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离不开对中国思想之核心理念即中国道统的阐发、传承与坚守。《中国道统论》一书顺天继学，阐发中国道统之历史演变，中西比较，古今贯通，观照现实，坚守民族文化灵魂，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必能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亲民清新的文风使其成为非常适合大众阅读的学术好书。
【关键词】中国道统 文化自信 弘道崇德
《中国道统论》一书，是有重大问题意识、时代关怀和学术创新的高水平学术精品和思想巨著，对于在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殊基因、精神价值、思维方式、生存之道、治理模式等，从而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彰显中国精神均具有重要意义。建立中国独特的话语体系，弘扬自己的传统与精神，振兴本民族的文化，这是当代文化人的时代使命。作者具有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和宏阔的学术志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诗句）正是基于这样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与使命感，作者追溯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神脉络，探讨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这个道统与现代新儒家所称的道统不同，它是以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思想文化为对象，是至今仍留在民族集体记忆之中影响着你我他的思维、意识、态度和价值观。这就是中国的道统。”[1]13从这里可以找到“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基本特征依旧存在，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人伦关系、道德意识、社会理想都可以在历史传承中找到源头”。“中国道统体现着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这种价值观与一定的思想方法、思维模式紧密相连。弄清楚中国道统，须研究5000年来主宰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对宇宙人生的态度、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等。”（以上所引见该书第13、11页）“我把道统理解为一种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分析框架，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理想和信仰，或者光荣和梦想。”（引自作者在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这就是作者的“中国道统”问题意识，它不是以往约定俗成的韩愈、宋儒与现代新儒家所讲的儒家道统，而是合古今、主观与客观为一体的中国道统，从更为宽泛的概念角度看，就是“形而上者谓之道”意义上的道统，并认为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便是天道观。作者认为，中国的道统或者天道观主要有“神灵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3种类型，以后还逐步产生了佛道思想资源上的“虚寂”天道观。在我看来，作者所说“道统”大致类似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年初所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的三大部分即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中的第一方面即“核心思想理念”，也就是决定我们这个民族不同于别的民族的根本性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等。这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和根基，只有不断探讨挖掘、总结阐发、传承弘扬这样的核心思想理念，才能够真正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吸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显然，这是时代的重大问题。作者以一个知识分子自觉而宏大的使命责任意识，为解决时代的这一重大问题而从事研究与写作。因此，它不像某些学院派学者所研究的那样，纯粹是一种学问式、概念式、体系式的所谓哲学史研究，而是立足当下的时代问题，进行历史的回溯，进行古今中西的探讨比较，而提出自己的学术新见和问题解决之道。作者的探讨论述始终体现出一种古与今的贯通。在作者看来，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超越现实物质利益，为信仰敢于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从容就义的精神，恰恰就是儒家为实现“道”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实践，从现实出发，又超越现实，走向更高理想，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其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与儒家的成圣之路又有融通之处。如《司马法》云“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现在的提法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实现军力与国力相匹配。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本思想、仁爱思想与我们今天讲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也有内在的契合性。“时下流传的这句话：‘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千好万好，不如群众说你好。’与周公‘当于民监’一语有异曲同工之妙”。（P83）在讨论理学与心学或者道学最根本的问题“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问题时，他既批判了心学空谈性命的禅意空寂，也敏锐地指出了现代中国以知识代替德性、以能力代替品行日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作者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是一件事物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所以是带着现实思考的重大问题去回溯历史的。