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20期 李荣山：读书如砍柴

《师傅领进门》，荣山与渠敬东老师

【石头引】 读书做学问，说到底是一种生活方式。读书人不是会读书的人，而是爱读书的人。爱读书，知识必与生命相连，复归读书前的初心。《中庸》上说：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坛经》也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儒一释，说的是一个意思：道不远人，回归初心。

《博士论文》第3期曾经邀请陈涛博士分享他的理论研究技艺，今天我们邀请到荣山博士，请他谈一谈读书如何与生命相连。石头觉得，荣山博士是个有慧根的人，巧得很，荣山与慧能一样，读书前都曾以砍柴为生。

【作者简介】 李荣山，江苏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曾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5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系，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在《社会学研究》《学术研究》《学海》《社会理论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研究》。

谢谢石头兄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在毕业一年后得以回顾写作博士论文的经历。我2002年进大学，学士和硕士论文先后做的韦伯，博士论文做的赫尔德（《个体、共同体与历史：赫尔德社会理论研究》）。算起来，接触社会理论已有差不多15个年头了。虽不算好学生，但总算浅尝过做社会理论的酸甜苦辣，积累了一些教训和体会，如今正值新学期开学，将之说于有志于此道的学弟学妹听，若能助他们日后少走一些弯路，也算是一件小小的功德了。

我原来拟的题目叫《社会理论与生命体验》，半夜三更把初稿发过去。翌日大清早，石头兄在电话那头说：题目就叫《读书如砍柴》呗！紧接着，石头兄一番高谈阔论，详细讲了它在儒学、佛学上的渊源。细品之下，少时山中砍柴心中泛起的自然喜悦，与今日读书体验到的自然喜悦，彼此呼应，相映成趣。《读书如砍柴》，更能表达我的心意，遂欣然接受。

一、天性的叩问

一个人在未成年之前，他的身体、出生、童年、成长、心性，以及遇到对自己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不是其自由意志能够掌控的，而是有赖于『机缘』。即便成年以后，按照梁漱溟先生常用的佛家说法，也是『不生不灭，非断非常』，今日之我不同于昨日之我，此时之我不同于彼时之我，前一秒之我不同于后一秒之我。『机缘』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不同者，成年后的我逐步有了成熟的心智，对事物慢慢有了主见。有了主见，对万事万物就会有自己的判断，下判断就不免碰到疑问，有疑问就会提出问题了。

本科四年，通常是一个研究者『三观』的成熟期。不过这时的他，刚刚接受了十来年的『灌输』，没有多少人生经验，只有一脑瓜混乱的『知识』，以及残存的若干天马行空的想象。此时迸发的『主见』，很难有切肤之感，还谈不上真正的主见。不过，这些不大靠谱的『主见』中，却蕴含着过往的机缘在每个人心中种下的独一无二的种子，它们是世间的珍宝。

即便中小学教育不注重发掘这些心性的珍宝，但它们埋藏久了，在相对宽松的大学校园里，沾一点雨露，总会迫不及待地要发芽。在循循善诱的老师、朝夕相处的同学、高山仰止的圣贤浇灌下，五颜六色的心灵开始发出了带着它们独特印记的『天问』。

出身农村者，可能想知道农村凋敝的原因；出身城市者，可能想知道城市病的原因。感触细腻者，可能对细腻的情感有感觉；视野宽阔者，可能对宏大的制度变局有感觉。天性爱外求者，可能对社会问题感兴趣；天性爱内求者，可能对人生问题感兴趣。

带着这些问题，各人去阅读和体会，然后用规范恰当的形式写出来，就成了论文。无论你因什么机缘触发灵感，从何种角度出发，用何种方法，只要达到一定深度，触及到人类『秩序』的某些基本问题，最终都不难走到社会理论层面。

二、发问的机缘

好的社会理论研究，无不是在特定机缘下发问的。梁漱溟先生少时受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所困，转而终身致力于研究这两大问题。费孝通先生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最初的触动点是希望理解他姐姐费达生这样的士绅何以孜孜于乡土社会的改造（渠敬东老师课上观点），于是自然有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和《皇权与绅权》等一系列著作。

