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超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导读】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嬗变和经济形势的下行，高校的生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就业压力使然，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助推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涌向体制内。而随着“非升即走”等人事制度的普遍推行，高校教职对青年学子的吸引力大幅降低。学术体制遭遇了系统性挑战。现行体制过于强调审计文化、量化考核和项目化管理，这在短期内拉升高校学术产出的同时，也明显抑制了知识生产活动的原创性，加大了高校教师的额外负担。这对知识生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形势下，整个高校系统的知识生产亟待调整，有必要切实推进人事制度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纵深变革，重建一种更友善、更具创新活力的智识环境。
【关键词】不确定性 学术职业 评价体系 审计文化 时间操控
近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机关招聘人才时持续有许多一流名校硕士、博士报名的消息不断吸引众人的关注；特别是在南方的江、浙、粤等地，许多县市发布的人才招聘，也吸引了大量国内名校博士甚至国外名校归国的硕士、博士，许多高学历人才参与其中，争夺日益紧张的体制内职位。至于深圳若干中学以高薪招聘北大、清华博士，早已让大家日益习惯（近年来众多娱乐明星考编制的热潮，坊间也不陌生）。凡此种种，均使僧多粥少的状况愈演愈烈，且令各界瞩目，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宇宙的尽头是编制”之说，“厅局风”也成为许多人的心头好。高学历人才越来越集中地涌向数量有限的体制内岗位，如今已然是一大社会热点。这一问题或许近期才成为普遍关切的热点，但其作为社会问题，则是实实在在并不新鲜。2020年，社会上一度热议杭州市余杭区一批街道办招聘公示的信息。人们注意到，入选者均为清一色的北大、清华硕士、博士毕业生。人们普遍质疑这是“大材小用”。相关部门则澄清，这并不是当年的情况，而是2018年招聘信息的公示。相关部门还表示，这并没有大材小用，当地良好的发展环境能够为这些优秀人才提供用武之地，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多优秀人才加入。一位入选的北大毕业生也表示，“相比外地去律所或者到大企业打拼的大学同学……自己的工作稳定，晋升渠道畅通，特别是余杭的生活、工作环境非常好”，今后“也会向自己的学弟学妹推荐来余杭工作”。[1]如此职位在如今的就业形势下当然颇受青睐。此言不虚，一两年后，同样的工作岗位已更为稀缺，而且入选者中的博士占比进一步提升。甚至更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中小城市或县城都已大手笔地将许多名校博士收入囊中。果不其然，2022年此类现象又屡屡刷屏，并最终让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不久前，又有一则新闻掀起了一波小小的热潮。粤省东北部某县于2022年1月中旬发布了《2022年引进高学历人才公告》。《公告》称，为推进该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面向国内外引进各类高学历人才到该县事业单位工作。公告显示，引进人才数量为82名。截至1月30日下午，该县政府官网显示，已收到810多份报名表。从学历层次看，全日制博士研究生31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700多名，其余均为双一流大学本科生、急需紧缺专业本科生、海外留学本科生；从毕业院校看，有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毕业生，也有来自美、俄、日、英、法、澳、新等国著名高校留学生。由于报名人数大大超出该县预期，预计1月底进行的电话面试不得不延期进行。[2]——该县区位相对偏僻，经济并不算发达，尚能吸引如此多的人才关注，经济发达地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因此，此前杭州市余杭区的街道招聘引发的热潮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确实如此。深圳等地许多中学的招聘盛况，也让大家再次领教了现在的学历通胀。可以肯定，在此类竞争中，最终入选者相当一部分应是博士毕业生。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博士生基本上将由此离开学术领域；而那些入选的硕士毕业生，基本上也由此不再继续在高校深造读博。许多博士毕业生或因有意，或是无奈，基本上离开了科研工作。当然，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性的。其中的集中表现之一就是科研工作或学术职业所面临的挑战，是大形势的变迁所致。2021年，某老牌名校副教授、哈佛大学博士转行就任深圳市公务员的消息，引起热烈讨论。2022年，北大核物理博士毕业后没有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而是进入城管部门工作，此事也引起外界热议。可以说，此类热点在在皆是。局内人则对此早已不意外，因为相对如今的就业行情而言，此类职位意味着颇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有稳定的编制，其性价比绝不低于一般名校。各种缘由，圈内自是了然。而在整整10年前的2012年，中科院研究员程代展的一则博文《昨夜无眠，为了一个学生》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位非常出色、学术前景看好的清华大学博士生，在即将步入学术职业之际，主动放弃了这条道路，选择到中学做一位教师。