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三种角色：儿子、丈夫、父亲
父亲节是洋人的节日，我对其无感。但近些年每到此日，打开手机这个话题刷屏了，我也无可回避。
中国人感谢父爱、追念父恩，多半是其在世时记得他的生日，在其去世后还记得其忌日。生前能勤问候，殁后不忘祭奠，为人子女者就算做得不错了。
我的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年了，现在静静地躺在故乡一个松树簇拥的山岗上，今年年初母亲去世后葬在他的身旁。在我此后的生涯中，和故乡、和父母最紧密的联系是每年的清明，去那个离北京直线距离1700多公里的坟地扫墓挂青了。
此刻，我坐在书房里，静静地想起和父亲相处的往事，妻子在隔壁辅导儿子的功课。对于父母已经故去的男人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职责恐怕就是如何做好一位父亲。
一个男孩来到世上，大多数要扮演三种角色：儿子、丈夫和父亲。这三种角色各有不同，好儿子未必是好丈夫和称职的父亲，而好丈夫也可能是惧内的不孝子。但这三种角色或曰三种社会身份的履职情况如何，却有一个共同的评价标准，即“责任指数”。
先说儿子这个角色。这是任何一个男人无法自我选择的结果，他的降生没有人会征求他的意见。在三种角色中，做儿子我以为是最容易的，而且相比做父亲，儿子的责任是有限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多数父母是最爱儿子的，儿子即使子道有亏，曾经令他们担忧、伤心，但转过身来，他们又会很快原谅儿子的种种不是。而儿子只要取得一丁点儿成就，父母的自豪和喜悦之情，往往超过儿子本人。
怎样做好一个儿子，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是“孝道”。何谓“孝道”，几千年来论述的典籍汗牛充栋。《孝经.开宗明义章》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一始一终，在我看来，就是做好一位儿子的最低标准和最高标准。
为什么不敢毁伤自己的身体是尽孝道的最低标准呢？我以为并非说自己的身体是属于父母的，而是因为儿女的安全是父母最担忧的事。一个人从小到大，如果能主动爱惜自己的身体，让其不受损伤，健健康康活着，父母的操心会少了一大半。一个男孩在青春期，出门在外，父母担心的是他血气方刚，与人争斗，不顾生死安危；他人到中年，父母又担心他贪杯嗜酒，常常酩酊大醉伤害自己的身体。对父母来说，儿女的身体远比他是否仕途显达、生意场上挣大钱重要得多。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当然是很高的标准了。什么是“立身行道”，很难量化，而能“扬名于后世”的儿子，毕竟是少数。我以为可以如此理解这个标准：让父母真心为儿子感到自豪，能给父母带来荣耀。在帝制时代，历代王朝把“显亲扬名”标准化，如儿子做到一定级别的官员，父母乃至祖父母、曾祖父母能够得到封赠。一个人做了一品大员，他从未入仕的父亲可以得到一品光禄大夫的荣誉职衔，其母亲则是一品诰命夫人。这就是民间通俗所言给父母“争脸面”。
今天虽然没有诰封制度，而且一个男人的成就也不仅仅以官职单一的标准衡量。但如何让父母在人前人后受到尊重，其实还是有不太明显但却真实存在的标准。近些年我们能够看到不少这样令人无比叹息的报道：某位出身贫寒的官员，大学毕业后兢兢业业，奋斗几十年身居高位，掌握大权，父母和乡亲为他自豪。而因贪腐一下子身败名裂，成为囚徒。为此遭受最残酷打击的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妻儿，而是其年迈的父母。
再说丈夫这个角色。夫妻是异性男女合为一体，这既是因爱而结合，更是订立了一种社会契约。丈夫做得如何，不是看他多么体贴，更不是对妻子有没有甜言蜜语。当然，挣钱养家是必须的，如果能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混得风生水起，让妻子倍感荣耀，是个加分项，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让妻子有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要有家庭财务上的保障，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钱，让妻儿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无论如何不能说尽到了做丈夫的责任——今天的中国夫妻俩都有挣钱养家的责任，但我觉得主要责任还是在丈夫。以唐代大诗人杜甫为例，这是位有着儒家情怀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中充满着对国运民瘼的殷殷关心，但那个时代让他无法给妻子儿女提供一个起码的生活保障。无论他和他的诗歌如何彪炳千古，作为一个丈夫，他应该是很内疚的。
