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34期 张长东：觉今是而昨非

【石头引】 做学问不是工业化的流水作业，而是农业化的精耕细作，所以，不能求速，惟能求质，有时为了精益求精，做点自己感觉拿得出手的东西，只好十年磨一剑。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张长东副教授。

【作者简介】 张长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的理论兴趣是制度主义（尤其是制度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财政社会学和威权主义。主要的区域关注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发表中英文论文十余篇。正在从事一本税收与威权主义的英文著作的撰写。

 十一假期期间，受石头君委托，耿曙兄问我能否写点东西回顾一下博士论文的写作。2006年出国，到现在刚好十年了；2011年回国，到现在也五年了。写点东西，刚好可以帮自己整理一下过去，温故而知新，也可以展望一下将来。读书做学问，如冬日饮水，冷暖自知。期间的经验教训，如果同行和后学者能引起共鸣，也算是意外之得了。于是也没有客气推辞，应允了下来，只是希望时间宽松一些。

2006年出国前，和几个老师道别，请他们给我建议意见。沈明明老师的建议是“主要精力花在学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上。另外就是好好学。”王旭老师也是建议我多学比较政治学理论，并给我提建议博士论文可以研究不同县域的治理质量差异。

一、初入研究生院：望断天涯路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是华盛顿州的州立大学(但不是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另一个州立大学)，因为美国类似名字的学校好几个（George Washington U,Washington U at St. louis），需要特别注明一下，简称为华大(UW)，华大的政治学系全美排名二十多位，比较政治当时排在十五六位，有几个大牛级人物——包括我当年的偶像Joel Migdal，相比前一年不给我第一年给后四年奖学金的Indiana，UW当时给了我前两年的拿钱不干活的fellowship，于是我乐呵呵就去了——反正我也没有贵族命，去不了常春藤。原想避开911，于是买了一张2006年9月12日的机票——结果美国时间还是911。

前三年上课，课业的负担自然很重，好在阅读能力还勉强够用——虽然后来发现很多文献当时读得一知半解。大纲要求的文献我基本都是从头到尾看完，还会自己找一些文献补充看。而口语很差的我一开始上课根本不敢开口，因为等你组织好语言打算说两句的时候，别人已经转移话题了；或者你结结巴巴说几句，人家听得半懂不懂，特打击自尊心；还有就是当你想好如何提问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大概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了。

最深刻的记忆是一年级春季学期(quarter)一门课的期末论文，老师要求每个人都去找他谈。我拿了一页纸给他看，他看完后说你还是说吧，我说完他又看了一遍（估计心里想我还是看吧）。来回折腾几个回合，说你先写着吧，虽然我没搞懂你要说啥，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此处求心理阴影面积）。

论文写完交上去后，一天很晚的时候发现老师给我回了很长的邮件，大概意思是你很有想法（但为啥课上不说出来和大家分享呢？）；这篇文章看起来也很有想法——但是我真的没完全看懂；所以我给你这个成绩你应该觉得是公平的；以及安慰性地说我相信你语言能力提高后，你的研究水平肯定非常高（我就当你说的是心里话了吧……）。

英语口语则是一直到我当助教，每周定期面对二十几个学生的时候，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再次应证了那句话：人，都是逼出来的。记得初中的时候我非常诚挚的想法是：万一以后能上大学（对于九十年代初一个农村孩子而言难度较大），上大学后肯定不用学英语了。人生之际遇，真是白云苍狗。

第三年秋季学期答辩了我的硕士论文，关于制度变迁的，自己觉得有点理论新意。然而做制度主义的导师觉得写得不好，另外的老师虽然觉得还不错，但建议我赶紧move on，博士论文才是关键，于是就把硕士论文扔一边去了。