这令程先生极为惋惜。他苦口婆心地反复劝说该同学出国做博士后，日后从事科研工作。然而，这位学生在最后关头谢绝了这一建议，坚持认为“做研究太累，没兴趣，不想做了”[3]（此后，不出意外，这位青年最终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对此，相关各方进行了热烈讨论。表示惋惜者有之，表示理解和支持者亦有之。如果说此类现象在10年前是新闻的话，那么在今天则几乎已成为“新常态”了，几乎很少人会感到意外。如今，圈内早已公认：大学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在下降。[4]对此类现象，笔者已关注有年。这些年观察下来，和许多同人一样，产生了一些很强烈的新感受或印象，而这是若干年前所不曾有的。比如，1.近年高校毕业生特别是本专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也明显下行，甚至留学归国青年的就业前景也并不乐观，“985five”和“海带”现象屡屡成为热议的话题。2.“文凭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考研热不断刷新纪录（其中“二战”“三战”上岸者占比越来越高）[5][6]，考试已成为许多中青年的人生常态和重要任务，各地甚至涌现一大批专门以考试为主业的青年和专做考试生意的专家及商家[7]；然而，头部名校硕士的读博（特别是在国内读博）愿望普遍偏低，而且近年持续低迷，考公、考选调生进入体制内的热潮则持续高涨。3.博士生毕业后，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成为选调生、公务员甚至中学教师等，而进入学术界的人明显偏低。4.大学的运作乃至教师个人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项目，项目化管理日渐普遍。大学教师工作压力持续增大，工作节奏日趋加快，对项目的依赖也日益提高。5.教师队伍的流动性持续加强。这其中当然有少部分高端人才被竞相“挖墙脚”、另攀高枝，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种种原因被迫调出。此外，也有部分在职大学教师（甚至包括颇有成就的学者）辞职，离开学术界，从事其他工作。——事实上，“非升即走”的政策近20年来已陆续铺开，许多头部高校每年调出教师一二百人的情况，并不鲜见。应当承认，各行各业都各有难处，每一行要干好都并不容易，基层公务员工作之艰辛也是无可讳言的。[8]但学术职业的性质和境遇完全不同。对许多名校青年教师而言，其参加工作之后的几年内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不是日后能否晋升的问题，而是能否保住职位留下来的问题。在淘汰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非升即走”使得最后不得不“走”的教师并不少。如此制度当然会有争议，但在高校之中确实也造就了一批受益者，更多的学校闻风而动，竞相效仿和攀比，“内卷”至极。此风毫不稀奇，甚至愈演愈烈，日渐蔓延。这是严重的人才浪费，它明显加剧了青年学子对学术职业的畏难之心。多年前，某顶级大学就因博士毕业生择业时进入教学科研工作者占比持续走低（在部分院系连续多年不足半数）而遭受广泛批评，甚至该校自身也进行了检讨。以上种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例如，教师待遇、学术生态、对学术前途的迷茫，等等。它关乎时代心态，关乎现实待遇工作条件，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关系到青年一代和整个社会对学术工作的认知。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学术的意义、学术工作的前景（学术职业何以安身立命）产生的深层次迷茫和深刻的怀疑。比如，能不能应对不断加大的挑战？今天的坚持和付出是否值得？当下的付出是否能成就未来的梦想？……这些问题越来越加剧着人们的不安和惶惑。在这大加速的时代，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由于对不确定性的忧惧，也压缩了大家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由于对未来缺乏信心和稳定的预期，人们日渐缺乏等待的耐心和付出的热情，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尽快兑现、立等可得，长期主义自然也无从谈起（由于读博成本高，回报却难以预测，很自然地影响了硕士生的读博意愿）。这一系列问题，说明现在的社会生态、心态出现了诸多挑战，知识生产系统和青年学生的心态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外界对“体制内”的认知往往值得玩味，如有人认为公务员的职业都是“上班看报纸、工作光鲜体面、有特权”[8]；而相当长时间以来，人们观念中的大学教师的职业也令人艳羡：轻松自在、悠闲安适、光鲜体面、事少钱多、高大上、每年有寒暑假……但不得不说，这种认知与现今的情况相去甚远。实情如何，局内人大概最清楚。尽管大学曾长期顶着“象牙塔”的光环，但实际上，大学从来就绝非“象牙塔”、绝非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尤其是这些年来，大学所赖以生存的生态已发生深刻变化，大学本身的内部结构、生态、氛围也早已迥异于昔日，至于其运作逻辑、制度环境、知识生产方式等，更与昔日大相径庭。时代气候的变迁虽悄无声息却颇为峻急，十几年前走出校园的人们如果今日重返大学，很可能觉得非常陌生。大学的环境和精神气质早已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公司化倾向，人际氛围亦鲜有融洽。这是学术市场化改革以来所造成的问题的一个缩影。如今，在许多高校的运作中，资本逻辑支配学术逻辑，审计文化取代学术文化，管理主义抑制学术自由。自此，高校绩效考核的压力也持续加大。学术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性质迥乎不同，它有很强的个体性、不确定性，然而现在高校对学术工作的管理与私营公司颇为类似。就社会属性而言，高校自然有别于机关和企业；但就其当下的运作逻辑看，如今的许多高校无疑已具备行政机关的科层制与公司的绩效考核制元素，具有机关化、科层化、企业化与项目化等一系列混合特征。