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鹤雪 | 《释梦》：“多异性”的文本批评实践

《释梦》，[奥]弗洛伊德著

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2018

专栏

重读

作者：冯鹤雪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导读】释梦学说存在着病理学治疗预期和实际文本阐释效果之间的错位，前者力图将梦解释为理性化的单一文本，后者却将之呈现为多重悖论的“多异性”客体。潜意识欲望与稽查作用的博弈，让梦同时是对矛盾的暴露与掩盖，并拒绝任何从正面切入文本的尝试。“多异性”要求对显意文本逻辑的拆解及寓言式重构，以恢复隐意文本的矛盾性挑衅力量，这可以导向一种把握当下大众文化逻辑的批评方法。

【关键词】《释梦》 弗洛伊德  “多异性”

释梦学说自诞生以来便饱受生物医学与神经科学的质疑，脑科学睡眠实验的成果，似乎又给了它致命一击。可以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名声与他的研究对象同样分裂，他享有多高的赞誉，就遭遇多么彻底的争议。在《马大帅2》中有这样滑稽的一幕：范德彪开的解梦馆的墙上，赫然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弗洛伊德像，配有对联：“古有奥地利国弗洛伊德，今有辽北地区范德依彪。”相反，法国学者翁福雷则激进地从临床实践和治疗方法层面，彻底将弗洛伊德的学说贬斥为“谎言”。在这里，无论是范德彪式的通俗化追捧，还是翁福雷式的学院派批判，本质上都基于相同的认知无意识，即将它理解为绝对科学性的心理治疗方案，企图从中得到关于梦的标准答案并重塑稳固的理性主体。

事实上，这也正是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的初衷。有趣的是，释梦学说内蕴着连其创造者都无法完全掌控的悖论：他坚持把它打造成一门严密的科学，用理性化的视角重新赋予梦单面向的意义，以达到让神经症患者回归理性的治疗目的，但按照他的分析方法所最终得到的梦的文本现实，却是一个模糊而拒绝一切稳定意义、内在分裂的“多异性”[1]客体。简言之，在释梦学说的病理学方法和其文本阐释效力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法弥合的错位。重新审视并理解这个“错位”，让“多异性”的批评方法大放异彩，这或许是能让早已偃旗息鼓的梦的理论重新抖擞精神，为当下社会文化批评贡献理论力量的一个重生之门。

当下中国社会的大众文化正是将各种矛盾性的经验寓言式地结构起来，并假装只有一种言说方式的“造梦工程”：电子游戏似乎创造出逃离了现实社会的丛林规则而单凭技术便可获得平等的虚拟世界，其背后却是以实际财力决定装备等级的“欲望客体化”机制；人人都可以通过短视频随手记录生活，但所谓“拥抱每一种生活”却是以雷同的滤镜和剪辑输出的“想象同一种生活”的经验贫乏；都市剧中的情感泛滥，将本应归因于经济差别、身份等级与社会机制的“结构性困境”，全都讲述成有关伦理的故事，用爱情的神话叙事取消了生活的危机叙事的合法性；“爽文”与吐槽类综艺当中的爽感，让真正的问题永远残留在想象性解决的快感与笑声中。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看似单一的大众文化文本，都暗藏着“多异性”的玄机，它自我辩护的清晰言说最有力的时刻，也恰恰是悖论与断裂最具破坏性的瞬间。此时便需要重启弗洛伊德留下的梦的寓言：我们越是试图弥合分裂，便越会得到一个更加分裂的故事版本。基于此，本文从三个层面阐释释梦工作导向“多异性”文化批评方法的可能性。

01

两种牵制倾向的博弈：

  “拆解”文本的必要性

弗洛伊德从日常生活中的舌误、遗忘、误放等“过失”中发现了两种相反方向的牵制倾向，并指出它与梦的工作具有连通性。[2]在他眼中的过失和梦，是一个遭受压抑的倾向与一个占据意识主导地位的倾向之间，相互牵制、调解与妥协的场所。这一发现让原本是静态文本的梦具有动力学的特质，并且颠覆了“梦的显意”的合法性：梦的意义是梦自身所解释不了的，它被一个不现身却永远在场的相反力量潜在规定着，真正的支配性角色恰恰是无法意识到的已然被压抑的倾向。这便决定了梦的显意与隐意的分离，也揭示了文本的同一性其实是以掩盖真正动机为代价的幻象。平面叙事的文本现在变成了在每一个意义点都藏匿着多种阐释可能的立体意义群落，它是多种悖论性意义同时发起反攻的“多异性”空间。与此同时，梦的呈现方式拒绝了我们从整体的角度对其进行直接观照，必须以破除各个元素之间表面联系的“拆解”的方式进入它。[3]