我个人虽然是社会理论的学步者，却也有一点点类似的体验。我生在一个贫困县的贫困村，童年和青少年读书之余的时间，大多是在放牛、砍柴、种地和干苦力中度过的。在不了解实情的城里人看来，这样的生活必定是苦不堪言的。其实不然，至少我的童年是相当快乐的。不开心的记忆，倒是长大以后在城里读书时的占绝大多数。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砍柴，因为在大自然中的感觉自由自在，又能经常采到野果和药材，而且砍柴回去能得到母亲的夸奖。虽然家穷，但在日常家教时，身为农民的父亲从未要求我们长大后多挣钱改变命运，倒是极端强调做人的大道理，经常爱说伟人和圣人的典故，把『为国为民』挂在嘴上，我们的耳朵都快听出老茧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久了，我心中对理想层面的自然和道德的东西有了特殊的感觉，说话做事弄得像个小大人，喜欢谈论大问题，终于在读高中时，疯狂陷入了对自然和道德问题的哲学思考。那时候没看过什么书，纯粹是不着边际地瞎想，颇有几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

这颗种子终归在读本科的时候发芽了。那时我喜欢看一些抽象的书，一方面有显摆的成分，另一方面也有少时爱思考大问题的成分。真正触动我的，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末尾对理性化『铁笼』发出的隐忍的悲鸣。它隐隐触动了我一个农村娃在城里日常关系的紧张感，勾起了少时理想的自然和道德情感。于是我写了一篇研究韦伯理性化问题的本科毕业论文。

硕士论文延续了这种关注，只不过在学理上有所推进。在后记中我写道：『能从砍柴放牛的生活中走出来，在北大与韦伯有一次“亲密接触”，足慰平生!』到了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导师渠敬东老师考虑到我的天性，建议我研究赫尔德。得益于渠老师的眼光，我在后续的研究中读赫尔德的东西时常会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后来逐渐明白，韦伯纠结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他的先辈赫尔德已经感受到了，那就是在社会纽带层面的共同体与社会的冲突，其实也是像我这样从农村到大城市的人走过的心路历程。后面我会结合博士论文，再详细谈谈。

啰嗦这么多，无非想说，做社会理论，发问的机缘很重要。进言之，机缘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后天别人种下的，有的是自觉开发的，因而童年的家庭教育和环境很重要，老师的因材施教很重要，个人的自我开发很重要。总而言之，发问的时候要尽量做到『切己近人』。

三、社会理论是啥

每年硕博士报考的时候，难免有同学会碰到某某老师的报考方向里有『社会理论』这么个东西，弄得刚入行的小朋友们傻傻分不清，又怕别人笑话自己浅薄，不好意思拿明面上来问，只能憋在心里犯嘀咕：社会理论到底是个啥玩意？实话告诉诸君，套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兄弟我什么也不懂』，不过『兄弟我还是懂一点点的』。

我以为，与其纠结于社会理论的定义，不如考察这个词的起源，以便框定它的范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也犯迷糊，到底怎样写才算有社会理论的味道呢，特别是研究一个像赫尔德这样比社会学这个词的诞生还早的人？

于是，我开始动手动脚找资料，发现『权威』教科书对社会理论的理解其实是有一个大致范围的。《法国社会理论》作者迈克.甘恩认为，社会理论是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和哲学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一端是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直至社会学（以及各门社会科学），另一端是以社会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为取向的哲学类型，社会理论就是这两端之间的地带上一类相当独特的思想。”

《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主编德朗蒂也认为，社会理论介于社会学和哲学之间。“社会理论处于两种不确定的基础之间：一方面是某种后学科性的社会学领域，另一方面是某种跨学科的理论阐述方式，关系到政治性的问题，认识论上的哲学问题，以及本体论上的哲学问题。”

从起源来看，社会理论这个概念是欧洲的社会学家不满美国社会学的狭隘经验主义而提出来的。在他们看来，美国实证取向的经验研究彻底取消了哲学思考，使社会学丧失了想象力，他们要求把社会学同欧洲深厚的哲学传统联系起来。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把经验研究作为哲学的傀儡，而是既不能失去基于经验的科学性，又要保持哲学的洞察力。

欧洲的经典社会理论家的确提供了这种哲学的洞察力，只不过并非传统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意义上的哲学，而是关于“秩序”的哲学，或者说关于“社会范畴”（the social）的哲学。举例来说，现代自然法理论家（比如卢梭）倾向于把『社会范畴』理解为个人通过契约达成的政治结盟（国家），而有的反自然法理论家（比如赫尔德），则倾向于把『社会范畴』理解为集体的文化存在（共同体）。

