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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帆 | 大蚱蜢的三个谜/梦——玩游戏与人类理想生存态

黄远帆 中国图书评论 2024-01-18

《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
[美] 伯纳德·舒兹著,胡天玫 、周育萍译,

2022年6月,重庆出版社

专栏

双子书话

作者:黄远帆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导读】舒兹《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中的大蚱蜢颠覆了《伊索寓言》中传递的价值观,重估了游戏与玩乐的价值。大蚱蜢两度死去,两度复活,留给了我们三个玄秘的梦境。我们试图一起跟随大蚱蜢来玩一个解谜游戏,通过“玩乐”“游戏”“理想生存态”这几个线索去揭示大蚱蜢梦境的内蕴,对这三个梦境给出一个融贯的诠释,尝试去找到真正的谜底。

【关键词】舒兹  游戏  价值  乌托邦  人生意义


大蚱蜢逍遥快活了整个夏天,而蚂蚁则在夏天辛勤劳作,从而积累了足够的过冬食物。到了冬天,大蚱蜢只能向蚂蚁乞讨口粮。蚂蚁将大蚱蜢拒之门外,斥责他咎由自取。这是一则《伊索寓言》,它旨在褒奖劳动和工作的价值,而贬低游手好闲、玩物丧志。


美国哲学家舒兹(Bernard Suits)在《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以下简称《蚱蜢》)一书中试图扭转这则寓言传递的价值观,重估玩乐的价值。《蚱蜢》并不是一本易于分类的书籍。从方法论上来说,《蚱蜢》属于分析哲学的作品,因为它运用了经典的分析哲学方法论“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给出了“玩游戏”(game playing)的定义。但在风格上,你又会觉得它不像一般分析哲学作品那么工整和有序,而是趣味盎然、触目鲜活、不拘一格。整本书采纳了柏拉图对话录的风格,通过大蚱蜢和蚂蚁的对话展开。《蚱蜢》第三章到第十三章主要通过概念分析和反例的方法,借助对话录形式探讨“玩游戏”的定义。第一、二、十四、十五章则主要通过解谜的方式讨论了“玩游戏何以作为人类最理想的生存方式”这个命题。本文聚焦这个命题,也以谜题和解谜的方式展开讨论。


01

大蚱蜢的第一个谜/梦


《蚱蜢》中的主角大蚱蜢逍遥自在玩耍了整个夏天,而蚂蚁在夏天辛勤地工作,积累了过冬的食物。到了冬天,蚂蚁史盖普克斯和普登斯登门拜访大蚱蜢,他们主动向大蚱蜢提供食物,希望帮助他度过这个严冬。大蚱蜢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宁死也不肯接受蚂蚁的施舍。他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这一切都是大蚱蜢的天命。他命中注定玩乐(play)一生,然后死去。因此,他不能违背天命。第二,玩乐对于大蚱蜢具有逻辑必然性。“玩乐”是蕴含在“大蚱蜢”这个概念中的,因此“大蚱蜢玩乐一生”是一个分析性命题。反而“不工作会饿死”对大蚱蜢而言是一个偶然事实。大蚱蜢要么选择作为大蚱蜢玩乐一生,然后死去;要么选择夏天工作,从而不再有资格成为一只大蚱蜢。第三,大蚱蜢有一个假说,其实蚂蚁也是大蚱蜢,他们只是伪装成了蚂蚁。这第三个理由比较费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要联系到大蚱蜢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我们将之称为大蚱蜢的第一个梦境:


大蚱蜢得到天启,获得了一个真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玩着一种设置精巧的游戏,然而他们自己却全然不知,误以为自己只是处理着日常的事务。政治家、木匠、艺术家、将军、公司员工、公务员、情人、杀手、小偷、圣徒,都是如此。他们看似在忙碌各自的工作,实际是在玩一种隐秘的游戏。这个天启是如此令人震惊,大蚱蜢四处撒播这个真相。他说服了很多人,每一个被他说服的人,都会就地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般。一个接着一个,大蚱蜢将真理播撒到了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人烟消散,最后只剩下大蚱蜢孤寂而绝望地站在夏日的苍宇之下。[1]63


好在这只是一场梦。梦醒时分,又传来熟悉的喧闹声。铁匠铛铛铛地打着铁,的士司机嘀嘀地按着喇叭,世间一切工作仍旧井然有序。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留下充满困惑的蚂蚁,大蚱蜢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梦构成了一个谜题,这个谜题始终萦绕在蚂蚁的心头。值得庆幸的是,舒兹在第十四章复活了大蚱蜢,让他一步一步揭开了谜底。


