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坛有“苏、黄、米、蔡”四大家之说。蔡襄名列最末，但就年龄、登第早晚而言，在四人中蔡襄是不折不扣的前辈。他年长苏轼25岁，比苏轼中进士早26年。以书法风格和成就而言， 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三人以行草、行楷见长，风格自成一家。而最擅长写正楷和行楷的，是蔡襄，他恪守晋唐法度，其书法在生前就受时人所重。苏轼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
苏东坡是几百年才出一位的文化天才，其诗、文、书、画皆有很高的成就，是 “全能型选手”，再加上其传奇而颠沛的流放生涯，使其在后世评价中成为整个宋代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书法之名亦盖过了蔡襄。
中国历史上，宋代的文人自主的政治意识和参与政治的深度是最为突出的，无论是文学家、书法家或是画家，几乎都有过从政的经历，也愿意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用吾友吴钩所言，是“野无遗贤”了。蔡襄也不例外，首先他是一个有着“达则兼济天下”之抱负的士大夫，是仕宦三十余载的官员，在庆历年间与欧阳修等人并称为“四谏”，书法家只是一个附加的符号。（参见旧文《从安道帖看宋代谏官的风骨》）
蔡襄对庆历年间的政治领袖韩琦可谓是推崇备至，毫不掩饰崇拜之情，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韩琦的“铁粉”。其实韩琦也只长他四岁，由此也可见他的真性情。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馆存有一副蔡襄的手书《海隅帖》，是他写给韩琦的信札，从中可窥他对韩琦的尊重之情：
襄再拜。襄海隅陇亩之人，不通当世之务，唯是信书，备官谏列，无所裨补。得请乡邦，以奉二亲，天恩之厚，私门之幸，实公大赐。自闻明公解枢宥之重，出临藩宣，不得通名。下史齐生来郡，伏蒙教勒，拜赐已还，感愧无极。扬州天下之冲，赖公镇之，然使客盈前，一语一默，皆即传著，愿从者慎之!瞻望门阑，卑情无任感激倾依之至。襄上，资政谏议明公阁下。谨空。
这封信写于庆历五年（1045），其历史背景是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范仲淹、韩琦、富弼被罢相，逐出中枢，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不到两年就虎头蛇尾地流产了。蔡襄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改革失败的叹息，对韩琦尊重、感谢和安慰。
一般士人之间的通信，多用行草或行楷。只有对皇帝的奏折和敬重的尊长写信，才会用正楷。蔡襄此札，便是用一丝不苟的正楷写就。
蔡襄是福建仙游人，因而自谦是海滨农家子弟出身，不通世务。当了那么些年的谏官，没能给朝廷政治带来什么补救的益处。说他能够回到故乡做官，奉养双亲，要感谢皇帝的恩泽，也是本人的幸运，实际上是明公您给予的方便。
得知韩琦被解除“枢宥之重”，以资政殿学士出资扬州，这是天下冲要之地，全赖明公镇守。但是宾客来来往往不断，以明公的声望，一言一行，很快会让天下人知晓，希望跟随您的人小心谨慎。——这也是粉丝对偶像一种委婉的提醒，新政失败，主持改革的大臣被贬官到各州、府，但政敌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会鸡蛋里挑骨头，要言行谨慎，不给政敌抓住把柄。
▲韩琦
庆历新政是在宋朝发展到瓶颈期被逼出来的一场改革。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也是中国两千余年帝制史上能名列前茅的有道之明君。他即位时，宋朝已建政六十余年，特别是在1005年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以“岁币”的形式购买和平，东亚两个大国边境维持了大至势均力敌的安宁，宋朝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可以说臻于中国帝制时代的顶峰，但内外积累的矛盾也不断地暴露出来。内部有土地兼并之患，百姓负担日益加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外部则是西夏的崛起，在契丹的暗中支持下不断侵扰宋朝的边境，宋帝国不得不耗费巨额的财力和人力来应付。
种种隐患叠加在一起，后世人简单地概括为“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富弼为此忧心重重地说： “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
宋朝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初期宋师败绩，丧师失地，朝野震动。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和韩琦前往陕西主持对西夏的防务，二人采取了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战略，推行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部民、开通互市等措施，扭转了宋朝被动局面，使对西夏的边防线得以巩固。由于用兵有方，边境民谚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两人的声望蒸蒸日上，朝野有识之士呼吁让范、韩二公进入中枢主持大政。
