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 | 矛盾与启示——论当下的生态文学问题
专栏
概念
【关键词】生态文学 当代文学 介入意识
01
内在矛盾：
写自然未必是生态文学
问 鱼
……啊，这鳞鱼瞪着眼睛，又湿又滑，
鼓着木然的瞳仁，你凭啥生活？
怎么样把卑湿的日夜去打发？
礼拜天你怎么过，是否在海波
轻轻地颠簸，老张着口努着牙，
窥伺着，只有受惊才蓦地一缩？
问 人
……打第一眼看见你，恐怖的怪物，
……你在干涸的地上可怕地来去，
迈着滑稽的步伐和裂开的躯体，
那无用的长鳍，迟钝、多毛、垂直，
一撅一撅地，全无一点儿风度！……[1]
英国诗人利·亨特的《鱼·人和精灵》使用了耐人寻味的对话体。上面引用的第一段是人眼观鱼，那与皮肤截然不同的鳞片、无法闭合的眼睛、离开水便死的习性以及近似于无的智商，都让人感觉卑劣、荒谬。第二段则是鱼的反唇相讥，在鱼眼中，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同样怪异、滑稽。生态文学的历史由来已久，对生态文学自觉、专门的研究虽然开始较晚，但若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密克尔的《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开始算起，也已经有了五十年的历史。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我还是更愿意以亨特的这首诗，作为理解生态文学的一个切入点。
并非描写大自然的作品就是生态文学，这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概念时首先要处理的一个误区。以《鱼·人和精灵》为例，前面一段虽然以人的视角写到鱼（自然），却是以人类为尺度去衡量后者，这种情况下无论调侃还是赞美，都不能算作生态文学的视角。鱼眼的意义则在于让人离开舞台中心，生态文学指的是这种转变了视角之后的文学。
就如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为“生态文学”做出的定义：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2]11
所谓“生态思想”则是指：
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生态思想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2]4
这导致生态文学在实质上变成了一种“门槛”非常高的文学类型。很多今天被放在生态文学范畴内讨论的作品，其实只能说有“生态意识”，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与此同时，“生态意识”也不由作者的主观意愿与题材选择决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田园山水诗，虽然写自然，却不见得有“生态意识”。
……写诗的是谢灵运，那是王谢世家啊，这里边不仅仅是人和自然的问题……所以他后边有一大套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支持，他的审美精神是具体的社会结构的分泌物……“乡绅”气是我们文学里的一个老病根，时不时发作，也不限于和自然、乡土的关系。日本的柄谷行人早就提醒我们，在文学中，自然风景并非纯然客观之物，是通过主体的认知装置生产出来的。[3]
生态文学从来不仅是对着自然做抒情状，它有非常鲜明的行动意识和介入精神。观察中西生态文学兴起的历史，就会发现在西方以卢梭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文学家对生态问题的集中反思，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间大致吻合，梭罗隐居以及写作《瓦尔登湖》的时间，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相去不远。在中国，生态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问题小说”出现[4]，也与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相伴随。所谓生态文学，其实以反思人类文明为核心，尤其是将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附带的生产模式、生活习惯的批判放到第一位。
生态危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生态文学同样是。除了极少数真正身体力行、参与到生态研究和保护中的人，大多数文学家本身也是工业文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这就导致如何把握和保证生态文学对人类文明的批判“力度”成了一件难事。在既有的被归类为生态文学的创作中，生态思想的表达方式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将叙事或抒情置放于相对远离城市文明的空间，例如，写某边远地区的少数族裔，通过提倡朴素的自然观，表达对自然、质朴生活的向往，表现不同于文明史主流的生存状态。这种模式往往借“万物有灵”式的思想摆脱人类中心论，但也难免只具有审美层面的合理性，一旦考虑到介入现实的有效性，其作为生态文学的资质便岌岌可危。这一类作品不乏经典，但必须面临阅读过程中的“错位”情况。一是能阅读作品并受到触动的人群，和真正主导着环境破坏行为的人群并不重合。二是作品的复古美学特质和悲剧性氛围过于“梦幻”，读者受到的触动难以在现实生活停留，更有甚者在城市中用工业生产“伪造”一种看似简单古朴、实则奢华浪费的大自然“审美格调”。对作品的肤浅欣赏与拙劣模仿，反而使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有了合法性。
另一种生态文学聚焦于对某种具体技术或事物的批判，例如，经典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就细致论述了化学杀虫剂对自然生态的毁灭性危害。这部作品对现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读者都在作者蕾切尔·卡逊的作品中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然而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并不容易真的在中国文学界形成一种关于生态文学创作的范式，原因在于这一类创作对作家本人的知识储备、专业素养、人生经历要求极高。蕾切尔·卡逊本人是专业的海洋生物学家，这显然是现代以来学科、职业分类变得愈加清晰之后，大多数作家所不具备的条件。[5]