对于其绩效化、数目字管理，局内人大都深有领教。任何人接触今日的大学，都不难发现其巨大的规模。确实，大学已然巨型化。其巨型化又衍生出复杂化和科层化。特别是科层化，成为现在大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数十年前，教研组—系—校的治理结构已变为今日盛行的“课题组教研室/教学组→学系→学院→学校”类型的结构，至少增加了1~2个管理层级。这对大学的治理模式和生态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此一来，从普通教师到学校管理者之间无疑形成了遥远的距离。据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顶级大学有的校领导对全校两三千位教师几乎都熟稔，而且听过每位教师的课程，对每位教师讲授的课程都“不陌生”。那些学校主要领导与普通教师之间的熟悉、亲密关系，在今天几乎已是传说。如今，对多数高校的主要领导者而言，其主要注意力在于对上争取政策、对外拓展资源和延揽高端人才，而很难顾及与内部员工（特别是普通教职员工）的深入接触。管理体制、学术评价的变革也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首先，在今日大学中，公司化的绩效考核和单位制度的科层化并存，形塑了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多年以来，高校盛行的已是审计文化。审计文化背景下催生的是项目化管理。从管理体制和制度上看，目前的高校在沿袭传统的工作量制度、教研组的单位制度基础上，又增加了项目制、数目字管理、绩效考核、量化考核、新管理主义等，出现了项目化、计量化等趋势。许多高校在某种意义上将私营企业的管理模式直接移植过来，甚至有的名校还请私营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的人来培训学校的各级管理者。在高校，形形色色的项目比比皆是：人才项目、科研项目、教改项目、人才培养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师资培训项目、学生实习项目……项目制灵活机动，这种体制便于成本核算，便于考核、管控。它以特定项目的方式，通过经费、时间和程式等方面的控制，实现了对知识人、知识共同体乃至整个知识生产系统的强控制，减少了脱轨现象的概率。项目化管理缺乏稳定性，难以给人更长久的预期，但它恰恰最充分地适配了所谓“流动的现代性”。在如今的学术体制中，项目化生存成为常态，项目不仅仅是主要的资源来源，也是评价的核心指标，是许多人自我认知和身份建构的重要渠道、手段和判准，甚至是知识生产的越来越重要的方式。大项目似乎俨然日趋成为“高端”知识的主要方式和平台。不适应这种形势者则往往被迫出局，剩下无数“适者生存”的原子化个体。项目制已由财政领域渗入教育领域并成为国家对大学的最主要的治理术之一。然而，“项目制”的运作机制产生了严密的运作程序、新的学术等级系统等意外后果，使“科层制”成功嵌入“项目制”，进而控制、主导了“项目制”的运行与指向，从而重塑了大学治理的格局，加剧了科层化趋势，加强了学术权威和文化资本的体制化，营造了新的大学生态。[9]在某些方面，如今大学的运作方式与企业有诸多相似之处，学术资本主义压制了自由主义。学术资本主义的典型逻辑就是大家比拼“谁比谁生产更多”，无形中要求“又多又好”。这一点似乎已与物质生产部门和物质交换市场日渐趋同，将精神性生产与物质性生产活动完全混淆起来，致使前者的自主性受到深度抑制。一种无形而强劲、持久的压力，让大家置于“增长的焦虑”之中。尤须一提的是，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和时间观的改变对知识生产、学术职业和大学的整个生态系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0]在此形势下，许多学术大咖积极运作大项目，然后发包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形成包工头—打工人的学术分工。所谓“学科带头人”/“领军人才”往往成为“学术包工头”。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有关各方屡屡痛诋，然而近20年下来，此风不仅未有改观，甚至愈演愈烈。[11]学术竞争被认为是一种“和平的角逐”，但这种角逐的烈度和残酷性绝不因其“和平”而有所降低。大学也是资源竞逐的角斗场，而且竞争的未必只是学术。过于激烈的竞争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同年龄段教师之间鲜有关系融洽、自主合作密切。过于频繁的流动，使大家也不愿意再去建立和经营本应有的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在项目化体制下，教师个人已难以独力应对，必然调动团队，其中就大量起用研究生。因此，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很大一部分就是组织化的科研过程。而且正是在这无限的项目中，消耗了初涉学术的青年对学术、探索的敬意和热情，也消损了他们继续深造攻读博士的动力。现代性的力量造成了空间膨胀，也造成了“时间荒”，侵蚀了意义感。现代性关注精致的形式。韦伯等人所标举的现代性虽然具有“理性化”的力量，但无疑也分明地有其“限制”[12]，“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并重，才是好的社会”。管理者对量有着强烈的执念，也有意识地追求确保每位员工“工作量饱满”，不会轻易让人有闲暇时光。吴国盛教授指出：“牛顿的绝对时间观，实际上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流俗时间观的标准形式。它的历史性形成，实际上伴随的是近代科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替代和遗忘。……这里也许存在着揭示现代行之秘密的钥匙。”[13]时钟被称为“上一个千年最伟大的发明”（Joel Mokyr语），它的出现为现代资本主义奠定了牢固的技术基础，也成为学术资本主义的一个隐喻和象征。在注重工具理性的科层制下，世界的本源已由“人的关系”变为“事的关系”[14]；在此种秩序下，“人”消隐了，其自主性、主体性也因之消解。