所以，作者的思维始终具有“以今观古或者溯古”的视角与方法，而不是以一种面对既有历史文本，进行一种纯粹的知识论研究；同时这种观古与回溯又是为了寻找现实问题的根源与探讨解决之道。正是因为有这种现实关怀，使其对历史的文献、文本和价值就有了新的问题、角度的敏感，就会得出新的学术锐见。比如，对商鞅《商君书》的思想，学术界以往并不太重视甚至后世有人怀疑其是伪书，但本书作者用专章讨论了“商君和商学派”的治国思想，对其以法治国思想与实践国策给予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分析了其价值与局限，并以大历史观对与商君前后差不多同时代的东西方的几起著名的变法运动，即公元前594年雅典梭伦改革、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鼎、公元前449年罗马10人委员会制定十二表法、公元前351年申不害相韩等，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很多对现代法治国家治理有益的历史启示。作者这种有重大问题意识和现实情怀、解决当代问题、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态度与方法，为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出了好的示范，值得我们学习效法。可能有人会想，作为一位在职的官员，有那么多繁忙的工作，又不是专业科班出身，写出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作，其学养与功底究竟如何呢？如果没有先入之见，而是认真阅读此书的话，就会深刻感到作者有丰厚的学术积累，读书很多，文献支持非常扎实，不仅是中国的文献，而且涉及古今中外。基于问题意识和研究解决问题之志，他对文献的选择采用不拘一格，既有对中国古代基本经典文献如《易经》《尚书》《左传》等，也有对今人的研究论著，还有外国经典与研究著作甚至当下最热点的资料，领导人的讲话与谈话都加以采用，甚至某些最新的新闻事件报道。这种为了研究问题、论述说理而不拘一格的文献选择采用方法，体现出作者真正的学术态度，值得赞赏。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不仅在于其对文献得心应手的运用与驾驭，更体现为能够汲取并分析探讨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独到的分析和新见。学术的生命不仅在于传承，更在于创新。综观这部大作，创新与建树颇多。
从宏观上看，作为一部学术思想通史，作者对大的历史分段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的视角是一种基于中外文化相遇、交流的大历史观。他认为：中国学术思想可划分为三个千年：第一个千年是从西周到魏晋玄学的纯粹本土思想；第二个千年是从佛学东来到整合儒释道的宋明理学；第三个千年是从明末“隆庆开关”为标志的西学东渐，直至现在。“五四”运动以来，传统中国道统开始崩塌，马列主义进入中国，诞生了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融合人类优秀文化和一种新文明形态已经在华夏大地悄然孕育。正是基于这种大视野，他所说的中国道统也包括了儒家之外的道家、佛家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方法，这种学术思想的三个一千年的分期断代法似乎自有其合理性和历史根据。对晚明、晚清两个80年的学术历史分期和划段，也很有自己的创见和合理性。在微观方面，作者也是新见迭出。作者认为，事实上，周公提出了一个三角政治关系，即民众由君主治理，但君主要敬天、保民，因为天体现着民意，民意又左右着天意；天意难以捉摸，但从民情（民心）中可以发现天意，而天意决定着君主能否获得天命。这是一个极具智慧的政治设计，从中得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结论，成为3000年来中国政治永不失效的经典政治理论。他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有两条发展路径，一条是庄子开启的纯任自然的绝对自由，一条是孟子开启的抱持为民信念的浩然之气的自由主义，这是不同于西方基于契约基础上的个人自由思想的。孔夫子的平等观是一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对等平等，人敬我一寸，我敬人一尺，平等地各尽自己的义务，“互以对方为重”（梁漱溟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弱势群体的补救与扶持成为孔子对待平等观的重要环节和补充，即“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对待平等观是一种实质主义的平等观，而建立在个人自由和契约基础上的平等观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平等观，形式的平等终究难以掩盖事实上的极度不平等。作者还提出杨朱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代表，“气论”的思想发端于有自然天道观的宋尹学派，却一直占据着中国道统的正统地位，这些看法都很有新意。又比如，在分析严复思想时，对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义和现代的集体主义的异同的分析，令长期从事伦理学研究的我深受启发。“严复从物竞天择推导出‘能群何种’，而要‘能群保种’就必须建立一套新的道德规范，即‘屈私为群’‘出己为群’（《天演论·导言十八》），这开启了有近代意义的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集体思想。尽管传统宗法制度下强调个体服从家庭、牺牲个体保全群体，那是忠孝思想，而非集体意识。中国人自古有家庭主义、地域主义和天下主义，但缺乏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公德，更缺乏现代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只有冲破血缘、地缘的宗法关系，形成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打破地域、家族、君主等概念，树立对社会、民族、国家利益的忠诚，才能完成现代集体主义思想的建构。”（P885—886）此思想甚为深刻，如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些革命前辈确实是这样实践的，为了民族的存亡，人民的解放，好些人作为当时的富家子弟和知识分子，脱离了自己的家庭，从事革命事业，这才是真正地践行了现代集体主义。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所以比较法是学术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况且涉及中华文化的根本理念与核心价值，这必须在与异质文化的比较中才能突显出来。因此，作者在本书中非常自觉而且大量运用了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总体上看，“西方文明的全部历史就是如何获得确定性的知识，在求真上下功夫”（P17）。