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恨康有为甚于洪秀全：性命比江山重要

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后，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赴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国内汹汹舆论，将其指为第一卖国贼。不得已，太后只能解除他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闲置起来。

当然，太后知道李鸿章是替自己和帝国背锅的，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次年即1899年，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远离中枢，看上去像是发配，实际上是给他一块好地方休养。那个时候，大清上下最大的政治事务是清算康党。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有牵连的官吏、士人，重则入狱，轻则褫职，各地封疆大吏亦以清除康党来邀上宠。

北京一些官员猜测慈禧太后派李鸿章去康有为的老家广州坐镇，主要任务是抓捕康有为、梁启超及其拥护者。刘体仁于《异辞录》中云：

公履粤督任后，除盗安民，勤政之声颇著中外，于人人心目中之党案视之蔑如也。朝旨命掘康先茔，公明知故纵。

刘体仁是淮军名宿、翰林出身的刘秉璋之子，李鸿章和刘秉璋是庐州府的同乡，早年有师生之分。两家关系很好，刘家的子弟出入李鸿章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官署如同自家。刘体仁的记录应该是可信的。

李鸿章对太后最看重的“党案”不当回事，对挖掘康有为祖坟的旨意也阳奉阴违，敷衍过去。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李鸿章乃明白人，虽不满于康圣人之狂妄，但对新党颇为同情。康有为的南海同乡、亦是康氏的重要推介人张荫桓是李鸿章曾经十分器重的洋务干才，李鸿章对太后惩处康党之严酷或许心中不无看法；二是他知道清查康党是件卖力不讨好的事，必然为天下士民所憎恶。他又没必要如那些新晋之官僚冀此升官。那时朝廷正重用义和拳，华北闹得一团糟，对大清朝第一重臣李鸿章在广东的“消极态度”，也只得睁只眼闭只眼了。据刘体仁记载：

然公常云：“慈圣之憾康、梁，甚于粤中洪、杨，捻中任、张。粤、捻为乱欲得天下，康、梁谋逆欲胁太后。此战国所云‘河内、大梁及身，三者以身为上’也。”

李鸿章认为慈禧太后痛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甚于太平军的首领洪秀全、杨秀清，捻军的首领任化邦、张宗禹。原因是太平军、捻军造反是为了得天下，而康有为、梁启超谋逆，想胁迫太后，对太后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此，李鸿章用了一个典故进一步解释。

《战国策》记载，秦国的军队在华阳打败了魏国军队，魏王想去秦国朝拜秦王，来缓和两国关系。魏臣周訢劝阻，认为秦国言而无信，魏王很可能一去不复回。他对魏王说：“假如魏国丧失大梁（首都）和丧失河内（今河南北部一带，魏国领土，毗邻秦国），哪一个更紧急？”魏王回答说：“失大梁更急。”周訢又问：“那失掉大梁和丢掉性命哪个更要紧？”魏王答：“当然身家性命要紧。”周訢然后说：“河内、大梁和大王的性命这三者，河内是最不重要的，而性命是最重要的。现在秦国还没有索取最不重要的，大王却主动送上最重要的。这怎么能行呢？”后来魏王终于想通了，没有冒险亲赴秦国。

对慈禧太后来说，洋人、太平军和捻军、康梁都可恨，但其中康梁尤甚。按排序的话，洋人对太后的危害最轻，即使打进首都也不是想推翻清帝国，更不会取太后的性命，割地赔款就能解决；洪杨和捻军其次，他们造反想得天下，但对在北京城的太后和皇帝来说，威胁并不那么迫在眉睫，况且手下那么多将士，怎么也能抵挡一阵子，十几年的围剿“粤匪”和“捻匪”，死的只是无数的百姓和双方的将士，而太后的生活和权力不受影响。可康梁不一样，太后认为他们竟然想发动兵变，围攻颐和园，太后一旦被抓，有性命之忧。这危害性远远大于洪杨造反。

一个当权者如果性命没有了，万里江山和无数珍宝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也是晚清一些王公大臣和封疆大吏害怕刺客甚于造反的乱党之原因。美国用无人机投掷导弹，杀死波斯的三号（也有人说二号）实权人物苏将军，这种隔着大洋取敌国上将之首如囊中取物的打法，其影响是深远的，一定会使一些位高权重者胆寒。河内也罢，大梁也罢，以及万千百姓和将士，统统对魏王没有什么护卫作用，空中飞剑能直取其性命，这又如何是好？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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