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青年的出路就是逃离？
▲美丽的新晃县城
据新华社报道：昨日，湖南省怀化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DNA鉴定结果确认，新晃一中操场挖出的遗骸，为2003年失踪的新晃一中教职工邓世平。原校长黄炳松已经从外地返回新晃，被该县纪检与监察部门控制。他目前否认对杜少平杀害邓世平一事知情，但承认在操场建设招投标不规范、预算超标问题上负有责任。
网上的舆论普遍担心这个案子牵扯面太广，黄炳松的这番自我辩解很有可能成为调查结论。因为这个案子，既有承包工程费用超出预算许多而可能存在向官员的利益输送，而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家属四处控告无门，背后有保护伞的可能性很大。如果由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和司法部门为主进行调查，以包工头杜少平的伏法结案，将背后的故事捂住，符合当地许多官员的共同利益。为此，《财新网》昨日发布评论《破案更要破网 应提级异地办理邓世平案》。
网友和媒体的如此担忧并非多虑，对县域乃至市域政治经济生态略有了解的人就知道，中国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一个县或一个市的官场，几乎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彼此有盘根错节的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件蹊跷的案件深挖下去，牵扯面之广往往超出想象。为了自保，那张看不见摸不着却处处能感知的巨网，其运作的效率是很高的，持续不了多久就被新的公共话题转移的舆论热度，所能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死者的儿子邓蓝冰在得知这个确切的结论后，于微博上发了两个字“悲痛”。无法想象，这个家庭在过去的十六年，是如何在痛苦、希望、绝望的煎熬中度过的。当年13岁的少年，已是尝遍人生艰辛的成年人，他曾在如今被清空的微博上曾发布了长篇的控诉报告，遣词造句，非常谨慎。一位叫周玄毅的网友评论道：
“这篇文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范文，处处展现出历经多年捶打后的思虑深重谨小慎微，就像蒙在被子里偷偷哭，生怕惊扰了某个看不见的对象。这是一种在最高难度的生存模式里培养出来的最高级别的智慧，以几乎不可能的复杂闪躲成功地避免了抹黑、带节奏、人血馒头等一系列的雷区........”
邓蓝冰这种生存智慧是吸取了父亲血的教训获得的，父亲的悲剧让他不得不小心翼翼，提防种种可能的危险。甚至，他们全家为了避免再一次被伤害，搬离了新晃。
于新晃而言，邓蓝冰是个逃离者。而新晃一中原校长的女儿也算个“逃离者”，她现在定居于深圳，其父退休后离开新晃去深圳和她生活在一起。
“逃离”，几乎是过去二、三十年县域青年的集体选择。
年轻人选择逃离县域，涌入大城市，一方面原因是由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城市化中，资源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发展空间。不仅仅是穷人家的孩子，就是黄炳松女儿这种当地有能量家庭的孩子，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会选择读完大学留在大城市。小县城优秀的“官二代”“富二代”的成长，长辈的庇荫助益不少，如果他们足够优秀，也大多并不喜欢成长的环境，仍然是人往高处走。而对没资格“拼爹”的县域青年来说，逃离那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德文曾在《南风窗》发表题为《县域黑社会的生存之道》，文中说：
“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真正有权有势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个人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
“我们在县城调研，感触非常深的是，这几百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相互之间即便不熟悉，也大致了解各自的底细。身处网络中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事需要找到网络内的任何一个人，一定可以不费力地找到对方。”
这些有能量的人，在一个县或一个市结成一个无所不包、弹性很大的网络。生活在这个网络中的人，碰到事大到职务升迁、打官司、孩子上好一点的小学或中学，小到开个米粉摊或交通违章被罚款扣分，首先想到的不是依靠法律和规则，而是搜索自己的社会关系，看能不能哪怕是七拐八拐找到管用的人。多数人是凭经验生活的，在中国的县城，关系比规则有用得多。