哲学家在剖析现代社会时，也往往论及现代社会的去本质化转向，呈现“原初遗忘”。许多量化考核极大地稀释了学术研究直击本质的意识和能量，迷失了学术自身，加剧了学术对现实的迟钝和软弱。由此，对形式化的追求压倒了对本质的追问，精致的平庸大行其道。对于学术工作，管理者也表示，青年教师“必须对标”，在科研上“达到指标”，“其他的不是重点”；“先不要谈什么学术贡献、原创性突破，先达到指标再说”。而指标主要是某些量的呈现，如论文数、课题数等一系列可量化的东西，唯独缺失了最本质层面的思想贡献。“并非所有重要的都可计算，并非所有可计算的都重要。”梅贻琦指出，“学术的贡献是不能以量来计算的”。不可否认，如今许多高校教师大量的时间、资源和注意力已耗费在这些烦琐的形式化的东西和事务性的工作之上，这是对一种稀缺资源的巨大浪费，成本高昂。但很少有人去追问，这些烦琐的无休止的量化考核、指标、数据、排名，到底有何实质性意义？是否真能推动知识跃迁、提升人生价值、增进社会福祉、推动社会历史进步？是否只能如此评价学术工作？……很难否认，现如今，我们对形式的追求替代了对原初本质的追问。精致的平庸、高端的无用大行其道，充斥着我们的眼界、思维世界和生活世界，污染了社会风气。现代性是一场精心的筹划，筹划就是其存在方式。它用形式/表象替代了实质，用科学世界替代了原初世界。在此现代性体制下，人们很自然地调动工具理性去筹划一切。为了“表现”出众、为了让对方印象深刻，人们往往极力精心筹划，赢得他人的关注。正如玛吉·伯格(Maggie Berg)等人指出的那样：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高度忙碌彰显自己的重要性，使人印象深刻”。在许多人看来，“忙碌是成功的象征”，而闲暇则几乎是平庸/窝囊的别名。教师积极向管理者表现、展示，学院领导向学校各级管理者表现，而学校管理者向上级部门和公众（潜在客户、捐款人、纳税人等）展示自己的成功。大学抓住和创造一切机会，提升自己的声誉，以作为自身业绩的一部分（甚至“低姿态”地迎合新生，通过低录取率来暗示对方的出众和学校的卓越）。——凡此种种，皆是为了“表现”（performance）。于此，外在的声誉和观感替代了对实质性改革与进步的谋求。对于学术工作的评价，管理者主要不是考察实质性的水平和能力，而是其在一系列指标上的表现（业绩或产出），例如，论文所载刊物的级别、重要期刊论文数、影响因子和被引量、课题级别及数量、经费数量、获奖级别及数量、咨询报告报送的级别、肯定性批示的级别和数量，而这些都是外在的、易测算的；至于成果本身的质量，恐怕就一言难尽了。在量化考核下，一切形式化的、容易测量的东西都膨胀到了极致。当然，这种环境也客观上要求教师善于推销自己。在学术资本的侵蚀之下，数目字管理也无孔不入，“数字/业绩”成为中心逻辑，人的主体意义弥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学术赖以安身立命的精义也随之消散。自然，此种体制也注定将导致学校的注意力重科研不重教学、重可量化的指标（硬指标）轻难以量化的指标（软指标）。对于管理者而言，最关注的也不是知识和思想本身，而是符合学术考核标准而已。甚至管理者也对此直言不讳，几乎是“论文为王”“指标至上”。凡此种种，对其学校的生态、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近些年来，许多高校尤其着力追求国际化，而这最突出地表现为强制性的国际发表（主要是英文发表）。为此，高校教师需要遵照英语学术圈的话语和规范，瞄准若干重点的SCI/SSCI/A&HCI期刊进行写作。此类期刊大都有一整套体例程式、评审规则和价值取向。为了谋求发表，作者们不得不向西式理论和思路做出不同程度的妥协。这种学术体制特别是论文发表及学术评审体制，迫使研究者将中国的素材、数据套用到某个西方学术权威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中，以求侥幸通过评审获得发表，谋求稳定的职业保障。论文的投稿往往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一次次修改，也就意味着经历一次次规训和自我规训的过程，而这很可能就内隐着思想殖民的过程。在这种发表体制中，理论源于域外，发表在域外，本土所承包的只是素材加工的过程。上游/前端的理论和方法、下游/后端的发表和评价都在国外，输入、输出均受制于人，仅仅加工过程在中国本土完成，自然难以谈得上学术本土化、在地化。国人自然难以掌握定义规则的能力。这种“两头在外”的知识生产链条，无疑隐含着不可忽视的风险。而这种现象近些年来愈来愈突出，贻害深远。这是一种潜意识下的文化政治，被西方的意识形态所规训和钳制。这种体制是一种强大的规训，在这种西方主导的论文生产系统中，中国研究者完成了自我规训，也逐步进行了自我思想殖民。而中国研究者这种费时费力费钱的所谓科研，仅仅是完成了所谓成果、所谓业绩，往往没有扎根中国情境、面对中国的真实问题，甚至威胁到民族文化主权和教育主权。这种高度体制化、格式化的知识生产，往往容易诱致知识乃至认知体系的形式化、碎片化，而大学也成为规模不等但高度标准化的“论文作坊”。目前，我们的知识系统远未健全，许多研究者往往满足于非生命化知识的低水平生产。日渐碎片化、去意义化和非生命化的知识，销蚀着人的生命感，阻断着人们与原初世界之间的有机联结，消解着人们接地气的真实体验。它逼迫人们把宝贵的时间消耗在无谓的琐事和平庸的文字上。如今，知识生产的程式化、定式化、套路化日趋明显，精致的平庸处处可见。许多研究者一谈学术，动辄就是理论、概念、模型、假设、方法论、技术路线，其所关注的是看似精致的概念和理论而未必是真实的问题和体验。此种研究过度理论化，迷失于概念的丛林和理论的迷障中。人们的研究工作关注的是指标，是绩效，是“谁比谁生产更多”、业绩更突出。这是一场“形式”的大比拼。这种耗时费力的知识生产，面对的往往并非真实的社会人生、生命体验，而是标签化、去情境化的理论模型，只见事物而不见人。如此“知识生产”，无论如何精致，注定只能疏离于真实的“生活世界”，难以回答我们生命的核心关切，不能回应社会诉求，不能赋予人生的意义，不能应对生活世界的难点和痛点。这种所谓科研，并没有关注真实的原初世界和现实难题，没有很好地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增益他们的生命热情、营造高品质的智识生活。它们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改变现实困境，因此往往不是生产性的，而是消耗性的。时下盛行的“短平快”的研究只迎合功利化的量化考核，但是对实质性的思想突破和理论贡献的追求，无疑被稀释、阻滞甚至替换了。