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铁木前传》是孙犁最著名的中篇小说，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之作。这不仅与小说自身的文学价值有关，更离不开传播的作用。在经典化过程中，《铁木前传》依靠出版、外译、改编等方式不断传播并获受众认可，终于成为一部世代流传、无远弗届的文学经典。
【关键词】《铁木前传》 传播经典化
今年是孙犁诞辰110周年，也是《铁木前传》发表67周年。《铁木前传》是孙犁最著名的一部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从抗战到合作化运动时期，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之间友谊的建立与破裂，塑造了傅老刚、黎老东、六儿、九儿、小满儿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自问世以来，《铁木前传》便以题旨多义、“铁木后传”等话题被评论家和读者持续关注和解读，更因其具有孙犁独特的诗化风格和关于人性的深刻思考，在“十七年小说”中卓然屹立至今，是一部毋庸置疑的文学经典。 文学作品只有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才可称得上“经典”。“经典化即是某一文本/作品成为经典的活动，这一活动的主体是读者。经典化是历时性的，普通读者、专业批评家的阅读，文学史家的遴选，意识形态的审察，以及传播手段、途径和范围的制约，都对经典化产生着重要影响。”[1]在众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中，《铁木前传》的经典化问题一直为我们所忽视，其经典化过程不仅得益于文本与批评的文学内部因素，更离不开传播这一外部因素的助力。 自投稿开始，《铁木前传》就被纳入到传播过程中，多年来，在依托纸媒进行持续出版传播的基础上，逐步扩展到国际传播，有了英文、俄文、法文等外译版本，以及连环画、多媒体话剧、脱口秀等跨媒介艺术化改编，成为一部无远弗届、影响深广的文学经典。1947年，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卢因首次提到了把关（gatekeeping，又译为“守门”）这一概念，他把那些筛选和过滤信息的人称为把关人。[2]在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中，编辑是最主要的把关人，有权决定作品是否能够发表或出版，编辑的审稿过程就是文学经典的初步筛选过程。特别是对《铁木前传》来说，编辑的作用更不可忽视。 1956年初夏，孙犁写完《铁木前传》后，便将稿子分送给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当时天津市唯一的文学刊物《新港》，用于出书和发表。在此之前，孙犁对这部小说有一个宏大的“十万计划”，[3]但创作因病被迫中断，他只好先将已完成的“半部小说”投稿。“稿子原名叫《铁木传》，周艾文建议加一‘前’字，孙犁同意，于是定为现名。”[4]180周艾文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他的一个“前”字称得上点睛之笔，“铁木前传”最贴合小说内容，也最符合孙犁原本的创作计划，还和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遥相呼应，足以安慰作家停笔时的无奈和意犹未尽。但《铁木前传》并未就此顺利问世。“出版社编辑审稿时没提出什么意见，但送去发表的一份却因为某种原因被退了稿。这使出版社的编辑也增加了顾虑，所以稿子拖了几个月。后来当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得知此事，立即给孙犁打长途电话把稿子要去，并很快在《人民文学》发表。”[4]180编辑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小说中小满儿这个人物，“《铁木前传》要在《人民文学》上登载。梁（梁斌，笔者注）说他听见秦兆阳向康濯说其中那个风流女人比肖洛霍夫写的那个女人还好。可是鲍昌和张学新（两位都是《新港》的编辑，笔者注）看这小说原稿后的印象，只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并认为发表了对老作家孙犁的名声不利。可是它的好处一字未提。今天说要到《人民文学》上发表，张才说那个女人写得是不错”。[5]74在传播过程中，把关人不可避免地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上，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6]几位编辑也不例外，这直接导致了《新港》错失《铁木前传》，却被《人民文学》“捡漏”并迅速刊登在1956年第12期上，冥冥之中促成了《铁木前传》的高起点首刊。 作为文学作品的首发平台，文学期刊对于文学经典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人民文学》有“文学国刊”之誉，其权威性和传播面是《新港》这类地方性刊物无法企及的。就期刊的性质而言，其传播量大于发行量，庞大的读者群对于扩大作品的影响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文学》之于《铁木前传》，一如当年《解放日报》之于《荷花淀》《芦花荡》，为《铁木前传》的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铁木前传》成功发表，出书自然顺理成章。