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不像开关水龙头那般方便：以前想生不让生，而今让生不想生
最近，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先生，又在批评某些部门了。易先生表示，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该年生育率只有1.05，出生1130万人，2016年只比2015年多出生了8.9%，总和生育率约为1.14左右。但国家有关部门所公布的两年的数据，比客观数据多出50%左右，2015年的生育率达到1.6。
我认识易先生十几年来，他一直指责某些部门为了维护本系统的利益，推卸历史责任，不惜造假以欺骗决策层。对于易先生的这番批评，我不做评论，无法判断他依据的数据是否比有关部门更权威。但是，即便如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生育率1.6也是相当令人担忧了，中国要保持在2.3的生育率，才能遏制住人口急剧老化的趋势。
今年3月份，在海南的博鳌亚州论坛2017年年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透露一项统计：2015年中国新增劳动力投入是负0.9%。另据一些专家统计，未来这几年，每年有2600万以上的人要退出劳动人口行列，每年新增人口仅1600万，剪刀差效应将造成每年劳动人口至少减少1000万。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大学》有言：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增殖财富有个基本规律：生产财富的人多，消费财富的人少，创造得迅速，使用得缓慢，财富便会长久充足。反之这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这里的众与寡指的是相对数字而非绝对数字，人口近14亿的中国和人口3亿多的美国相比，是生产的人少消费的人多。
我是70年代生人，年少时在老家目睹的关于计划生育的种种场景仍记忆犹新。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许多地方的政府对计划生育实施一票否决制。党政主官管辖的地区如果计划生育工作没做好，就要掉乌纱帽。牵扯到乌纱帽，那真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因此地方官员把计划生育当成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于是也催生一些非常雷人的标语。比如：
一胎上环二胎扎，计外怀孕坚决刮
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给绳、喝药给瓶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一个社会人口老化最大的消极后果。昨嫌人口多，今愁人手少。在中国，竟然转换得如此之快。人口老化应该是今天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比如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但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口老化有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不像中国大陆这样，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到决策层感觉到劳动力，转换得如此之迅猛。中国未富先老，来得何其之快。
但在现代的工商业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教育的普及，生育率一旦下降，往往不可逆，希望通过鼓励生育来提高生育率是非常困难的。
在中国人口已经显露老龄化之忧的21世纪初，不少有识之士——包括易富贤先生在内——大声疾呼给严厉的计生政策松绑，可是某些部门和依附这些部门而生存的专家为了一己之利，想方设法屏蔽这些声音，以“计划生育是国策”来碾压一切不同意见。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人口绝对数量那么大，只要稍微放开一条口子，必定新生儿增长迅速，不难解决人口老龄化之忧。可是，这几年，某些部门羞羞答答给计生政策松绑，从放开“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孩”，但响应者寥寥，中国新生儿增长数量很不理想。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之低，超出了某些部门的预料。
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一个新王朝建立后，由于此前战争造成人口锐减。新王朝的统治者维护政权、恢复生产最重要的措施是鼓励生育，快速增加劳动力。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里，“多子多福”“有人才有世界”的生育文化深入人心，只要天下午稍微太平，老百姓就乐于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而历代王朝在开国之初也会采取一系列政策来鼓励老百姓生育，如如在汉初刘盈(惠帝)当皇帝时(公元前195-公元前188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当时计征人头税的一种计量单位，也就是说，如果适龄不结婚，就要缴五倍人头税。
农耕社会的中国，由于人们生育意愿普遍较高，加上官府的政策导向，即便是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时间差，但总趋势是人口增长迅猛，如清代雍正帝即位时帝国人口大约1亿6千万，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短短的六十多年（约三代人）增加到3亿1千多万人。
今天的中国和两、三百年前的清朝，社会结构已完全不同。经过三十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厉推行，“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光荣的生育文化影响了至少两代人。今天进入生育高峰的80后、90后，在他们童年和少年时，接受的教育是“多生孩子是愚昧是耻辱”，其中不少人还是父母历尽千辛万苦偷偷生下了的“超生儿”，一落地就遭遇不平等待遇。再加上城市化人口比例的增加，养育孩子的成本剧增。他们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转过弯来，欢天喜地去生二孩？随着普通人权利意识的高涨，公权力毕竟不能把育龄男女当作可以操控的生育机器。——不让多生就下个指令关住闸门；劳动力匮乏鼓励多生就下个指令打开闸门。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如此说并非要否定执行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1980年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是22岁，现在超过了38岁。这说明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出生率很高，未成年人比例很大，老年、青壮年、儿童的人口构成是金字塔型。而当时中国还处在农业社会，生产效率低，土地承载量有限，整个社会是另一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好比一家一户，只有夫妇俩劳作，要养育4到5个孩子，生活多半是清苦的。
这时候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把过高的生育率降下来，让更多的青壮年节省生育儿女的成本来投入生产，是有必要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两大国策几乎同时推行决非偶然，中国改革开放短时间内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人口红利”，严格的计生政策之前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主要60年代、70年代生人）长大成为劳动力，而他们又只能生一个或两个孩子，从家庭到整个社会为未成年支付的养育成本尽量减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旺财不旺丁”。
世上万事总有一种平衡，欠过的账终归要偿还。“丁”即人口是财富的生产者，若“丁”不旺，财富生产的可持续性只能是句空话。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和建国近七十年来许多国家层面的大战略一样，采取的是运动的方式推行，所谓“运动式”，其实就是准战时状态，为了达到一个战役的目标，什么战术都可以使出来，包括山东冠县“百日无孩”那样在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措施。这种准战时的实施方式，简单粗暴有效，但是后遗症很大。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应对人口老化、青壮年劳动力剧减的社会问题，其他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有过一些经验，如通过发展高科技减少人力，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减低支付退休金的压力，通过引进发展中国家的青壮年劳动力来填补本国劳动力的缺口。但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作用。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立足本国，通过制度改革和文化建设，来提升公众的生育意愿。这样做，可能见效很慢，但必须如此。
行文至此，我要对易富贤这位十几年如一日为中国人口政策出现偏差而呐喊的学者表示敬意。大约在2005年时，他托人带给我一本自己印刷的《大国空巢》，这本书2007年在香港出版，但不可能在大陆发行。他生活、工作在美国，自己有三个儿女，中国的人口老化、劳动力匮乏和他本人的利益半毛钱关系也没有。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只是尽到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
中华文明数千年不坠，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一次次新生，靠的就是人口优势。养育儿女、繁衍后代，是一个普通人对民族最大的尽责。
易先生的第二版《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终于于2013年3月1日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发行，这或许能证明，时间是辨别真伪与是非最公平的方式。但是，那些被耽误、被错过的时机而酿成苦果，恐怕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来修复弥补。
【本文首发UC"大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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