个人如何在集体中生活，集体生活在历史中如何变化？或者说，人类生活的秩序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无论这种秩序是合意的还是不合意的？这些都是社会理论的元问题。只是不同的文明或国家或其他集体单元，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经历这些基本问题的历史不同，对它们的理解也不同，从而形成了社会理论多姿多彩的局面。

作者翻译的安德鲁·阿伯特的经典著作《职业系统》

注：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1948- ），美国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社会学杂志》主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社会学系主任。

《作者与译者》，荣山与安德鲁·阿伯特在北京大学合影

四、一江映三月

昔日法门寺地宫出土四枚佛指骨舍利，一为释迦牟尼真身灵骨，三为玉质影骨。赵朴初先生赞二者关系为：『非一亦非异，一月映三江。』灵骨与影骨，一如天上明月，一如三江月影，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罢了。（看，荣山博士是不是很有佛缘？石头注）

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关系与此类似，二者都探讨人类的经典问题，前者着眼于用抽象思辩的方法来探求天上的明月，后者专注于用经验具体的方法来探求江中的月影，也即人类经典问题的表现。比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抽象地讨论『范畴』，涂尔干则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讨论『范畴』的起源和文化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社会学入手的人，不妨把社会理论视为社会学的哲学或世界观。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绝不强求诸君接受。

如果上面这段话诸君觉得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就不难推知，对经典社会理论的理解，不能仅限于经典社会学家。经典社会学家的确集中阐述了社会理论的某些经典问题，但其他理论家同样阐述过这些问题，甚至是社会学家一开始并未注意的问题，只不过视角不同罢了。

已经有不少前辈学者主张，做社会理论一定要打破学科界限，我个人十分赞同。做社会理论理论应当有开放的眼光和胸怀，举凡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今天被列为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历史或其他学科之先贤者，只要他思考过要紧的社会理论问题，都应当纳入我们的视野。

以此为标准来看，经典社会理论研究的时间段决不能局限于1839年社会学一词的诞生，而至少要推进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是一个大变革时代，今天西方乃至全世界用来理解秩序的许多基本范畴，都带有这个时代鲜明的烙印。韦伯对理性化浇筑的牢笼的担忧，绝不仅仅是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问题，只不过到这个时代加剧了而已，德意志先贤早就对此忧心忡忡。赫尔德对文化共同体的维护，对契约国家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警惕，即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是我博士论文选择做赫尔德社会理论的一大原因。

另外还想啰嗦几句超出我能力范围的话。目前所谓社会理论，基本指西方的，据我所知似乎还没有『中国社会理论』的说法。社会学本土化是中国几代社会学人的夙愿，但论述体系似乎主要还是以『中国社会学史』为本。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我们的视野不妨再打开一点，试着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提出和考虑中国问题。一旦脑筋转过来，就不会只盯着近代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而是会关注困扰他们的时代问题。

此时你会发现，同时代乃至更早的时代，有更多的其他领域的学者同样在关注这些问题。抓住这些问题，你可能会发现，原来中国也有社会理论。重要的是问题，而非学科人头，甚至也不是概念。可喜的是，近10年来，部分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历史学学者已经开始在努力做这件事了。他们从时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关注中国的民族与国家、内陆与边政、士风与世风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期待他们早日开出中国社会理论的新境界。

五、解读文本如相亲

社会理论研究的发问是不断推进的，随着研究感触的深入，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真切。发问涉及到特殊的机缘，旁人顶多只能提示一下大方向，具体操作还得靠自家体悟，可授性不强。一旦进入文本分析，情况就不一样了。

做经典社会理论研究，首先考验的是解读经典文本的功夫。经典文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大家都明白。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言，『……历史上的哲学家的重要性归根结底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或又一次成为）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问题并没有随着产生它们的……社会的消失而消失。《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但如何对待文本，却大有文章。我个人认为，至少有四条原则。那就是真诚对待文本，珍惜对原著的第一印象，整体地解读文本，以及把前人智慧和生命体验结合起来创新。正如相亲，你首先要对目标对象怀有坦诚相待之心，接着你不能光听人介绍，得亲自看一眼，然后你要整体衡量对方的优缺点，最后你要考虑你俩合不合适。

