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张贤亮在他所有小说及其他文学文体创作中，似乎格外看重他的“改革三部曲”，他的自信来自他有办企业的丰富经验，也来自他长达22年的特殊生活磨难，后者造就了他对前者的理想主义，前者又是他对后者的“恶偿”，这种独特体验别的作家的确没有。但在今天重新审视，其“改革三部曲”中的致命局限，也许就源于他潜移默化中对特殊年代塞给他的思想的接受和运用。基于此，高校通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这些作品明明暗暗的表彰和对他其他题材小说作品的“轻描淡写”的“终极”评价，便形成了某种误导，集体性表征了当代文坛对张贤亮某些重要作品的“漠视”和“不见”，这与我们今天极力呼吁有思想的大作品的语境是多有错位的。指出这一点，是为着提醒，我们究竟该继承什么是深沉、开阔、大气，摒弃什么是下意识、潜意识和因袭。
【关键词】史论 张贤亮 改革三部曲
在整个文学的接受、传播乃至再生产过程中，文学史对作家及相关作品的评价与论定，实际上发挥着某种终极影响的作用。这一特点也许在传统纸媒一统天下的时代，还多少有例外，因为读者拥有纸媒的机会相差无几，阅读也就会被平分秋色，形成某种良性互动。然而在今天自媒体时代则愈显突出了，看起来好像是个悖论，其实有着内在逻辑。笼统去看，微信公众号轮番推送的相关文学咨询和报纸杂志的电子文本，是今天时代文学人掌握文学的首要渠道，其实不然。当任何资讯过剩之时，电子刷屏不过是一种娱乐，就像快手、抖音一样，在人们哈哈一笑中，一切都可能在一颦一笑一动手之间，土崩瓦解。这种逐新的、瞬间的、一次性的翻屏，甚至于连满足感官瞬间快感都达不到，充其量是对“更新”的好奇，周而复始，永无止境。如此，它正好构成了对高校文学院系文学知识生产的“反叛”。这也可以从当下理论学术刊物不断生产着的学术论文得到印证。表面看，论文无所不知、无所不涉及，然仔细研读，多数则实为信息的堆积，也许有许多张三说李四说，到头来绝少有自己说。名为知识梳理，实质暴露的是自媒体资讯对思想的入侵与殖民，“浅阅读”“浅思考”便是其表征之一。在“浅阅读”代替传统“个人模式”的深度阅读语境，作为教材，文学史史论反而更容易满足人们欲想省事、便捷地获取知识的普遍性时代心理。这时候，史论提供的“元思维”很快占领阅读市场并以“元形象”的面目凝固在读者大脑中了。
我不敢贸然断定张贤亮小说研究就是这样，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后来的研究价值模式、思维路线并没有多少是超越当年文学史界定的。非但如此，当年的文学史论定，其余绪仍在不断延长，几近成了张贤亮研究的程式。倘若推而广之去看，其他类似作家作品的再批评，恐怕或多或少也有此现象。往前逆推，今天文学批评本身所存在的问题，难说就一定与“教材”没有直接关系。下面，不妨挑选几部“重写文学史”思潮中诞生，又以教材形式进入文学批评再生产流程的张贤亮论评来看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之《中国当代文学史》，于1999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个人著述的文学史，文学研究界公认是迄今资料最翔实、背后思潮勾连最饱满的史论著作。的确，今天再读，依然会为作者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曲折过程特别是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催生的微妙细节的熟稔及表述的雅致而佩服不已。这里当然也包括作者对时代大背景尤其对政治运动中作家挣扎状态的细微心理，刻画、勾勒得简约而细腻。关键是，刻画和勾勒过程中，作者并没有肆意动用弗洛伊德式精神心理分析方法，而是客观的历史叙述，融材料于时代运行的微波与细浪之中，立体化了当代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与政治的胶着状态。作为教材，它提供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必然多了如许权威感。张贤亮的文学成就在该著的第二十一章《80年代初期的小说》中有专门论述，隶属于《历史的创伤记忆》一节。2000年至2014年，小说方面，张贤亮就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亿六》，2013年7月25日《南方周末》所刊《雪夜孤灯读奇书》，是张贤亮“自传未定稿”的一个片段，大概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所以该文学史对张贤亮的论述，应该属于整体评价。洪子诚以使张贤亮在80年代成为“‘知名度’很高的作家”的一些小说为分析对象而进行总结，这些作品是《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及长篇《早安，朋友》。