之前系里要求我组硕士论文委员会，我跟导师商议导师觉得不可行（某老师可能会拒我），但鼓励我问问，结果没被拒，组了一个让系里同学觉得不可思议的委员会：Susan Whiting（白素珊，中国政治，当年她点名招的我以及我每年暑假都跟她一起调研，理所当然的Chair），Joel Migdal（老头理解我的苦衷，为我破了例没当co-chair），和Margaret Levi。当时大家觉得后面二人不可能合作，太有名气且太有个性，一山不容二虎，历史上也没有先例——所以我就等着后悔吧。不过后来发现还好，而且二人在我毕业后都说感谢我把他们放在一个委员会里让他们有一次合作的机会。第三年的春季学期考了资格考试，接下来便是准备博士论文开题。

二、初选题目：开题师出不利

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听到一句话叫做“选好题目，论文就完成了一半”。 也有老师说过要做一流的题目。论文的选题是重中之重，既体现你的之前学术积累，也体现你的洞察力和观察力，对学术前沿的把握能力，社会科学的话还体现社会阅历。此外，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博士毕业后好几年的研究方向，故不可不慎。

身边有比我高年级的同学，花了一年半选的题目又被自己（和老师）否掉，再花近一年选题目。所幸我出国前在一个研究型的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时经常和领导外出调研，读书期间也经常外出调研，所以还有点社会阅历。听取了王旭老师当年的建议，但做了些改动，做县域治理的比较研究（下文会讲到，我后来把题目进行了调整）：为什么不同的地区之间治理质量差距很大？——当然一开始从概念、理论到研究设计都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09年暑假随白老师调研后，8月底回到学校就开始写prospectus（论文开题），问老师们11月底答辩可行否，老师们说看你进展。拖到12月初，约了时间，提前把prospectus提交，结果答辩那天两位不做中国的老师抓着我问了很多细节问题，觉得我说的现象各种不可思议。我慌乱中很多问题也回答不出，急得作为graduate student representative的第三方GaryHamilton教授（韩格里）都替我解释了几个问题，说确实是这样的。最后关门会议，老师们认为我的prospectus太复杂（两个自变量，亦即一个地区的主要产业的资产流动性和税收制度），逻辑不清楚，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让我修改，提交两页纸说明我要做什么。

白老师把我喊办公室里训斥我说为啥不听她的话，改成一个自变量。我说那样国内的老师朋友不得笑我瞎扯么？她想了想说，你说的也对，不过现在是我们仨说了算——回头你爱咋改咋改。并替我归纳了一下：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路太乱。改了一周，老师们还是不是完全满意，不过觉得我做田野的经验还不错，先放我一马去做调研，以观后效。后来法学院的一位讲座教授批评我说至少得多花一个quarter（小学期，三个月）的时间写开题。

2010年1月初回北京，一个大雪夜，还记得一人背着三个包（电脑、相机和一个双肩包）拉着俩行李箱，上不去电梯的狼狈状；以及雪夜中的崇文门古城墙。然后开始各种找人找关系做调研、图书馆找资料。其中苦楚，独立做过田野的人应该都深有体会。中间幸好遇到贵人相助，能够去基层税务部门做比较系统的调研，收集到了很有意思的材料，以及相对没那么难却也求爷爷告奶奶才进入的地方人大档案资料，和很多访谈——限于篇幅，以及《博士论文》系列里有文有更出彩的介绍，此处不赘。随着资料越来越多，脑子里的思路也清晰起来了，之前的一些想法被大大修正乃至于抛弃——这也说明之前跟老师们说的并非虚妄。

三、论文写作：帕特南问题的非帕特南答案

8月底回到西雅图，略作休整便开始写作。状态自然时有起伏，不过总体还算顺利。期间白老师问我找工作是否需要有几篇paper呢，并质问我为啥答应她修改我的writing sample多年后还没有修改。于是也花了些时间修改了两篇草稿文章并开始陆续投稿（最终三年后以Cambridge U Press的一本书的book chapter和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文章完成）。

