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采用关键词与差异性结合的方法，从概念和问题入手，提炼和阐释了人民、民族、政治、实践等标志性概念，并对当代文学和文化生产中的重要问题如文学与高科技、文学与资本以及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做了创造性阐发。通过这种新的路径，改变或突破以往体系建构的思路和体例，构建区别于世界其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整体差异性。
【关键词】中国形态 差异性研究 标志性概念 当代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于2011年立项，2018年结项，2019年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同名系列丛书于2020年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以下简称《中国形态》）于2020年6月出版，该书在研究思路和结构体例上另辟新径，从概念和问题入手，尝试构建一种区别于世界其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整体差异性。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研究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话题。在规划这一选题时，我们对如何建构中国形态的思路并不十分清晰，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不准备完全按照固有的体例和思路来做。这一想法我在准备编写马列文论教材时就强烈地意识到，马列文论教材不能再做成另一本《文学概论》或《美学概论》。同样，中国形态的理论建构也应与国内外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有别，一定要在理论视野、研究方法和编写体例上有所改变和突破。21世纪初，我接任全国马列文论学会的驻会工作，主要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对马恩经典著作做了细读和摘录，按“意识形态论”“艺术精神的掌握论”“艺术生产论”“美学的和史学的观点”“人的全面解放”（第五部分未完稿）五大部分编撰，完成了30余万字的摘编和解读。二是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本人对1978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现状做了梳理和总结，写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三十年》（《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在提出建构中国形态时，我再一次翻阅了这些材料，发现我们团队所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经典文本解读库”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不一定能真正展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点。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三十年》收集的材料多是专题论文，很难体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特征。于是，我们决定从头开始，打造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对关键词的关注始于2005年，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我作为其中一个子课题的负责人，承担了“中国文学批评三十年（1978—2009）”的撰写工作。在研究中发现，若要了解西方文论的某个流派或某个代表性人物，首当其冲就是要理解和掌握其核心概念和术语。例如，要研究俄国形式主义，就需要弄清楚他们提出的“文学性”“陌生化”；要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就需要把握他的“总体性”“物化”等。概念既是理论的入门钥匙，又是理论的标志，于是萌生了进一步梳理西方文论关键词的想法。这与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的团队致力研究中国古代元典关键词的做法不谋而合。在这次会上，李建中以“十年求索路，非常六加八”为题，介绍了他们十余年倾力打造的《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丛书》（六本，人民出版社）与《中华字文化大系》（八本，武汉大学出版社）两套丛书，卷帙浩繁，令人钦佩。2007年我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文学批评”，获得批准，此后我和我的学生便正式开始了西方文论关键词研究。通过对挑选出来的10个关键词在不同时空中生成和延伸的旅行，我们走过了一段段崎岖的山路，也领略到一番番旖旎的风景。《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在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时鉴定为优秀，并于2014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年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评选为本年度出版的20部好书之一。2021年，《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1~2册）英文版由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然而，提出建构中国形态，仅仅采用关键词研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键词，更不是西方文论关键词，而是具有中国特质的关键词。因此，在遴选中国形态关键词时，就不能完全照搬马恩经典作家的概念，更不能跟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面鹦鹉学舌，而是要挑出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键词。由此，拒绝趋同性的差异性研究就成为建构中国形态的又一重要思想方法。差异性是在反思西方、本土及其关系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研究策略，也是对当代文学批评中理论或概念趋同性的反拨。差异性推崇主体性，这是差异性与比较文学的变异研究的重要区别，变异属于流传学中的传播研究，主要探究外国文学或文论在中国文坛流传中的变化，是一种从源到流的追踪，而差异性则是站在主体或者本土立场，与“他者”的对话和交流。并且差异性倡导建构性，差异性中的“异”要突出的是自身的观点，是面对中国社会现实提出中国问题。差异性与关键词联袂，将有助于发现和生成一些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术语，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形态的整体特殊性。差异性所具有的主体性和建构性立场为中国形态研究提供了颇有启发的思路。事实上，由于时代和语境的不同，中国形态必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形态和其后的俄苏形态、西方形态存在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促成了建构不同形态的可能性。但长期以来，世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知之甚少，包括我们自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和局限也未能做到自知，以至于回答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哪些特点”的提问时竟一时语塞，因此迫切需要提炼和阐发具有标志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核心概念。在《中国形态》一书中，我挑选出人民、民族、政治、实践这些既是常识又是标志的概念做了专门研究。这些概念虽非中国形态独有，但由于它们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长期且广泛运用，深深打上了中国的印记，显示出较高的原创性。“人民”这个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标志性概念之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著作中，提到“人民”这个概念的地方有两百余处，但在不同文本中对“人民”的解释并不完全一样，在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的时期，马克思甚至认为“人民”是一个过于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力量。“中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因袭马克思的人民概念，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人民概念的内涵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解释,人民成为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且具革命性的阶级集合，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1]23《中国形态》为“人民”概念注入新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由千千万万真实的个人组成。