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霞晨 | “国粹”（Nationality）的理论旅行
专栏
概念
【导读】“国粹”（国粋，kokusui）一词来自日语，是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对英文“Nationality”（中文一般译为“民族”“民族主义”等）一词的翻译。日本的“国粹”概念认可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各自保持各国的国粹发达，为世界文明做贡献。这一以保存国粹来实现民族复兴的观念对于深陷于国家民族危机之中的晚清中国知识人充满了吸引力，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欢迎。20世纪初，“国粹”一词亦风靡于中国，成了章太炎、刘师培等革命派学人笔下的热词，意指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新文化运动前后，“国粹”一词频频出现于新文化人笔下，却常含嘲讽之意。在“国粹”的理论旅行中，中国的“国粹”概念虽直接受到日本影响，却并非照搬。日本的国粹与欧化最后形成了合流，演变为日本主义；中国则在批判中接受与阐释“国粹”，保留了自我的主体性。
【关键词】国粹 民族主义 明治日本
说起“国粹”，大部分晚清民国文人的感受可能都如许地山一般：这个词名不见经传，却随着晚清《国粹学报》的刊行而风靡华夏。[1]其实，“国粹”这一“和制汉语”不仅不为当时的中国人所知，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个名词甚至可能并不存在。
01
东来的“国粹”
“国粹”（国粋，kokusui）一词来自日语，是明治时期日本人对英文“Nationality”（中文一般译为“民族”“民族主义”等）一词的翻译。[2]据统计，“Nationality”在日语中有“民性”“民情”“民生”“国风”“国体”“国种”“国籍”“国民性”“国民主义”“民主主义”“民权主义”“国粹主义”“国家主义”“日本主义”等20余种翻译。[3]215-237率先将“Nationality”译为“国粹”（国粋）这一“和制汉语”的，是有着“地理学国粹主义者”（地理学ナショナリスト）[4]之称的政教社核心人物志贺重昂。[5]1888年，他在《日本人》第2期中阐发了“国粹”概念：
所谓国粹就是指适应顺从存在于日本国土上的万般围外物的感化以及化学的反应而胚胎、生长、发达起来的东西，是大和民族千古万古遗传、化醇而来之物。对于最终能延续到今日的国粹，应当促进奖励其发育和生长；应当将其作为大和民族现在未来进化改良之标准和根本。[6]156
在他看来，“国粹”即英语中的“nationality”，指一种特有的国民性，与日本岛的天文、地理、风土、气象、寒温、燥湿、地质、水陆地形、山系、河系、动植物、景色，以及大和民族千万年来形成的习惯、经历密切相关。[6]156
在志贺重昂的推动下，“国粹”及“国粹保存主义”受到政教社同人的关注。同为政教社成员的菊池熊太郎也将“nationality”译为“国粹”，但他对“国粹”的理解剑走偏锋：“国粹(nationality)实乃国民固有之元气，为他国无法模仿之物。”[6]158在他看来，“除了对帝室的国民感情以外没有其他国粹可言”[6]158。陶器、漆器、和歌、绢丝、奈良大佛等可模仿之物都不能算作“国粹”，古代日本曾大力模仿的中国文化自然也被排除在外。
不过，并非所有的日本国粹主义者都将“nationality”译为“国粹”。杉浦重刚将其译为“国种”（由地理、历史、言语、文章、习惯等组成），陆羯南则译为“国民主义”。[3]215-237日本的“国粹”概念之所以如此混杂，与其主要倡导者及日本文化自身的特点有关。发端于1888年的日本国粹主义以志贺重昂、三宅雪岭、杉浦重刚、井上圆了等人成立政教社、刊行《日本人》杂志为标志。政教社主要成员对于“国粹”的理解各执一词，差距甚大：志贺重昂侧重从日本自然风景的角度来理解国粹，三宅雪岭倾向于将其解释为“真善美”，井上圆了把佛教视为国粹，菊池熊太郎与杉浦重刚则把“国粹”解释为日本天皇血统的延续性。尽管政教社的国粹主义起源于对日本政府欧化主义的抵制，但日本文化本身具有多元复合的特点，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很难区分。在全盘西化的明治时期，政教社成员虽然意欲抵制西化，但对日本传统文化缺乏真正的信心，也缺乏能够深入钻研并发掘古代文化价值的人才。因此，政教社成员并未能就何谓日本国粹达成共识，逐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主义”观念所裹挟，将“国粹”的内核解释为对于帝室的国民感情，最终丧失了主体性。[7]378
晚清中国深陷于国家民族危机之中，以保存国粹来实现民族复兴的观念充满了吸引力。20世纪初，“国粹”一词逐渐在汉语中流行起来。1902年，黄节发表的《国粹保存主义》可能是中国最早详细阐发“国粹”概念的署名文章。[8]尽管他介绍了“国粹”一词的日本来源，也在吸收了日本的“国粹”观后提炼出了“夫国粹者，国家之特别精神也”[9]的定义，却并未照单全收。在此文中，他批评了日本文部大臣井上馨的国粹观念：“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井上之言，是知我国之所有者为国粹，而不知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为国粹也。”[9]5黄节批评井上馨等人只知扬本国之长，不知汲取外国之长为己所用，而后者也应被视为国粹。在这里，黄节已经开始了对“国粹”的中国化，将“国粹”界定为适合现代中国需要、不分中外的一切有益的文化。
02
中日“国粹”的分流
自从国粹“旅行”到了中国，中国知识人便开始了本土化阐发。随着1905年《国粹学报》的创刊，学习日本、欧洲经验来保存中国国粹的想法也在晚清国粹派中成为共识。尽管日本国粹派普遍拥护天皇制，附庸帝国主义，中国的国粹主义者却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们致力于推翻清廷帝制，反对帝国主义对华扩张，渴望通过发掘、振兴中华文明的精华而引领中国走向复兴。