洪子诚指出，张贤亮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自传性，由“自叙传”叙事而编织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是张贤亮小说的基本叙事程式。自叙传导致小说一再出现的主要人物，“是被流放、劳改的右派，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读书人’”，这是符合张贤亮自身经历的。当然张贤亮也从未避讳过这一点，《雪夜孤灯读奇书》第一个标题《我准备“重新做人”》的打头一句话就说，“一个作家已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或有许多东西不可写的时候，他自己便成了他的写作素材”。非但如此，还生怕别人歪解其小说主题，他在多种场合径直说他的小说就是政治问题小说。政治问题小说是什么，不就是通过写自己及其同类所经历、所遭遇，来揭示政治根源吗？反过来，对于张贤亮，叙事他经历的政治生活，就是叙事自我。找到了主要人物——读书的男人，编织爱情故事的另一半也就有了对应角色，她们是“为他提供了肉体和精神的救赎者——生存和劳动方式都相当‘原始’的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其中泼辣、能干而又痴情的女性。她们坚韧的生命力和灵魂的美，抚慰他濒于崩溃的精神，成为他超越苦难的力量”[1]263-264。如此，洪子诚对张贤亮小说整体的结论，一是无论对于原始性的崇拜，还是阅读《资本论》以反省西方“人道主义”的影响，都不能改变读书人那种凭借知识以求闻达的根深蒂固的欲望，这就使得张贤亮小说暗合了中国古典戏曲、小说表现“公子落难”的模式；二是“读书人”的苦难经历已成为无法摆脱的梦魇，这从《习惯死亡》一直延续至1993年的长篇《我的菩提树》。对此，作者还温馨提示张贤亮，应该走出那段苦难生活记忆的题材“牢笼”。之所以史论要以“历史的创伤记忆”来统摄，我想，这可能与作者的“大历史观”有关。一个读书人被误打误招成“右派”，于漫长历史长河来说，也许真是一粒尘埃，不值得大书特书；但一批或者一个阶层都或多或少是这样呢？如果不计算无以计数这样的个体的处境和实际感受，“大历史”车轮滚得再“正确”，还有多大意义呢？就此而论，把个体命运本身说成“历史创伤”，把叙事个体命运本身的故事“钦点”为“记忆”，虽然可能会揭开文学的“审美”面纱，给平和温情的现实增添一点别样的颜料，然而，如果不问这“创伤”的属性，而向别处谋求视野和思想，肯定摆脱不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嫌疑。显而易见，在洪子诚的文学史论述中，张贤亮小说，按他论评对象，应该主要是被称为“爱情三部曲”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实并无多少新鲜思想，希望在于张贤亮多大程度能走出那段苦难记忆。这些说法听起来当然是对的，“向前看”总是有希望的。但对于一个22年美好年华都交给牢狱生活的读书人来说，要他忘记，恐怕着实有点强人所难；即便为了文学，离开写实，大概也就没有今天的张贤亮了。这就是该史论与张贤亮小说叙事的根本性错位。按照撰写时间，曾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是紧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史论。这部“教程”删繁就简，在《苦难民间的情义》题目下，只论评了张贤亮的短篇《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虽是对一个短篇的置评，但价值判断是冲着张贤亮小说创作整体而来。首先，对该小说中什么是天灾什么是人祸，以及谁更胜一筹，有较明确判断。邢老汉“第一个妻子病故，邢老汉不仅失去了妻子，也把几年的积蓄全部用完，这是天灾”；当邢老汉再一次树立起生活的信念，张罗着重新建立家庭的时候，“农村‘大跃进’运动不仅没有兑现‘共产主义’的许诺，连再讨个老婆的希望也成了泡影，这回是人祸”[2]223。其次，采取了“文本细读”方法，经过对该小说中其他人物命运处境的相互勾连印证指出，“在张贤亮的笔下，导致邢老汉悲剧的原因，不是某些具体的个人，即使对那几个枪杀黄狗的民兵，也没有过多的指责，他们与队长魏天贵一样，也是迫于无奈，真正的凶手是当时官方所推行的非人性的极‘左’路线”[2]224。如果只看我摘录的这些片言只语，对于张贤亮——当然主要还是写劳改生活的“爱情三部曲”及相关题材其他小说主旨的把握，可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没什么可质疑的。问题就出在，该史论的关键地方或者总体思想价值倾向，却并非这样。作为中心词，题目“苦难民间”的“情义”，“情义”才是史论的落脚点。根据该史论话语语调，“情义”者，是知识阶层或具体知识人对底层或具体底层个体的情感态度。这种情感要么居高临下，要么取平视视角，自带怜悯。