11年1月份的时候，开始做practice job talk，由China Study Program的学生组织，碰巧成了第一次活动。当时Margaret认为我急于毕业，准备不够充分，持保留意见。不过姜还是老的辣，她一针见血地说你的问题是一个Robert Putnam问题（《使民主运转起来》里的制度绩效的地区差异），但是你提供了一个不是Putnam答案（税收视角下的资产流动性而非社会资本，相反，我当时认为社会资本是产业特征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大的亮点和贡献——一下子把研究的意义给点出来了。另外两位老师和参会的一些同学也提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对接下来的写作很有帮助。

论文的问题还是：为什么在一个经历过多年战争和革命的单一制国家下，不同的地区之间治理质量（或者制度绩效）差距很大？文献回顾主要讨论了新制度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资本等几个竞争性假设，然后从税收的角度提出资产流动性作为更有解释力的答案（居然写完提交后才想起应该用fiscal federalism框架来frame）。研究设计则是比较个案分析（现在称之为subnational turn，也就是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而非跨国比较，前者具备更好的控制控制变量的方法论优势）、within-case comparison（把一个个案按时间分成两个阶段，进行比较）和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从而把历史制度主义纳入分析），以及定量数据对基于定性研究得出的假设的检验。试图和中国政治经济学里的几个主要理论（local state corporatism, market preserving federalism, adaptiveinformal institution）进行对话并做一些修正。

论文从税收制度切入，讨论了资产流动性对不同地区及同一地区不同阶段的治理质量的影响，并试图剥离出背后的因果机制：通过税收取得良治（Governance through Taxation: Business Politics under AuthoritarianChina是论文题目，Joel给改的，之前是Representationthrough Taxation，老师们认为没有看到representation——因为研究的对象国并没有这个）。一个机制是正式制度（地方人大）下的Representation through Taxation，虽然纳税大户们纷纷进入地方人大政协，但是我发现——尤其是考察其选举过程之后——这个electoral connection并不存在（基于这个修改的一篇论文最终被ChinaReview接受，明年刊出。15年和1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比较政治学丛书分别出版了Manion和Truex的两本书，都论证存在人大里面的representation，二者之前也在CPS，APSR等刊物有发表，但本人并不赞同其观点，然而因为我的定性研究不够“科学”且访谈对象太少而“不可靠”、“不具代表性”，因此没法发主流比较政治学期刊。“幸好”辽宁贿选案证明了我的研究应该属实而且也具有external validity）；另一个机制是结构性的制约——资产流动性使得退出成为可能，而使得政绩驱动的地方官员需要和企业家讨价还价，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治理质量。然而，因为税收制度本身的低制度化（非法制化），地方治理质量有其上限，尤其是庇护政治的普遍存在，还存在许多改进空间。

选择税收作为切入点，还真是机缘巧合。一方面，Margaret是税收政治的大牛和某种意义上的开拓者，白老师的书也是研究这个话题的，也算是师承；另一方面，更有意思的，则是Joel的08年春的课上让我们读的三本新书（发展中国家国家社会关系的）都是和税收政治相关的，我的期末论文写了一个review article系统读了一下相关文献，觉得深有启发。而一本研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Representation through Taxation的08年新书则更是刺激了我：简单、粗暴、错误得这么严重的书，也可以是剑桥比较政治学丛书啊。

作为Chair，白老师为我的论文倾注了大量心血。记得有一次和她讨论，她一边说一边从书架上拿书说这个你要看，堆了十几本，然后继续讨论如何修改。讨论完，她把书放回书架说，你不要看了，你看的书太多了思路都乱了。这样到了5月份，老师们认为我春季学期来不及答辩，拖到夏季。2011年7月19日，答辩的时候，按例先进去见面，然后老师们关门讨论（讨论时间出奇的长，弄的我有些忐忑），我再进去介绍论文（30分钟被临时压缩为12分钟，没想到我介绍地非常清楚。Margaret很高兴地说没想到你一年时间进步这么大，不仅论文写得清楚，今天说得也很清楚嘛），接受旁听者的问题（有几个问题真心不错），然后旁听者清场老师们关门盘问，一一回答，我再退出，老师们再闭门讨论。最后把忐忑的我喊回去，congratulations以及Margaret以她一贯的老大作风说你的论文改两稿应该可以出书了，然后每人喝了一口白老师带去的五粮液，就散了。然后和几个朋友喝酒，半夜醒来写下了几段文字：