正因如此，“国粹”一词在中国出现了不同于日本的新解释。与日本相较，中国的“国粹”概念显得更为具体。从《国粹学报》的栏目及刊载内容来看，晚清国粹派心目中的“国粹”包含政治、历史、文学、学术、图画、美术（含金石、音乐、刻镂、图画、书法、歌词等）、博物学、地理等众多学科。他们热衷于从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文献中去追寻国粹，认为中国国粹已经被历代的暴政与外族统治摧残殆尽，最好的国粹在先秦。为此，他们提出了“古学复兴”口号，将先秦诸子比作古希腊七贤，以推动诸子学复兴来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此外，“国粹”还被赋予了反清、爱国的政治意义，意图以“国粹”唤醒汉族人对满族政权的敌意，推动中华崛起。[10]他们宣扬民族观念和爱国精神，民族主义立场鲜明；在学术上却具有相当程度的包容精神与世界视野，主张既保存国粹又汲取西学之长。
尽管中日国粹主义都是在欧化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日本的国粹派与欧化派最后形成了合流，演变为日本主义，逐渐成了右翼团体的指导思想。1894年7月，随着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迅速升级，政教社强烈要求对中国开战。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局势发生了逆转。日本社会出现了“日本无敌”的幻觉，国粹主义逐渐蜕化为沙文主义的支流。1919年10月10日，右翼暴力团体“大日本国粹会”成立。1931年3月11日，“国粹大众党”成立，拥护和发展日本“特有的文化”。[11]与此同时，日本第一代国粹主义者的态度及立场也发生了转变。例如，志贺重昂前半生是国粹保存主义的鼓吹者，晚年却致力于推动日本人的海外移民，参与殖民协会的创设，希望通过向外输出日本移民来缓解国内的贫困与资源危机。[12]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宅雪岭也宣扬以“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为中心的日本民族认同，鼓吹亚洲主义与大东亚共荣圈。[13]脱离了和平前提的日本国粹主义最终演变为唯我独尊的日本主义，从而成了军国主义的同谋，把日本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明治中期以政教社为代表的日本国粹主义尚属健康的民族主义，反对欧美称霸世界，具有强烈的亚洲一体意识；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粹主义开始发生变化，舍弃了亚洲一体意识而变得排外，开始对抗大众文化和社会运动。[7]375-377随着日本产业革命的进展、资本主义的确立，日本国粹主义逐渐失去了社会基础，影响力亦急剧下降。[7]375政教社虽然是日本“国粹”的提出者与宣扬者，他们对于“国粹”的探索方向却不慎误入歧途。日本国粹主义最终与日本主义合流，“二战”中日本的战败亦宣告了它的失败结局。以此观之，政教社对亚洲最重要的贡献可能只有19世纪末以来在中国等东亚国家“国粹”概念的传播了。[14]
03
“国粹”语义的演变
辛亥革命之后，晚清国粹派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风行一时的《国粹学报》亦于1911年年底停刊。数年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国粹”再度成了热词。
出人意料的是在晚清备受追捧的“国粹”却被新文化人赋予了贬义。胡适把国粹视为新文化的对立面，认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15]。钱玄同喊话要“打倒国粹，打倒古文，打倒汉字”[16]。鲁迅提及“国粹”时往往语带讽刺，称“国粹”往往是“孱王和孱奴的宝贝”[17]，并指出“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18]等野蛮行径也往往被人包装成“国粹”。在他们看来，文化上的国粹主义会带来政治上的排外守旧，宣扬“国粹”容易滋生国民自大的心理，导致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结果，反对改革，反对西学。“国粹”多的国民太过特别，难以与世界各国之人共处，容易落后于世界。
不难发现，上述新文化人批评“国粹”所针对的其实是“国渣”。他们之所以一度激烈地批评“国粹”，主要是厌恶别有用心者把“国渣”包装为国粹，也担心有人借国粹的幌子来阻碍社会进步。他们并不反对保存真正的国粹，只是担心一旦加以提倡，就会有许多“国渣”趁机复活。在他们的心中，依然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扫尽文化中致使中国落后的“国渣”，中国变得独立富强，真正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粹。
“国粹”之所以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遭到嘲讽，其感情色彩由褒转贬，与其“和制汉语”的出身不无关系。毕竟此时日本本土的“国粹”概念已经逐渐与右翼势力合流，成了日本对外扩张的同谋。在中国，处境尴尬的“国粹”亦逐渐淡出，“国故”“国渣”等新词迭出。[19]被解释为中国学术的“国学”[20]感情色彩较为中性，逐渐取代了“国粹”过去的地位。[21]
当“nationality”进入日本时，层出不穷的20多种翻译显示了日本知识界对这一概念的热情。在“和制汉语”大量输入的晚清中国，“国粹”因《国粹学报》的成功而成为了中国知识界家喻户晓的名词。尽管日本国粹派在使用“国粹”一词时往往标以“nationality”，中国国粹派在使用这一名词的时候却极少会追溯其西文来源：最初认定其为日本名词，后来则更多地从“国”与“粹”二字的汉字意义层面发挥，甚至创造出其反义词“国渣”。如果说“国粹”这一名词起源于日本，那么它在中国传播的历程显示其实现了深度的本土化。以至于当美国汉学家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在翻译“国粹”的时候，也使用了其中文意义相对应的“national essence”[22]，而非“nationality”。“国粹”一词在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二者的命运也随着两国局势的变化而浮沉变幻。“国粹”（nationality）的理论旅行彰显出近代以来汉字文化在东亚各国的语言张力，折射了两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的起伏，值得今人深思。
注释：
[1]许地山.国粹与国学[A].刘东，文韬.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69.