而这样一来，许多所谓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沦为知识人的自娱自乐，耗费了自身的时间及精力、社会资源及注意力，却未必能取得实质性的知识建树，也谈不上实质性的学术突破和社会贡献，不可能为现实贡献智慧和力量。大量研究沉迷于自娱自乐、自我满足、自我感动，没有面对真实的情境，没有扎根原初世界，自然也就无助于参与公共生活、解决现实难题。很多学院中人，自进入学校开始就隔离于公共生活之外，缺乏社会参与意识，更谈不上相关能力和智慧。此种情状，无疑极大地抑制了人类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催生出许多缺乏活力和创意、意义感的知识人。因此，不少颇有学术潜质的青年学子也对时下的所谓科研缺乏热情和敬意，对留在国内读博深造的动力明显降低。大学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和矛盾体，有诸多的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其中恐怕很少有人会有主人翁的感觉，甚至认同感、归属感也相对有限。学校与教职工之间更像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于此，普通教师深感压力，而管理者也承受着上级管理者的压力，而且各级管理者流动频繁，很少久任。因此，在此环境下，教职员（特别是青年教师）往往归属感很低，很多人甚至公开自诩为学术民工、搬砖人、高校打工人、人肉干电池。“青椒”更是处境艰难。在“非升即走”的催迫下，除了要适应职场新手的诸多挑战外，他们还额外地被安排了许多事务性工作；而晋升副教授时，学校往往只关注显性的学术发表。至于晋升教授，则更有难度。在此环境下，青年研究者极少人有长期的稳定预期和较强的归属感。人与人之间也缺乏紧密、长期而信任的关系。这一切并非自今日始。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或是一个重要拐点，从此开始了一个长期的下行年代。各国财务状况的恶化自然也会传导到高校之中。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无偿实习、付费实习，甚至自筹经费的课题、自带项目的博士后。最近，美国名校中还出现了无薪助理教授。这是新的学术资本主义的极端状态。这种状态将竞争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我们的自由也永远不会完全实现，而是一场我们例行投入的战斗”。[15]42“竞争永不停息，其结果永无定局，皆可逆转。”“所有的竞争都蕴含着垄断的趋势。”[15]110许多人已在轮复一轮短程锦标赛中，渐次被抛出局。知识系统以普遍主义为核心价值，但它也是一个高度竞争性、高度不平等的体制。其不平等已被高度制度化，大牌教授和普通教师之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为了激励大家力争上游，许多管理部门及高校热衷于推行物质刺激，将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深度捆绑，有“帽子”的教师和普通教师之间的地位和待遇悬殊惊人。有管理者公开表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要对优绩者重奖，而对表现不佳者进行重罚。正是此形势下，高校人事制度和评价体系的改革获得了强劲的推力，其中“非升即走”制度影响尤大。许多青年教师为了谋求长期教职，长久地进行着学术上的苦斗，以求更好的业绩（performance），实可谓“为表现而挣扎”。[16]目前，绝大部分研究型大学都以量化考核为时尚。量化的考核评价体系对知识生产“算工分”，使教师和其他各类“打工人”一样“困在系统里”，不仅工作上“压力山大”，整个生存状态更是“压力山大”。很自然地，科研人员英年早逝的现象频频发生，其中很多人甚至只有二三十岁。这从各地的官方媒体和各种小道消息渠道都时有耳闻，并不稀奇。多数教师在30多岁开始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成为家庭的顶梁柱，承受着巨大压力。而科研比拼成为一种无形但无止境的“军备竞赛”，对身心及社会性发展等各方面都产生深刻影响。高度创造性的学术贡献往往应该是闲适的产物。教育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学术更是才情智慧在从容时光中的沉淀。真正的教育和学术创造，应自由而从容，带着“闲逸的好奇心”，去欣赏生活中的美，领悟和践行教育的真谛。大学教师工作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其多元性。目前，高校教师大都担负着繁重的科研工作。学术工作极具多义性、不确定性，正是这种特性决定着它的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这些特点决定着学术性职业的特点，如需要自由空间、需要尊重个性与差异。学术工作与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不同，其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并无清晰的边界，工作与生活、业内与业余之间并无明显的区隔，研究者必定会有许多“影子工作”时间。这决定着教师在教学和公共服务时间之外，很多时间都是被无限度需要的。然而，实际上，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公共服务等多种因素，共同制约着教师的时间安排。时间的安排直接关乎青年教师学术职业的成败，以至于有学者呼吁青年教师要勇于“保卫自己的时间”（李连江语）。外界所艳羡的大学教师的寒暑假，反而正是教师指导学生实践实训、申请课题和科研的关键期，此间工作任务更是繁重。正如有的青年教师所说，“只要醒着，就在工作”。相当一部分大学教师每周工作时间都超过70小时，有时甚至接近100小时；绝大部分青年教师都在超负荷劳作。这成为“过劳社会”的典型缩影。在此情况下，教师难以实现工作与休息、工作与生活、工作与家庭、工作与社会交往的平衡，甚至难以维持工作和健康之间的平衡。如此，工作的空间无限延伸，而生活的空间不断收缩、萎缩。多年来，大学教师的过劳死频频发生，大家早已习以为常。这无疑是个人的损失、家庭的损失和社会的损失。