今天毕竟不是杜甫那个时代，做丈夫的给妻儿提供一个过得去的物质条件，并不太难。但钱并不能当然地给妻子带来安全感。不少大官或富商的妻子并没有安全感，她们的丈夫除了给钱任其消费外，仅仅把家庭当成旅店，把妻子当做高薪聘请的儿女的保姆。而他的情感，系在妻子以外的女人身上。这样的丈夫即便给妻子买豪宅靓车，给她信用卡随便刷，却提供不了安全感。这样的丈夫，很难说是合格的。
《论语》曰：“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孝道的重点是“敬”，而不是能赡养父母，如果标准降到“能养”，那和养狗养马没什么区别。这段孔子的论述其实也可以用到丈夫对待妻子上，一个有权有钱的丈夫，如果仅仅只是给妻子的钱让她随便花，那也等于养犬马了。
最后说说男人要尽无限责任的角色：父亲。做父亲可比做儿子、做丈夫难多了。一位男人，在儿女降生后，法律上的抚养责任只是到他们成人，但道义的、心理的责任恐怕要到死方休。
如何抚养、教导儿女，主动权在父亲这里。儿女贤与不肖，当然有其本人的造化因素，同胞兄弟也各有命运，但相当大的责任归结于父亲。相比较母亲对儿女无私的爱，父亲对儿女的尽责程度，我以为是要打折扣的。我们老家有句俗语：“宁愿要一个讨饭的娘，不要一个当官的爷。”这当然是一种设定条件的单选题，穷母与富爹中间如果只选一个，穷母亲更靠谱。
一个人父亲是否做得成功，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否赢得儿女的尊重，而不是老了后儿女出于血缘关系的怜悯。这和他是否尽到做儿子和做丈夫的责任关系甚大。有些做父亲的，在社会上混得似乎很成功，给儿女也有能耐提供庇护，可他的儿女却未必尊重他。究其原因，大多是在儿女成长的岁月里，他对家庭并没有尽责，给妻子和儿女带来过伤害。而有些父亲，并不识字，一生处于社会底层，但他坚韧勤劳，无怨无悔，用全部的力量和责任心呵护妻子儿女，不惜燃烧自己，照亮儿女的路。这样的父亲，虽然不能让儿女在社会的“拼爹”中胜出，儿女年少时也不免有所埋怨，但长大后，能从心底里理解父亲、尊重父亲。这样的父亲，应该说是成功的，因为他基于自身所处的条件，拼尽所有的气力来尽为父之责。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在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上。这篇诞生在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的文章，主旨是批评旧礼教下的父权，即父亲对子女的控制，将子女视为私有财产，反对儿女须报父母恩的陈腐理念，呼吁解放子女的个性。如文章一开头所言：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
鲁迅写这篇文章时，他还没有做父亲。等10年后鲁迅48岁时生了周海婴，他对儿子表现出老来得子的溺爱，尽量满足儿子的要求，还写过《答客诮》来回应：“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一位普通父亲的正常表现，人同此心。很遗憾，在周海婴7岁时，鲁迅就病逝了，他未能陪伴儿子成长。他在新文化运动时如何做父亲的主张，也就无法付诸实现了。
说一千道一万，一个父亲能否尽责，前提还是要自己身体健康，保持家庭和睦。夫妇能够陪孩子走过他人生最重要的关隘：读小学，升中学，考大学，毕业，成家。能够在儿女最需要父亲的时候提供帮助，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譬如一个父亲过早地去世了，留给儿女再多的遗产和遗训又有什么意义呢？再或者父母离婚了，让儿女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父亲除了定期给抚养费，几近路人。这样的父亲，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成功的。
【本文首发“十年砍柴”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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