孙犁是50年代天津文坛的中流砥柱，当时北京、上海等地有多家出版社竞相与他合作且成果颇丰，为避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遗憾再次发生，天津人民出版社加紧在1957年1月出版了《铁木前传》的单行本，这也是它的初版本。该书采用32开本，版权页上方有小说的《内容提要》，正文中有四幅黑白素描插图，印量16130册。1959年7月，新成立不久的百花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百花”）出版了《铁木前传》，这是百花建社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画家张德育主动请缨为小说作水粉插图四幅，这版的《内容提要》同样在版权页上方，文字则丰富了一些，增加了对小说主旨和风格的提炼，印量19100册。此版发售后在社会上反响不错，百花趁热打铁，在1959年10月推出了这一版的硬皮精装本，汪国风任封面设计者，印量14500册。1961年11月加印平装本111000册。之后在“文革”中，《铁木前传》被抨击为“毒草”，禁止出版。“文革”结束后，《铁木前传》重获新生，1978年12月百花将其再版发行，出版社在300余字的《再版说明》中对《铁木前传》做出公允评价，沿用了汪国风的封面和张德育的插图，印量47500册。 进入新时期后，中短篇小说的市场地位逐渐落后于长篇小说，《铁木前传》很难再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便开始被收入多种丛书，或与孙犁的其他作品组成合集，出版地也由天津扩展到全国各地，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集”（1987）、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农村百景丛书”（1992）、花山文艺出版社的“共和国文学作品经典丛书”（1995）、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新视角·新阅读丛书”（2001）、花城出版社的“大家小集”（2007）、“中篇小说金库”（2010）、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白洋淀纪事》（2010）、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师童书系列”（2017）、花山文艺出版社的“孙犁读本”（2017）、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百年百部中篇正典”（2018）、河北大学出版社的“孙犁作品集”（2018）、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犁作品插图本”（2022）等，都将《铁木前传》收入其中。 在眼花缭乱的丛书版《铁木前传》中，当属2010年3月花城出版社“中篇小说金库”中的《铁木前传》最具版本价值。其成功之处在于：一是出版社知人善任，邀请到与孙犁熟识且为其编过《孙犁散文选》《耕堂序跋》《耕堂劫后十种》《孙犁文集（珍藏本）》等书的谢大光担任编辑。二是丛书主编不拘于以往只收小说正文的丛书出版传统，提出了新的编选构思，“除小说文本外，附录作者回忆录、自述或访谈，以及相关的传记材料及重要评论”“附录作者简历、年表”“附录作者照片及手稿”。这意味着花城版的《铁木前传》不仅保留了小说的文学艺术价值，还因收入了相关的文献、史料而具有参考价值。 2012年6月，在孙犁逝世10周年之际，百花推出了由孙犁的女儿孙晓玲编辑的《铁木前传（纪念版）》。这一版的编排方式与2010年花城版有异曲同工之妙，“本书力图融原著、插图、评论、访谈、书信、手迹、书影、怀念文章、书衣文录、生活创作照片于一体，全方位展示《铁木前传》这部中篇小说创作过程、湮灭与重生、艺术价值及作家命运沉浮”。[7]相比之下，《铁木前传（纪念版）》在收录相关史料的全面性上更胜一筹，更因亲情的注入而多了一份感性的温暖。 如上所述，《铁木前传》各版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封面、内容提要、插图、附录等副文本上，编辑作为把关人与出版社、画家等合力，各版本副文本的设计都独具匠心，封面和插图或质朴或典雅，附录丰富翔实，间接抬高了作品的身价和魅力。多年来，《铁木前传》的出版传播逐渐形成了从集中于天津本地到分散至全国各地并持续出版的格局，出版社和编辑能够及时根据图书市场的变化调整出版策略、创新编排方式，保证一版版高质量的《铁木前传》不间断地出现在受众视野中，使其成为一部恒态经典。在《铁木前传》的传播与接受在国内逐渐打开局面的同时，我国开始将其译介到国外，成为孙犁诸多作品中从国内发表到国际传播间隔时间最短的一个，先后被翻译为英文、法文、俄文等多种语言。