如此生存状态，当然令许多硕士生将读博及从事科研工作视为畏途。何况，在近乎公司化的管理体制下，大学的教职也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工作了（至少，“体制”所特有的稳定性，在高校教职中已所剩不多）。相比之下，体制内的其他许多职业的性价比更高、发展预期更稳定，学术职业自然难称理想之选。在过度竞争的体制下，青年教师难以久安其位。在“非升即走”的无形压力下，青年教师一天到晚在“赶死线”（deadline）[17]，不仅身体疲于奔命、处于透支和亚健康状态，而且精神上也容易出现问题（大学教师自杀现象、心理疾患的比例并不低）。长期在这种状态中生活，深感竞争之残酷，难以保持健康，更不要说愉快。女性尤其压力巨大，往往不敢轻言婚育。对当今许多研究型大学的青年教师而言，“996”微不足道，“007”很常见，“5加2、白加黑”并不新鲜。很多教师每天工作繁重，以办公室为家，基本上没有正常的生活。以至于北大教授吴飞非常忧虑地说：只剩下学术的生活是危险的。这种工作状态容易使人失去应有的人间情怀和人情味，容易成为论文机器和工具人，失去人性的温度。因此，有人建议学术工作者要有一些“庸俗的爱好”[18]。每年水涨船高、不断花样翻新的评价标准等，都在销蚀着学术职业的自主感、意义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对许多青年教师而言，除了高强度的学术劳作，还有各色各样的深度焦虑。因此，广大“青椒”成为名副其实的“青焦”。高校新入职教师在五六年或更长时间内必须为tenure而挣扎，之后则须为教授而挣扎，即便成为教授之后，还要面临各级各类“帽子”的诱惑或压迫。他们在获得长聘教职前，被刚性的评价指标所钳制，其时间被操控；而获得长聘教职后，还有同样漫长的升等之路，仍有一系列随之而来的升等和竞争压力，如长聘教授、特聘教授、讲席教授、长江学者/杰青、院士/学部委员/文科资深教授……科研上的竞争是无止境的，荣誉之争自然也是没有尽头的，这是一个无形无止境的“阶梯”，而且都被清晰地量化、可视化。竞争不只存在于单位内，而且存在于全国、全球范围内。正所谓“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永无休止。学术资本主义的重压造成了知识生产和知识人的变异。在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巨大压力下，学院体制中也随之出现一系列奇异的现象。比如，某些院系机构内部生态奇异，同年龄段的同事之间的关系极少有和谐的。按理说年龄相仿的人之间最有共同语言，但实际上恰恰是在这类群体内部，人际关系最紧张也最难沟通、最难合作。过于激烈的竞争，已严重破坏了同事之间的共情基础。再加上种种历史积怨和现实因素，人际关系更是微妙。又比如，在高校中，一方面是应届博士毕业生就业难、极难获得教职的机会，即便侥幸获得教职后，也是待遇不好、入编难、晋升难；另一方面是许多年事已高的教师仍位居要职，掌握大量资源，付出少而回报多。青年人求职难而老年人不退休，已成为各高校的常态。再比如，近年大学改革和跨越式发展的压力分布不均衡，青年教师承担了大部分代价，但并没有成为主要受益者，成本与收益的分布明显失衡。青年教师的种种艰难处境，往往让许多学术青年望而却步，早早地放弃了学术之梦，这进一步加剧了人才流失。多年来，部分高校流连于“创新驱动”“使命驱动”等概念的丛林中，沉迷于“弯道超车”“世界前列”的口号中，却往往轻视了扎实地潜心于基础性工作，可能造成很多弯路。如今，我们尤其需要引导大家潜心于那些原创性的长线工作，最大限度地避免那些蹭热点、打游击的科研方式，改变“短平快”的突击队或缺乏常性的游击队的风格，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注重数量的条件下，深度的长线研究非常困难。目前学院体制之中的许多研究者渐趋迷失，追逐于失去灵魂的“表现”，未能根本改变知识的贫困。在目前情况下，国内学界确有个别学者或学术群落很出色，但是总体而言，知识系统表现并不理想，远未能承担起使命。多年来，相关各方疾呼要改善青年教师的成长环境，要“破五唯”、坚持质量导向、资源向青年教师倾斜，要重点扶持青年教师、积极支持青年教师潜心长线研究。这些论断都言之有理。只不过，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往往远比理想更骨感。事实上，近年青年教师的生存环境或有日渐艰难之势。著名学者渠敬东先生在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求学时代的学术风气时，不由得感慨道：“我常想，若是没有遇到像苏（国勋）老师这样的学者和朋友，若是没有日常世事中这些欢快的场景，若没有各种各样、色彩斑斓的思考和知识环绕着自己，若是换成了今天年轻人正在遭遇的冷冰冰、阴沉沉、苦哈哈的评估制度，我还会不会选择这样的职业。”[19]人们常说机遇重要，其实机遇之中最重要的是人遇。而在这样的考核评价体系中，每个人（从青年教师到资深学者）都被捆绑在密实的考核体系、数目字管理的体制中，被固定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学术秩序下，让人们很难有余裕和心境去了解、欣赏和关爱他人，去相互学习和理解。古典大学的“自由与寂寞”、凡勃仑时代的“闲逸的好奇心”均已难觅遗踪。过大的压力容易使人失去部分的自主空间和能动性的空间，容易击伤人的自主性，造成思想的扭曲，从而流失其独立性。而在托尔斯泰看来，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依照自己的思想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这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目前的大学和知识生产正经受着多重夹击。此现状无论是对个体、对大学、对学术职业（知识共同体）还是对社会而言，都造成了一系列困扰、损失和危害。对个体而言，这让知识人普遍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知识更多的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安身立命之地；知识人也不能充分承担自己作为知识人的职责，实现学术抱负和社会担当，承担历史使命。对大学而言，这也不利于其水平提升和学术生态建设。大学以其特殊的地位，理应对时代和社会有重大的贡献，也唯此才能得到充分的认可和支持。