[2]日本国粹主义者志贺重昂、菊池熊太郎在《日本人》杂志上撰文，均将“nationality”译为“国粹”。日本学者松本三之介亦认为“国粹”是从nationality的译语中产生的。（[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M].李冬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16.）
[3]李冬松.明治時期における西洋“nationality”の受容[J].語学教育研究論叢,2018(35).
[4][日]浅羽通明.ナショナリズム:名著でたどる日本思想入門[M].东京：筑摩書房，2004:96.
[5]荻原隆.政教社の国粋主義（上）[J].名古屋学院大学論集（人文·自然科学篇）,2012,48(2):11.案：荻原隆认为“国粹”是志贺重昂个人的“造语”。志贺在1887年的《南洋时事》中就使用了“国粹”一词。
[6]戴宇.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研究[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9.案：志贺重昂原文名为《“日本人”が懐抱する処の旨義を告白す》，载《日本人》1888年第2期。
[7]戴宇.战后日本史学界国粹主义研究[J].日本学,2002(11).
[8]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的《叙例》中使用了“亚粹”一词。1902年，梁启超致康有为信及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都出现了“国粹”。同年，《译书汇编》发表了题为《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的匿名文章。
[9]黄节.国粹保存主义[J].政艺通报,1902(22):5.
[10]以保存国粹来爱国是晚清国粹派的宗旨，《国粹学报》发刊词中便明确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志。国粹派诸君也纷纷以此意相授：章太炎号召青年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邓实说“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附属，而神州或可再造”；许守微认为国粹是一国精神的寄托，保存国粹就是爱国的表现；田北湖从文字学的角度指出文字是国粹，要爱国必然要先爱文字。此外，《国粹学报》增设“博物篇”，是为了“使人由爱土物而知爱国”；国学保存会编辑出版中国各省的乡土历史地理小学教科书，也是为了通过乡土教育启发青少年的爱国爱乡之心。以上种种言辞、举措，都是为了重新梳理中国的历史，追溯中国文学的源头，保护汉字，宣传乡土地理、博物学知识，为了使读者更加热爱中国文化，从而激发读者的爱国存学之心。
[11]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2-164.
[12]春名展生.国粋主義者の誕生：志賀重昂の思想形成に関する一考察[J].国際日本学研究,2021(1):61-70.
[13]荻原隆.日本的保守主義をどう構想するか：三宅雪嶺と国粋主義の失敗を参考に[J].名古屋学院大学論集·社会科学篇,2022,58(3):55-63.
[14]モルヴァン,ペロンセル.日清戦争以前の政教社の言説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国粋主義との関連について[J].中京大学国際学部紀要,2021(1):21-38.案：此文作者为法国籍日本学家Morvan Perroncel。
[15]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1919,7(1):6.
[16]钱玄同.ㄊㄨㄇㄛㄦㄡ之临时拼音[A].钱玄同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60.
[17]鲁迅.看镜有感（1925）[A].鲁迅全集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7.
[18]鲁迅.四十二（1919）[A].鲁迅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90.
[19]“国故”源自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又因《国故》杂志及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而闻名，但其使用范围较小，主要见于以胡适为中心的学术圈中。胡适则指出“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是一个中性词。“国渣”则是由胡适所创，与表示国学精华的“国粹”意义相反，指国学中的糟粕。“国故”指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国故学”（或“国学”）指研究“国故”的学问。
[20]何炳松、郑振铎等人认为“国学”来自“中国学”（sinology）。钱基博将国学解释为“国性之自觉”。蔡尚思、谭正璧、胡怀琛认为国学是指中国学术。
[21]1918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设立，1922年《国学月刊》创办，1924年东南大学国学院设立，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1931年《国学丛刊》发行。
[22]Martin Bernal: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A].Charlotte Furth.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C].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90.
[本文系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国粹学报》与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型”（ZWB29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