正因为作者看中《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叙事人的“情义”是后者，如获至宝，仿佛一下子找到了论评张贤亮小说的钥匙，不惜一竿子挑翻张贤亮几乎所有作品，“所以这个短篇小说还没有后来他所创作的某些小说那样矫饰”[2]222。“矫饰”出现在这里，有点蹊跷，然而结合该史论结尾，似乎就明白了。结尾说，张贤亮该小说写法颇类似于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和话本小说，具有一种土头愣脑的、质朴的民间风格，“这在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中是不多见的”。“这不仅与叙述对象的内在特质相吻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家在患难时分对民间的亲近，更是作品关注普通人命运，同情小人物遭遇的人道精神在小说叙述结构和叙述方式上的体现。”[2]224原来，“苦难”“民间”“情义”“人道精神”才是关键词。这几个关键概念中起链接作用的是“小人物”，其对立面便是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认的“读书人”。洪子诚用“读书人”的“历史创伤”——准确地说应该叫“读书人”因自我问题而导致的挫折体验，化解了张贤亮通过“自传”揭示的阶层命运；《教程》作者在沿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同时略微改写了这一概念。“小人物”就是被具体化为“苦难”本身来“感化”“读书人”的一个强有力“情义”力量，这实际上便坐实了张贤亮小说中一以贯之以“读书人”为主人公的“历史错误”。“历史创伤”中的“读书人”，其所拥有的挥之不去的“记忆”，不是“公子落难”式的自恋，就是“知识”终无回报的哀怨。这过程中产生的“爱情故事”和性压抑而至于人性异化状态，就成了活脱脱个人故事，与群体与阶层与制度无甚关系了。当如此“创伤”转化成“历史错误”中的被感化者，“读书人”个人故事进一步被改造，角色一旦转换，至少该史论语调给人感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那个目睹邢老汉、黄狗命运的人，甚至还具有高于那帮杀狗民兵的身份，这才是作者让其“亲近”民间，“关注”普通人命运，“同情”小人物遭遇的真正认知来源。既然如此，给予“读书人”人道精神的洗礼就十分必要了。由此可见，《教程》所谓张贤亮后来所创作的某些小说的“矫饰”，其实是在认定自传式主人公确犯有“历史错误”这个基本前提下来说的，正好与政治问题叙事背道而驰，也就与张贤亮小说的实际所指，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接下来是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之所以是“新稿”，是因为还有过一个“初稿”。对此，该《新稿》“绪论”有说明，其前身是由郭志刚、董健、陈美兰等来自10所高校的18位教师集体编写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初稿》在使用过程中，编者大概收到过来自各方面的不少质疑乃至于具体的反馈意见，使他们真切感受到了编写文学史的无奈，个中滋味，一言难尽，总的一句话“吃力不讨好”。于是编者下定决心，干脆让新编文学史听从自己心中的呼唤。“我们一直认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力就在于他的理性批判精神，本着这样的理念，我们想实实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许多历史阴影遮蔽了的问题，既不是为了当前流行的那种虚假科研的量化指标撑门面，也不是想在学术观点上标新立异，而是想把那些接近历史本相的真谛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做一项正本清源的基础工作，让人文意识真正进入文学史教材序列。”[3]坚持五四启蒙立场，贯彻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精神，便成了这部《新稿》的一个价值尺度。前两部文学史，并没有如此鲜明的价值倾向，这就非常引人注意。该文学史第十七章《面对“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上）》涉及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不过，不是专门论述，是一种宏观的思潮论述，或者说，是以“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新时期初“归来者”对“苦难的记忆与反思”的整体性局限中来论述张贤亮小说的。既为“批判”，就必有理论武器，也必有具体所指。