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后，农村进城的青年“中产梦”碎了一地
为什么是2008年？因为那一年奥运会在中国北京举办，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时代分水岭。
前两天我和多年的好友、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刘万永在一起吃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和我们差不多家庭环境中长大的85后或90后，还能像我们这样比较轻松地在这个城市生存么？他沉思片刻后说，要比我们艰难得多。
我和刘万永都是1970年代初出生的农村娃，他在河北我在湖南乡村长大，两人的妻子也是外省贫寒家庭出身。当然，我们算不算北京的中产，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个多月前，我参加《看天下》杂志一个有关“中产阶级焦虑”的讨论会。清华大学的教授任剑涛在演讲中说到，中国各个行业的人都觉得自己生存不易，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弱势者，没谁主动认领“中产阶级”这个称号。
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去了哪？中国究竟有没有一个数量可观的中产层？单纯从家庭收入来划分中产阶级未必准确，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期，挣同样的钱，其家庭生活质量是不一样的。如果从一个人对自身权利的保障程度以及安全感来衡量，确实现在中国城市许多年收入五十万甚至一百万元左右的人，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中产。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只能舍弃“权利”保障程度这个因素，再来谈中产。我以为在城市中有着稳定收入、有属于自己房产、家庭生活处于这个城市中位水准的，就应该算中产。否则，只有住别墅的富豪才能算中产，那北京乃至这个中国，究竟有多少中产呢？
我承认自己凑凑合合算个中产，而且庆幸早生了十来年，赶上了整个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机会较多而相对公平的时代，才能栖身于满城冠盖的京华，没有被这列飞速前行的火车甩下来。
2011年，我出版了一部书《进城走了十八年》，讲述我在十八岁考上大学以前的乡村生活。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当时的进城和此前中国历史上农村精英进城有何不同。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应该很明了：古今这两种“进城”从规模上、性质上已完全不同。我们这代人（60末、70初）是中国第一批大规模进城并成长为城市中产的农村娃。此前通过科举和准科举（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高考）进城的人，只是从“民”变成官——后来换了一种说法，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是比例极小的一部分幸运者。这些人成了官或国家干部，社会地位一下子就超过了城市平民，他们处在社会金字塔顶端那部分，整个国家还处在农耕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无论是湖南的曾国藩、郭嵩焘，还是河北的张之洞、刘春霖，他们个人的命运改变于整个社会而言没有普遍的意义。
像我和刘万永的进城，还循着类似科举时代的乡村精英选拔的路径，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到一个正规的单位，户口进京，然后在和一个与自己类似经历的女性结婚，享受着制度带来的红利，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但和五十年前乃至五百年前很不一样的是，我的许多同龄人，并不一定顺着类似科举的路径，就在北上广深等大都市落脚，买房、成家，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他们的孩子在大城市里出生、成长，唯一的差别可能是，因为人为的户籍制度安排，使他们在大城市里生活付出更多的成本。我的高中同班同学，考上正规大学的不到四分之一，可是高中毕业近三十年过去了，一大半同学生活在北上广深或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以及省会长沙，有正当的职业或者自己的产业，当然大多数在城里购买了住宅。
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数千年，是难以想象的事。
我把我们这代人进城历程，设定了三个重要时间点，分别是：1992年，2001年，2008年。这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段，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短一瞬，但其于国于民而言，财富的增长呈现几何级，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可与之相比，乡土中国自此步入了城市中国。在这二十年内，涌现了许多商业草根英雄，许多创业传奇，对多数如我这样的农家子弟而言，只要不是运气太差，都会分享到改革的红利。一个具体的标志是——成为一个城市的中产。