《铁木前传》最早向海外传播是通过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杂志。Chinese Literature创刊于1951年，由国家外文局下属的中国文学出版社负责，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唯一一份系统、及时地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多语种国内外发行的国家级刊物。1961年第7期Chinese Literature（英文版）刊载了沙博理翻译的《铁木前传》全文，英文译名为The Blacksmith and the Carpenter，画家叶浅予为它画了七幅人物线描插图，文末附有一篇Editor’s Note（编者按），详细介绍了孙犁的个人经历和创作《铁木前传》时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Panda Books（熊猫丛书），向西方大量译介我国的名家名作，1982年的英文版孙犁作品选The Blacksmith and the Carpenter列属其中。1999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英汉对照版《孙犁小说选》。2015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孙犁作品选Lotus Creek（《荷花淀》），以上选集都收入了沙译本的《铁木前传》。此外，中国文学出版社还在1983年出版了法文版的孙犁作品选Dans la tourmente：Nouvelle，亦属熊猫丛书，其中《铁木前传》（法译名：LE FORGERON ET LE CHARPENTIER）由Régis Bergeron（雷吉·贝热隆，法国作家、记者）翻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权威出版社，它的两块金字招牌Chinese Literature和Panda Books，“就是让外国人了解优秀的中国文学艺术，了解中国人丰富的思想感情”。中国文学出版社的编选流程可谓复杂严苛，据中文部编审徐慎贵回忆：“总的要求是作品质量要高，内容要适合对外”。即使在特殊时期，也“努力坚持文学审美标准”。“中文编辑部提供作品，编辑部主任二审，最后经副主编或主编审定后，发给外文部翻译。完了，由外国专家修改，最后外文定稿人核定下来就可以打字、校对、付印了。多数翻译人员都要参加校对”，“整个流程一般要三个月”。[8]《铁木前传》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通过了重重考验，得以借助国家力量在国际文坛中崭露头角。 《铁木前传》除了有我国主持自行翻译的英文版和法文版，还有以他国为传播主体译介的英译本、俄译本。 1970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Modern Chinese Stories（《中国现代小说》），编者W.J.F.Jenner（詹纳尔，英国汉学家、翻译家）在Introduction（《序言》）中表示：The main aims of this collection are to illustrate life and to enable the reader to see some Chinese views of the world.（笔者译：本集的主要目的是阐述生活，让读者看到一些中国人的世界观）在选集中，詹纳尔按照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选择和排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意图向读者展现中国自清末农民起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史。为选集的体量考虑，詹纳尔多选短篇小说，却在众多合作化题材的作品中不惜篇幅选择了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且在已知有沙译本的情况下仍不厌其烦地再译，并在引言中呼唤“后传”，足见他对这部作品的欣赏和喜爱。此选集于1974年和1978年再版。 俄文版《铁木前传》的情况则相对复杂。“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苏文学交流处于冰冻期。在苏联国内‘肃反’的情况下，苏联的中国学家们噤若寒蝉，不敢主动译介现代中国文学。”“60—70年代，平均每年不到2种俄译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出版。”[9]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1962年9月，苏联的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外国文学》)月刊刊登了俄文版《铁木前传》，题名为Кузнец и плотник，意为铁匠和木匠的故事，译者是Ю·Семенова（尤里·谢苗诺夫，苏联翻译家）。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创刊于1955年，由苏联作家联盟负责，主要刊登世界各国优秀作家的作品、生平介绍和文学评论。1963年2月，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为俄文版《铁木前传》出版了单行本。这本小书装帧十分精致，封面以木纹打底，左上角是孙犁名字的俄译Сунь ли，中间是一幅绘着傅老刚和黎老东抽烟谈话的剪纸画，下方则是《铁木前传》的俄语题名。封面后有中文、俄文扉页各一张，扉页后是от редакции（编者按），简单介绍了孙犁的经历、代表作和《铁木前传》的内容。 由于缺少编者按语、翻译手记等说明文字，苏联译介《铁木前传》的缘由令人难以猜测，难怪国内有人“闻知后竟然紧张起来”，恐此事对孙犁不利。