大蚱蜢的梦境是一个寓言式的故事,有很大的诠释空间。要解读一个寓言就需要更清晰的语言来解释。此时,我们需要动用分析哲学的工具箱——概念解剖工具。首先,大蚱蜢告诉我们,这个梦境是关于人类最理想存在方式的梦。大蚱蜢提示,要解这个谜题,我们要厘清三个重要概念:玩乐、玩游戏与理想存在态(ideal of existence)。


我们首先澄清一下“玩乐”和“工作”的区分。简单来说,工作是具有工具性价值的活动,也就是这类活动永远服务于其他目标。而玩乐则本身就具备自足的内在价值。[1]176有了这个区分后,我们再来考虑何谓人类理想生存态。大蚱蜢认为这需要借助乌托邦思想实验来展开。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民生乐康,科技昌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已臻化境,所有的工具性活动都变得非必要。我们所有的需求都可以通过心灵感应机器瞬间获得:房屋可以瞬时落成,粮食可以即刻获得,顽疾可以马上治愈,科学真理可以立马生成,等等。因此,这是一个理论上不需要任何工作和劳动的完美乌托邦。问题在于,在这个乌托邦里,人们还能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构成了人类的理想生存态。


由于大蚱蜢的“乌托邦”已经在概念层面排除了工具性活动的必要性,在这个乌托邦中,我们只能去从事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那么,我们要把哲学意义上的“工作”全都排除,这包括木匠、精算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人群从事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指向了进一步的目标,这些目标往往是为了人类基本生存或社会正常运作而必需的活动。在大蚱蜢的乌托邦中,这些活动所服务的目标可以瞬间通过自动化机器完成,因此它们也就丧失了原本的意义。


排除了工具性活动后,我们还能从事什么有意义的活动呢?蚂蚁们提出了其他备选:艺术活动、道德活动、智识活动。令人吃惊的是,大蚱蜢将这些活动也驱逐出了他的乌托邦。他认为乌托邦里人们都是向善的,所有的恶已经被根除,也就不再需要道德活动了;在乌托邦里,不再有艺术创作立足的诸如痛苦、恐惧、悲伤、困惑等普遍情感,因此艺术活动的土壤已经不再具备;最后,虽然科学研究或哲学考察是人类的高级智识活动,但这些本质上仍旧是工具性活动,只不过种田是为了粮食,而科研是为了知识。在非乌托邦中,我们通过工具性活动取得成果,并得到他人认可;而在乌托邦里,我们不再需要通过这些活动来获得承认。甚至,基于这些工具性活动产生的爱和友谊也都会消失。


乌托邦里没有劳动、治理、艺术、道德、科学、爱情、友谊。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那就是玩游戏!大蚱蜢给出的“玩游戏”定义是:“自愿去克服非必要的障碍。”[1]103在乌托邦里,我们一切都是现成的,那么我们的所有目标都可以瞬间达成。但是,我们不愿意瞬间达成,而是没有困难却去制造困难。正如大蚱蜢所言:“在游戏里,必须设下一些障碍好让我们努力去克服,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完整进行该活动,也就是玩这场游戏。玩游戏让乌托邦里保有付出努力使生活值得过下去的可能。”[1]276


然而,可能大部分乌托邦居民仍旧会继续从事那些非乌托邦中的工具性活动,这是否摧毁了大蚱蜢的假说?大蚱蜢会告诉我们,在乌托邦里,从事这些曾经的工具性活动本质上就是玩游戏。可以假设乌托邦里有两个公民,分别是“张发奋”和“李图强”。张发奋不愿住现成的大宅子,而热衷于一砖一瓦地亲手搭建房屋。但是这毫无必要,因为乌托邦里的房屋可以瞬间建成。那么他的这个活动和其他人玩乐高积木没有本质区别。李图强则不愿意直接获得科学真理,而仍旧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地从事科研。当然,在乌托邦里,李图强的行为和热爱玩解谜游戏的人并无差异。



02

大蚱蜢的第二个谜/梦


至此,蚱蜢对于乌托邦中人类能够做什么给出了答案,即玩游戏。这个答案也是大蚱蜢对于人类理想生存态的答案,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大蚱蜢的第一个梦境呢?目前似乎还无法完全解读这个梦境的含义。要理解第一个梦,我们还需要继续来看大蚱蜢的第二个梦境:


这是一幅乌托邦崩坏的画面。乌托邦中的岁月在流逝,在乌托邦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张发奋和李图强意识到,如果他们所作所为根本上是在玩游戏的话,那么他们的人生本质上是毫无意义的。为了给自己生命赋予意义,他们开始自我欺骗,说服自己相信亲手盖的房子比自动生成的房子更有价值,说服自己相信科研尚有突破空间,还有必要继续从事科学探究工作。于是,他们将自己这套信念广泛传播,试图去说服其他人一同接受。他们又进一步将自动化机器树为人类公敌,将这些机器列为违禁物品。慢慢地,人们再次被洗脑,接受了从事木匠活和科学实验都不是玩游戏,而是为了人类基本需求而进行的工具性活动。[1]284


对于大蚱蜢的这两个梦境,我们能否给出一个融贯的解释呢?也许我们可以如此解读:第一个梦境的时间线晚于第二个梦境。首先是乌托邦降临,人类入住乌托邦。大家在乌托邦里的一切活动理论上都是在玩游戏。对一个国际象棋选手或一个篮球运动员而言,他们在非乌托邦的职业本身就是玩游戏,因此他们在乌托邦里不会感到特别大的变化。但对于张发奋和李图强们而言,他们之前的人生意义和他们所致力的工作是紧密绑定的。刚开始,他们可以通过主动制造不必要的障碍来打发时间,从而克服生活的乏味。但久而久之,他们会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这些活动并不能服务任何其他目标。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产生存在危机,不仅是对当下生活的兴味索然,而是陷入一种虚无的状态。我们这里要区分,“无聊状态”(boring)和“虚无状态”(nihilistic)。前者指涉一种无所事事带来表层焦躁,后者则是对存在意义根本层面的焦虑。如此,我们就从梦境二跨度到了梦境一。张发奋和李图强发动了一场变革,目标是说服乌托邦的居民,告诉他们工具性活动仍旧是有价值的、必要的。他们制造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让众人重新将自身价值和工作捆绑起来。于是,就如第一个梦境中所发生的,白驹过隙,大家逐渐遗忘了自己身处乌托邦,最终没有人再记得我们是在乌托邦中,直到大蚱蜢重新获得了天启。根据这个图景,乌托邦居民其实还是在玩着游戏,只不过是集体无意识地在玩游戏(所有的大蚱蜢忘记了自己大蚱蜢的身份,而自愿成为蚂蚁)。要理解这点,还得从舒兹更早的论文《生活是否是一场我们在玩的游戏》中寻找线索。[2]这篇论文中,舒兹论证了人类无意识玩游戏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如果接受我的这个解读方式,那么玩游戏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生活状态,它何以成为人类的理想生存态呢?大蚱蜢如此回答:第二个梦境揭示了对乌托邦未来的忧虑。如果这种忧虑是真的,那么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成真,即在乌托邦里人们确实只能玩游戏,这个观点成立才可能导致忧虑,那么这反而能为他的观点辩护,即乌托邦中人类只能玩游戏;如果大蚱蜢的观点是错误的话,那就压根不会出现梦境中的场景,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


大蚱蜢的上述回答更像是耍了一个小聪明,而非真诚的答案。这个回答解释了人类在大蚱蜢的乌托邦中只能玩游戏,却不能解释这个乌托邦中的生活就是我们欲求的理想生活。我们会追问:一个无法克服虚无主义的乌托邦是一个好的乌托邦吗?


遗憾的是,大蚱蜢在叙述完第二个梦境后,又死去了。因此,我们没法在《蚱蜢》中找到进一步的线索了。如果要继续解谜,我们还要像侦探一样继续搜索线索。幸运的是,在《游戏与乌托邦》一文中,舒兹再一次复活了大蚱蜢,让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他。[3]5-24我们继续追问大蚱蜢,如果乌托邦是梦境一和梦境二的这般图景,那是不是“非乌托邦”比“乌托邦”更好?大家真的会愿意放弃多姿多彩的现实世界,而去拥抱只能玩游戏的乌托邦世界吗?