1992年春天，小平南巡，尽管当时的媒体已有《东方风来满眼春》这样的长篇报道，将一位退休老人考察特区的言行赋予了很高的政治涵义，但是当时的多数人，对这次南巡影响中国之巨的估计应该仍然是保守的。我那时候正在西北一所大学读大三。南巡讲话经过一年多的发酵，其综合效果开始显现了。我毕业时，是工作找我们，坐在学校，许多单位前来“抢人”。但是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带要去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城市，只要能在这样的城市落户，什么工作都可以接受，其他地方不考虑，哪怕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不敢说我先知先觉，只是我有朦朦胧胧的一种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一些。我当时分配到北京酒仙桥一家国有老企业，同年进来的120余名毕业生中间，还有十来名大专生。这些人中只有4名北京生源。刚来北京的日子是清苦的，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人几乎都成了这座城市的中产。
1993年北京的人口总数为1051.2万，今天几乎是两倍。越先涌进这座城市的人，越占了先机。——不论以何种方式进入。
当然，会有人说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少，你们那批能毕业户口进京的人毕竟是少数幸运儿，没有代表性。我要特别提醒1993年政府有一个至今被低估意义的重大举措——废除了粮票。此前，靠粮票将人的流动控制得死死的。一个农家孩子没有粮票，进入一个城市，连一日三餐都无法解决，如何生存。
由于粮票的废除，几乎在我循着最保险的路径进入城市同时，还有一大批同龄人如潮水般，带着野蛮的冲劲，涌进了城市。他们的起点更低，进城之初忍受了更多的艰辛。可小平南巡带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大潮，给这些进城者的奋斗以合理的报偿。
在我刚进北京的时候，我的一些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正在珠江三角洲打拼，他们赶上了制造业飞速发展的好时期。其中好些人从班组长做起，一点点积累经验和资金，过了些年自己办厂挣钱。前几年我们县各乡镇搞助学基金——奖励家乡的学子，出钱最多的是这一部分人。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一彻底融入全球市场的国家行为，其红利究竟有多大，当时除了一些专家和政府高层人士外，普通人能看明白的恐怕也没有多少。此前，我记忆很深的是，每年为最惠国待遇都要折腾一场。中国的国力持续快速增长，直至后来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体，加入世贸组织应该是发力的开始。对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机会多，挣钱相对容易。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各大城市的房地产业开始火爆。在这个阶段，只要不是太懒太笨，无论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还是在一些二线城市，一般的工薪阶层咬咬牙，还是能月供一套房子的。包括北京在内，当时许多城市以各种措施鼓励市民买房。
当然什么时候买房都不容易，购房者都会认为房价高企。但今天再往回看，多数人会认为十几年前的房子实在太便宜了。
可以说，2001年至2008年，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是否购了房、购了几套房，基本决定了他现在他的财务状况，决定了他是否进入到中产，以及这个中产的含金量。
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年轻人认为明天会更好，明天挣钱更容易。2008年奥运申办成功，更是加强了这种期望。
《永远的三目丁的夕阳》海报
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时，我在网上观看了日本电影《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这部电影的故事从1963年开始讲起，第二年即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这是一场“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得到世界肯定的加冕礼。整个日本欣欣向荣，东京到处是工地，到处需要劳动力，一些边远地区的男女青年跑到东京来寻梦。——这和北京奥运会前的中国有些相似。我当时认为，奥运的成功举办将会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快，使草根更有向上的机会，是社会各阶层更加平等。
北京奥运结束九年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原来太乐观了。过去的九年内，中国GDP增速放缓，是经济发展规律，可以理解。而房地产一枝独秀，呈现不正常的繁荣，事实上摧毁了许多人的中产梦。一个从小地方跑到一、二线城市谋生的人，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运气，没有公权力的照顾，凭勤劳和智慧，生存是越来越难了。比起1992年到2008年这生机勃勃的十五年，社会似乎突然呈现了板结化。一个农村娃成为大城市的中产之路，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便是房子——大城市的房价让普通的工薪阶层难以承受。现在各大中城市的政府正在出一切招数来打击所谓的“炒房”，进行限购，为房屋交易一再增加难度。但据我观察，如此做，只是为了房地产平稳有序地发展，挤掉泡沫，防止出现连累金融业的灾难性后果，并不能让城市的年轻人更容易购买到房子。——事实上也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进城的农家子弟，“中产梦”碎了一地。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对进城的农村青年来说，还会不会有1992年至2008年那样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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