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样才能讲好人生故事？如何让自己的公益人生坚定而从容？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追问活着的意义？要品读这无常的人生？对于年轻人来说，追问生死好像是有点苛刻，但这是生命之根本。在讲民俗学课程时，我的学生总会不解地问，“老师，我们还不到20岁，为什么要思考死亡的问题呢！”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说：“汶川地震的那一瞬间，刚出生的孩子就已经遭遇死亡了。死亡并不遥远，死亡是一个永久性的等待，我们每一天都在向它迈进。”我这样讲的目的，是立足于死，来思考现世人生。也就是说，在终点回望人生时，可能就会明确我们的当下该怎么做。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自觉寻找“活着的意义”的过程，无论在世的时间是短还是长。我身边有年轻人说，“人生可以这样过——前半辈子努力创造，后半辈子尽情享受。”但这样的说法经不住推敲。假设我们能活到80岁，将这条人生直线分为前面40年和后面40年。不争的事实是，前半生的前20年一直在通往成年的路上，侈谈创造，接续的20年又能为后半生的享受打下怎样的基础呢？再来看看后面的40年，没有人会保证60岁依旧处于健康、70岁不得脑中风。如果境况如此，还有什么能力来享受人生呢！这样看来，人生风华正茂的时候，不过就是20岁到60岁这短短的40年。这期间，有各种各样的人生大事，要娶妻生子，要承担责任，再刨除吃喝拉撒睡，我们能让自己有点尊严地活着的日子屈指可数，能为社会做贡献的日子是可以按天计算的。如果这样解读人生的话，我们这辈子好像是拥有了长长的80年，其实不过寥寥数日而已。当我们这样思考人生并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时，一种神圣感会油然而生。作为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每一位做公益之人，都是传递正能量、传递爱的力量的使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伙伴们的生命已经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二、公益行动的目标与定位
把行动和公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一定要思考的问题是：第一，如何定位公益行动者；第二，如何理解和诠释我们自己的行动研究？以及更深层次的追问：“公益行动者的人生理念是什么？”也许此时你还没来得及认真思考“是什么催促着你一定要行进在公益之路，而且奔走了15年、20年”。
我曾说过八个字，“逆风而行，逆流而上”。投身于社会公益的伙伴们，不是在随波逐流，因为你们对那些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会事实，不仅具有天然的拒斥感，更希望让那些身处其中的人们突然清醒并寻求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有人生理念在支撑着你，你也一定是芸芸众生中的觉醒者。
进入公益组织三年以上者，都有必要回观、追问自己：什么原因让你成为公益行动者？经历过哪些事情夯实了你的信念？又是在什么情形下曾令你动摇？这些事情搞清楚了，你便拥有了行动者的自我觉察能力。我之所以要追问你的人生信条，因为我不相信一个在公益组织从业多年的人，没有人生信念的支撑。我很希望你们能明晰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初动力，能对同行者共同的事业前景有相对准确的定位。如果这些问题我们没有追问过，想做一个优秀的公益人就几乎不可能。尤其是那些从业多年者，这样的状态意味着你的生命正在日渐枯萎，或者说从未精彩绽放过。
公益行动者还必须是生活中的心理学家，否则就无法掌控心绪，更无法调控整个工作局面。所以想做公益人真的不容易，要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我经常下乡，总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从普通村民到县委书记，可以说每天都要接受新的考验。这是一种攻心战！不仅要熟知与人交往之道，更难的在于怎么来攻破自己的心。生活实际上就是一场场攻心战，当你能降服自己的心，就会知道怎么去降服别人的心。就此而言，行动研究也是一种心理研究。做公益之人，如果心理不够强大，很可能会陷入抑郁的泥潭。因此，时常追问自己的内心，常念公益事业的愿景，不仅可以成为一个自觉的行动者和研究者，更可以让自己的人生丰满而无憾！
寻求“改变”是生活的一种常态。按照保罗·瓦茨拉维克的分类，改变分为第一序改变和第二序改变。前者发生在某一系统之内，而系统本身保持不变；后者则是在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呈现一种悖论，其结果是改变了系统本身。公益行动者要做的改变是第二序的，针对个人、群体、社会整个系统的改变。
