也为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等。20世纪中国美学深受西方美学影响，但由于中西现实问题的不同，中国美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作者将中国当下美学概括为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和文艺美学四大主导形态。在作者看来，这四种美学形态本身就是当代中国美学重建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中国美学未来重建的新起点。因此，在后面几章中，作者分别对这四种美学形态的形成过程、核心命题、理论贡献及其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和阐释，进而讨论了克服其局限性以建构一种能够整合这四大美学形态更具合理性的“新审美学”的方法与路径。而据此建立起更具整合性的美学基本理论，将更好地回应审美活动领域的新变化，并从根本上推进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者对美学的知识考古和谱系书写不仅限于第一章的宏观概述，而是以此为基本研究方法，对各种不同美学形态的知识谱系和基本理论问题都进行了系统勾勒与深入考察。比如，在第五章《生活世界与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现实根基》中，作者不仅对西方日常生活哲学和美学的谱系进行了梳理，分析了日常生活美学在康德美学中的萌芽及其与康德认识论美学的纠缠，阐述了胡塞尔的“回归生活世界”理论、海德格尔对此在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的论述、维特根斯坦的回归“生活形式”论，以及舒斯特曼身心合一的实用主义美学的发展，而且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大讨论为中心，探讨了中国生活美学在当代大众消费文化和网络文化流行语境中的兴起问题，进而以马丁·泽尔的显现美学、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齐藤百合子的日常生活美学等为中心，讨论了生活论美学对当代美学的拓展与重塑。同样，在第六章《艺术理论与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重要依托》中，作者从美学产生以来与艺术哲学之间的纠缠关系入手，梳理了从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到“艺术的终结”所带来的美学观念的变革，再到当前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独立与美学理论的扩界问题，进而思考了艺术学理论与美学在学科建制和理论生产等方面的内在关联、差异与挑战。从美学基本问题重建的角度对美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当前居于主导地位的几个美学形态进行谱系考察和知识考古，不仅使这项研究的视野极为宏阔，也为这些美学基本问题的分析提供了历史的纵深感，更为重建一种新审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使每一个命题的分析和讨论都有理有据，有的放矢。美学基本理论重建视角下
对现代认识论美学的
分析、反思与批判
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必须建立在对已有美学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美学诞生于18世纪西方认识论哲学的氛围中，鲍姆嘉通将Aesthetics命名为一种“关于感性与感性认识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对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感知能力”。可以说，美学的初始任务就是对认识论的丰富和完善，以及对过度重视理性认识能力而忽视感性认识能力的纠偏。如果说鲍姆嘉通的美学还只是感性认识科学的萌芽，那么康德的美学则为认识论美学确立了典范，其所提出的审美无功利、共通感、纯粹美及其与依存美的关系等诸多概念与命题，对后世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康德美学既是现代美学的奠基，也是后世美学诸多局限性的源头。康德之后的西方美学重建大多是以康德美学为靶子，要么是继承、吸收和发展康德美学，要么就是反思、批判和超越康德美学。与此同时，20世纪中国美学也深受康德认识论美学的影响，无论是现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新时期的实践美学，还是新世纪的生态美学、身体美学和艺术美学，也都或多或少带有康德的影子，虽然有些是正面继承，有些是反思超越。
作者清晰地认识到康德美学的贡献与局限，并以如何反思、批判和超越康德美学为基础，展开了对20世纪美学基本理论及其重建路径的分析。在第二章《审美扩张与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问题领域》中，作者从时间、空间与身体等方面对当前审美的扩张展开分析，提出了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问题域。作者认为，西方近代以来在以康德为代表的认识论美学影响下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美学，在当前审美扩张的语境中，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康德美学的缺陷不只是赫伯恩所说的“对自然美的剥夺”，还在于对审美过程中身体参与和体验的忽视，而后现代美学和艺术审美的现实要求美学重建，“必须思考身体诸觉对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意义，‘身体快感’这一概念必须进入美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区域，成为对‘美感’进行全面描述的依据。……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美学知识体系之后的美学应该把功能性的美以及‘环境’或更准确地说应该把‘空间’引入美学基本理论体系，把接触或使用功能性的对象以及处在‘环境’与‘空间’中人的身体感觉作为美学重建的基本依据”[1]169。康德过度注重视觉和听觉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性，倡导以视听为主导的静观审美和形式自律，而视听之外的身体触觉等因素则作为快感而被排除在审美活动之外，并认为审美判断与感官判断水火不容。作者认为：“现代美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合法是从康德开始的，而且康德美学在‘身体感受’的缺失方面也同样典型。”[1]152康德试图给审美判断划定界限，进而确定美学的边界，这使作为学科的美学研究得以明晰，但同时也使被他划在美学之外的诸多活动难以为美学所承认。作者指出，康德为了划清美学的边界，对审美进行了“三重过滤”，即将真、善和官能感受排除在外，试图以此得到最纯粹的审美对象，而这种过滤带来了“两大难题”，“解决了以纯粹的艺术作品为对象的审美活动难题，但是却留下了另外两个难题：‘功能性的、使用性的’美和自然美”。[1]163基于此，生活美学和环境美学均以康德为靶子，试图超越康德为美学所划定的疆域，拓展美学研究的空间。康德美学以审美主体的眼睛和耳朵为审美器官，而把身体的嗅觉、味觉、触觉等官能感受作为快感而排除在外。