应该注意的是，科学性虽然是生态文学的特性之一，但也不应该过分拔高，归根结底，包括生态文学在内的文学的本质还是人学。[6]
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代表了学界的一种声音，本身没错，但也许并不适合判断中国当下的生态文学创作。如果将科学性视作生态文学的基础，那么现在生态文学创作面临的问题不是过于浓郁的科学性阻碍了文学性存在，而是在基础尚未打牢的情况下，小到具体技术利弊，大到社会发展方略，作家都无力做出判断。生态文学和科幻文学不同（尽管很多科幻文学中存在生态意识），作家不能在对现实做出一系列悲观的想象之后，再仅仅将其解释为幻想与虚构，生态文学的现实情怀和介入意识要求它必须对自己做出的判断担负起责任。今天的文学，无论从知识储备还是思想水平上，都并不容易承担起关乎一个民族、国家甚至是人类何去何从的思考。生态文学是文学的一种，但今天需要由来自各行各业的写作者去填补和完善。
正是因此，当代文学范畴内真正可供分析研究的生态文学样本并不够多。近些年，很多作家用写报告文学的方式创作生态文学。作家先积累素材，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之后再与相关单位或部门取得合作，体验生活，根据真人真事进行创作，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作家在专业素养上的缺陷。但由于报告文学有较为固定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写作、出版周期要求，也对作家的创作态度以及时间、精力的付出形成严峻考验，稍有不慎，相关的作品就很容易沦为对现实变化的机械记录，而无法对现实产生实在影响。
02
人物形象：
生态文学的启示之一
基于上述的论述，生态文学的意义深刻且呼应着重大的现实问题，但是由于种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以及客观因素的掣肘，今天对生态文学展开评论、研讨的意义绝不仅在于推动狭义的生态文学发展，更在于为审视当代文学整体提供角度，以及指明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接下来，本文将以小说创作为例，从两个角度去分析生态文学为当代文学整体带来的启示。
第一个角度是人物形象塑造。在当代文学史上曾出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人物形象，姑且可用“废人”称之。他们源自《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吕纬甫，《围城》中的方鸿渐，或是西方的堂吉诃德、哈姆莱特，以及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7]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中占据了重要篇幅，也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这其中的代表，包括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谭家三代，余华《兄弟》中的宋钢，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性格转变之前）、晏之鹤，《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涂自强，石一枫《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等。[8]这些人物形象多少与知识分子这一特殊身份“沾边”，共性在于思想、心理活动异常丰富而耽于行动，因为不能通过掠夺他人的形式改变现实、改善自己及亲友的生存境遇，被认为是世俗层面上的“废人”。他们只想维持自己的“小天地”，但来自外界的失望与否定，被他们过于发达的思虑放大，让他们内心备受折磨，其中极少数人能实现转变，大多数在“内耗”中走向沉沦。对此类形象的评价走向两种极端，不少专业的文学批评家认为其中大有深意，也有很多人感觉这一类形象让人一头雾水，除了以一种刻意为之的悲剧性去博取共情，对现实难说有所教益。
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变得紧密，建构意识形态的关键是为叙事寻找一个“正确”的支点，寻求读者共情。例如，十七年文学将政治和道德熔为一炉，在“劝人向善”的“功效”之余实现政治目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大量暴力、性元素的先锋文学、新历史小说，也同时和启蒙、自由、解放等追求相联系——这在当时同样有着抽象的正确性。但是“废人”形象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在追求发展繁荣、发财致富的氛围中，既不够进取也不够逍遥，既不接地气也算不上高尚，除了勉强接续一种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颓废美学，找不到具有“正确性”的支点。
生态文学中蕴含的思想，可能为这一类形象的解读带来转机。
他决心像狗一样活下去，所以被称为“犬儒”。他几乎排斥一切习俗，无论是宗教的、风尚的、服饰的，还是起居的、饮食的或礼仪的。他宣扬人与人，甚至与动物之间的友爱。传说他常年住在一个桶里，但穆莱说是住在一个大瓮里（人类原始时期埋葬死人的瓮）。第欧根尼像印度苦行僧那样靠行乞为生。虽然贫穷，但当亚历山大去拜访他、问他想得到什么恩赐时，他回答道：“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9]
人类对生态的破坏，源自人类对自然界改造能力的迅速提升与在自然界中的急速扩张。整个物种的意志被拆解成个体行动的“指导思想”，人们将占有更多的资源，进一步改变身边的环境的意志视为“美德”。通过上述引文不难看出，犬儒学派正是无视这种“美德”的人群。“在卢梭、华兹华斯、梭罗那里不难看到犬儒学派智者的影子。”[2]25生态思想与犬儒学派之间的关系，或许正为“废人”形象的存在提供了注脚。