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有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学做工》，他通过民族志的深度描写，解释了工人阶级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的深层原因。他笔下工业城镇里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就是平行流动。这样的流动没有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是稳定的。今天公益组织所引导的改变，是立足于生存权和发展权，培育民间社会自组织力量和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以此观之，NGO和政府组织应该协同作战，一方面NGO的社会推动要依靠政府，无论是境外还是本土的非政府组织，都要对民众的文化心理和我们的基本国情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要肯定NGO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是政府治理的有利补充，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NGO组织大力推进的环境保护、社会救助等公益行动，以及对公平正义的申张、对底层百姓生存境况的关切，与政府的执政理念是一致的。
做公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要屏蔽政府工作的弊端，又要开启民间社会的智慧，要对民情、社情、国情都有充分的了解，这样才不至于好心办坏事。比如对底层百姓生活的认识，如果我们把自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判断强行移植，可能就忽视了他们对幸福的感受，走入发展的误区，就是对多元社会与文化生态的破坏。这样看来，公益行动者必须头脑清醒，明确自己在社会大脉络下的角色，才不会成为一个盲从者。有了明晰的定位，我们的工作才可能更有方向感，才能让自己的才情在促发改变的行动中尽情挥发。我这里强调的定位，意在让每一个公益人知道行动的方向及边际，知道前路哪里有关卡，并在精神上做好闯关的准备。如果能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你的行动就会更加有力且卓有成效。我们这一辈子能探求的事非常有限，因此要特别在意对每件事情意义的探寻，要让生命拥有足够宽度的同时，也拥有沉潜于心的厚度。
这样说来，又回到了对公益的认知与定位。认知是如何认识公益，定位是如何在社会大脉络里定位自己角色。有一种恐惧源于角色不安。比如，现在突然有人把你的眼睛蒙起来，然后带你走很远很远，你心里一定会有恐惧，因为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了。两个小时之后，把遮蔽你眼睛的布拿掉，你发现又回到了这里，身边都是你熟悉的伙伴，你一定觉得安全了，因为你的处境又从未知变成了已知。假如你在公益行动中始终角色清晰、方向明确，你就不会有恐惧感，而是镇定又从容。可见，对自身角色的觉察与定位，不仅可以远离焦虑与彷徨，更可以获得行动的力量。在别人为某事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你却能够镇定自如。
也许我们自身的处境是被多种力量裹挟着，但无论怎样，我们要知道行进的方向是对的，要知道我们的行动对于自己的生命和对于社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行动者最可怕的是，做事时间长了只顾着行动，却忘记了思考。公益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年轻生命里不可以缺少的是激情，但激情背后一定要有自己对生命、对生活、对社会的理性思考。
三、行动研究的本质：通过反映对话促发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益行动者，都在身体力行做着公益之事，但冠名以“行动研究”好像就变得复杂了。那么，行动研究到底是什么呢？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所有的行动者都是自己行动的研究者，所从事的实践是一种自主的和有意识的行动，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并促发改变。夏林清教授将行动研究概括为：1.每一个行动者都是研究者；2.每个人都是日常生活中携带着隐含知识的行动者；3.每一个行动者都是特定历史脉络和复杂情境中的行动研究者。我来谈谈我对这三个要点的理解：第一，每个人都是其行动的研究者强调的是行动者的自我觉醒意识，这是研究自己的行动并先行改变自己的基本前提。 第二，所隐含知识的意思是，我们在做事或言说的过程中都潜存着自己的知识体系。我跟NGO的朋友们打交道发现，“赋权”是大家头脑中重要的行动指南。这种观念会无意地流露出来，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姿态。也就是说，头脑中隐含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问题的思考方向。第三，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环境，因此要理解某人的行动必须探究其行动产生的条件和脉络，在明晰行动者的位置后，再去寻找促发改变的机缘与动能。归纳起来说，每个行动者都是研究者，他的行动隐含着自己的知识体系，并深受自身所处社会环境和关系网络的制约。行动研究的核心技术是“反映对话”，通过这样的方式，行动者辨识自己的行动逻辑，找到阻碍行动的因素，最终促发意识与行动的改变。