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西南联大：爱护青年学子就是守卫民族的希望
▲汪曾祺和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沈从文
这两天在重读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汪先生对云南、对昆明感情深厚而真切，乃是因为他人生最美好的七载青春年华在昆明度过。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完成学业，然后又留在当地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师。他的人生观、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为文之道，大约都是在西南联大形成的。晚年他回忆起西南联大时，充满深情地说：
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窳陋而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喔，我的母校，我的西南联大！
平津沦陷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先于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华中危急时，再西迁云南。联大西迁的往事，记述者甚多。当时的政府，尽一切能力照顾这些学生，汪曾祺在文中写到走海路去大后方的那部分学生，“轮船上开饭，除了白米饭之外，还有一箩高粱米饭。这是给东北学生预备的。吃高粱米饭，就咸鱼、小虾，可以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流亡学生得到一点安慰，这种举措很有人情味。”
据汪先生记载，各地学生跋涉到昆明，可谓各显神通：
有一位历史系学生姓刘的同学是自己挑了一担行李，从家乡河南一步一步走来的。这人的样子完全是一个农民，说话乡音极重，而且四年不改。
有一位姓应的物理系的同学，是在西康买了一头毛驴，一路骑到昆明来的。
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灿若群星，后来在中国各个行业贡献巨大。汪曾祺在其《地质系同学》中，随便提到几位和他一起进校的地质系同学的名字，日后多为声名贯耳的大家。
比较熟识的是马杏垣。我对马杏垣有较深的印象不是由于对他的专业知识有所了解，而是因为他会刻木刻。
这位木刻技艺娴熟的理工男，祖籍河北乐亭，出生在东北长春。即是“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关内的学子。他西南联大毕业后留学英国，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构造地质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
文中提到的第二个人是杨起。杨起是汪曾祺的老师、西南联大秘书长、中文系教授杨振声的儿子。“他是蓬莱人，个头很高，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文雅的、谦虚的山东大汉。”杨起后来成为著名的煤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中国煤地质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身上有一种古典音乐熏陶出来的气质”的欧大澄，中途暂停学业从军参加抗战，在美军前线48医院工作。抗战胜利后完成学业，晚年是昆明工学院地质系的教授。
汪曾祺还在这篇文章中写到一位常和欧大澄走在一起的地质系漂亮女生郝贻纯（也有资料写作“诒”），“淡雅素朴，落落大方”。她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生物地层学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妇联第六届执委会副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从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内西迁的大学和师生远不止西南联大这一所，大后方的众多城市重庆、成都、昆明、兰州、乐山等城市，甚至贵州湄潭这样的小县，亦有沦陷区的知名大学迁入。
那时候中日军事、经济力量对比悬殊，美国还没有参战，中国独自苦苦支撑，半壁江山沦陷，陪都重庆常被日寇飞机轰炸。国民政府已经近乎山穷水尽的地步，许多人看不到抗战的希望在哪里。为了保存民族复兴的火种，政府没有把这些学子丢在沦陷区自生自灭，而是想办法让他们来到后方。许多流亡学生失去和家庭联系，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政府在那样困难的时候对这些学生免学费，提供贷金和补助金解决生活费用。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家在战区的公立专科以上学生发放“贷金”。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记载：“本校学生大多数来自战区，生活至为艰苦。全校学生二千八百余人，持贷金及补助金生活者，达十分之七八。但贷金仅勉敷膳食。”
西南联大学生西迁“步行团”经过贵州玉屏时，这个穷县的县长刘开彝发布告示曰：
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的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宜。
从中枢到地方，这样的有识者很多。在强寇当前，众多学生在大后方仍然弦歌不断，赓续斯文，这是一种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也是坚强意志的表现。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昆明，安顿好后即打车去原西南联大校址今云南师大的校园，在镌刻着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的纪念碑前站立良久。当时，我感动的是西南联大师生的不屈精神。而今回想这一历史奇迹，不得不佩服当时政府领导者的卓远见识和胸怀。再艰难的时候，绝不抛弃这个民族的年青一代！尽管抗战时国民政府犯过不少错，高层也存在腐败。但就凭其对斯文的尊重，对民族希望的守护，足以让后人尊重并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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