在大蚱蜢看来,乌托邦的到来是逻辑上不可避免的。我们现今所有的实践似乎都在往解放生产力的方向前进。那也许大蚱蜢的乌托邦构想并不是真正的乌托邦?在真正的乌托邦里,工作不应该被取消。乌托邦里,人们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但同时他们也珍视这些工作的内在价值。换言之,我们只从事自己愿意从事的工作。比如,哲学家们会说,不管有没有俸禄,我都会做哲学,这对我而言甘之如饴。用俗话说,爱好成为工作。大蚱蜢会反驳,这样的乌托邦必须保留大量的疾苦和罪恶,只有如此,医生、心理辅导师、警察、律师才能有事可做。也许我们可以回应大蚱蜢,我们不得不在乌托邦里保留一定的疾苦和罪恶,这是必要的牺牲。乌托邦里的人可以互换角色来满足其他人的职业需求。比如,为了让神探福尔摩斯有活干,神医华佗要去犯罪;而为了让神医华佗有活干,神探福尔摩斯得生病。大蚱蜢则认为这还是行不通。时光荏苒,那些自愿为了满足他人的人会倦怠自己的角色扮演。福尔摩斯可能划破了个小口子就去找华佗,而华佗可能只会托付福尔摩斯帮自己找走丢的猫。久而久之,工作从事者也会厌倦。华佗可能最后只能通过给自己刮骨疗毒来挑战自己。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这个乌托邦里的人又都玩起了自娱自乐的游戏——自愿克服不必要的障碍。这再一次印证了大蚱蜢的想法:只能玩游戏的乌托邦在逻辑上是不可避免的。



03

大蚱蜢的第三个谜/梦


到目前为止,也许还是会有不少人觉得大蚱蜢构想的乌托邦(梦境一和梦境二)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生存态。那么也许乌托邦的前景本就堪忧?


大蚱蜢不这么认为,对大部分人而言,乌托邦应是光明赫奕的,只是对少部分人来说是暗淡无光的。在大蚱蜢的乌托邦中,我们不仅仅有象棋、跳房子这样简易的游戏,我们还会有各种极其精妙复杂、设想奇肆的游戏,这些游戏可以益人神智,让人流连忘返。甚至会诞生一批游戏发明家,就像在非乌托邦中,我们会将爱迪生这样伟大的发明家载入史册,乌托邦里也会诞生一批伟大的游戏发明家。在乌托邦里,储备粮食过冬不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游戏来过夏天。大蚱蜢提供了第三个梦境,也是最后一个梦境:


大蚱蜢无忧无虑地在乌托邦里玩着各种令人咋舌称奇的美妙游戏,这时蚂蚁前来拜访。蚂蚁恳求大蚱蜢:给我们些事情做吧。在乌托邦里,蚂蚁们储备粮食的工作已经被自动化技术替代,因此它们陷入无事可做的境地。与《伊索寓言》中蚂蚁们拒蚱蜢于门外不同,大蚱蜢邀请蚂蚁同它们一起游戏。那些愿意加入大蚱蜢的蚂蚁也慢慢地变形为大蚱蜢,而不愿意加入大蚱蜢的少数蚂蚁则逐渐走向灭绝。[3]24


不同于前两个梦境构成的乌托邦暗淡前景,这第三个梦境中的乌托邦是一个值得向往的国度。蚂蚁们也变成了大蚱蜢,解除了自己与工作的必然捆绑,克服了不工作就无价值的信念,在乌托邦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也应了大蚱蜢之前回应蚂蚁的第三个理由,所有的蚂蚁都是伪装的大蚱蜢,或者说更合适的说法是所有的蚂蚁都是潜在的大蚱蜢。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谜底渐渐明朗了。我认为基本上有三个解谜方向。一个解谜方向是,首先论证大蚱蜢的乌托邦具有逻辑必然性,并且这个乌托邦可能导向集体的存在焦虑。鉴于此,乌托邦居民可能设法自我精神催眠,重新制造我们仍旧在非乌托邦的幻象(梦境二)。如此,人类最终集体遗忘自己在玩游戏的事实,但我们仍旧在集体无意识地玩着游戏(梦境一)。梦境二和梦境一构成了第一个谜底。


第二个解谜方向是论证在大蚱蜢的乌托邦中,人类可以繁荣昌盛(flourishment),我们不仅能排解无聊,还能克服虚无。关键问题是:一个只能玩游戏的乌托邦的繁荣昌盛何以可能?根据我之前的解读,第二个梦境的时间线是先于第一个梦境的。首先是人类入住乌托邦,然后产生虚无主义危机,随后集体遗忘,最后大蚱蜢获得天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第三个梦境的时间线?我的一个假说是:第三个梦境和第二个梦境是同一时间线的不同可能世界。换言之,入住乌托邦后,两个可能世界可以同时展开。第一个可能世界即第二个梦中的场景。在这个可能世界中,乌托邦居民发现自己无法满足一个只能玩游戏的乌托邦。于是,最终导向第一个梦境,即所有人通过遗忘自己身处乌托邦来重新获得人生意义。但也有可能在人类入住乌托邦后,我们进入了第二个可能世界,也就是第三个梦境中的场景:乌托邦居民以之前科学发明的热情来创发新的游戏,这些游戏足够精巧,让人沉浸其中,消解了存在焦虑。如果这样的话,梦境一的场景就不会出现。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梦境三在时间线上紧接着梦境一的。换言之,大蚱蜢重新揭露我们生活在乌托邦后,人们又开始投入到积极建设乌托邦的活动中。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梦境三和梦境二是两个不同的可能世界,因为这样可以形成两个逻辑独立的谜底。