这种行动对于行动者个人而言，是寻求改变的觉醒；对行动所涉及的对象而言，扮演的则是意识启蒙者的角色。我们很多的青年志愿者到偏远地区支教，很多NGO组织以教育扶贫为己任，这种行动干预的介入，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学校的小环境，而是整个乡村社会大环境的改变。行动研究促发改变的案例，让我对行动研究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激活了我们对改变乡村现状的想象。我在河南辉县倡导的乡村教育试验，虽然只有两年，探索才刚刚开始，却让我目睹了个人、家庭和村落，因行动干预而焕发的生机。川中社区大学办在乡村，名为大学却不是高等学校，只是以幼儿园为依托，以幼教团队为主力办起的乡村学堂。然而，它的效应却辐射了周边十几个村子，让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参与到这项行动中来。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有300多人来听我讲课。学校两周年庆典，从幼教团队到社大学员、从乡村学校到地方政府，都全面展现了我们所期待的“改变”。我对川中社区大学的定位是，它不是家长学校，不是农业技术学校，而是成人终身学习的公民学校。这里所说的“终生学习”，是我要强调的关键。为什么一个大学老师跑到乡村学校去？一次新华社河南站的记者问我，农业大学也关注乡村教育吗？你来这里所做的应该是师范大学老师的工作。我回答了两点：第一，无论是工业大学还是农业大学，核心都是大学，大学的终极使命是一样的；第二，师范大学可能更关注教育教学过程，关注教师与儿童发展，而我更加关心的是学校如何发挥辐射乡村的传统功能，继而成为今天乡土重建、乡村建设的支点。因为我相信，教育的回归可以拯救今日的乡村。回到公益行动的主题上来，其最根本的目标是促发改变。而所有我们期待的改变，必须从自己开始，这是自我强大的动力，也是“把种子埋进土里”的过程。我今天能够有机会和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经验，既是自我教育，也是种子工程。我们共同埋下种子，为我们整体的公益事业做点工作。你也许不会怀疑改变的发生，但会认为自身力量的微不足道，尤其是面对如此硕大的中国社会。2015年3月19日，温铁军教授在我们学校做了演讲，题为《中国百年乡建——激进发展主义自毁与底层社会自救》。在提问的环节有人追问，“今天搞乡村建设也不过就是在搞一个点，对整个中国有意义吗？”温老师回答说，我们回顾百年中国的乡建，会发现那些曾经有过乡建足迹的地方，它们经过了抗日战争、经过了内战，当如此大的灾难降临的时候，村民会自发组织起来，与那些没有过乡建的乡村相比，内发性的力量就彰显了出来。这也是我们今天做点点滴滴工作最积极的社会效应。四、自立立人：在“朝圣”的路上相遇谈及百年乡建，我要回顾民国时期的几位先贤。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以及陶行知在南京晓庄的乡村建设实验，都与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紧密相连。我们是在沿着前辈的足迹，完成着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我最近在阅读卢作孚有关乡建的论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中，这位创造了多项奇迹的实业家独辟蹊径，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北碚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乡村建设实验”模式。在他的乡村建设思想中，提出了“训练人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而训练人最核心的目的，就是“人人都能自立，人人都能立人”。这也是今天公益行动者做事的思想基础，自立才能去立人。比如，你们去组织一个合作社，但目的不应该是成立一个组织、做一个项目，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培养人的机会，其终极是要立人。把人立住了，我们的公益事业，乃至社会的进步才有可能性。我们的公益组织以及那些以热血青年为主体的志愿者，要促发改变，构建一个理想型的社会，但一定不可忘记，立人必须先自立。要建立一个相对理想的社会组织类型，必须先让自己的组织或者基金会具备现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特质。如果我们努力想去做助人的工作，而自身不够强大，底气不够，那就仅能停留在幻想。同样，如果你试图去改变别人的观念，而自己的认识视野还停留在小门小户，又有哪一个会与你同行？所以我一再强调，做公益做的是一件超前的事业，要完成“私”向“公”的转变，要实现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如果这样的观念没有植根于心，我们所做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发展的幻象”。做一个真正有社会责任的公益人不易，要沉下心来从头做起，要有愚公精神，要熟知中国文化心理，并在这块土壤上寻找观念转变的路径。这种内在的要求，同样也适用于各类公益组织，这也是当下最急切解决的问题。只有加强公益组织自身的建设，自立、立人、促发改变，才能变为现实。