19世纪世界经典批判现实主义是《新稿》的参照标准，其所批判则是包括张贤亮在内的王蒙、从维熙、刘宾雁、高晓声、方之等为代表的“归来者”文学。编者认为，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典型地代表了“归来者”作家群社会批判的基调，“并不具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独立的社会批判立场，而是基于意识形态修复功能的一种必要的提醒，这种提醒中夹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资鉴意识、民本思想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4]408。极端者当属那个时候的王蒙，面对苦难，王蒙的态度是，“我不悲观也不埋怨。比起我们党、国家和人民这些年付出的代价，个人的一点坎坷遭遇又算得了什么”[5]。那么，张贤亮小说呢？编者认为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主人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贯穿着原罪式的忏悔和谦卑的自审，虽然在自审时夹带着自辩和自解的意味，“但前者还是占上风，甚至政治迫害还被看成是对照着工农寻找差距的机会”[4]409。编者因此而发出浩叹，认为中国至今都还没有出现类似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反思之作。我这里不关心张贤亮是不是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或索尔仁尼琴，我只关心接下来编者对张贤亮的批判。首先，编者虽然也肯定了这批作家（主要以张贤亮为例）对扼杀摧残人性的社会之恶的理性批判达到了一定深度，甚至达到了1949年以来文学的最高水平，但在苦难的认知上这批作家出了问题，即他们的作品把人性反思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人与社会政治历史的关系向度上展开，“而对个体生命的内容、形式与群体一致性的过分追求，妨碍了人性认知与表现的深入”。具体到张贤亮，是说他的小说虽然率先突进性的禁区，但在他的叙事中，“性”是作为社会历史的“符码而出现的”，人性仅是在类的意义上被书写。编者肯定的人性反思深度是“群体性的人性书写是人性唯一被认可的书写方式”。[4]411其次，编者认为这批作家在“反思”这个概念的理解上也出了问题，指出张贤亮笔下许灵均、章永璘式的自审与西方哲学中包含内省意味的精神完全不同。“面对劫难始终缺乏一种忏悔意识，个体始终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罪恶与劫难的一部分，很少意识到在这场民族浩劫中，自己作为民族的一分子也有一份责任。”[4]411最后的结论是，“正因为缺乏个人刻骨铭心的忏悔与内疚，缺乏透彻肺腑的生命之痛，伤痕变得容易愈合了，也正因为个人苦难本身的没有意义，再深重的苦难都是可以被补偿的。善有善报、苦尽甘来、终得善果几乎成了‘归来者’基本的叙事模式”[4]412。几部史论虽然针对同一作家，但这里的“史论”显然是另一副模样。如果前两者因把张贤亮小说剥离出阶层苦难，分解为个人偶然性“创伤”和亟须被感化的对象而暴露出了史论的轻描淡写，那么《新稿》则实在又太沉重，这沉重会压垮张贤亮，致使其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张贤亮小说思想重心究竟在哪里的问题，稍后再谈。这里不妨先看看该史论本身的矛盾。很清楚，《新稿》要自觉而大胆使用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权力，并推进批判现实主义迈上更高台阶。问题来了，其一，张贤亮既然打破了性禁区，怎么又说这种人性反思因“过分”追求个体生命的内容、形式与群体的一致性，而妨碍了人性认知的深入呢？还说“群体性的人性书写是人性唯一被认可的书写方式”，实在不知所云。莫非在作者看来，张贤亮的失败在于他写了他笔下男主人公个人的性压抑，并从性压抑中折射了那个时代“人与社会政治历史的关系”，显得太具体了，因而遮蔽了群体性？没有具体个体性，哪有具体群体性？由此可推知，作者评谁不要紧，要紧的是编者通过无论哪个对象要推行抽象的人性论。躲避个体生命感受、回避具体政治环境、脱离个人与社会政治历史关联，并且冲着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书写方式而去，这样的“启蒙”和“批判精神”，不要说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就连具体作品的解读都很难令人信服。更不要说将心比心，放下身段理解张贤亮面对很难为外人道的22年苦难经历的叙事意图了。这种史论的刻板与僵死就可见一斑了。