目前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学术发表量已全球领先，但原创性的学术工作方面仍明显不足，世界性的知识贡献相对逊色，国际话语权仍相对较小。这与社会期待和国家战略需求之间仍有相当的距离。大学是社会的中枢机构。它理应贡献强有力的知识，承担社会责任。一流大学必须为社会提供思想。然而目前的情况，其实力、贡献、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仍很有限。如果后续不进行范式性的变革，将难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做出更大的世界贡献。“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使青年和老年人融为一体，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追求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大学确实传授知识，但它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传授知识。至少这是它对社会所应起的作用。”[20]110“青年人富于想象力……人类的悲剧在于，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人缺乏经验，而那些有经验的人则想象力贫乏。……而大学的任务就是将想象力和经验融为一体。”[20]110-111大学的意义不仅在一般意义上的教学和科研，还在于培养一代又一代人对未知世界的热情和想象力。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直接牵涉博士生培养。博士生是未来学术发展的生力军，优秀博士生是中国未来学术的希望所在。博士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一国高等教育水平和科研潜力的重要标志。诚如弗兰克·罗德斯（Frank H.T.Rhodes）所言：“博士学位代表着大学中最高的学问与最人格化的指导的结合，发挥着重要作用。”[21]现代以来，研究生教育已成为“专业繁殖的主要机制”[22]，博士生培养则是高校学术再生产的重要环节。高教系统（学术专业）乃是“关键专业”[23]，是训练其他所有专业的一个专业场域[24]190。它不仅为其他职业培养后备人才，也为自己培养下一代从业者。它通过博士生教育对未来的学术人员进行精心筛选和培养，通过对优秀毕业生的选聘实现学术的延续与发展，实现自我的“再生产”[24]49,51。能否培养出一批高水平博士生并吸引足量高水平博士生进入学术职业，直接关乎下一代人员的水平和质量，关乎日后几代大学生的培养质量。我国博士生教育承载着国家意志，“旨在为高校输送师资”[24]162。历史上，优秀人才的流失曾造成我国大学和学术界的诸多问题；而当前的学术逻辑和生态给足量高水平博士生的持续培养又一次带来了巨大挑战。此种形势不利于学术职业担负应有的重任、做出应有的贡献。于国家而言，学术职业的损失和高等教育质量的受限，也严重影响到当下的运行和未来的发展。这不利于我国“为世界做出较大的贡献”[25]。知识体系是最强的软实力，要使物质力量转化成精神力量，要使中国学术在世界上有较大话语权，就需要有强大的知识体系，需要中国大学有所作为。经过长时间的持续努力，中国科研工作已取得历史性进展，进入了新阶段，并贡献了大量论文，但其思想贡献和理论贡献仍相对有限，深度思考和高端的理论建构还明显不足。如此学术工作的质量仍与其规模、投入不相称，更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需求远远不适应。大学是学术共同体、是学术领地，有自身的学术传统和学科文化，但随着环境变迁，随着机关（公共机构）与公司（盈利机构）两种逻辑的混合，大学本身的取向、结构、逻辑和生态也面临诸多挑战。大学必须“研究高深学问”，必须为社会“供给学术”。[26]92-93中国近代大学建立之初就有此共识。它所赖以生存的理由是要为人类高品质、创造性的智识生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它理应赋予人类智慧，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然而，现实未必总是如此。若说当今大学之中无人专心“研究高深学问”，肯定绝非事实，毕竟目前数百万高校教学科研工作者中仍有一大批踏踏实实潜心学术的优秀师者和学者；但无疑，真正高水准研究相对而言还是太少了，“短平快”的研究依然比比皆是。这有制度原因，也有风气、环境原因。道德谴责或许解气，但无济于事。在此，我们亦无意于做道德评判，那毫无意义。我们需要现实的作为，需要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追求更好的政策和生态。知识本身有其德行承诺，知识人也有其社会责任。但是这种责任的承担离不开客观的条件。正如医疗等行业不能完全市场化一样，教育及学术事业也不能交给市场，教师管理和学术评价尤其不能只奉行市场原则。在大科学时代，越来越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推动有组织的科研；同时，也同样需要为个体化知识创造保持基本的空间。市场导向的治理模式暂时有利于提高效率，但长期看危害不小。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很“烧钱”的风险投资，大量的投入或许最终只能取得极少量高附加值的产出，在基础研究领域尤其如此。然而，充足的资源投入仍是必要的：正是其中极少数实质性的创新和突破，可能带来巨大的学术、经济乃至社会的回报，可能推动历史的巨大飞跃。显然，对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资源投入，需要国家的力量介入予以支持。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教育学术事业的损失。这不仅是学人、学校和学术的损失，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应该承认，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高校系统已经发展到新的高水平，特别是知识生产的专业性方面已远远超过此前数十年，但问题和矛盾的积累也日趋逼近新的临界点。