第一，真诚对待文本。渠老师历来主张『朴素阅读』的理念。『朴素阅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真诚对待文本。经典文本是什么？那是历史上聪明绝顶之人智慧的结晶，经历过千千万万双聪明人眼睛的审视，依然焕发出璀璨的光芒。哪怕在故纸堆里摆放了千年，也依然渗透在你我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只不过你我未必意识到而已。应该对文本保有基本的敬畏之心，老老实实读懂作者写的每一句话，是研究的第一要务。不要轻易怀疑，不要挑头捡尾，不要断章取义，不要光瞄着合自家心意的字句。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要站在尊重文本的立场上。时下呆萌表情流行，依我看，社会理论研究者有了同文本较真的那股傻劲，才算真呆萌。

第二，珍惜对原著的第一印象。原著难读，没人不知道。正因其难读，也就耐读。经典著作，自然被无数人反反复复读过，相关的二手研究自然少不了。有的人习惯先看二手导读再读原著，以为这样方便入手。我个人的经验恰恰相反，以为先读原著再看二手文献，反倒能事半功倍。经典著作通常有专家导论，我甚至主张连导论都不要看，先直入原文。

为什么呢？我以为，这是两个陌生生命跨越时空的首次碰撞，就像一个人呱呱坠地看到世界的第一眼，决不能假手中介。又好比看电视剧，每个人都希望亲眼看到故事的结局，而不希望他人提前剧透。直接进入经典文本，对读者而言，是一个难得的独自探险的机缘。你的天性，你的想象，你积攒了数十年的人生经验，瞬间就被调动起来了。哪怕一开始你难以理解文本的内容，但你所获得的阅读体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你日后创新的基石。经典著作读过的人千千万万，但你丝毫不需要担心别人把话都说完了，因为没人能取代你独一无二的体验。你把自己的体验融进去，自然有了创新的机缘。

相反，如果你一上来就读二手文献，也许对熟悉和理解文本的内容大有帮助，但那种生命的碰撞力会大打折扣。并且，一旦让二手文献的观点先入为主，你就很容易被它们左右，觉得该谈的别人都已经谈了，我还能读出什么新意呢？如果二手文献看多了，且这些观点之间彼此掐架，此时会更加令人莫衷一是。我这样说，并不是不重视二手文献，而是要分个先后。先读原著，获得初步印象之后，再读二手文献帮助理解。我读博第一年，渠老师要求我写读书报告不要参考任何二手文献，这种方法让我终身受用。

第三，整体地解读文本。经典作家的思想往往十分复杂，大多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且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我想不用多说。解读经典著作的时候，不能就一本著作谈一本著作，轻率地下判断，要尽量通盘考虑作者的整体思想来解读。

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自己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也只读了赫尔德的部分主要著作，功力所限，实在惭愧。突出这条原则，是希望有能力的朋友能够尽量做到。赫尔德曾说，『诚实地解释一位作者自身体现的整体性，是每个诚实人的义务（It is a debt of honesty to every honest man, to explain an author inhis own totality）。《论上帝：若干对话》』邓晓芒教授用『全息式』讲授法解读康德思想：『我在每讲到康德的一个观点、一个术语的时候，通常不是孤立地就其在这一段话中的意思来理解，而是都要联系到康德在其他地方的观点和用语，将康德的观点放到他整个体系中来讲。这样前联后挂，加以贯通，所以虽然讲解的时候只有一小段，但实际上把康德整个哲学都拖进来了，有的时候简直就是用一段话作例子在讲述整个康德哲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古今哲人都有此认识，诸君不妨让我们以此共勉。

第四，把前人智慧和生命体验结合起来创新。有人不免会问，你这么强调原著，就算我准确解读了作者的原意，也谈不上什么创新，不过是作者的传声筒罢了。这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理解创新。解读作者原意的最基本形式是注疏，我想没人会否定注疏的价值，就怕你写不出真正的注疏。又有人可能会说，这样的创新不过瘾，我要有观点上的全新突破。

没问题，那咱们就来谈谈这个如何创新的问题。谈到全新突破，不免让我想起在北大念书时碰到的趣事。北大的老师名气大，有时会收到陌生人寄来文稿求教。有的仁兄一上来就霸气地说，某某老师，我发现了一个前人从未发现的真理，或者我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观点，请你鉴定鉴定。这样的创新十有八九是『新』过了头。至少在社会理论研究中，没有传承的创新绝不是真的创新。所谓传承，就是准确经典著作的原意；所谓创新，就是用你自己对我心和世情的体验与经典著作对话，赋予经典著作以新的生命，同时自己又得经典著作之助，提升境界。