其二，西方哲学怎么界定“反思”和“忏悔”那是西方和哲学的事，张贤亮于1957年发表了即使在当时看都很“正能量”、像有学者所说还很英雄气概的《大风歌》的诗，就懵懵懂懂被投入监牢，一直到1979年还是本人费尽心思找关系才“平反”、彻底恢复名誉。这样的人生，可谓“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对外界他更是茫茫然“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让他自省什么，忏悔什么，内疚什么。退一步说，即使张贤亮有人文知识分子表达自由思想的雄心，认为他自己在民族劫难面前亦有一份责任，食不果腹不去说，单是时时刻刻在监管下说话行事本身，就已是战战兢兢了。这时候，要求他跨过个人苦难而去为宏大的“民族劫难”单刀赴会，明显是站着说话不腰酸的强人理论，哪里有一点现代性意识？径直说，《新稿》所谓的“批判”立场，实则是把生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激进人文知识分子意识形态，通过西方哲学的名义后撤至当时语境，再通过偷换概念转换成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更武断、更粗暴的政治论评。看起来，左一个“内省”“忏悔”，右一个“个体命运”“民族劫难”，可实际上，这些“西方哲学”完全凌驾于个体命运之上，并且以牺牲个体为旨归，因为认为“群体性”才是正当的、合法的。
当然，仔细揣摩《新稿》的口气，“平反”后，张贤亮如果天天面壁思过、继续苦行僧日子、一脸凝重、永不开口，大概便符合史论所主张的“内省”了；或者“归来”后，张贤亮如果站在国家层面，从不提过往事，以人民（“群体性”）的名义奔走相告、振臂号呼、带头谢罪，大概也符合史论所信奉的“忏悔”了。唯有如此，才能对应于该史论所使用的关键概念群体性而内省而忏悔意识，最后到达民族劫难。不消说，这种价值模式，只有编者声称“掩盖历史真相”的时代才大肆流行。限于篇幅，这里只提以上三部文学史教材对张贤亮小说的“定位”，就是想说明，至少在“史”的角度，张贤亮小说及其饱满叙事所产生的思想意味，是怎样被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大处化小、小处化了，重处化轻、轻处化虚的过程；也间接折射了经过如此历史熏染的一批批文学批评后学，是如何舍实证而步虚诞、弃唯物而蹚唯心、抑真相而胀自我的过程。按照现如今批评界风气，质疑权威，多半会被目为咋咋呼呼想出名。这么想，写这篇文章是一种冒犯，更是一种风险。再加之我所寄身之地，也是生前张贤亮失去自由、“平反”“归来”、文学成名、文名走向世界，且又以西部影视城企业家的身份驰骋文化产业、会上会下不以文学为由反以企业为谈资，每每舌灿莲花、妙语下城池的地方，自然也是他永久合上眼睛、长眠在此的地方。质疑文学史教材的史论，弄不好还会背上“乡愿”骂名。彻底消除此种疑虑，自然不可能。但当我又一次仔细重读张贤亮小说及其重要研究文本后，对于张贤亮小说叙事中所蕴含的思想，的确有了自己的一点体会和认知。之所以是以上三种文学史教材率先进入眼帘，是因为我所关注和思考的，与此三者紧密相关，这是其一；其二，是结合近年来张贤亮研究的成果，在我所了解和理解的范围，人们对张贤亮文学的态度，实际上停留在对他某部分小说，以及惯性地批判指责他的某种价值取向上，这就很难说没有根据。缘于认知的片面，容易以点带面、以偏概面，导致热点话题过度阐释、剑走偏锋，重要主题却躲躲闪闪、王顾左右而言他。要深入贴切了解张贤亮小说叙事思想，首先得对张贤亮文学创作总量有一个总体认识。他自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四封信》，至《收获》2009年第1期首发长篇《一亿六》，所创作的重要小说分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两家出版社所出“张贤亮集”中，均为张贤亮亲自编订。两相对照，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作品集所收小说似乎更具代表性，也更全面，它们是：《青春期》，收入《初吻》《早恋》《青春期》3个中篇；《灵与肉》收入2个短篇《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普贤寺》和4个中篇《土牢情话——一个苟活者的祈祷》《灵与肉》《河的子孙》《浪漫的黑炮》；长篇《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一亿六》。显然，短篇《四封信》《霜凝色愈浓》和中篇《龙种》并未收入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贤亮作品集除重复收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版大多数小说外，还收入了长篇《男人的风格》。包括《四封信》《霜凝色愈浓》在内，还有早期短篇《四十三次快车》《夕阳》《垄上秋色》《临街的树》，两家出版社均未曾收入。