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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泉 | 固本清源，推微知著——评朱寿桐《澳门文学编年史》
专栏
学术书评
【关键词】澳门文学 文学编年史 文学文献学 汉语新文学 学术自信
作为一项大型的澳门文学研究工程，《澳门文学编年史》（1~5卷，第一期工程）的编撰成功具有重要意义，一言以蔽之便是：固本清源，推微知著。任何一部文学编年史，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工作基础之上，该著最突出的特色就在于：对澳门文学历史文献资料的系统化整理，是谓“固本清源”。这不仅是指对于原始资料的探寻、归集、辑佚，也是指对于新出史料的收集、校对、编订，还是指对已有史料的考辨、补充、完善。一部高质量的文学编年史，又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清理工作，绝不是史料静默地铺陈，它必然体现修史者的文学史观和学术思想，因此在接受者来看，阅读此著不只是回望澳门文学的珍贵历史记忆，更能够在它丰富的历史细节中激活更多的研究思路，此之谓“推微知著”。下面分别从编纂体例、文献整理、文学史观三个角度论述之。
01
文学编年史的学术价值
通常文学史写作广泛采用的技术路线是“章节体”，类于“纪传体”，即以文学类别、体裁为骨架，以作家、作品为血肉，按时序先后编写文学史。对于重点作家、重要文学事件，“章节体”会予以强化，设置专章、专节加以突出，并对作家排定座次。另一种则为“编年体”，规规矩矩按年代次序，将文学事件老老实实铺列在时间线上。两种修史路径各擅所长又各有其短，正如《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差别，其实并无高下之分。但若细细统计一番，前一种的数量明显会大大高于后一种。对此，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总主编陈文新曾有过观察：“纪传体”长期“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2]
众所周知，治史编年的学术传统在我国悠远漫长，自孔子编修《春秋》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及至历朝历代的“起居注”与“实录”，依据岁月年轮的自然时序记述史事，历来为史家修史要法之一。就文学史而言，“编年”作为一种重要的编撰方法亦被广泛运用，如编订作家年谱、作品年表、文学大事记等。然而无论文学通史还是文学断代史，敢于整部、通篇采用“编年”体例编撰的文学史并不常见。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编年”修史更难！“编年”之难，难在史料，从收集到辨析，从分门别类到时序编排，无一不是细致入微、耗费心血的苦差。“编年”之难，难在考证，小到一篇文章，大到一个文学事件，其出处、其过程都需要“凭证”，同时作为严谨的史学研究，“孤证难立”，常常还需寻找另外的旁证、佐证……
皇皇五大卷的《澳门文学编年史》，历经十载编修而成，其间克服的困难当然远非上述几点。另外，需要提及的是，作为“文学编年史”，“编年”体例的优势，就在于以“时间的力量”来显示文学的多维空间，从而形成文学历史场景的重现。这种“时间的力量”不但是文学历史纵向发展的“历时性”演进过程，而且实际上是被当作“共时性”加以确认的。例如，《澳门文学编年史·第二卷》，编年的范围是1950—1969年，这20年的文学史料在均匀的时间能指中流动，公元纪年连续性产生的时间切割，使得接受者可以深切地感受一种文学史被等分化的状态，而这种感受是接受者与文学活动行动者处于同一个“共时性”的语境中，中介于文学史撰写者的历史叙述所达成的。“文学编年史”的文本似乎“沉默不语”，但当接受者触摸它的时候，这些史料似乎又发出了声音，这声音不是文学史编撰者强加灌输给接受者的，而是将“权力”交给了接受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编年”显示出了它的独特魅力，任何接受者无须被强制性接受编撰主体的文学观念入侵，始终可以保有“自我”与“文学存在”之间“对话”的可能。这种“时间的力量”与伽达默尔所说的“时间性”相似，正如他在评述海德格尔与狄尔泰学说时所指出的：“只存在编年史，因为人的历史性此在本身就是时间。”[4]尽管“历史时间”永远无法倒回，但文本可以通过“书写”和“语言”战胜“历史时间”。只有理解了这一点，再去阅读五卷本《澳门文学编年史》，才必然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从而“推微知著”。
最早的“澳门文学史”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以来关于澳门文学历史研究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如澳门戏剧研究、新移民文学研究、土生文学研究等，均未采用编年体例，《澳门文学编年史》体例上的开创性显而易见。
02
澳门文学文献学的建立
文学编年史与一般文学史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对文学史料与文献处理的要求极高，因为其撰述强调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艺思潮及文化规制在自然时序中的客观线性轨迹，所以力求更加谨慎、精准、严密。《澳门文学编年史》征引与梳理的来源资料尽管卷帙浩繁，却做到了钩沉抉微、条分缕析。概括起来，它在文学文献学方面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全面发掘、辑录、整理了澳门各大报刊中的澳门文学作品；第二，对澳门作家进行了系统化的考定。
