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枣灾梨 徒留笑柄
今天人们嘲笑出版印刷垃圾书，常言村头的厕所缺手纸了。意即此类书籍毫无阅读价值，只能用来擦屁股。
古人要典雅一些，对刻印垃圾文字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祸枣灾梨”。典出清代大学者纪晓岚的《阅微堂笔记》，他批评宋末元初和晚明的文人风气：“至于交通声气，号召生徒，祸枣灾梨，递相神圣，不但有明末造，标榜多诬，即月泉吟社诸人，亦病未离乎客气矣。”
中国古代的印刷主要方式是木刻雕版，从唐代开始兴盛，开始以印刷佛经为主，一直延续到清末。虽然此间出现过宋代的活字印刷术，因技术不成熟，未能推广，大部分印刷书籍仍然是雕版。雕版印刷需要照着稿件将一块块木板刻成模板，刻印一部书要用许多块雕版。因为枣树和梨树的木质坚硬，纹理清晰，适合于用来做雕版印书。因此说，刻印没什么价值的文字是祸害枣树和梨树。
在古代刻印一部书是奢侈行为。每一页要工匠用斧凿雕刻成模板，不能出错。一部书稿刻成雕版，可是费时费力的一项大工程。而古代没有今日的出版业——优秀作品的作者能拿到稿费和版税，那时候刻印书籍是要靠自费或别人资助，书印出来能否流通，能否卖钱很难说。没有巨大的财力，一般人甭想刻印书籍。孔子的时代尚没有纸张和雕版印刷，文字写在竹简或木简上流传，传播成本更高。孔子在世时述而不作，他去世后，弟子们通过回忆辑录其所言而成《论语》。释迦牟尼亦是如此，生前到处口头传法，寂灭后弟子阿难等人集结在一起，凭记忆抄录佛陀所言的佛法。
一直到清末，多数士人很难在自己生前刻印著作。湖南邵阳籍的学者邹汉勋，生前著述甚多，后投笔从戎，和江忠源一起战死在庐州。他遗留的书稿在身后的岁月因时局变乱，散佚十有七八。他的长孙邹代钧（近现代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为尽孝道，将祖父残存的书稿整理完毕，塞进行囊，从湖南数千里跋涉到甘肃肃州，找到祖父生前的好友、正在肃州大营指挥收复新疆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左宗棠的资助下，邹汉勋的遗著才得以刻印。晚明大儒王夫之一生著述近100种、400余卷。王夫之生前，除曾自刻一部诗集《漧涛园初集》外，其余著作全未刊布；其殁后十余年，其子王敔曾选刻十数种，是为湘西草堂原刻本，流传甚少。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夫之七代孙王世全聘请湘中大学问家邓显鹤主持，在长沙汇刻王夫之遗著18种，名《船山遗书》，是为湘潭王氏刻本。同治四年（1865），湘军攻下南京城后一年，曾国藩、曾国荃补刻此书于两江总督衙署，除收入湘潭王氏所刻外，又增刻四十二种，共收62种、288卷，即世所称金陵曾氏刻本。至此，王夫之大部分著作才得以刻印流通。
即使是曾国藩本人，生前做到了大学士、两江总督，封一等毅勇侯，著述甚勤。但其在世时，所作的诗文并没有刻印。他难道没有这个财力吗？如果刻印一部分诗文出售，不知道多少官员愿意出高价购买。直到他在两江总督衙署内去世后，其得意门生李瀚章、李鸿章兄弟领衔，召集李宗羲、彭玉麟、沈葆桢、丁日昌、刘秉璋、俞樾、李元度、郭崑焘、薛福成、梅启照、吴汝纶、黎庶昌、王闿运等门生故吏编辑、刻印了《曾文正公全集》。
明末江南一带商品经济繁荣，出版等文化产业亦很兴盛，加之士风尚浮华奢靡（张岱《陶庵梦忆》可为佐证），有钱的士大夫特别是官员热衷刻印自己的作品。当时流行一个说法，一个人做了官后要做四件时髦的事：“起它一个号，坐它一乘轿，刻它一部稿，讨她一个小。”人出生后由父亲或祖父赐名，成人后多由师长给起表字，只有混到一定社会地位后，才有资格给自己起一个号。如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年号蒙叟，东涧老人。此曰“起它一个号”。“坐它一乘轿”好解释，即置办一顶轿子，出门坐轿才拉风。“刻它一部稿”则表明自己有文化影响，“讨她一个小”就是娶一个小妾。如此“四美具”，才算是人生赢家呀。
近期很火的吉林某贺姓厅官倒是很符合这几大标准。其人名“电”，字“雨辰”，号“吉人”，斋号“琴剑堂”“吉风轩”“百卷阁”。“坐它一乘轿”在当下就是有专车，可比古代的轿子舒服多了。“刻它一部稿”对这位厅官来说，更算不了什么，他已经刻了三十多部书稿。至于“讨她一个小”则不合时宜了，因为现在是一夫一妻制。“四美”缺其一，也算是与时俱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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