张贤亮这样编选，意思很明确，显然所编这些篇章能更集中表达自己的叙事意图，刚“平反”时的创作倘不能代表成熟后的主题开掘，不如舍去。小说之外，张贤亮还有至少4部散文随笔集，分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我的倾诉》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心安即福地》《小说中国》《美丽》。[6]单拼数量，3首短诗[7]、13个短篇、7个中篇、5部长篇和四五本散文随笔集，合计不过500万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他都不是一个多产而勤奋的作家。更有甚者，随着他的去世，一切不只是烟消云散，一切都很有可能被颠倒过来。诸“史论”不经意间对张贤亮真正重要小说思想的贬抑和消解，虽然没有正面论评，但其意欲指向的所谓“正面肯定性”价值，不言而喻，是张贤亮的另一批小说。是不是“改革三部曲”，这无法猜测，但所谓走出苦难题材的牢笼，关注普通人命运，面对“群体性”等，恐怕多少有为张贤亮“改革三部曲”张目的意思。表面看，这些“史论”标准和要素，不但“改革三部曲”具备，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很有必要正面谈谈他的这些小说叙事到底主要在彰显什么这个问题了。为着将目光集中在其小说叙事上，我想，要研究其小说叙事思想——这是他作为作家完全可以上升为作家思想家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资质和能耐，首先要正视他小说创作上的软肋和不足。我的看法与有些张贤亮研究者的解读不同，我不认为张贤亮能深挖20世纪60—70年代特殊社会生活，就一定表明他有能力和眼光把握、审视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后所形成的社会生活现实。正好相反，他叙事的后者不但肤浅而且在思想上还可能比较陈旧，有些他十分用力的地方，反而还暴露了他思想体系的“专制”本质。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单看他熟读过什么，要看他在叙事中所表明的态度和倾向。被称为“改革三部曲”的《龙种》《河的子孙》《男人的风格》就属于很不成熟的叙事，也表征了他思想体系中某些属于他自身原因而无法超越的局限。《龙种》（中篇）首发《当代》1981年第5期，《河的子孙》（中篇）首发《当代》1983年第1期，《男人的风格》（长篇）首发《小说家》1983年第2期。题材上，三部小说分别是国有农场改革、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但实质套用了同一模式同一个“铁腕人物”的“先觉”意志。《龙种》中国有农场书记龙种是改革派代表，支持他的是青年无意识；阻力派代表人物是该厂副书记郑福林，操纵将被动奶酪的老干部以“民意”隐身其后代表“群众”向龙种施压。改革的相持源于各方面小团体对自身既得利益的维护，可是其朽也速，“骚乱”中龙种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使得改革派势如破竹，风向急转乘胜。《男人的风格》属于城市改革题材，省委书记秘书出身的陈抱帖无疑是坚定的改革派，而其对立面，则是小里小气、只为保护“战友”而螳臂当车的唐宗慈。同样，僵持局面的打破是以陈抱帖通过上百个高音小喇叭，把他的马列理论传到千家万户为标志。《河的子孙》属于农村改革题材，有明暗两层改革派代表。底层是魏家桥村队长魏天贵，他是个冲锋陷阵、冲杀在前的“半个鬼”，以其天生的“奸猾”，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土智慧，游刃有余地对付着“左”的一套东西，老百姓也就变相得到了许多实质性保护，不致遭更多的罪；高层是被打成“右派”的下放干部尤小舟，关键时刻，他总以“准讲话”的权威性给魏天贵以精神支撑，魏天贵行一些不为人知的错事甚至犯罪时也便有了宗旨是真正地为人民好的底气。其反对派是“左派”的贺立德及其后台，以贯彻“上面”政策为由，不断给魏家桥村施加压力进行阻挠。无论两派斗争过程如何惊心动魄、心惊肉跳，结果不言而喻，改革派一定取得了胜利，庄子上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到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除了二元对立的改革套路，三部小说还有一条差不多类似的“婚外情”线索。《龙种》中龙种有寡妇穆玉珊暗地里爱着支持着，《河的子孙》中魏天贵有寡妇韩玉梅疼着陪伴着，《男人的风格》中陈抱帖事业和婚姻均处于孤立无援时，亦有外屋不离不弃、默默无闻候着的小秘书（该小说比前两部多了一条“婚外情”线索，是陈抱帖妻子罗海南与作家石一士之间的微妙关系，功能和男人的“婚外情”一样，都起到帮助对方更清楚认识自己另一半的价值，稳定乃至激励本人继续改革的作用）。