报纸与杂志中的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日益受到关注，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但针对澳门报刊的文学文献综合研究几近空白。澳门作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发源地，报业一直兴盛。报刊这一传播媒介在近代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的世界，尤其是报纸的文学副刊，时至今日依然是文学作品发表的重要园地。澳门的各大报纸几乎都设有文学或文艺性副刊及版面，即使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当下，这些文学副刊和版面并没有被数字化阅读所取代，澳门读者仍旧热衷于这样传统的纸面阅读方式。不过澳门的各类报刊数量极为庞大，散失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对其中的文学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的难度极大，少有学者问津。《澳门文学编年史》整理的澳门报纸副刊有22种之多，覆盖了澳门三大报纸《澳门日报》《华侨报》《市民日报》所有刊登文学作品的副刊。
澳门报纸副刊承载了大半部澳门文学史，澳门文学作品的初次发表大多数都完成于副刊，找准了这一线索，实际上就抓住了澳门文学发展变迁的脉搏，也就把握住了澳门文学的基本状貌。换言之，研究澳门文学，如果不在报纸副刊的文献方面下足功夫，往往会流于表面，甚至会得出不合史实的结论。《澳门文学编年史》编撰者通过整理副刊文献，就发现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对于20世纪70年代澳门文学的看法，原来普遍的观点与做法是：“将70年代文学视为荒芜一片……研究者转而寻求澳门离岸文学的‘拾遗’……”[5]3而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非但不是“荒芜一片”，还相当“繁盛”，仅《澳门日报·新园地》副刊在1970—1979年这一时期就发表小说共378部，是“通常认为的澳门离岸文学小说34篇”的10倍还不止。[5]5该著对于澳门报纸副刊的文学文献整理的价值，由此也凸显出来，这样系统的资料梳理工程，不光功在文献编年的“登记在案”，更对原有研究的某些“定见”起到了纠错的作用。
《澳门文学编年史》在整理上述报纸副刊文学文献的同时，还关注到了其他报刊中的文献收集与收录。比如，《澳门学联报》乃研究20世纪50年代澳门文学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重要刊物，在第2卷中可清晰地看到《澳门学联报》的变化历程。又如，港澳两地人员往来频繁，澳门作家在香港报刊上发表作品亦是常事，该著较为全面地收集了《伴侣》《当代文艺》《海洋文艺》《大拇指》《文艺世纪》这些香港刊物上的澳门文学作品，对于考察港澳文学交流提供了明确的编年线索。此外，该著涉及的澳门报刊还有《华侨日报》《澳门人周报》《红豆》《澳门学生运动大会特刊》《澳门教育》，大致囊括了现存可查的报刊资料。如此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范围，在澳门文学研究史上亦尚属首次。
澳门作家的考定历来是澳门文学研究的一个难点，最早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是郑炜明的博士学位论文《澳门文学发展历程初探》。在他后来改定出版的《澳门文学史》一书的附录二“本书正文所提及的人物生平简介”中，列有部分澳门作家名录。[6]但郑炜明仅是开了个头，很多作家只列了名字，不少作家的考定还不完善。考定澳门作家，难在确认“身份”，此亦最大难点，具体表现为三方面：第一，澳门本身地域面积狭小，不少作家并非长居澳门，作家流动性很大。第二，澳门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很多作家既有外文名又有中文名，而且政治上的区隔亦使得一些作家出于保护自身的需要，习用化名和笔名，一位作家有多个名字的情况比较普遍。第三，澳门文学研究起步晚，文献整理滞后，有的史料已经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留下了令人遗憾的空白。所以，至今学术界对于澳门作家“身份”的认定，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认定标准不一。
《澳门文学编年史》采取的方法值得称道，即把握住作家与澳门文学之间的关系，且不论其“地域身份”是否属于“澳门”，先考证其创作在澳门文学历史上的踪迹，再考辨其对于澳门文学发展所贡献的成绩，然后考定其是否为澳门作家或“澳门文学的作家”。这种方法有效避免了在作家“身份”上过度的甚至非理性的纠缠，理应成为澳门文学研究中乃至其他地域文学研究中确定作家正常的逻辑理路。在这个意义上，该著的出版不仅廓清了关于澳门作家考定的一些模糊之处，而且清晰地展示了他们作品发表的时间脉络；更可贵的是，该著编写了众多短小精悍的作家简介，如此颇具匠心的编撰，实在用心良苦。
学界将目光更多投向台港文学，以至于台港澳文学的说法已然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次序，可是这样的次序先验性地遮蔽了澳门文学独有的特点和优势。朱寿桐指出：“澳门文学的总体水平，相较于台湾、香港，自然处在劣势，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有方面、在任何时段都体现这样的劣势；特别是澳门文学资料的整理、文献的开掘以及数字化的开发，未必就应该瞠乎其后。”[3]11《澳门文学编年史》的编撰团队以实际的成绩，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证明。
