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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第32期 陈超:我的“三线企业工人”研究

2016-11-29 陈超 学术与社会

【石头引】 博士论文是一场孤独的冒险,终点有时是未知的,过程又充满艰辛,真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何克服博士论文创作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是每一个博士都需要独立面对的人生议题。本期栏目让我们听一听陈超博士的分享。

 

【作者简介】 陈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2015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在Labor Histo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公共管理学报》、《复旦学报》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博士论文题目为Group Governance in A ThirdLine Enterprise(《一个三线企业中的生产小组管理》)。

能够收到石头的邀请,真是一种荣幸。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耿曙老师,没有他的引荐,恐怕我也不可能有机会来分享自己的经历与心得。对于写作博士论文这件事,每个人的经历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论完成的过程有多艰难,但是在选题与研究设计上,都与自己的本科、硕士期间的兴趣有一定的延续性。也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相对完整的“学术脉络”。在我的经历中,恐怕没有“完整”与“脉络”这件事。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低水平的非典型研究者,所以能够完成博士论文,我主要归功于“意外”与“幸运”,当然也离不开自己不放弃的苦功。

 

我相信,每一个认真读博士的人,在论文产出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这个故事或喜悦、或忧伤。我的故事,与大多数人相比,未必新鲜有趣。即便如此,我依然在一个月前接受了石头的邀请。我希望在对论文写作过程回忆总结的同时,向大家介绍一群曾经为国家奉献一切、如今却鲜有人知的人们。


 

一、选题:“怜取眼前人”

 

对于大多数博士生来说,“选题”恐怕都是一件令人头疼,甚至心力交瘁的事。我自然也不例外。在我博士二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顺利地通过了中期考试与开题答辩。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庆祝,就被导师叫到办公室谈话。

 

导师开门见山地说,“Henry,有件事你需要知道。中期开题答辩的目的,是考察你是否有潜力继续博士的学业,但这并不代表你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这个研究设计虽然通过了答辩,可是我有点担心。如果按照现在的设计进行下去,我不敢保证你未来的贡献是明显且确定的。这样一来,你在最终答辩时,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你是不是可以考虑重新做一个?”从导师办公室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是崩溃的,似乎看到了自己无法按时毕业的前景。

 

在郁闷与迷茫中,我不知所措地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一次聚会上,我向师姐说起了自己的经历。师姐看到我心事重重的样子,便建议说,“你先放轻松心态,也不要想太多理论和书本的东西,就回忆一下在你的身边有没有发生过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群人。”

 

按照师姐的建议,我开始一点点梳理脑海中的记忆。一天,在与家人通电话的时候,一个一直被我忽视的现象突然闪过脑海:在我所居住的一个石家庄的生活区里,除了几家本地人外,几乎全部都是天津人。他们操着一口地道的天津话,并自豪地保持着天津的一切生活与饮食习惯。为什么在石家庄聚居着这样一群天津人?在石家庄其他地区还有这样的现象吗?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一连串的疑问随之跳入脑海。


我赶忙再次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并从母亲那里了解到了一些基本信息:这是一个国企工人的生活区,所属企业是一家军工厂,这个厂早期从天津转移到山西的太行山区,八十年代左右又从山区再次搬迁到石家庄。以这些基本信息为线索,顺藤摸瓜,很快我便了解到,原来所有这些有趣现象的背后,都源于我国工业史上的一次战略性事件——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终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项浩大的工程,为战备需要而进行,目的是调整我国东西不均的工业布局,避免一次性打击带来的毁灭性伤害,并为前线提供持续的军事供给。为完成这一工业的战略性调整,国家隐蔽性地完成了牵涉数以百万人的转移。


当我把这一群人与这一历史事件讲给我的导师时,导师沉思了许久,随后便微笑着说道,“Henry,我刚才试图寻找和这些人相关的研究。但是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我并没有见过以这群人为对象的专门研究。所以,这个研究未来的贡献一定是确定并且明显的。”

 

二、受访对象:千里姻缘一“网”牵

 

找到一个新鲜的研究对象是令人兴奋的。然而兴奋背后的隐忧在于,我对他们知之甚少。这时,导师一反常态,他并没有要求我首先去完成一个精美的研究设计,反而是鼓励我赶快进入田野,走进他们当中。当我焦虑地对导师说,“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问题(question)和框架呢!”,导师却云淡风轻地回答,“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田野中找到它们。”

