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的末路风景（8）| 相国家事成了最大的公共事件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再世，也难力挽狂澜。

相国家事成了帝国最大的公共事件

因为儿子位极人臣，湖北一个乡下老头的丧事，演变成1577年度大明帝国最大的公共事件。当然，张居正也不想这样子，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必须面对这一切，谁叫他是全国除皇帝外最大的公众人物？

张居正嘉靖三十七年回南方出差，顺路省亲，当时他还是个正七品的翰林编修，从此和他爸一别十九年，再也没见面。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说张居正和父亲情感淡薄，我觉得是有点想当然。人伦之情，人皆有之，他未必不愿意回家守墓庐三年，尽孝子之道。杰出的政治人物也有情，但他们经过一番利益考量能战胜个人情感。

无论从张居正个人抱负的实现，还是大明帝国的整体利益，他此时暂别政坛是很不合适的，改革有可能会因此半途而废。但不回家丁忧守制，在以德治国的明朝，违背了立国的基本原则，这个罪过张居正甚至皇帝都担当不起。

如何规避这个棘手的道德问题也算是法律问题，是摆在张居正面前最难过的   一关。只有一个办法，皇帝出面，以圣旨的名义不让他回去守制，理由是非常时期国家需要。这叫“夺情”，君王为了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

万历帝尚是一个少年，他也离不开自己的张老师。而大太监冯保当然也不愿意他在内阁中最重要的搭档离开，如果张一走，来一个和他合作不协调的首辅，比如高拱那样的人那将怎么办，他在宫内极力促进皇帝“夺情”。而内阁中惟张居正马首自瞻的几个辅臣，洞若观火，看透了皇帝和张居正的心思，既使他们心中可能在想，老张走了，我们的位置就会往前再进一步，但表面上不能表现出来，还得迎合皇帝和首辅，联名上疏，说内阁离不开张先生的主持，请皇帝下旨夺情。

尽管张居正此时不想离开相位，但向皇帝上疏请求解职回家丁忧的程序一定要走，这也是一种POSE，中国传统文化中，摆pose是一门常用而高深的学问。皇帝明确提出“夺情”，张居正再哀求回家，皇帝再强调要夺情。如此几个回合，君臣两人演出了一场逼真的戏。最后张居正接受皇帝的“夺情”安排，且想出了一番折衷的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回家主持营葬之事，并守制。——孙子为祖父母守制也是法有明文的。而张居正“在官守制”，这二十七个月内，不领一文薪水，在内阁办事不穿官服而穿便装，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也就是说明自己并没有贪恋权位不守制，而是以守制之身替公家办事——这确实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皇帝当然欣然同意这个办法，而且说张先生平素清廉，没有了薪水恐怕家庭用度不足，每日尚酒饭一桌，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盐、木炭等生活用品若干，再加上其它的赏赐，在低薪养廉的明朝，远远超过张居正工资条上那点薪水。

如此一番演戏，皇帝和张居正以为找到了万全之策，可以巧妙地规避守制这一铁律了。但他们低估了朝野对这公共事件的关注程度，大家都在盯张居正，不但是因为职位，更由于他的新政太惹人注目了，他能否回家守制已经不是他个人，也不仅仅是他和皇帝两人的事。

“夺情”的旨意一下，就立刻激起了一些官员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尽管张居正有过心理准备，但他没想到反对变法的势力，会以“夺情”为由头，如此来势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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