身为谏官的蔡襄向仁宗皇帝上《乞用韩琦、范仲淹》奏疏，曰：
天下之病，势已如是，于可医之时，陛下又选任良医，倘信任不疑，听其施设，非徒愈病，又致民于寿。若于此时，使天下良医不得尽其术，则天下之病愈深。愿陛下拔贤材，收众策，不惮改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
宋仁宗从善如流，于庆历三年，重用范仲淹、韩琦两位“良医”为枢密副使（后范仲淹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奉调回京。范仲淹、韩琦、富弼负天下之重望，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
但是，自古改革是艰难的，有时候一些“粉丝”的过度吹捧也会给偶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一粉顶十黑”古已有之。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如此称赞皇帝和受重用的范、韩诸公：
皇帝明圣，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拨。 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这下要命了，夸人不要紧，以贬损别的大臣来夸人，等于给改革者拉仇恨。枢密使最先任命的是夏竦，此人曾任陕西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是他的助手。他因在对夏战争中畏懦苟且，遭到了谏官的普遍反对，于是皇帝将夏竦改判亳州。这就是石介所言的“大奸之去”。真是徒逞口舌之快。
据《范文正公年谱》载： “（范）公与韩琦自陕西来朝，石守道作《庆历圣德》诗，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抚股谓韩公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其后果然。”夏竦成了反对新政的盟主。
实施新政之难其实不亚于流血的革命，庆历新政对既得利益者的损害主要表现在：恩荫减少（官二代靠父辈恩荫难度加大）、磨勘严密（考核官员标准更严）。自然毁谤新政的言论增多，范仲淹等改革派大臣被指责为 “朋党”。 尽管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欧阳修撰《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但是再英明的皇帝也担心大臣“树党”，仁宗对范、韩等人的信任开始动摇了。
夏竦指使人仿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草废立诏草。仁宗虽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他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河北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 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
二月初四，废除磨勘新法、恩荫新法。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 加资政殿学士， 知扬州。至此， 庆历新政就这样温水煮青蛙似地给废掉了。
不过当时仁宗柄国，对大臣非常尊重。即便否决其施政方针，也不会伤害其人身安全，最多是让其离开中枢，去一个不错的地方做长官。
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韩琦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兼安抚使。定州是防备契丹的最前线的重镇，韩琦在此镇守六载。到了宋代地方长官的任期最长期限，于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又移并州（今山西太原）。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韩琦以疾病的缘故请求皇帝让他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阳市）。相州是其家乡，按照回避制度一般是不允许的，皇帝开恩准其所请。回到家乡相州，韩琦在于州署后园建造昼锦堂。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重新回到了宰执的位置。
昼锦堂之名典出项羽说的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别墅盖好后，韩琦请出了两位庆历新政时的好朋友，欧阳修为其作《昼锦堂记》，蔡襄书丹。这是当时文章、书法最佳的组合。
蔡襄为了表示对韩公的敬重，特意将每个字单独写几十遍，优中选优，择最佳者拼合，时人称之为“百衲碑”，这比十年前他给韩琦写信时的态度还要诚恳。此碑被宋人称为“本朝第一”。
庆历新政未能解决大宋的病患，一直拖延下去，病情加重，到了王安石变法时，治病已经没有了庆历时期的从容了，只得用更刚猛的药方。当执拗的王安石和朴直的司马光故去后，他们徒子徒孙的党争，再无政治歧见不害私谊的君子风度，变成你死我活的人身迫害和污名化。宋代早、中期雍容大度的政治风气完全沦落了。
▲今日昼锦堂（图片来自网络）
附：昼锦堂记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竖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