她们或百折不挠、历经千辛万苦终成道德上合理的伴侣，或郁郁寡欢、不知所终，可是无条件牺牲自我是她们的共性。套路和模式暴露了作家情感和生活双重经验积淀的薄弱和匮乏，但还很难把这种情况等同于思想上的致命局限，像《河的子孙》所做的叙事调整那样，审美感染多少能补救叙事的漏洞。[8]即使如此，整体看，这些小说中暴露的是张贤亮特殊时代下自我认知而导致的思想因袭。突出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他普遍用了一个“铁腕人物”的“演讲”来破局[9]，来寻求政治权威的庇护，这与他是否有政治敏锐性、是否走在政策前头、生活前头，是两回事。动用“铁腕人物”的强势意志，即使结果也许并不坏，但形式本身已然不具有现代意识。只表明他从骨子里已经被他的遭遇所同化，既是专制的牺牲者，又反过来成为专制的制造者。更有甚者，这一切在张贤亮的叙事中都是静悄悄、潜移默化地然而又是理直气壮地、别无选择地发生的。进一步表明，这些极权的余绪是潜意识存在于作家大脑中的，研究者研究其叙事纹理时不能不慎重对待。他引用并阐述了大量来自《资本论》或由此发挥而来的政治改革方略，来表明他的政治“超前”眼光，也非常自信地宣告他提出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经济上直接结合”的先觉性，来证明他对未来改革的预见。其实，我们看看他小说发表的时间便可知，不要说彼时国内厂矿企业、农村、城市等各行业各方面改革试点尝试早已开始，即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召开。作家积极参与政治乃至社会改革大潮，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关键是这种高呼如何与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契合的心态，折射的反而不见得是作家思想体系中真正超拔的和真正富有远见的深沉的一面。也许在这里，张贤亮实际想要表白的是一种久违了的“喜极而泣”式的态度，不惜用一个期望中的极端“新”来挑明对另一个极端“旧”的反思程度，可特殊时代强制塑造及他本人自身的局限，才更愈真切地得到了暴露。不得不说，张贤亮实在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情结的政治本位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割舍不掉专制体制依恋的准专制主义者，他绝不可能不经脱胎换骨就成为一个自觉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艺术上较为成功的《河的子孙》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便不难发现。前者自上而下，个体总体上不居首位；后者自下而上，个体总体上居于首位。其二，“改革三部曲”中的“婚外情”，不宜与其“爱情三部曲”等量齐观，然而可以看作反衬张贤亮思想局限的又一关键节点。这说明他的知识储备以及理想抱负在一定程度上跟他常叼在嘴上说的个体与国家与人民命运始终是一体的有较大出入，不会直接与其他个体生活取得联系，至多是培养知识专制主义的摇篮；也表明他即使现在还活着还创作，其叙事未见得就具有饱满的现代性，因为此种思想根源更方便生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关于这一点，需另文详细论述）。瑕不掩瑜，“改革三部曲”中的思想局限，不可能遮蔽“爱情三部曲”及其相关题材的其他小说叙事及思想价值。但按现在的语境，也正如张贤亮生前多次提到担心后世读者迟早会对那段不短岁月的健忘那样，当“逐新”成为读者唯一的意识形态之时，“改革三部曲”里的威权、武断、果决，乃至居高临下、自上而下的俯瞰姿势，显然更符合今天文学阅读与传播时势，也就更需要警惕。而之于他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30年创作井喷期中，虽出现了“改革三部曲”这样并非他本人擅长的作品，他本人也经常更愿意以企业家身份成为时代弄潮儿，会上会下、飞来飞去、舌灿莲花、口吐芬芳，相当受用座上宾的礼遇，然而时代所限，他可能掌握了文化产业或者说经济学的致命逻辑。可正因如此，他毕竟未曾成为主流经济逻辑之外沉默的大多数人群里的一个有机分子，所体验所感知，也就不似路遥一类作家那么真切。毕竟，作为有着传统良知的知识分子、作家，他有“改革三部曲”，更有“爱情三部曲”，还有《我的菩提树》这样很难辨识文体的作品。并且从创作时间看，他又是倒着往前写——实际写作时间分别是：先“爱情三部曲”，再“改革三部曲”，后为《我的菩提树》；但写作对象时间先是70年代“文革”，再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又退回到60年代“低标准，瓜菜代”。特别是《我的菩提树》，其思想价值肯定大于叙事事实本身。