如果你踏踏实实阅读过经典著作，敞开心扉体验过世情，夜深人静时反复叩问过内心，我想创新是自然而然的事，无需强求。有人担心，经典著作读的人多了，恐怕难有什么创新，于是投机取巧，一味地寻找新奇的创新增长点，我看大可不必。你的创新没人可以取代，也无人可以阻止，因为你的生命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六、做笔记的四重奏

做经典社会理论研究，文本解读是最主要的工作。文本解读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论文写作的过程。具体写作技巧方面，之前石头兄公号所推不少学人的博士论文后记已有很好的介绍，石头兄撰写的论文指南系列也十分精到，这里不再赘述。只谈一个最基本的技术，如何做笔记。

我把做笔记的技术归纳为四重奏，主要是出于标题党的那点心思，不过也是想说，笔记的层次差别很大，得多层次相互配合才行。历史学界的老前辈大多有积累材料的独门绝技，可惜未曾亲炙，徒然羡慕，不知这些绝技如今留下来的还有多少。读书期间，我不知如何做笔记，很是苦恼。原本以为只有自己笨，一打听，十有八九都存在这个问题，只是大家没有特别在意罢了。聪明人不做笔记也能写出好文章，但我等资质平庸之辈，不做笔记，转眼就忘，根本无法写文章。所谓穷则思变，苦恼久了，不得已自己琢磨，厚着脸皮向师友求教，得了几条体会，与诸君分享。

第一重奏，动手动脚来摘抄。这个办法，大概是初学者的看家本领。在书上写写划划，标标重点，折折书角，贴贴纸条，偶尔来几句感想，勤快点的再用小本本做点摘记，我想这事大家都干过。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明白这是最便捷省事的办法。不过这些办法，虽给人一时之快，却留下了长久之痛。以普通人的记忆，下一次要用到书中的材料，不知道要费多少功夫翻阅。而且增删不便，不容易把当时的阅读感受详细记下来，过一段就会忘记。回头要用的时候，差不多又得把全书重读一遍。如果是中文资料还好，一旦碰到外文资料，忘记得更快，找起来更麻烦，想用资料的时候更绝望。

怎么办呢？我个人用得最方便的是电子文档笔记。写博士论文时，赫尔德研究资料中文的极少，绝大多数得靠外文。为了给日后查阅方便，我想了一个笨办法，给赫尔德的主要著作每本建立一个文档，读原文的时候，按照作者逻辑，或翻译，或摘抄，或截屏，把重要内容保留下来。把其中的关键词句用突出的颜色标注出来，把自己的阅读感受或理解或疑问用另一种突出的颜色夹注在文中。这种做有两个好处，一是省时间，很多电子版的书籍内容直接复制粘贴或者截图就行了；二是方便检索，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三是方便把自己的阅读感想随时记录下来；四是方便日后在适当的地方不断增加二手文献研究。用这样的笨办法，到正式写作博士论文之前，我大概积攒了50万字的笔记，后来的写作全靠这些资料。

第二重奏，略加思索分门类。摘抄资料是一个基础工作，但不能停留在这个基础上，否则积累的资料难以被有效利用，终究也是白忙活了。读经典著作，做完基本的摘抄工作之后，就要马上对全书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分类标准视内容而定，最好以基本问题为准。在几个大类之后再分小类，如此层层推进。各类别后面记载的内容，主要是关键词或术语，以及相应的页码。这实际上相当于快速索引。有经验的人，甚至不用做第一步资料摘抄工作，直接用这个办法就好。这个办法是渠老师教给我的。他记笔记都是这种形式，写论文的时候，翻翻这些笔记本，省时省力，一挥而就。

第三重奏，冥思苦想把线穿。一般而言，有了前两步工作，笔记的事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但对于处理那些关键人物的核心文本而言，还远远不够。要经常就这些文本写作系统的读书报告，也就是小文章。渠门的弟子都知道，入门第一年必须定期写作读书报告，任何人都不例外，没得商量。读书报告的形式是这样的，就你所阅读的经典著作中的某一个问题，把作者的写作逻辑呈现出来，就利用原书中的内容，不必参考其他文献。我博士一年级大概写了10篇这样的读书报告，读的是《君主论》、《论法的精神》和《社会契约论》等文本。一年训练，最开始的报告写得磕磕巴巴，到最后慢慢有了感觉，自觉进步不少。这种训练一方面可以把碎片化的笔记综合起来，加深自己对经典文本的系统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很好的写作训练，提高自己的文本解读能力。

