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小吏和英雄都上了梁山，赵官家还能依靠谁？

Original 2017-05-23 十年砍柴 文史砍柴

一个人无路可走时，他将如何决断？
每一个人上梁山的路，都是那样曲折。梁山并非是天生为某些人准备的。
在杀人与放火中，我们看到了林冲、鲁达之间那样伟大的友谊。我们心中有一丝安慰。美丽的东西是很顽强的，在任何的岩石下都可能长出来。
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悲剧：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往往举起了刀斧强行找路。此时他们把自己最后的资本——性命也赌出去了。

《水浒》中有三个人对水泊事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无他三人，梁山将不成其为梁山，水泊亦将不成其为水泊。这三人便是林冲、柴进和宋江。

林冲蒙冤上山，大多勤勉于山寨之事。当王伦不收留晁盖一伙人，晁盖被史文恭杀死后，在两次水泊事业最关键时刻，林冲如山中之虎豹，静候多时，突然窜出，用大智大勇奠定了梁山前期和后期的基业。而柴进是梁山真正的源头，先是有恩于王伦、杜迁、宋万等人，然后再介绍林冲上梁山，使梁山有了第一个关键人物，无柴进，林冲不得上梁山；林冲不得上梁山，晁盖难以顺利做梁山老大；晁盖等不上梁山，后面宋江等人壮大梁山都是虚话。宋江更不用说，他为一百零八将之首，私放晁天王等人，广招各路豪杰上梁山，最后力主招安，可谓梁山事业系于一身。

这三人，一为英雄，一为贵族，一为小吏。他们都是走投无路，不得已才上了梁山。三人上梁山的原因，上梁山之前的心态很值得对比。

和宋江、柴进相比，林冲真是百分之百的冤屈。宋江私放劫生辰纲的江洋大盗，为灭口杀死了阎婆惜，本是弥天大罪，按律是死罪，幸亏他银子使得好才轻判个刺配江州。柴进则是被知府小舅子夺了叔叔的老宅，对小旋风来说，最可激愤的并不是一屋之失，而是太祖皇帝允诺的贵族特权，百年之后竟然被地方官和地方官的亲戚藐视、践踏，再说李逵冒冒失失杀死了殷天锡，虽罪不致死但连带责任还是有的。

惟有林冲，干干净净老老实实，无丝毫做奸犯科之情节，可衙内为自己的淫欲，悍然强夺命官之妻，顶天立地的好汉竟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对那个年代的男人来说，夺妻是最大的耻辱也是最大的权利侵害，他一忍再忍，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以保全，无敌忍者突作怒目金刚，手刃仇家上了梁山。

和早有自己小算盘的柴进、宋江相比，林冲上梁山最有悲壮色彩，这位忠心耿耿效忠朝廷的教头不得不做强盗，其内心之痛苦、煎熬、悲愤可想而知。在朱贵的店里，上梁山之前，林冲几碗酒下肚，想起前尘往事，想起去路漫漫，想起娇妻与深仇，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便在白粉壁上写下了八句诗：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一个“仗义”、“朴忠”的英雄，不能万里觅封侯就罢了，可做一本份小官不可得，过平常日子不可得，黑暗的朝廷就是这样逼迫自己本应最依仗的精英来反对自己。这首诗不仅是林冲心思的写照，也是千百年来无数报国无门反遭迫害的英雄末路之写照，英雄走向末路，大宋也就该走向末路了。

宋江没有林冲的“朴忠”，林冲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安身立命，宋江则靠权谋，靠利用最流行的潜规则来博取最大的收益：金钱、名望，用的全是小吏的手段。林冲能交鲁智深这样的真好汉做朋友，也能帮助李小二这样“窃钩”的穷人，但把他放在宋江押司的位置上，碰到上司发文来追捕重大犯罪嫌疑人，他会像宋江那样泄露重大国家机密么？宋江那样做，是施恩于黑社会，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保护伞，连一个公务员最起码的操守都不具备，何来“忠”？宋江作为郓城小吏，利用权利金钱，收买各路边缘人，声闻于天下——他的钱也来得蹊跷，因此萧瀚说他有“财产来历不明”的重大嫌疑。从当小吏开始，他就做好随时和朝廷决裂的准备。光宗耀祖是男人正常的追求，但宋江选择的路径和林冲不一样，一用潜规则，一用显规则。因此他在江州题写的“反诗”，和林诗相比，风格不一样：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所表露的是一种怨气而非悲壮。林冲蒙冤那样重，想到的只是“威镇泰山东”，而非报复社会。这位口口声声忠孝的宋押司如果真忠于国事，不但不会私放天王，也不会在流配的路上劝诱和欺骗燕顺、王英、郑天寿、花荣、秦明等上梁山。黄文炳看得一点不错，他早有造反之心，然后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老路，博取官爵。当然以揣测犯罪动机来定罪，而不是根据犯罪事实定罪，则是“莫须有”，据此将宋江判处死刑是很不公平的，这是另一个问题。题反诗事发是上梁山的导火索，因此和英雄末路相比，这个小吏的末路有点滑稽。先是装疯卖傻在屎尿坑里打滚，企图骗过缉捕的公人。推上法场时，“宋江只把脚来跌，戴宗低了头只叹气”。被晁盖救了后，哭道：“哥哥！莫不是梦中相会？”

比起英雄和小吏的末路，贵族柴进的末路直叫人惋惜痛心。作为大周皇帝的嫡传子孙，有誓书铁券在手，对来自朝廷的伤害他有种自信。和“朴忠”的林冲、“权谋”的宋江比，他一直和现行的体制保持冷静的距离，作为让位于赵家的柴家后裔，他内心恐怕并不认为自己是大宋的臣民，因此“忠”对他没有意义，谋取高官自然对他也没有意义。他和大宋是一种“契约”关系，自己的祖先和皇帝的祖先订立了江山转让“合同”，按照合同赵家需给予补偿，补偿条款中便有“司法豁免权”一项，大宋对他而言，惟一应该做的就是“履约”。秦汉已降，郡县天下，贵族势力日渐凋零，特别是隋唐开科取士后，寒门与豪门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国家公共职务向全体百姓开放，没有了特权自然没有了贵族。到宋代，除了皇族恐怕异姓贵族只有柴家了。因为在贵族和皇室只是名义上的君臣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盟约关系，贵族遵某姓为共主，贵族自己有独立的势力范围和很大的自治权。

赵匡胤黄袍加身，从柴家那里得了皇位后，为了解决道统上的合法性难题，订立了赵、柴两家的合同。那么在宋朝初期，赵家或许还有种得位于孤儿寡母之手的道德内疚感，履约的积极性很高，统治天下时间一长，便具有自然的合法性，履约的约束也越来越弱，此时的柴进并非没有危机感。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崛起后，国与国之间征伐不已，各国贵族有朝不保夕之感，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等战国四君子大批养士之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柴进“养士”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不管良莠都招集在门下，既周济林冲、宋江、武松那样的人，也养洪教头那样的人。“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在奸臣当道、公器私用的北宋末期，繁华之中隐藏着极大的社会矛盾，过着优厚生活的柴进自然不能置身度外，“养士”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贵族一种“自保”措施，大官积累财富攫取权力以获得安全感，小官巴结上司以求自保，祝家庄这样的地主自己练兵自保，小老百姓去当响马自保，柴进不能去作大官，也不愿意去当贼，最好的选择是“养士”。金圣叹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