我们还可以动用理论资源来辩护为何在一个不需要任何工具性活动的世界里,人类可以继续繁荣。比如,我们可以论证一个没有物质压力的世界是更适合手艺人(craftsperson)生活的,而一个由手艺人构成的世界是可以繁荣的;或者我们可以论证大蚱蜢的乌托邦排除了工具理性对人类异化的可能性。在一个没有工具理性挤压和侵蚀的世界中,人类的生活会更幸福;又或者我们可以论证大蚱蜢的乌托邦中可以充分彰显闲暇(leisure)的价值,而人只有闲暇时刻才是不受支配的本真自我。[4]上述两个谜底都是大蚱蜢许可的,但大蚱蜢应该更接受第二个谜底。


第三个解谜方向则是彻底否认大蚱蜢版本乌托邦设想的事实可能性。我们可以区分乌托邦的逻辑必然性和现实必然性。大蚱蜢考虑的只是乌托邦的逻辑可能性,而非历史维度的现实可能性。我们知道,如果将一群猴子放在房间里打字,逻辑上它们终有一天会打出所有的莎士比亚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猴子可以做到这点。如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去拖延大蚱蜢乌托邦的到来。也许张发奋和李图强应该在非乌托邦时期就开始销毁大规模的自动化工具。如果没有这些工具,那么大家就不得不工作。我们要确保人类抑制住发展这类技术的欲望。如此,一劳永逸,杜绝乌托邦的来临。但这似乎过于荒诞,并且也难不倒大蚱蜢,他会说,实际上全人类都在一起玩一个游戏,一个致力于延缓乌托邦到来的游戏。乌托邦的到来具有逻辑必然性,而我们设法制造不必要的障碍去延缓这个进程,这样的人生好像本身也是一场游戏。如此,人类命运终究逃不过游戏一场。


但是,我们未必要通过主动延缓的方式来避免乌托邦的到来。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这类似于哲学中的思想实验,像“盖梯尔反例”或“查尔莫斯的僵尸”这些思想实验在逻辑上都是融洽的,但在现实中遭遇它们的可能性很低。那么,我们也应该有理由相信,大蚱蜢的乌托邦可能永远不会实现。即便自动化技术迅猛发展,这种技术能否全面取代人类的工作和劳动是值得质疑的。比如,陪护机器人未必能取代人类的陪伴。根据这个解谜思路,人类的理想生存态不应该聚焦乌托邦中的理想生活,而应考虑如何立足现实来过一个好的生活。


行文至此,我给出了对大蚱蜢三个梦境的融贯诠释。在时间线上,入住乌托邦后,梦境二和梦境三是两个同时开启的平行可能世界。一种可能世界是,入住乌托邦后,久而久之,乌托邦居民受到了虚无主义的侵袭,于是用麻痹和集体自欺的方式来遗忘自己的处境。按照这个可能世界的发展,我们最终会走向蚱蜢的第一个梦境。另一种可能世界是第三个梦境的情况,乌托邦的居民一开始就致力于发展内在价值的活动,打造一个人类完全自由的游戏化乌托邦,从而杜绝了梦境一的发生。而我认为,也许更好的道路并不是去设想乌托邦中的理想生存态,而是考虑基于现实的最好生存态。毕竟,乌托邦只具有逻辑必然性,而未必具有现实必然性。又或者,还有隐藏的第四个谜底?我们可以继续去思考这个谜题的答案。

注释:

[1][美]伯尔纳德·舒兹.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M].胡天玫,周育萍译.台北:心灵工坊文化,2016.译文参考原文修改:Bernard Suits.The Grasshopper:Games,Life and Utopia,Broadview Press,1978.

[2]Bernard Suits,Is Life a Game We Are Playing?,Ethics,1967,77(3):209-213.

[3]Bernard Suits,Games and Utopia:Posthumous Reflections.Simulation & Games,1984,15(1).

[4]John Danaher,In Defense of the Post-Work Future:Withdrawal and the Ludic Life,In Michael Cholbi & Michael Weber (eds.),The Future of Work, Technology, and Basic Income,New York:Routledge,forthcoming,pp.99-116.

[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2019EZX004)。]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6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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