第四重奏，拓宽视野粗成文。第三步的『读书报告』其实是那个独特的你和文本碰撞出的火花，此时它顶多只是『切己』而已，还谈不上『近人』。要『近人』，就要把别人对此问题的看法考虑进来，也就是要扩宽视野，利用好二手文献。加上二手文献之后，这篇读书报告就有点论文的样子了。下一步润色成文，也就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了。

七、生命之树常青

前面在社会理论研究的不同阶段谈到了理论与生命的关系，最后结合我的博士论文，系统谈谈这个问题。歌德尝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这话并不是说，理论和生命两不相容。而是说，生命是丰富多彩的，一旦用理论来涵括，就难免损失一部分生机活力。理论和生命有关？是不是太玄乎了点。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说，非但一点不玄乎，反倒是自然而然的事。经典著作和生命的关系，我理解有三种：一是文本和作者生命的关系，二是文本与研究者生命的关系，三是研究者与世界（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界）的关系。

先谈第一点。读一个人的文章，真读懂了的话，读了前面一句，大致能猜到后面一句要写什么，甚至能感受到作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写这篇文章的。可惜我们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做西学恐怕更是如此。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文字，而不是写出这些文字的那个人。我个人也极少有把作者与文字融为一体的阅读体验。不过在阅读梁漱溟的时候，有幸体会过一回。

我读梁氏的书很少，一日偶然拿起一本《这个世界会好吗》来翻看，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了。此书由美国人艾凯采访晚年梁氏的录音整理而成，是梁氏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与评价。合上书本，眼前竟然浮现出二人对谈的情形来。

梁氏一生波澜壮阔，历经世事沧桑，尝尽人间冷暖。一个成名已久的耄耋老者，在面对一个不完全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采访时，按理说，可能会表现出一副世事洞明的智者形象。可是，在我眼前浮现的，竟然是一个孩子。他向一个外国人叙说着，那么兴致勃勃，那么天真烂漫，那么无忧无虑。艾凯这个外国人都对这个世界的理性化感到悲观失望，他一个中国人反倒对这个世界心怀乐观，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他凭什么？凭的是已经被他用乾坤大挪移化入周身血脉的那股儒佛合一的『纯阳真气』：『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这一刻，我感觉到了这个人生命的搏动。

渠老师建议我做赫尔德的社会理论时，我对赫尔德其人基本没什么了解。我的初衷是想借研究赫尔德来加深对德国『理解社会学』精神气质的理解。读赫尔德文本的时候，我经常发现他像愤青一样攻击法国的启蒙哲学家，甚至不惜搞人身攻击。他把康德视为法国启蒙哲学家在德国的最大代表，于是二人不顾身份撕了几个回合，原本师徒一场（康德是赫尔德的老师），最后竟反目成仇，令人唏嘘不已。

开始我很不理解，写到后来才意识到，原来这场师徒之争，竟然是德法社会理论精神气质差异的一个象征。在秩序问题上，启蒙哲学家（包括康德）通常用原子化的个体缔结的政治契约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者，认为这种抽象的权利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自然而合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自然生成的文化纽带为基础的。政治契约构成的基本生活形态是无生命的国家，而文化纽带构成的基本生活形态则是有生命的民族共同体。没错，生命是赫尔德的关键词，也是历史主义的关键词。

到了19世纪，涂尔干和滕尼斯对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这恰恰是康德和赫尔德之争的延续。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有机团结，社会是机械团结；相反，涂尔干认为共同体是机械团结，社会是有机团结。正如李猛老师在他的精彩研究中所指出的，涂尔干意识到，契约体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团结，而在消极团结的背后，还有一种积极的团结做支撑，即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建立的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依赖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在保留甚至发展个人人格以及尊重彼此差别的前提下建立的”道德。

但这种团结，只是一种强制性的依赖，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依恋。因而“最终表现为一种社会敌意，甚至‘反社会性’，抑或一种以‘斗争’为根本特征的社会关系形态”。故而，这种团结只是“功能性团结”——实则依然是消极团结，尽管李猛没有明言——面临大量失范带来的挑战。这正是滕尼斯批评涂尔干把共同体视为机械团结的做法令人费解的原因。从滕尼斯的角度说，真正的有机团结绝不是强制性的依赖，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愿依恋，是爱。德法社会理论对秩序纽带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