“下午完成了论文答辩，Joel从门中探出脑袋喊Dr. Changdong的一瞬间，我没有悲喜。多要了一份committee签字，是这五年最好的纪念品.……很多事情是你能把握的，你能预料到开始和结局，你全身心地投入并且努力，你遭遇到迷茫和困惑，你不断怀疑自己否定自己进而战胜自己，你为之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为之衣带渐宽；然后发现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灯火阑珊。”

论文写作前后过程中，花了一小半积蓄买了个单反，沾花惹草，下湖打鸟，登山远眺，也算能消解些胸中闷气，调节状态。也感谢当年的三个好基友（总是替人着想的钟爷、春哥和宁少）和小可馒头夫妇。

四、博士论文之后：觉今是而昨非

11年8月初回国，9月去上海交大报到，结果遭受了非常强烈的counter-culture shock，到了12月份实在受不了开始重新找工作，加上春季学期三门课，以及各种杂活和家中事情，一年基本没正经做研究；但也开始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写两篇独立的论文。这倒无意中（过度）遵循了Joel的临别教诲：三个月或者六个月内别去碰论文，因为你看到一句话的时候会自动背出后面的一段话，所以根本改不动。12年8月回到北大，陆续改出了两篇论文，11月底踌躇满志地投出去，结果自然是几个月后遭拒。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问题和观点还算清楚，但各种能犯的错误都犯了：结构不清晰，行文不清楚，语言不地道，难怪被拒。

总之，毕业前两年觉得博士论文研究问题太四平八稳了，中规中矩，虽略有新意，但算不上一流的题目，也不知道怎么改，就没敢去动它。

2013年五月有一次在北大听密西根大学的Mary Gallagher（高敏）老师做的报告，讲到她马上要出的一本书（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比较政治学系列丛书将出版），是从中国的法制尤其是劳动法的角度来探讨一党威权体制的韧性。当时有点受到刺激：她的实证部分（对于一个关注这些问题的中国学者而言）显得并不难懂，但却和理论结合运用得非常好，颇有新意。于是我就把有关“威权主义韧性”的书和文章都找出来，开始读，并在课堂上与学生探讨，在阅读和教学的过程中进一步反思了一些问题，到13年年底，就写出了一篇论文的初稿：从税收的角度去解释“威权主义韧性”这个论题，并弥补“威权主义（研究）的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 of authoritarianism）存在的三大理论困境：功能主义倾向、外生性以及忽视“双刃剑作用”（片面强调某些制度或机构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作用）。前两者和制度主义理论非常相关，所以之前硕士论文时期积累的制度主义理论起了关键作用——当然做了很多的update。同时也用中文做了一些文献梳理和回顾。

所以，我研究的问题可以正反两个方面来讲。从正面来讲，为什么有的国家民主化了，有的没有？关于民主化的解释非常多，非政治学的人可能比较熟悉的是亨廷顿的《第三波》，他认为民主化就像波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每一波都会卷走很多国家，把它们拉到民主的大本营，潮退之后它们又会跑回去，民主化就这样一波接着一波来到来，最后达到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所有的国家都民主化了。但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有些威权国家继续维持着威权制度，并没有走向民主化，或者走到一半不往前了（成为竞争性威权政体），这是为什么？再从反面来看，问题则在于，为什么这些威权制度能够得到维系？相对于民主化理论强调结构（经济发展水平、阶级结构、不平等等）或者精英冲突，威权主义的制度主义转向突出制度的作用——是可能的理论突破点，但存在上文提到的一些问题。