在最为经典的“爱玛的梦”[4]102-118的分析中，弗洛伊德通过对爱玛这一人物形象的拆解，发现了多个不同方向的观念是如何被梦的“凝缩作用”（condensation）统合起来的。借助相似性和联想，弗洛伊德揭示出“爱玛”的单一形象其实是四个人物凝缩的结果：因为她实际上的愚蠢和不配合，“我”便在梦中用“我”所认为的更聪明、更可能会顺从的一些人物将她替换掉了。除了形象替代，凝缩作用在此梦中还体现在多重欲望在同一文本中的交叠：希望自己能完全掌控病情以维持高水平医生的形象、对曾经因过失导致病人死亡的缺憾的自我回避、报复同行对自己专业水准的质疑等。在这里，凝缩作用的阐释力在于，它揭示出显梦中的每一个元素背后的“多重决定性的力量”，让同等长度的文本最大限度地扩容，在有机统一的文本外观中呈现意义的丰富性。但更重要的是，它将本不相关的、不同方向的意义塞进文本，从而暴露文本内在逻辑的矛盾性和分裂性。这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后果：除非引入梦者潜意识中的多重欲望，否则无法解释一个平常无奇的场景，而“爱玛”也只不过是从未真正露面的真实形象的“代替性角色”。除了形象的凝缩，相互牵制的“矛盾情感”（ambivalent）可以通过同一意象表现出来，造成能指的滑动。在“花的语言”的梦中[4]315，弗洛伊德从梦者手中的一株“山茶花”看出了截然相反的意义的同时在场：山茶花分为白色和红色，前者意味着贞洁，后者则意味着反面。这一意象导致了该梦意义的彻底松动：当我们认为它意味着梦者对自己的贞洁感到欣慰时，它便立刻滑向对童年时期有关贞洁方面的错误的罪疚。

正因为不同力量的斗争博弈，梦常常表现为荒谬的。弗洛伊德专门研究了“荒谬的梦”，成因有三：其一，梦念（dreamthought）中想表达嘲笑轻蔑的观念，即认为某事是荒谬的，梦的显意便会以荒谬的形式呈现出来；其二，梦的运作机制是将词语和观念转换为形象，作为词语和观念的梦的隐意可能是正常通顺的，但在显意中转换为形象之后难免相互冲突；其三，梦所凸显的潜意识思想与白天清醒时的思想大相径庭，我们不敢或拒绝承认，便“认为”它是荒谬的。[4]423，425，428由此观之，所谓荒谬不是没有意义，而恰恰是各种悖论性意义高涨的时刻，是主体所无力化解的潜意识欲望之“潜在真实”（virtual real）在文本中爆发的形式。同时，作为一种事后判定的荒谬，则从反面凸显了“认知主体”对合理化现实的偏执和日常经验驱逐多异性的知识形态。简言之，“现实”的经验越稳固，梦中的“真实”越荒谬。

概言之，弗洛伊德以暴力拆解的方式对待无法从正面进入的文本，用“意义总在别处”导致对意义的重建，让多重决定性力量相互牵制的危机四伏的矛盾文本取代言之凿凿的整一文本，在大众文化被“伪经验”[5]包裹的时代，这种阅读文本的想象力弥足珍贵。

02

两个时间版本的故事：

   “重构”文本的可能性

弗洛伊德拒绝将梦的意义锁定在近期的所思所想或是睡眠过程中的外界与躯体刺激，而是将其强行关联至生命的早期经验，从而使梦的显意停留在此刻，而隐意则以过去的时间与之抗衡，并指出梦的潜在结构与形式的重要性，将潜意识思维活动作为梦的根本动因。由此，对过去时间及其基础上的潜在结构的发掘，既制造了“多异性”的文本效果，更操演了通过“重构”另一种故事来理解已有故事的可能性。