作品与作家是文学的核心，是文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文学文献学最首要的对象。《澳门文学编年史》对于澳门报纸副刊的文学文献整理，对于澳门作家的系统化考定，无疑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固本清源”的牢固根基。同时，该著所集成的其他文学文献，与上述两方面一起，共同夯实了澳门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代表了澳门文学文献学的正式建立，对于推进澳门学术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03
汉语新文学的文学史观
澳门文学研究若以1984年韩牧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算起，已有30余年。前20年，无论是内地的学者，还是澳门本土的学者，对于“澳门文学”，总给人一种缺乏自信的感觉。这从文章及著作中对于澳门或澳门文学的修饰语中，就可见一斑，诸如：“边城”“边缘”“小城”“孤岛”等等，这些语词一方面确实抓住了澳门某种偏狭的地域文化特征，但另一方面又存在自我矮化、自我封闭、自我设限的倾向。随着澳门文学创作的兴盛，尤其随着澳门文学整理与研究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正视到“澳门文学”的存在。一个显著的事例就是，自2014年起由澳门基金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共同策划的“澳门文学丛书”（作家出版社）已经陆续出版，前三批就有56部作品集之多，后续还在编辑出版中。实际上，澳门文学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弱小，正如王蒙先生所总结的：“澳门文学生态状况优良，写作群体年龄层次均衡，各种文学样式齐头并进，各种风格流派不囿于一，传统性、开放性、本土性、杂糅性，将古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色彩各异的‘鸡尾酒’式的文学景象，这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7]
澳门文学属于中华民族文学，澳门文学研究同样属于中国文学研究，这个逻辑当然不言自明，但真正内化为学术研究的意识，真正将这样的意识付诸文学研究实践，并非易事。如前文所述关于澳门作家“身份”的问题，过度的纠缠势必导致无效的讨论，“澳门文学”概念亦如此。很多时候，“澳门”常常被固化、僵化、教条化地对待，这是一种闭塞的“地域观念”在作祟，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这种固步自封的文学保守思维不仅有害于澳门文学创作，更有害于澳门文学研究。对此，朱寿桐提出了反思：“如果不立足在汉语新文学世界中形成自己的影响，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只是强调自身的区域性定位，在特色和形象中自给自足、我行我素地运行，则作为概念的‘澳门文学’很可能成为作为实体的澳门文学的一种牵累。”[3]2朱寿桐之所以有如此深刻的反思，和他所站位的学术视界密不可分，这一视界就是多年来他所力倡的“汉语新文学”。[8]对这一提法不理解的、理解不够的，只是将其看作一个学术新概念，因为这个提法一经提出，便打破了某些陈旧概念的束缚，甚至撼动了某些学科固有的框架，处于惰性思维的学者、拘于现成定见的学者，自然不会深究其中的深意。但真正理解它的，不禁会拍案叫绝。
“汉语新文学”，简言之，就是综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而成的民族语言文学的统一体，与其说它是一个学术概念，不如说它是一种文学理论、视野、方法，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饱含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的学术立场。作为理论，它立足中国本土；作为视野，它放眼世界；作为方法，它解决实践问题；作为立场，它回归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其学术特质或可概括为两点：一是通过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汉语”消除空间的阈限，二是致力于在文学研究的“实践”中确立自身的理论价值。
“汉语”对于文学研究、建构中国文论的重要意义，学者张江的论断更为坚定：“语言的民族性、汉语言的特殊性，是我们研究汉语、使用汉语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我们研究文学、建构中国文论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出发点，任何理论都是妄论。”[9]近些年来，关于外来文艺理论的泛滥及其无效、本土理论话语的匮乏及其失语，这些议题在学界已有广泛的讨论。清醒的学者逐渐意识到，盲目迷信那些不能本土化、在地化的理论，无益于真正解决中国文艺实践问题。而问题的另一面更为重要，那就是如何建立：立足于中国大地，能够推动中国文艺实践发展的理论体系。从这一视角来看，作为一种极具学术开拓意义的本土理论话语——“汉语新文学”理论系统，学界予以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作为汉语新文学理论重要实践场域之一的澳门文学研究，朱寿桐多年以来一直身体力行：从澳门各文体文学研究、澳门文学评论到澳门文学文献研究，从澳门文化批评到“澳门学”研究，覆盖了澳门文学研究各个领域。与此同步，他又从澳门文学研究出发，以新移民、传媒、教育等议题为切入点，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文学、中华文化的有关问题。朱寿桐以深厚的学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切体悟到汉语新文学理论之于澳门文学及其研究的意义，为澳门文学研究融入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在其汉语新文学理论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学人认识到，如果澳门文学研究自我孤立于南海一隅，不与当代中国主流的文学研究建立关联，势必导致学术生命力的衰减，反之，如果能够与之产生对话关系，乃至介入、参与其中，澳门文学研究的学术格局才能被真正打开。