在此种环境下，能量大的人运用网络如臂使指，伸缩自如，违法的成本很低，时间一长就不惮于违法。有些人在北京开车老老实实，从不敢酒驾，而回老家过年，把酒驾不当回事。因为他知道在北京，像前央视主持人酒驾被抓，交警照样拘留，而在老家关系铁，即使被查获一个电话就能搞定。而对没有背景的人来说，生活在这样一张网中，几乎是透不过气来。如车的年审，开办一个小公司，在规则比较明晰和公平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照程序办事就可，而在内地的县域，去公门办正常的事不找关系不送礼，被人故意刁难的概率很高。
1999年大学扩招对县域的寒门子弟，我以为后果是造成更大的不公平，社会固化被进一步加强。三十年前我在湖南一个县考大学时，那时候录取率很低，不要说考上重点本科，即使考进师专，毕业后不愁找到工作岗位。彼时一个县不要说大本，正经科班出身的大专生也不多。一些师专毕业的农家子弟，分到县中学，因为勤快、能吃苦、有才华，如果长得不错更是加分项，成了县科局领导的乘龙快婿，调到机关工作，多年后成为科局长或乡镇领导，承继了岳家的社会关系。
大学扩招以后，贫寒子弟大学毕业后若回到县城，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官宦子女即使考不上好大学，随便上一个三本还是很容易的，拿到一纸文凭回来，在就业和升迁上，绝对碾压985大学毕业的贫寒子弟。2017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湖南郴州一位段姓女子蹊跷的升迁之路。段女的母亲是当地电视台副台长（据说他舅舅的职位更重要），毕业于湖南农大下面的一个独立学院（也就是三本）。她以“湖南省百佳大学生学习标本、少数民族”（后记者调查其并非少数民族）加分成为选调生进入公务员系统，并在乡镇工作期间拿到全日制的研究生文凭，尔后调入省一级重要部门，晋升为正科。段女只是运气不好，被媒体注意并报道了，她这种模式在中国各县、市，有相当的普遍性。
县域优秀的“官二代”“富二代”为了更好的发展，选择离开故乡，而贫寒子弟更是不得不逃离故乡，进大城市打拼。虽然竞争激烈、房价高企，但相对来说，总是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胜过在故乡的生活。——回到县域，一个人大部分的精力可以说是用来编织和维护人际关系，而非干事业。
如此，县域的人才结构呈恶性循环，稍微有些抱负和才能的人都外出谋生，选择留下的多是包工头杜少平这样的人，凭借家族的关系，再加上心狠手辣，混得风生水起。
今天，沈从文已成为湘西最知名的文化名片，地理、文化层面的湘西不仅仅指今天的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还包括今天的怀化、张家界甚至常德。沈从文的祖父做过一省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沈从文出生时，虽然家道中落，但在当地仍然算得上名门之后。他早年在湘西地方军队里混饭吃，包括给“湘西王”陈渠珍做勤务兵，靠的仍然是祖辈积攒的人脉关系。敏感而有才华的沈从文厌倦了这种随处可见倚强凌弱、杀戮无辜的生活，他在《从文自传》一章《怀化镇》中写道：
“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
他不愿意再在湘西的丛林里混下去，决定去山外读另一本大书：“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险危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我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作一个警察，作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从文自传.一个转机》）二十一岁那年，他来到了北京。
一位id叫“风之剑”的网友在我公号文《校长的能量》后面留言：
“湘西的青年们，要如何面对这片土地？沈从文这样问过。但我觉得，不论是他，还是我们，作为湘西子弟，都没法给出答案。目前为止，逃离大山，几乎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沈从文这样做过，后来的子弟们也是这样做的，正如我们的祖先，为了更安全的生活，逃进大山一样。但心里总有个声音，在呐喊：我们在这山里，就不能过好的人生吗？老子不服啊。这，就是我心里的执念。”
看了这段话，我眼角有点湿润。从沈从文离开湘西进京，到今天快一百年了，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而那个问题，不仅仅只在湘西存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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