弗洛伊德坚信，每一个梦的背后都可以找到一个遗落在遥远童年时期的欲望，这个发现依赖精神分析最重要的治疗方法：自由联想。从梦的显意入手，让梦者说出由梦中每一个要素所随意联想到的一切，这一般都会与做梦当天或邻近日期的经历直接相关，倘若再深究，则会牵连出早已被意识忽略的童年记忆的蛛丝马迹。在“黄胡子叔父”的梦例中[4]132-137，“我”为什么要将叔父的形象替换成两位朋友？弗洛伊德首先给出的理由是为了满足近期萦绕心头的评教授的欲望。但随后进一步挖掘出童年时期自己幻想成为内阁部长的野心，如果“我”真的成了内阁部长，自然拥有可以随意指定“我”的朋友身份特征的权力。在这里，两种时间性的经验交融成一个具有全新时间感的文本，它打破了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结构，以现在为触发点，以联想为纽结，回溯性地建构起原本不具有意义的“过去”的“事后爆发”的决定性意义。自由联想不仅是一种治疗方法，更是让两种时间版本的故事在相互讲述中重建文本内部经验的想象力。要想理解现在的片段，就必须在其一侧重构一个属于过去的整体文本，从此每一个主体都背负起自身的全部历史，站在此刻，看着过去的自己向自己走来。于是，弗洛伊德便成功地用历史叙事完成了对经验叙事的改写。

“过去”何以成为“现在”的真实版本？原因在于特定历史时期压抑机制的作用下，现在经验的难以触摸。因此，对过去的重新讲述，并非要使之成为新的固定意义，而是要永远提示现在版本的虚伪，实现对当下性的反向刺穿。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Fredric R.Jameson）认为弗洛伊德发现的主体，并非病理学意义上的个体，而是被编写进历史总体性进程中的主体：“这些典型的弗洛伊德现象，不再被视为在人类历史中等待着弗洛伊德去发现和揭示的永恒的心理功能，而是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新事件，弗洛伊德是这些事件的理论家。”[6]

属于过去时间系统的潜意识欲望与意识或前意识观念形成双向触发的动力学整体，前者是梦的根本驱动力，但也依赖后者的随机唤醒，二者共同构成梦的支配性结构，它使显梦中的各元素因占据了结构中某一特定功能的位置才成为自身。在这里，并非结构为梦的内容限定方向，而是梦的内容因其先在结构的存在而变为脱离既有方向的“多异性”客体。由此，必须具备想象出一个总体性结构的能力，才能解释一个看似简单的元素。

03

“多异性”的根本动力与

    “否定性”的批评品格

梦的“多异性”根源于潜意识欲望与稽查作用的角力，弗洛伊德对二者力量关系的辨析，揭示了欲望与痛苦的辩证法，凸显了“压抑机制”的强大，让“多异性”的文本事实最终导向了“否定性”的批评品格。

“欲望的满足”何以成为梦的理论的根本立足点？因为只有潜意识欲望才具备如此强大的精神能量，为观念与材料进入梦境提供持续的“精力倾注”（cathexis）。吊诡的是，“压抑”作为欲望的对立物将后者驱逐进潜意识层面，但也恰恰是它帮助欲望成为蠢蠢欲动的异己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潜意识欲望同时是自身和自身的辩证反面，它是多种方向力量的聚集地，勾连起压抑与稽查作用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动力学结构，让梦成为兼具多异性与否定性的不确定文本。梦既是潜意识欲望迫于稽查作用而妥协的结果，也是其反借化装手段而成功越界的战果，它同时是欲望的暴露与遮掩。

在精神系统层面的潜意识欲望与稽查作用的诡异关系，决定了梦中欲望与痛苦的辩证法。稽查作用的削弱既有助于欲望进入梦境，又必然会产生焦虑，这正是欲望的满足常常伴随着焦虑与痛苦这一悖论现象的原因。在“奥托生病的梦”[4]266-268中，做梦的前一天“我”看到好朋友奥托状态不佳，十分担忧他的健康状况，这一观念给“我”带来了痛苦，于是便梦见了奥托患上了巴塞杜氏综合征。经过分析，弗洛伊德发现担心好友的痛苦不过是自己所执念的事业野心满足的伪装，又或者说，欲望的满足必须借助痛苦的面具才具备出场的资格。由此可见，梦总是用一种文本钳制另一种文本并佯装自己只有一种意义，这要求我们用“否定性”的视角破除表层的自然逻辑，迎回其原本的“多异性”：承认梦与神经症之间的连续状态，并非梦的某些部分出现了问题而需要我们去解释，而是梦本身就是问题，要求我们将其视为“症状”。这不能是在肯定既有文本基础上的修修补补，而是要助长梦的显意与隐意之间的根本断裂，用隐意取代显意的虚假统摄。[7]于是，亲人死亡的梦表达的不再是担忧其健康的脉脉温情，而是真正希望其死亡的丑陋憎意[4]245；在滑稽梦中笑醒的老绅士，恰恰是被生命力正在枯萎这一最阴郁的思想围困。[4]468