这说明，张贤亮对自己的设定并非仅满足于做一个一般能讲好故事的叙事者，而是成为一个思想家，至少是一个称职的历史记录者。[1]值得说明的是，该文学史，后来又有了修订的2010年版本，对照1999年版本，张贤亮的一节的确修改了个别措辞，但基本的论述和观点并未改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63-264.[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绪论[A].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这是王蒙复出后的一次谈话的内容，见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99.援引自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09.[6]这里所列为张贤亮2014年去世前一两年所集中出版的作品，虽未曾以“全集”命名，但也可当作“全集”来看待。如果把他自创作以来不同阶段零零散散出版的作品都算在内，仅散文随笔集还包括《张贤亮选集》第四卷《飞越欧罗巴》（此书1986年该社以同名集子出版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张贤亮.边缘小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张贤亮.小说编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张贤亮.追求智慧[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张贤亮.张贤亮近作[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小说方面零散地出版也很多，与这里提到的散文随笔集一样，所收篇目多有重复者，重要而代表性的小说即正文所列篇章。[7]张贤亮.夜[J].延河，1957（1）；张贤亮.在傍晚唱的歌[J].延河，1957（3）；张贤亮.大风歌[J].延河，1957（7）.后者发表后被斥为“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恶风”，同年张贤亮被打成“右派”。[8]值得说明的一点是，《龙种》《河的子孙》《男人的风格》三部小说叙事上存在生硬、急切，以及主旨上对政策的直接图解问题，张贤亮自己还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只不过他反复申说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表达他的激动和对国家政策的拥抱，甚至到了不惜在后两个小说叙事中夹杂“自我批判”以表明他是走在生活前头甚至政策前头这一先见之明的地步，本身并非高明之举。当然，对这三部小说叙事上、结构上显现出的另面特色，白草做了很多的资料梳理工作，做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研究呈现。不过，这并非本文所关注重点，特此说明。白草.改革三部曲之一：表现农场改革的《龙种》[A].改革三部曲之二：表现农村改革的《河的子孙》[A].改革三部曲之三：表现城市改革的《河的子孙》[A].白草.张贤亮的文学世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75-91，92-112，113-132.[9]最近有研究者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发表在《当代》上的改革文学时，认为在百业待举的改革开放之初，《龙种》有别于其他改革文学之处，是抓住了“最难解决的权力关系”，也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服务大众不等于盲从大众”的现实，所以心理描写+舌战群儒+动作描写+现场观众反应的模式是一种创新。可是，正因为是刚开始，人们还比较单纯，相关利益集团并未固化，应该正是培育和贯彻现代改革机制的好时机，正是体现叙事者知识及思想特点的关节点，根本上说是以谁为本位的问题，完善现代社会机制，远比个人局限的号令更具有普遍价值。见尹林.《当代》与改革文学的发展历程——一个社会史的视角[J].文学评论，2022（2）.本文系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社会分层与重要作家文学叙事思想研究”(19NXBZW02)阶段性成果；也系2018年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工程培养经费支持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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