而中华文化“凡是道德名教的知识（切己者），往往比较发达，呈现出知识伦理化的特征，学问依附于对道的追求”（P18）。这也就是学界广泛认同的：西方文化是一种智性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前者是一种知识论，而后者则是一种人生论、道德论。作者在对墨子鬼神思想进行分析时，还自觉地与《圣经·旧约·约伯记》进行比较，真是时时充斥着这种比较的视野与方法。不仅是有比较的视野与方法运用，重要的是从中获得了诸多新的学术认知。这种大历史观基础上的中外比较，一直贯穿全书相关分析中。比如，对阳明心学不仅与理学、佛学、墨学进行比较，而且与西方同时代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进行比较。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论述，始终以中西比较的视角和问题分析的方法来论述，他把黄的思想与西方同时期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的思想进行比较，在统治合法性或者权利来源问题上，认为西方是一种个体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权利让度，或者说“社会契约和公民同意是统治合法性的来源”。而中国“统治的合法性来自统治者具有圣人品格和百姓的认可”（P808）。“凭什么统治我？”中国式的答案是：这个人愿意牺牲自己，成就天下利益，这就是时下领导人所说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政治只能让最具有服务意识、奉献意识的人参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时期倡导的“吃亏才能当干部”，是这种传统理念下的现代诠释。在分析纵横家的思想时，对于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与当代世界的国际关系做比较，得出了下述有趣的结论，相信是书斋里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所不可能得出的观察和比较，体现出现职官员兼职学者的独特思考，也可以说是把比较法运用到了极致：“有基于规则——周礼的国际体系；有类似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各诸侯国力量均势而形成国际和平局面；有类似‘七国集团’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维护西方霸权——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维护华夏霸权；有类似美、苏两强争霸——秦、齐互相称帝而成为东西两大霸主；有类似美国一超独霸——秦国睥睨东方六国诸侯形成的国际格局；既有墨子非攻的国际和平主义，也有孟子的仁政旗帜下的国际干涉主义；既有孙子伐谋伐交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有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结盟，当然，更有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所心仪的欺骗、撒谎外交——纵横家的诡计和谎言。如此，林林总总不可一一枚举。”（P372）学术写作最好能够以大众都能接受的雅俗共赏的形式和语言来表达，这样才有利于广泛传播。本书的写作非常注意这一点，涉及中国传统思想，一般的学术写作肯定要涉及大量的古代文献原文。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有可能影响其学术信度。但这些原文毕竟是古代的语言，越是古老，与我们今天的语言隔膜就会越大，没有相应的古文的基础和对经典文本的熟悉，一般社会读者是很难直接读懂的。本书采取的形式是：在非引不可的情况下，少量引述，在大多情况下，则是直接用现代白话文讲出古人的思想，而将原文作为脚注放在页下，实现了学术性与大众性的完美结合和统一。这样也保证了作者叙述思想的通透性，语言表达的流畅性，使人有很好的阅读体验。不仅采用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鲜活材料，而且采用了时下流行且又经典的说法。比如，在分析顾炎武思想时，讨论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修己、成圣，还是治人、外王时，他认为历史上的豪杰精神无疑是激励民族精神的主流，但是在当代，“只追求内心宁静、‘人畜无害’小确幸的人生态度成为主流。只追求修己、只追求成圣的人生目标，恰恰是精致利己主义的根源”（P795）。且不说这种思想的深刻性，这里所用的“小确幸”“精致利己主义”的时代流行语就显得多么亲切而接地气。这样的呈现和表达方式，体现了学术话语的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实践的亲民性和大众性，也形成了自己亲切、独特的学术话语方式。当然，任何一本好书，并不是没有任何仁智互见的可研讨商榷之处。比如，作者虽然超越了一般理解的儒家道统，可以视作作者的创新，但同时也不可否认，“道统”这个词有着约定俗成的习惯用法。那么，这本书是否一定要用“道统”甚至“中国道统”这个词来表达？能否直接用“中华核心精神”“中华核心价值”“中华核心理念”来直接表达？似乎用“中华”比“中国”更好些，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华文明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中国”这个词虽然在周代“何尊鼎”的铭文中就已经出现，但近现代以来作为民族主权国家的“中国”意识是在被西方欺凌中形成的，况且，这也只是我们国家的简称。我们既然是写文化道统，用“中华”似乎更好些。另外，本书仍然是一种史论形式的论著，还不是按横向的问题逻辑进行分析的“正论”，因此，为了直接分析中国的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我们也期待作者能以问题为逻辑，正面总结分析中华的核心价值与思维方式的论著。另外，为了更好地实现大众传播，能否在此书80万字基础上改写一本20万字的简写本？因为要一般大众读者去读80万字的论著，可能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而这种直接分析论述中国精神的书却是需要让更多的人去阅读领悟而非仅仅是让学术界的人去读的。总之，这本书是近年来中国思想和学术史研究方面有自己独特视角和方法、有诸多学术创新和建树的一本好书，必将对形成中国话语方式、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发挥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希望此书得到更多的推广，为更多的人阅读学习掌握。为重新铸造民族文化灵魂，光大中国道德与精神，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1]蔡晓.中国道统论（上、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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