因为欲望，所以痛苦，这虽然是精神现实层面的悖论，但也应该看成是社会文化逻辑内化的后果。伊利·扎列茨基（Eli Zaretsky）这样看待弗洛伊德所处的时代：这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对个体性的张扬退场、资本主义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开疆拓土的时代，家庭被赋予了宗教式的崇高地位，由此成为压抑个体的典型社会性场所，其中对“性”的压抑最为根本，凸显社会的压抑是弗洛伊德理论内在的政治品格。[8]弗洛伊德自己也提到：“没有任何其他本能像性本能及其各种成分那样从儿童时代就受到如此强大的压抑；也没有其他本能遗留下如此众多而强烈的潜意识欲望，能随时准备在睡眠中形成梦境。”[4]392化装手段对被压抑物的篡改，也映照着资本主义社会对矛盾和危机的处理方式：资本主义存在着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却总是用各种编码手段掩盖它，通过对经验的修改，驱逐那些社会无力承载的创伤性经验，使之以合法的形式呈现出来，以将危机改写成稳定的繁荣。在这个意义上，梦之所以用显意强烈地抵制隐意，正是因为潜意识欲望是无法被现有的语言系统和社会秩序承载的经验，它被压抑为不可言说的“剩余物”，并且因此成为对压抑的否定性指认。

总而言之，释梦的工作将梦视为在稽查作用和压抑机制的压力下，自我辩护的一种言说方式，它的真实逻辑只能从结果处窥见而不能被直视，只有将文本本身视为问题，对其进行否定性的破除与重建，才能解放被湮没的真实经验。

04

结语

梦经弗洛伊德之手而成为“历史的形式”，齐泽克（Slavoj Zizek）曾这样阐述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与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之间的连通逻辑：“通过分析要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商品的形式、梦的形式）隐藏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自身的‘秘密’。”[9]这种“秘密”并非永恒的真理，而是其遭遇的社会历史总体规则的律动。在这个意义上，梦的理论之效力便不再仅仅适用于梦本身，它值得被提炼为一种紧贴时代经验的批评方法。

事实上，弗洛伊德一直面临着是否过时的争论，在20世纪70年代精神分析在全球遇冷的时刻，拉康（Jacques Lacan）说：精神分析永远不会过时，因为我们从未真正熟悉过它。[10]在今天，比理论的实际内容更加珍贵的是我们理解和运用理论的方式。在大众文化被“伪经验”和“双重欲望的陷阱”[11]支配的当下，也许醒来的那一刻，我们才真正走进梦中。

注释：

[1]弗洛伊德呈现的文本，并非意义叠加后丰盈饱满的“多意性”，而是本不能被该文本容纳的多方向“悖论”惊喜地现身的“多异性”。这些“悖论”既被显意文本的单一形象极力掩盖，也被清醒生活的“意识”全力驱逐。“多异性”是无法在现有的语言系统中存在的真实，以及日常生活经验假装其不存在的真实经验，以“剩余物”的形式在文本中呈现自身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它的意义虽委身于文本，但却是文本自身所无法完全理解的震撼。参见周志强．敢于面对自己不懂的“生活”——现实主义的文体哲学与典型论的哲学基础[J]．中国文艺评论，2021（8）：21－34．

[2][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96.

[3]这种“拆解”文本的思维方式从《释梦》的书写形式中就能看得出来：弗洛伊德是一句一句地抻开梦的意义的。

[4][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释梦[M].孙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5]周志强.伪经验时代的文学政治批评——本雅明与寓言论批评[J].南京社会科学，2012（12）：104-111.

[6][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李自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1．

[7]“‘解释’一个梦就是意味着给梦指派一种‘意义’——就是说，用切合我们精神活动链条中的某个事物，作为与其他环节同等有效而重要的一环，去代替梦的意义。”[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释梦[M].孙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92．

[8]Eli Zaretsky.Political Freud:a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17.

[9][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5．

[10]E.葛朗乍多，J.拉康，黄作．不可能有精神分析学的危机——1974年拉康访谈录[J]．世界哲学，2006（2）：64-69．

[11]周志强．寓言论批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论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284．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10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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