作者以欣赏玫瑰花为例，指出康德的审美判断更多是“由预设的‘观念’出发，而不是由‘实事’出发”，这种做法“势必造成由于寻求‘某物’的纯粹主体性，而把‘某物’变成了观念，把那些不具备质量或者质素上单一特性的‘某物’排除在外了”。[1]164事实上，我们在欣赏玫瑰花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其香味的影响，而无法抽象地欣赏一朵没有香味的玫瑰花。康德美学的这种局限性在后现代美学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身体在后现代美学中得到了全面复苏。而进入微时代或加速时代之后，传统的美学理论又遇到了新的挑战，重新思考“微审美媒介”和“审美时间”问题，成为美学重建的重要方面。因此，只有将“审美无功利”这一适合于以纯粹艺术品为对象的审美原则“先行悬置”，新的美学知识体系才能因而得以诞生。[1]170正是通过对康德美学及由其所建构起来的现代认识论美学知识体系和美学基本问题的深入分析、反思和批判，作者为后现代身体美学、生活美学、文艺（艺术）美学和生态（环境）美学等的出场及其对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做出了合法性论证。事实上，20世纪诸多美学思潮都是在反思、批判和超越现代认识论美学的基础上得以重建的。作者认为，认识论美学以美的本质问题为核心，这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美学基本理论中最为复杂且难以给出准确定义的问题。柏拉图就指出“美是难的”。但尽管如此，在认识论美学框架下，美的本质问题又是难以绕开的，是美学不断发展与重建的基本切入点。在第三章，作者对美学史上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和重建过程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一个新的美的定义总是一个时代美学成果的最重要标志，是一个时代的美学的气质，如果没有崭新的美的定义，那么这个时代便是一个在美学上没有自己个性与独特贡献的时代。”因此，作者断言：“美学的发展史首先就呈现为美的定义的演进史。”[1]181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作者对美学史上关于美的诸多定义进行了分析，并提炼出“美的三维认识路径：实践、和谐与生态”。在作者看来，这三种路径在美的本质的建构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实践是美的生活来源，和谐是美的存在方式，而生态则是美的价值旨归。作者通过对古希腊以来美学史的演进中美的本质的实践论与和谐论的发展进行分析，进而认为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时代语境中，实践论与和谐论的美学观的局限性日益明显，而新的问题是“人们应该怎样从建立‘生态文明’的角度来思考美、界定美、创造美和享受美”[1]193。通过对这三种认识美的路径的分析，作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人类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去建立一种充分体现和谐生态关系的和与时俱进的审美理念。总之，美是实践中生成和显现的和谐的生态存在关系。”[1]199显然，作者对美的这一定义是试图将古典的和谐观念、现代的实践观念与后现代的生态观念融合在一起，建立一种相对完善的美学理论。
在对美的本质的重建路径的分析之后，作者分别对生活美学、艺术美学和生态（环境）美学的基本问题及其重建美学的路径展开了分析。“转向生活世界”是当代美学发展的新趋势之一。在第五章，作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美学的“生活转向”的历史及其形成的美学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从日常生活角度重建美学的可能性。作者认为，生活美学是对18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论美学的超越，它将“回归生活世界”作为走出认识论美学范式的途径，并将生活世界作为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现实根基和理论支点。但是，回归生活世界并不是认识论美学之后的美学问题，而是蕴含在认识论美学的建构过程中的。鲍姆嘉通将美学定义为研究人的低级认识能力的科学，从而确立了认识论美学的基调。但是，从康德开始，美学就出现了走出认识论美学的倾向。康德把审美作为认知与道德之间的桥梁，从而被视为“走出认识论美学的第一步”。[1]324因此，作者十分重视康德美学的这种双重性，对其认识论因素及其走出认识论的倾向做出了细致的分析，凸显出康德美学的内在张力，并进而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舒斯特曼等人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与西方美学从哲学层面回归生活世界不同，中国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是在由大众消费文化兴起所引发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大讨论中逐渐形成的。基于此，作者对新世纪之初中国美学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大讨论的过程、观点和影响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那么，生活论美学如何拓展和重塑了当代美学呢？作者认为，日常审美经验拓展了美学的新领域，对“感知星丛”与单一感知的批判重塑了美学的“介入性”，而日常交往的审美共同体则使美学更具“建设性”。总之，生活美学在超越认识论美学局限性的同时，极大地拓展了当代美学的视域。黑格尔将美学定义为艺术哲学，对后世美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具体表现为艺术始终居于美学研究的中心位置。尽管当代美学都在试图走出艺术哲学的窠臼，在自然、生活、身体、文化等方面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以此来重建美学基本理论。但是美学又不能脱离艺术，因为无论如何，艺术仍然是美最为集中的体现，也是美学最核心的研究对象和美学重建的“重要依托”。因此，作者认为，西方后现代文化和艺术实践对现代美学和自律论艺术观念发起了挑战，后现代艺术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对立，倡导二者的同一，把生活中的寻常物纳入艺术之中，极大地丰富了艺术研究的对象和艺术感知的范围，这就需要新的美学和艺术理论对这些新变进行解释。当代艺术实践引发了传统美学观念的诸多变革，并且重建着新的审美理论。作者非常清楚地了解美学理论的这种新动向，并以卡尔松对建筑艺术、梅洛-庞蒂对绘画艺术、柏林特对文学和音乐艺术的审美特征的阐释，以及当前艺术批评的新发展等问题的讨论，分析了艺术审美与美学重建之间复杂的内在关联性。通过这种分析，作者给出了艺术美学基本问题重建的新路径：“当今的美学理论建设要‘去艺术中心化’，走出艺术中心主义的研究窠臼，从艺术、自然、生活、身体、文化等广阔的维度出发，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美学理论话语。”[1]401不同于将生活世界作为“现实根基”、将艺术理论作为“重要依托”，作者将生态审美作为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精神指向”。