人民是中国形态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优位”成为中国形态的鲜明特色。《中国形态》这些概念的特色又是在交流和对话中显现出来的。“民族”一直是一个屡遭误解的概念，对“民族”“辨彰清浊”，是《中国形态》致力阐释的又一重要概念。在与潜在的他者对话中，《中国形态》明确表示，民族不是闭关自守，“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问世不是与世隔绝的产物，而是诞生于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就民族的发展而言，开放已成为民族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条件”[1]54。民族并不能与复古联系起来，周而复始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也不是群体对个人的压制，个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发展和实现的权利是现代民族的基本条件。[1]54-56为了更清楚地阐述“民族”概念的内涵，针对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即凭借集体认同的力量建构的观点，《中国形态》明确表示，民族从来都是历史的存在，我们没有凭空想象民族的自由；民族的核心在于文化；民族与人民同构。正是在与西方学者的交锋中，中国形态的“民族”内涵被阐述得更为充实并激发出新意。中国形态对概念的认识也会随着中国国情不断调整。根据变化了的情势对政治形态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是中国形态的又一探索。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政治”不仅仅是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其内涵和外延都悄然发生改变，即从阶级政治延伸到人民政治，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性政治。[1]97-100政治因素已成为文学文本的内在组成部分，文学的批判和解放功能存在于审美之中。中国形态的概念阐释还体现了一定的反思性。如对实践的内在矛盾的质疑，实践作为人的一种对象化活动是否全部合乎目的；异化存在于实践之中，而人们常常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又违反自身；如何认识实践活动中的无意识和实践的有限性问题；等等。[1]132-134这种反思性追问成为《中国形态》写作的常态。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又不是互相隔绝和各自为政的，而是互相关联和互为指涉的。人民是中国形态的出发点和归宿，民族的主体是人民，政治显然与人民有关，而实践则是人民、民族和政治的基础。这些核心概念的纵横交错及其与文学活动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形态的基本理论构架。中国形态的建构又不仅仅是概念提炼和理论阐述（当然提炼和阐述本身也是实践），而且体现为理论的在场，即参与到现实生活中去，直面和回答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使命和生机所在，也是中国学者需要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的地方。当今社会已不是19世纪马克思所身处的那个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需要对今天的社会文化现象做出理论引导。例如，数字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如何迎接高科技的挑战？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生产与资本是何种关系？当代文学活动呼唤怎样的文学批评价值判断？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契机。《中国形态》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富有探索性和创造性的思考。如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性质做了新的阐释，指出当代文学生产不仅具有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同时也具有商品性。当然，“提出和分析文学的商品属性并不是为艺术的商品化摇旗，而是通过了解和把握艺术生产的商品性质，有效地拓展文学艺术活动的生存空间，并警惕资本对艺术的危害”[1]203。又如，针对当今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缺失或失范的问题，《中国形态》提出了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为理论支撑的价值重建标准，从“人的维度”“社会维度”“审美维度”重新设计了价值判断的“价值域”，建构一套既有主导面又具兼容性的价值判断体系。[1]226-233《中国形态》这些鲜明的理论观点更好地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力。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中国形态》将辩证立场贯穿始终，并表现出建设性姿态。例如，就文学与科技关系而言，就不仅看到高科技对文学的冲击和造成的威胁，还指出了高科技对文学创作的革命性影响，从而有别于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流露的科技导致末世的悲观。高科技不仅刷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而且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和想象，催生了新的文学样式和结构方式，由此构成对文学观念的重构。[1]164-170对资本的分析也是如此，资本对文学活动既有敌对的一面，又有相互支撑的一面。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持否定立场不完全相同，中国形态承继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在历史上具有进步作用的思想，看到了资本正成为当今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的物质力量。文学与技术、与资本或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等既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也是世界面临的问题，具有全球普遍性。《中国形态》对这些话题的研究体现了一种责任担当，同时也构成了与世界其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对话的基础，并成为推动话题深入研究的一方。纵观《中国形态》整个构架，若将全书的理论术语和现实问题贯穿起来，发现它们都指向一个目标——人的全面解放。也就是说，中国形态是围绕人的全面解放这个终极目标建构的，这正是中国形态诸多特殊性中的普遍性所在。而追求人的全面解放也是世界各国人文学者的最大公约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国形态”虽然作为一个整体被命名，但其内部则是充满张力的存在，无论是人民、民族，还是政治、实践，每一个概念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歧义，都留下有待填补的空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概念引发的问题甚或可能多于已经阐述的内容。不仅如此，当代中国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不断涌现，构成了巨大的理论场，并且有些问题还具有全球相关性。中国形态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用怎样的姿态展示给世界，还有相当大的探讨空间。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重大项目结项时，我们深深感到，“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深刻性远远没有被充分地理解和揭示出来”（参见拙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再出发》），我们缺乏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的历史的逻辑的理解，也缺乏对马克思经典文本深入系统的研读。重返马克思，从概念、问题进入经典文本群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再出发的起点。“这种重返将不再是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某方面或议题展开研究，也不是限于单一的经典文本，而是以马克思经典文本群为基础。”文本群将是一种更能体现历史维度的视域，它不同于互涉的文本间性，而是在细读基础上寻找文本之间的内在连续性和差异性。从概念群到文本群，这是研究方法的又一次更新，也许研究方法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断探索和变化中。[1]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注：该文为2022年4月16日参加武汉大学文学院举办的“‘关键词研究：范式与进路’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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