[5]92但在当时的情境中，单就尤里·谢苗诺夫甘冒风险承担翻译工作、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对单行本的出版之用心来看，起码他们对《铁木前传》的文学价值是肯定的。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这种跨国界、跨意识形态的认可弥足珍贵。 无论是我国“自译”，还是其他国家的“他译”，几个外文版的《铁木前传》难分伯仲，国际传播效果也令人惊喜，经在世界容量最大的图书馆目录Worldcat检索可得知，《铁木前传》现今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全球有630家图书馆藏有Modern Chinese Stories，117家图书馆藏有The Blacksmith and the Carpenter（1982年版），俄罗斯、白俄罗斯等俄语国家的国立图书馆藏有Кузнец и плотник，有不少图书馆还收藏了Lotus Creek（2015年版）、LE FORGERON ET LE CHARPENTIER和《铁木前传》的中文版，一些规模较大、实力雄厚的图书馆将它们做成电子书用于线上阅读，还能同时阅览《铁木前传》的相关研究成果，为读者进一步了解这部作品提供便利。时过境迁，当年译介《铁木前传》的传播主体有些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他们精心打磨过的译本散发着永恒的光辉，孙犁和这部作品因国际传播在多国读者中收获关注，为《铁木前传》成为世界级文学经典提供可能。国内出版和国外译介都以文字形式依托纸媒进行传播，即使持续不断并有所创新，这种传播方式的广度始终有限。随着传播媒介日趋发达，跨媒介改编成为近些年文学作品最热门的传播途径，也逐渐成为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扩大作品传播范围上功不可没。《铁木前传》现今已经有国画连环画、多媒体话剧、脱口秀等超越文本形式的改编。 孙犁的文字本身就具有绘画美感，注重文字的图像性，很适合改编成连环画。1982年，画家杜滋龄根据田家骅改编的脚本绘制了《铁木前传》连环画，采用了国画的艺术形式，40幅画对应40段脚本。1985年6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将《铁木前传》连环画出版，印量20000册。为最大限度发挥国画的艺术感染力，出版社特地将画册设计成24开本，超越了一般的连环画的格局。80年代正是我国连环画出版的黄金时期，《铁木前传》连环画在一众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了天津市首届鲁迅文艺奖优秀作品奖（1982）和第三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二等奖（1986）。2012年1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其再版，与《微神》连环画（王书朋编绘）合售，采用胶版纸印刷，画质更加清晰，按每幅图、每段脚本各占一页排版，装帧采用硬皮精装，外套一层护封，印量仅有3000册，定价高达95元，适合收藏。 可惜的是，在连环画中，作者删去了原著中关于小满儿的大部分情节，致使这一形象大打折扣，变成了一个妩媚、张扬的女人，孙犁寄予她的同情也随之消散。将几万字的小说缩写成几千字的脚本，考验的是改编者披沙拣金的能力。《铁木前传》原著中小满儿的行为和遭遇互为因果，在改编时应该适当保留，既尊重原著和作者，又能让读者充分享受文学与绘画结合之美。 1972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戏剧家赵大民与孙犁一道去白洋淀采风，这次机缘使他“萌生了把《铁木前传》改编成舞台剧的意念”。[10]2012年年末，86岁高龄的赵大民和夫人李郁文历时三个月，终于将《铁木前传》改编成多媒体话剧。话剧剧本有序幕和9个单元，序幕由剧作家原创，用六儿、九儿的娶亲游戏引出铁木之谊，以加快戏剧节奏，其余情节基本按《铁木前传》原著的内容和顺序进行改编，强化了人物个性，弱化了时代背景，重点在于展现冀中的风土人情，剧中穿插着当地的民谣、歌曲，或由演员演唱，或作为背景音乐播放。舞台设计上，创造性地搭配投影、灯光等多媒体手段完成人物心理空间的切换和外部时空的转换，促成了文学经典与话剧艺术、现代科技的结合，本剧的亮眼之处也在于此。 与《铁木前传》连环画作者不同，赵大民认为“大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塑造了小满儿这个人物”。[10]因此在剧中，他给小满儿安排了较多的戏份，使其形象和故事更加完整。小满儿的出场和退场都经过精心设计。出场时，她伴着吟诵《陌上桑》的背景音缓缓上台碾米，退场时，剧作家又为小满儿布置了一个美满的结局：她带着离婚手续和介绍信，与六儿一同离开村子。然而，剧作家对小满儿的这份偏爱挤压了铁匠、木匠、九儿等角色的空间，剧情重点也随之略有偏移，给人以喧宾夺主之感。 赵大民将《铁木前传》改编成话剧以纪念孙犁百年诞辰，但他自己40年的夙愿始终没能全部完成，天津人艺一直以剧本朗读会的形式向戏剧爱好者呈现这部剧作，百花也将其收入《赵大民戏剧诗文选》（续编）中，时至今日，这部剧作依然没有被搬上舞台，成为这位优秀戏剧家艺术生涯中的沧海遗珠。 脱口秀是指广播、电视中主持人或嘉宾以现场谈话为主的节目形式。[11]2010年年初，生化博士黄西在美国白宫的脱口秀表演视频在网络上爆火，使这种艺术形式在国内迅速流行开来，因其内容多样、气氛轻松、个性十足、具备一定的思想内涵，从业者逐年增加，多档节目风靡大小媒体。