多年来，大量有识之士长期批评大学正在迷失于“失去灵魂的卓越”，呼吁人们走出“象牙塔”，但20余年过去了，局面并未有大的改善，许多矛盾仍一如既往甚至空前尖锐。现今，仍有诸多挑战存在，仍有许多工作尚待开展、务实推进，需要人们对知识系统进行系统性的重审和重塑。第一，转变观念，回应现实。要重新定义我们当今时代所需要的知识生产，重塑知识生产系统、重新定义学术本身和大学。学术特别是人文学术理应有其生命质感，而不是与生命无关的纯智力游戏。大学是能够让人萌发梦想、实现梦想的所在。在这一方天地中，人们可以仰望星空，也可以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并不意味着沉迷于虚浮、自我的议题，回避应有的责任，而是要有现实关怀、学术抱负和强劲的学术想象力，钻研最重要的关键议题，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为此，需要特别有意识地加强现实观照和公共参与。“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大学绝非“象牙塔”，它依旧要重新根植于现实生活，面向校园之外更广阔的世界。学术研究需要历史感，更需要现实感，需要弥合“象牙塔”与生活世界的鸿沟，重建知识与生命、大学与社会的有机联结，要关注重要议题和现实难题，彻底解决思想的贫困和理论的贫乏的问题。自然，学院中人也应积极参与第一线、关注现实，用知识专长回应社会与时代的诉求。第二，简政放权，践行善治。要完善治理体系、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加强政策供给，优化学术生态。要充分探索教育学术机构的特点，顺应教育学术规律，切实矫正对学术机构的行政化、公司化管理。要更好地进行分层分类治理，营造更友善、更能激发学术创造性的生态环境，让更多知识人安身立命、潜心学术、人尽其才。学术发展不是靠量的累积，而是取决于质的突破。真正对学术进步有决定性意义的成果，往往是极少数。这极少数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为此，我们需要营造更好的环境以促成其出现，实现其最大价值。因此，特别需要完善教育学术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决定资源配置，也决定注意力的分配，决定相关人等付出什么、获得什么、处于什么位置，得到怎样的认可和激励。其意义可谓重大。因此，有必要尽可能减少形式化的审核评估，更多地关注实质性的学术贡献和社会价值。为此，还有必要进行细致的分类评价。对基础研究来说，要更多地关注本源性问题，要强调原创能力、命题能力，也要提升知识服务现实、改造现实的能力。要切实扭转某些高校中教育及学术行政化的态势，将学术评价权交还给学术共同体，充分发挥同行评议及代表作制度的功能。第三，加强队伍建设。学术发展需要代际传承，需要资深学者发挥好学术守门人和传帮带的作用，但也需要扶持新人，要在二者之间实现动态平衡。要在吸纳新生力量和延聘返聘老专家之间积极协调，实现继承与发扬、传承与变革之间的有机统一。在后备人才队伍培养方面，博士生培养需要把控规模、提升质量。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并不需要过多的博士，无论如何不宜以大幅扩招博士生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手段；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一批最优秀的青年成长为学术人才，去为登攀学术高峰而努力。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博士后队伍，加强产学研合作，壮大企业博士后的队伍规模，更好地发挥博士后流动站的人才蓄水池和思想库的功能。此外，还有必要加强资源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方式。要加强科研基金的支持力度，增设普惠性的资助。同时，还需多方协力，改良社会生态。社会应逐步形成更包容的心态。要允许试错，充分尊重教育学术事业的自主权和特殊性，鼓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共同营造良好的生态。在人类社会，无论是思想世界还是实践领域，都是问题丛生、布满荆棘的场域，有无尽的漫漫长路。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问题的解决正是推动事物发展、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通过不断迎接挑战、更多地付出解决问题的努力，人们就有可能推动问题的解决。无论如何，对于大学、对于知识的“象牙塔”，我们仍有理由期待更高品质、更友善的智识生活，更好地实现知识的自身价值和社会贡献。注释：
[1]街道办招8人，全是清华北大毕业生？！余杭区一张招聘公示刷屏，官方最新回应[EB/OL].https://mp.weixin.qq.com/s/LhSLq1gePgfGsWyXAIly9A.
[2]小县城年薪26万招博士,正科级储备干部！结果报名人数实在太多，导致面试延期……[EB/OL].https://mp.weixin.qq.com/s/X7yBD-Pf3zpRRLSsTlkuWQ.
[3]昨夜无眠，为了一个学生[EB/OL].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660333-632151.html.
[4]热议！放弃985大学副教授教职，北大博士后从政拟任县长！[EB/OL].https://mp.weixin.qq.com/s/UOIb70EFx1sD_HYjokUzgA.
[5]啃老的年轻人：父母每月发五千，留我在家结婚[EB/OL].https://news.sina.cn/sh/2022-08-27/detail-imizirav9937669.d.html.
[6]2023考研人数预计超500万，或再创新高！报录比将扩大至4∶1！[EB/OL].https://mp.weixin.qq.com/s/P8xUhY78-r30TcxykbKASg.
[7]“失败者”挤满县城自习室[EB/OL].https://mp.weixin.qq.com/s/eRf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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