想到这一层，康德和赫尔德的生命形象在我脑中一下子明朗起来了：康德终身未娶，过着抽象的独生生活；赫尔德则婚姻美满，儿孙满堂。康德的墓碑上刻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赫尔德的墓碑上则刻着“光，爱，生命”。现在，我有点理解渠老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了解一位学者，不能光看他写的东西，还要看他的日常生活过得怎么样。我也有点明白硕士导师李康老师常说的那句话：日常生活是你的义务。

八、修己以安人

接着谈第二点。前文曾提过，我是从偏远农村飘荡到繁华都市的流浪者。我的心路经历，基本上可以代表从共同体走向社会的过程。小时候，在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共同体中，我的心中种下了热爱自然和崇尚道德的种子。求学过程中，在师友营造的学术共同体中慢慢成长。

等到毕业工作，我进入社会了。我是工作一段再回来读博的。做理论容易走火入魔，读博和毕业以后的一段时间，我的日常生活陷入了困境。整日坐在窗前冥思苦想，渐渐疏远了熟悉的人群。慢慢地，我发现同最敬爱的老师和最亲密的朋友都不能好好说话了。我惊慌失措，感觉自己“失范”了。

事后回想起来，我日常生活混乱的原因，并不只是疏远人群那么简单。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我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陷入了困境。母亲教会了我热爱自然，父亲教育我正直做人。于是，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知，总是抱着一种纯净的理想主义，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现在回想起来，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嫉恶如仇，像卢梭一样，不是太宽容的人，总是处在同周围人的紧张关系中。他的心地是相当诚实善良的，但不太明白行善是一门艺术。

我这样的个性，在共同体中生活，尚能得到爱的包容，一旦进入陌生的社会，就出麻烦了。不是别人对我不好，而是我容易把别人想得不好。此时哪怕最亲密的师友帮助我，我也会觉得难以回报，会觉得内疚；一旦内疚，就想着要回过头去为帮助我的人做点什么。可是，一旦这么想，哪怕是说一句感谢的话，都会觉得自己心里很龌龊，一个人怎么能这么功利呢？久而久之，我不愿求别人帮助，也不大愿意帮助别人，陷入了自己编织的道德牢笼。

在现代社会里，共同体纽带与社会纽带映射在个体的心灵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情感。如何让二者相安无事，既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所在，也需要个体的不断努力。这也就是孔子那句话：修已以安人。

九、修大乘的菩萨道

最后谈第三点。到了这一步，有人不免会问，你说的这些不过是你个人的体验罢了，与我何干，与他人何干，与世界（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界）何干？好问题！我强调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经典研读中去，可是，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是十分特殊的，如此一来，社会理论研究岂不成了彻底私人的事，毫无公共性可言？如何让我的独特阅读体验引起他人的同感？

乍看起来，这确实是个经典的『主体间性』问题，西方哲学对此争论不休，未有定论。不过在我看来，在实践中这其实并不构成真正的问题。的确，每个人阅读经典的体会都不一样，但经典著作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过去的世界）写就的，其地位是在历史中确定下来的，它是特定人群对时代『大议题』的反思的凝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它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条件。不同的人阅读它会产生不同的感觉，但这些感觉会有相通之处。你基于自身生命体验的解读，可能会触动他人类似的感觉，尽管两种感觉不完全一样。这不正是解读经典著作的意义所在吗？！

不过，话说回来，基于生命体验的经典阅读，更多解决的是个人同过去世界的关联，要解决个人同现在和未来世界的关联，还需要培养理解他人的能力。没错，同情理解能力并非生来完满，而是需要不断培养的。这就意味着，做经典社会理论研究的人，不能整天坐在书房里，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修小乘的罗汉道；而是有机会就要走出去，同情地理解他人与世界的关系，修大乘的菩萨道。（我早说，荣山博士有慧根，石头注）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争论是毫无必要的，一方始终是另一方有待弥补的缺陷，而非对手。若研究者都能做出各自的特色，同时理解他人的特色，那么费孝通所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就容易实现了吗？最后我想用一句话与学弟学妹共勉：理解自己和理解他人都是一种能力，需要不断训练。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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