五、书稿思路：税收是国家治理的支柱

基于之前的研究，尤其是Gandhi和Svolik的研究，我提出统治者，无论是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都面临四大治理问题：针对被统治者的（1）社会控制（消极的）和（2）社会合作（积极的，尤其是投资于资本和人力资本以促进经济增长），统治者内部的（3）权力分享和（4）代理人控制，但主要关注1、2、4，并将这三个治理问题与税收联系起来，讨论起如何对“威权主义韧性”起作用。

对于所有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因为市场转型，要维系威权统治面临很多不利条件——四个治理问题出现了新挑战。所谓的市场转型，是要将原来的计划经济加公有制变为市场经济加私有制。我们看到，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其实直到现在，依然有领导人在讲，市场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意识形态斗争，包括各方面的权力斗争。言外之意就是说，市场转型可能危及共产党的政权，因此改革不能再往前推行了。与市场转型相关的是税收国家转型，这一被熊彼特强调的问题并未做之前热火朝天的市场转型争论中触及。国家原来是不需要过多的征税的，因为它可以直接从国有企业和各种公有企业中抽取利润，通过集体和生产队向农村进行汲取，通过剪刀差掠夺农民，而无需急着向老百姓收税。但是现在20%左右的GDP都是税收，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向老百姓拿钱，尽管方式或有不同。以及另外近20%的各种收费。这两大转型都可能对有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产生很大的威胁。如何在这两大转型过程中维持统治是一个技术活——这也是书稿要回答的问题。

我的切入点即税收——这也是延续了博士论文的视角。为什么说税收很重要，比其他制度（暴力机构、代议机构、福利支出等等）重要呢（限于篇幅，此处无法一一批评性介绍其他理论），我是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伟大的熊彼特在将近100年前就在一篇不算长的文章中指出财政社会学真的很重要，它既是很重要的原因，又是很重要的结果。一个国家的本质、形状、命运，都可以从财政方面来预判。除了熊彼特，另外一个是马克斯·韦伯，对官僚体制的研究，他们都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经典的说法。熊彼特有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说，“人民的精神及其文化水平、社会结构、政策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写在一个国家的财政史中。如果一个人懂得如何聆听财政传出的信息，那么他就比其他人更能理解世界历史的大势。”包括写《法国革命论》的柏克，也说“国家的历史就是税收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同意这个观点，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我开始改写，先从写一篇论文开始，看能否做一篇论文里把基本的观点说清楚，并接受匿名评审者的检验。那段时间状态非常好，记得晚上9点多坐公交车回家路上还在思考一些问题。

在看已有文献的时候，发现芝加哥大学一位中生代大牛社会学家Dan Slater的文章state power and staying power，发在一个小期刊上但却提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税收体制与国家的基础性权力机制，及其对威权韧性的影响。这个研究做得非常好，以至于我当时刚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绝望，因为他已经把能说的都说完了，估计就是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那种悲催心态——我可能做的就是，把他的东西套在中国个案上，最多略微改头换面一下——而这是我最不甘心做的事情。

冥思苦想，不知道哪天我发现了他的这个研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忽视了两大税收悖论。首先他忽视了“增长的悖论”：你可以不停去税收，但是这有一个均衡点。如果税收增长率总是高于GDP增长率的话，那这个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由此以后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税收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这也是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一个引申。这个背后就是合作的问题，即需要大家合作、投资，经济才能增长。要获得合作，国家需要对代理人加以控制，防止权力很大的地方政府大肆掠夺，否则大家不会愿意去投资。

另外一个“代表悖论”是，国家当然可以不停地收税，但是税收得越多，社会的反弹会更厉害，这对于威权主义国家来讲更要命。以美国为例，美国独立时期的一个口号就是“无代表不纳税”，收税可以，但是我要有发言权。这个过程的背后是一个社会控制的问题，国家要收民众的税，民众是简简单单的服从，还是反抗？你来收税，我要提几个条件，尤其要把这些条件制度化。这一点则是Tilly, Mann, Levi等人的经典论题引申出来的。而这就是Slater研究中忽视的两个的悖论，他的关于税收的解释没有对此作出很好的回答，所以我就从这两个悖论来切入，可以超出他的分析（14年5月中复旦国务学院的一次会议上，Slater评论了我的论文并认可了我对他的批评，以及提出了一些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