那么，在这个时代里，公益人在“自立”这一点上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又当如何破解呢？前不久我去拜望钱理群先生。在谈到青年志愿者时，钱先生说：“今天的志愿者已经是九零后，而我已是爷爷辈的人，再跟他们对话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但我必须把我的忧虑告诉给他们，志愿者们已经有了为社会服务的要求，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实现社会本位的转变，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自觉的志愿者，需要建立新型的价值观和幸福观，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处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他在这里所隐含的意思是，参加志愿者组织的许多人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家庭思想的影响，但又生活在一个强调个人本位的时代，因此许多人还是用为个人和家庭寻找出路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二者之间是有张力的，一方面他们受传统本位的影响，一方面又生活在一个极度要求个性张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所以对于你们“80后”“90后”做公益的人，如何在知和行上实现自身的蜕变，考验是巨大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建立自己作为公益行动者的价值观和幸福观。如果活一辈子，以为别人带来幸福为名，奔赴南北，游走东西，自己却活得很辛苦，体会不到一种叫做幸福的感受，那就是自欺欺人，是精神出了问题。最近几年，我在乡村做了一点推动性的工作，别人都认为我为乡村付出了很多，其实是乡村赋予给我一种力量，让我田野归来后更有底气做好我自己最该做的正事儿——教好书，育好人。在公益这条路上，行动者正视苦难，关怀的是整个社会的进程。但回归到自己的生活，每一位都无法避免工作所惑、经济所困、情感所累。单调的工作在循复，买不起房的压力要承担，父母妻儿的怨言要理解。当这些问题一并而至的时候，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有的人无所事事地等待结局，这是自作自受，是自寻烦恼，因为你不试图去改变自己，生活就永远在怪圈中盘旋。作为公益行动者，我们要拥有自我疗治的方药，要有一种明晰的意识去改变这些所谓的常态，进而去寻找并拥有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这种改造自身心态环境的能力，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品质，也是助人、立人的原生性动力。当我们面对这些困境时，是否还会坚守公益事业？我们说做公益的前提是有坚定的信念，这份信念源于哪里？公益人的行动不是顺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不是顺风而行，而是逆风而行。正是在这样的行动中，构筑着我们自己心中的社会理想，实现着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蜕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期待的改变的前提是我们个人精神生活的蜕变。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实际上都是一种自我修炼的过程。而所谓的行动研究，不过是修心过程中的自我觉察。人生幸福与否，取决于如何看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拥有朝圣的心坚定前行？一个穆斯林要竭尽一辈子的财富前往麦加，经历一次艰辛而漫长的朝圣之旅。为什么要朝圣？因为从圣城归来之后，他的精神深处发生了变化，曾经的生活群体会对他报以新的眼光，这就是“朝圣之旅”。再来看看我们的公益伙伴，投身于公益组织，心中一定有一座精神的圣城，我们的心被它牵引并成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千万不要认为在赶往圣城的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单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会与你在朝圣的路上相遇，此刻的你们正携手同行！以此观之，朝圣最核心的部分在于提升我们心灵的境界。真正的修行也不在远方，就在当下，就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就在那些看似烦琐的行动里。我不知道，此时幸福感离你是远是近？也不晓得，你是否有过心理危机甚至深陷抑郁？若有，我们将如何从生活的阴霾之中解放出来？若无，我们又将如何保持自己健康的心态？但愿伙伴们能在一次次重新追问人生价值之后，让自己脚下的路走得从容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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