编剧史航抓住脱口秀的热度，自2011年起在大佳网创办网络荐书视频直播节目《史航说书》，迄今共259期，每期选小说、传记、随笔、绘本、剧本等中外名家所著的各类书籍进行讲说，涉猎广泛。史航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他注意考察作家生平和创作背景，讲究版本的选择，节目内容质量很高。2014年，他在总第82、83期节目中以阅读、鉴赏相结合的方式对《铁木前传》进行讲说。 节目开始，史航先是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杜丽的《关于〈铁木前传〉的插图》一文解释了“铁木前传”的题意，之后特地说明他选择的是有张德育插图的1959年7月百花版。他希望观众能打消对于这部以合作化运动为背景的小说的刻板印象：“它歌颂的是劳动，不是意识形态，不是政策，所以不应被掩埋。”“讲述的是命运和感情，是非常高贵和优美的东西。”史航在节目中不乏妙语，如九儿和小满儿的心理写出了“‘情敌’相见时心态的微妙”、形容小满儿的媚态“像一朵花无目的的芬芳”等。他在最后谈到《铁木前传》是一本没有写完的小说，是“残本”，这份遗憾对他来说不亚于《红楼梦》缺失后40回。他呼吁观众们阅读孙犁：“不要以为孙犁只有《荷花淀》便与之错过，他写的文字是这片大地上所有美好的事情”。 因为这档节目，观众有机会在50分钟的时间里细细品听《铁木前传》，并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史航谈起办节目的初衷时曾说：“希望有人因为我的唠叨去买某本书，希望有人因为我的唠叨而想起某本书。觅书欣有得，此生未全贫。”如今《史航说书》早已停播多年，大佳网也变成了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的有偿服务网站，但现在依然有人从其他平台搜索、回看这档有意义的荐书脱口秀节目。 这些基于原著的跨媒介改编，用多种艺术形式实证了《铁木前传》的经典性，将作品由文字变成图画、话剧、声音，充分迎合了读图、听书的新兴阅读习惯和观剧等当下流行的文娱消费方式，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跨媒介改编拓宽了《铁木前传》的传播途径，能够吸引不同兴趣爱好、不同领域的受众了解这部作品，进而转化为原著的读者，不断扩大作品的接受面，巩固作品的经典化地位。“不研究经典的形成就没法充分探讨经典。”[12]《铁木前传》自身独特的文学价值使其有成为经典的可能，传播的参与使这种可能成为必然，并贯穿了作品经典化建构的整个过程。在传播的作用下，《铁木前传》得以惊艳问世，后又不断再版、加印、外译、改编，能够满足不同时代、地域、文化水平的受众的阅读和审美需求，最终成为一部在国内享有长久生命力、在海外造成一定影响的令人信服的经典之作。因此，《铁木前传》的传播过程足以称得上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传播的一个范式，特别对中短篇小说而言，它的成功经验值得被推广、复制和超越，以唤醒故纸堆中那些文学经典的生机与活力。注释：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学参考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81.
[2]胡学亮.简明传播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65.
[3]孙犁.孙犁文集（第9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90.
[4]李克明.书之遇人之遇——《铁木前传》出版的前后[A].李克明,魏竹君.李克明魏竹君文集（下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
[5]王林.王林日记辑录之一——我与孙犁四十年[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
[6]方建移.传播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6:10.
[7]孙晓玲.后记[A].孙犁.铁木前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245.
[8]徐慎贵,耿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国家实践——原中国文学出版社中文部编审徐慎贵先生访谈录[J].东方翻译,2010(2):49-53,76.
[9]杨四平.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国别关系研究——以欧美与苏俄为例[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29(2):56-63.[10]赵大民.走进孙犁的心灵世界——《铁木前传》改编手记[N].天津日报,2013-5-2（12）.[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336.[12][加]Steven Totosy de Zepetnek.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马瑞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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