我的解释主要集中于三个税收机制：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低度制度化的税收管理（Under-institutionalizedtaxation system ）、半税收国家（Half-tax state ），认为这三者至少目前为止，较为成功地处理了两个悖论（及其背后的三个治理问题）。在那篇论文里面，为了简化问题，将第一个机制拿掉了。

从理论上，我尝试着通过税收对于威权主义韧性做出一个制度主义的解释。一个方面是内生性的解释，即税收更多是一个内生性的东西，是不容易被操纵的，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相比之下，比如近年来学界最热衷的吸纳性的代议机构就只是一个浅层的表象，基本无权，而且也像人大代表并不热衷“代表”。接着尝试通过这三个微观机制，以期对现有制度主义解释加以弥补。然后另一点是引入“独裁者悖论”，即你的东西都是双刃剑，你在砍别人的时候也许会砍到你自己。短期而言带来好处的，长期有可能是负面效果更多。

注：实线箭头是正向作用，虚线箭头是负向作用

基于这个分析框架但更为简化的一篇论文（即使这样也是过于复杂），从2014年7月开始投，中间经历了三个deskrejection（编辑认为是中国研究而非比较政治研究），两个rejection（虽然俩都是比较政治学刊物，但是4个评审人有3个都是做中国政治的，在我的要求下第二个刊物有1个做比较政治的评审人反倒评价最积极）之后，终于于16年10月被Sociological Theory接受，主编和四个匿名评审（其中一个研究中国）积极地认可了理论贡献，并提出了一些非常建设性的意见，尤其使得文章最弱部分得到了大改进。

从2014年12月开始写book proposal，到2016年（预期）12月底将全稿投出，即使不算14年12月之前写那篇论文的时间，一共是两年多时间。这远远超出了博士论文的写作时间（虽然工作期间无法像博士期间那要专注于写作），也是应了李连江老师所说的，为了最后的百分之十需要尽多倍的努力。

六、结尾：十年磨一剑

2016年3月到6月初，我在成立不久的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驻访，期间排除了各种干扰，写作特有状态，不仅进度很快，灵感也不少。另外，在卢盛江、刘真伦、赵声良三位前辈老师的熏陶下，我也附庸风雅，写了一首诗。取“一言均赋，四韵俱成”之意，置于文末，刚好作为此文的结尾。

古风一首

十年磨一剑[一]，五噫气未平。[二]

男儿志四海[三]，负笈乃西行。

博览百家长，闻道因趋庭。[四]

读书汲若渴，岂为注六经。[五]

慈母忽见背，念之涕泪零。

落寞沪上居，欣然归帝京。

之子宜室家[六]，炯儿候门迎。[七]

陌上花开落[八]，心中波澜惊。

独坐探玄理，疑义析群英。[九]

文章三易稿，期不负平生。[十]

注释：

[一]唐·贾岛《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从06年出国读书，到写此诗时，刚好十年。

[二]汉·梁鸿有《五噫歌》，借其慷慨悲歌之意。唐·李白有“五噫出西京”句。

[三]魏·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尤比邻。唐·李白《上安州裴刺史书》：“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四]语出《论语》。唐·王勃《滕王阁序》：他日趋庭，叨陪鲤对。借之以喻师长教导，耳提面命。

[五]宋·陆九渊《语录》：“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明·王夫之有“六经责我开生面”联句。

[六]《诗经》：“之子于归，宜其实家。”

[七]晋·陶渊明《归去来辞》：“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八]钱武肃王：“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九]陶渊明《移居二首》：“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十]唐·杜甫《梦李白》“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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