作为重新反省现有文学学术体系的理论，汉语新文学从其开始就对现有的学术范畴有所挑战和颠覆，并以其独特的锋芒为澳门文学研究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学术领域，提供了思想的活力。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汉语新文学作为一种宏观的文学理论架构，突破了学界主流的文学史认知，确立了以语言、文化为中心维度的文学史观。在这一文学史观的重新观照之下，澳门文学才不会被生硬地割裂在民族语言文学和文化共同体之外，澳门文学史才真正与中华文脉接续交融，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不可分离的部分。
至此，再来看《澳门文学编年史》，可以总结如下：第一，汉语新文学的文学史观作为该著的核心编撰思想，极大提升了它的学术品格。我国不少地域都编有文学史，但编年史极为少见，多数是以文学年鉴或文学事业发展蓝皮书的形式出现。第二，汉语新文学的文学史观，既可对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地“整合与甄别”，又有“接续与容纳”的功能，作为程千帆“汉语文学”文学史观的接续者，其文化伦理的关怀性，有效容纳了澳门历史中某些难以处理的地方，强化了澳门文学的中华文化归属感。第三，得益于这一文学史观，澳门文学所受中国内地文坛影响的历史轨迹得到凸显，例如，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等对澳门文学起到的“酵母”作用，在第5卷就有清晰的展示。总之，汉语新文学的文学史观，以其昂扬的学术自信，铸就了这部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编年史大著，使其成为一部反映当代中国文学进展的重要学术文献。它所叙述的编年历史，不仅是澳门文学的历史，也是汉语文学与汉语新文学的历史，更是中华文脉在澳门赓续的历史。
近人叶瑛校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其《题记》有云：“从其性之所近，尽其力之所能，因以推微而知著，因偏以得全，此不拘于从入之途，人人可自勉焉者也。”[10]此说虽就“学史”而言，亦适用于“读史”。“文学史”作为近代以来文学、科学和思想的产物，本质上是为“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丰富的说明。不过，“文学编年史”更有其“实用价值”。所以，任何读者都可在阅读中“推微知著”，不从事学术的，想了解“历史上的今天”，会查找它，从历史碎片之“微”中获得知识、乐趣之“著”。从事学术的，自不必说，会仔细翻阅，从历史细节之“微”中获得思路、启示之“著”。或许，很多年以后，读者已经忘记了那些“文学史”，只记住了这些“文学编年史”。想象一下就知道，《澳门文学编年史》的“阅读历史”，可能比它编撰的历史更长久。
注释：
[1]朱寿桐.澳门文学编年研究的学术启示[A].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30-335.
[2]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总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1.
[3]朱寿桐.澳门文学编年史·总序[A].澳门文学编年史·第一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
[4][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Ⅱ：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1.
[5]傅天虹,许燕转.澳门文学编年史·第三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
[6]参见郑炜明.澳门文学史[M].济南：齐鲁书社,2012:253-354.其博士学位论文是《澳门文学发展历程初探》（中央民族大学1999年），后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香港版为：《澳门文学史初稿》（CVSV Limited Co.,2004年6月）。
[7]王蒙.澳门文学丛书·总序[A].吴志良.悦读澳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2-3.
[8]关于“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提出及阐释，详见朱寿桐.“汉语新文学”倡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朱寿桐.汉语新文学通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9]张江.作者能不能死：当代西方文论考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5.
[10]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题记（上）[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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