中国生态美学的兴起是我国由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型的美学回应，其哲学立场是“由传统的认识论转向生态存在论，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整体论”[1]447。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认识论美学是工业文明时代的美学，而生态美学则代表了后现代生态文明时代美学的价值取向。作者明确指出：“生态美学是现实的，而不是观念的，是存在的，而不是逻辑的。”[1]449生态美学不只是在价值论层面为当代美学重建提供了“精神指向”，而且它所提出的诸多范畴极大地拓展了美学基本理论的论域。作者认为生态美学是对传统“人类中心论”“艺术中心论”“静观的形式的美学”和美学领域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和超越，因而将生态审美生存作为当下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指向和归宿。通过对当代身体美学、生活美学、文艺美学和生态美学的基本问题的分析，作者清晰地揭示了20世纪中西方美学为了突破传统认识论美学的局限而重建美学基本理论的路径和成就。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分析中，作者认为这些美学理论在推进当代美学发展的同时，它们之间的割裂状态并不符合审美活动的实际。要继续推动美学的发展，就要重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审美学”，即“重建一种以生态审美为指向，以生活世界为基地，以艺术审美为依托，注重身体各感官知觉的统合运用，既具有理论解释性又具有文化批判性和实践构成性的美学基本理论”[1]63。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学术目标，作者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构想，而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一代美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国人具有丰富的审美经验，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对中国人审美经验的深入思考和讨论，但是作为学科的中国美学，是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20世纪初期，美学这一德国理论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并经过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极为繁荣的学科。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深受西方美学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美学的发展看作是对西方美学“冲击”的简单“回应”，而应该是中国美学工作者根据中国现实需要对西方美学进行有意识的甄别、有选择的接受，并与中国传统美学相融合的结果。比如，王国维和蔡元培等之于德国古典美学，蔡仪、黄药眠、吕荧等之于（俄苏）马克思主义美学，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和蒋孔阳等的新实践美学之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及生态美学之于西方当代存在论美学和环境美学，等等。尤其是美学在中国20世纪之所以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中国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深度介入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从宏观上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借用不同的西方资源，来面对和解决不同的中国问题。比如，王国维和蔡元培试图借用康德和席勒的美育理论思考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和现代中国的启蒙问题，以朱光潜、蔡仪、吕荧、李泽厚等为核心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新时期之初围绕实践美学的大讨论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密切相关，而新世纪生态美学的兴起则是对现代工业社会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深度反思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回应。
作者正是在中西跨文化对话的角度思考当代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问题的。在作者看来：“西方美学的传入，让中国文化中包含的美学意蕴得到了重新的阐释，并且西学精神与中华美学智慧对话与交融，从思想、体系和范型形态等诸多层面将中国现代美学引向了一条新生之路。”[1]119作者将中国当代美学的主要形态概括为身体美学、生活美学、文艺美学和生态美学，但是除了文艺美学和生态美学之外，其他都并非原生的中国美学形态。即使文艺美学和生态美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建立的美学，但其建构过程也深受西方美学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当代美学是在中西跨文化对话中建立的，但这种对话并不都是平等的，而是“经历了从失语到对话，从单一的西方理论话语输入中国美学思想向西方学术界输出的双向交流的过程”[1]120。尤其是在树立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时代命题中，中国美学的发展就要从“美学在中国”走向“中国美学”，建立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体系。因此，在这本著作中，作者始终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采用中西跨文化对话的方法，以中国当代美学中的身体美学、生活美学、文艺美学和生态美学为主体和理论框架，分析和讨论了这些美学形态在中西方重建美学基本问题的不同路径和方法。通过对这些美学基本问题的核心内容及其重建路径的分析，作者提出了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审美学”理论构想，并做出了切实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项研究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立场和问题意识，那就是从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的角度积极介入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注释：
[1]赵奎英等.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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