近些年，很多人对《三体》中的生态思想津津乐道，其实相比多段故事影射今日环境破坏，主人公罗辑在绝境中的关键性作用也很值得深思。罗辑早期胸无大志，犹豫徘徊，对于作者而言，这个角色与“废人”形象的关联可能只是好莱坞式作品影响下的“歪打正着”。但是当人类面对无法战胜的“三体人”，战争武器、生物科技等方案全部失效，真正起作用的是罗辑的黑暗森林威慑论。其依靠“维系”和“制衡”实现的对问题的“悬置”，很像是“废人”的“无用”在绝境下向“有用”的转身。
所谓绝境，同样可以替换成生态问题严峻的当下或者未来，“无用之用”恰好也是人们对当下文学常有的评价。这么说绝不意味着所有作家都应该推崇这一类人物形象，而是指基于文学对多样性的追求。生态文学的视角不仅帮助我们对既往文学史中出现又在近些年消隐的形象产生新的理解，也能让作家在处理与当下现实生存法则相冲突的人物形象时，更容易找到有利于读者理解、接受的支点。
03
生态文学的启示之二：
矛盾冲突转化与知识储备问题
小标题指的并不是西方激进环保组织通过类似“地球优先！”等行动走上街头，引发剧烈的舆论战和现实冲突，而是指叙事性文学的矛盾冲突设置，可能因生态文学的启发而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一切叙事性艺术的完成，都有赖于矛盾冲突撑起的人物和故事。冲突时常体现得非常具体，例如婚丧嫁娶、爱恨聚散，但林林总总的冲突背后又都有着共同的抽象矛盾。以当代小说为例，20世纪50—70年代小说中的冲突大多归因于阶级斗争，新时期“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冲突来源于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矛盾，仍可以视作是前一阶段的延伸。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先锋”“新历史”小说中各种异常激烈的冲突可以归因于中西矛盾，即中华传统文化（这种传统中也包含社会主义革命的部分）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稍举一例，苏童的《妻妾成群》将绵延许久的“一妻多妾”制度对女性的压抑和残害与追求自由幸福的个体生命权利并置，而在当时的语境下，前者的中国标签与后者的西方标签都是鲜明的。同理，《红粉》从自由的角度将娼妓的生活“合理化”，其与新中国的妇女运动、社会主义的强制改造之间的矛盾，同样体现出一西一中的格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三类抽象矛盾比较醒目。第一类延续先锋文学，但呈现“先锋”回归“古典”的趋向。第二类以部分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为根本矛盾，包括“新写实小说”中的市井题材作品、“现实主义冲击波”，后来的“底层文学”“新左翼文学”等。第三类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将创作主体日常生活中的爱恨情仇上升为决定一切的抽象矛盾，以表现对文学意识形态功能的抗拒，包括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生代”写作，以及大多数70后、80后、90后作家的创作。时易世变，支撑前两类创作的抽象矛盾逐渐失去立足空间，第三类创作没有了最一开始的革命性，过度个人化的结果是画地为牢，成为新的“窠臼”。此时将生态思想引入叙事性文学，或许能为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提供新的抽象矛盾。当它引导着作家走向自然，叙事也就有了超越某一个具体地域、民族、国家，在政治性和文学性中间寻找新平衡点的可能。
世界由于一个科学家，重又变得绚丽夺目。“在这个世界里有发生爆炸的宇宙、有坍塌成无底深洞的空间、有在某个行星附近放慢速度的时间，还有像大海扬波一般无边无际延展的星际空间”，它们都和一朵花的开放、一棵树的生长、一声婴儿的啼哭、你我间愉快的交谈，共同存在于一个世界上……没有爱因斯坦，我们的文学，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我们眼中的世界是另一个样子。[10]
并非所有作家都去写科幻，才说明物理学发展对文学有影响。当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在根本上受到触动——哪怕只有分毫，创作的感觉也会随之出现无法忽视的变化。生态思想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如此，不是所有作家都躲到山坳里，文学就“生态”了，从生态角度考虑问题，同样意味着一种新的系统对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当我们意识到草木虫鱼、山川湖泊在复杂的循环中共同形塑着世界时，也就意识到了城市人的生存同样面临着一种“生态”，其组成的因素包括经济、政治、法律、通信、工业、农业等。如果今天的小说能把这些问题处理清楚，或至少有所触及，作家能去思考如何寻找一种与现实契合更紧密的知识谱系，这何尝不体现生态文学对当代文学整体的积极且巨大的影响呢？
用生态文学的眼光思考当代文学，还意味着对《周易》、《道德经》、《庄子》之《逍遥游》《齐物论》等中国传统哲学的接续与转化。继承文化传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没看到传统经典如何改变文学创作，这同样与文化传统的背后缺乏一个现实层面的支撑点有关。儒释道都属哲学范畴，四大名著皆是已经成型的故事，如果没有一个现实层面的支撑点，在局限于日常生活的叙事里，除了“生搬硬套”——比如，写一个当代贾宝玉或让主人公“掉书袋”，我们很难让这些千百年前的东西留下痕迹。而“生态”或许是一个切口，不仅“天人合一”或是“万物齐一”的思想与生态文学相合，创作者的意识或者说文本的精神空间同样存在一个系统、整体、循环着的“生态”。在这个空间里，古代哲人、艺术家的主张将不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而变成一种幽微但有实质的存在；它们不只是历史，更是现在和未来。届时，龟甲上的裂纹或筹策形成的卜辞会变成计算机的程序与二进制代码，孔子周游列国思考的可能是官僚体制改革或工人运动问题，蝴蝶也许会乘着庄周的梦，进入人工智能的无意识深处。
从这个角度看，思考生态文学时，我们处理的也是整个当代文学的“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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