 

寻找受访人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寻找三线企业的工人更是难上加难(按照当时的建设安排,三线企业分布最集中、最典型的地区位于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西南省份。因此,仅仅以石家庄的部分对象为基础,显然是不够有说服力的)。由于三线建设涉及国家军事与工业的战略安排,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该建设属于国家高级机密,所有在这些企业工作的职工,他们的个人信息也都是隐蔽的。直到现在,这段历史依然处在半解密的状态。


更为困难的是,所有三线企业,尤其是早期建设的典型企业,全部要严格按照“靠山、分散、进洞”的六字方针进行布局。也就是说,大多数典型的三线企业,都藏于偏远的郊外,甚至是深山之中。即便在改革开放后,大多数企业都进行了外迁工作,却也依然离信息发达的大都市距离遥远。


能够与这些“消失”的人取得联系,主要归功于当今互联网的发展。在一片迷茫的状态下,我只能寄希望于以下两种方式:第一,在百度搜索引擎中,以“三线建设”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尝试发现线索;第二,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三线建设”为关键词搜索论文,并通过百度网站搜索相关教授的联系方式,最终以这些教授为桥梁接触到三线企业的工人。


大约经过半个月时间的搜索与联络,回应数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通过第一种途径,我找到了一个由锦江油泵油嘴厂退休职工建立的贴吧,联络到了一个书写三线职工历史的自由作家;通过第二种途径,我收到了重庆、武汉与西安部分高校教授的积极回应。其中,锦江油泵油嘴厂的工人师傅们反映尤其热烈,该厂退休管理站陆站长与厂办倪老师诚挚地欢迎我前去参访。

 

就这样,那时还身在新加坡的我,与身处中国西南偏远村县的一群企业职工搭建起了一种奇妙的连接。这是“研究”给生活带来的一种惊喜与莫测。

 

三、田野访谈:“做中学”(learning bydoing)

 

说来惭愧,在启程入川前,我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访谈训练,甚至没有几次完整的访谈经历。那时的我,带着一本访谈入门的书,夹着一叠厚厚的研究工人政治的文献就上了回国的飞机。2013年3月22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落地成都。担心我一个年轻人找不到路,锦江油泵油嘴厂的倪老师还专程从成都下的县级市彭州赶来成都接我,带着我一同搭乘长途汽车前往彭州。

 

抵达彭州后,在退管站陆站长与倪老师的共同帮助下,我迅速接触到了十几位三线职工。他们大多都是从上海内迁而来。访谈过程中,有一对一的深度访谈,也有一对多的焦点小组访谈。他们各自操着本地的方言,时不时也夹杂着一些成都话。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我努力地理解着他们传递的信息,奋笔疾书地记下几乎他们说的字字句句。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的工作清晰、富有规律。白天的任务相对简单,就是访谈与记录;而晚上的工作则较为繁重,我不仅需要将白天记录的信息录入电脑,还要根据白天的访谈经历对访谈大纲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这些工作开始还觉得新鲜有趣,可是几天过后,我就已经开始出现极为疲惫的状态。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在一天七八个小时的访谈过后,我感觉好像头戴紧箍,嘴不想说话,耳不想听声音,只想安静的躺在一边,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

 

高强度的访谈让我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几乎接触到了一个工厂中各式各样的职工。从部门分布来看,受访对象包括了机加工车间、工具车间、偶件车间、热处理车间、工厂车队、厂办等主要的生产与管理部门;从职务分布来看,受访对象不仅包括一线生产工人与生产组长,还包括了车间主任甚至是该厂的副厂长。


当我的访谈资料随着受访对象的增多而不断积累时,我渐渐发现,很多人提供的信息,大概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归类,有的甚至还可以在初步分类后,再进行更高一级的抽象归类。于是,我凭着自己的直觉与基本的理论基础,将访谈材料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后来,当我翻看一些访谈教科书时,我惊奇地发现:原来当我以研究需要为导向不断反思与调整访谈与资料时,我其实就是在不自觉中以教科书式的方法进行着访谈工作!

 

三月份的成都之行意义重大。它不仅为我了解三线企业与三线工人提供了初步的信息,更帮助我增长了访谈经验,积累了宝贵的人脉。此后,针对成都的部分企业,我在6月份与12月份又进行了两次追踪访谈。

 

四、寻找问题:数据与理论之间

 

诚如上文所言,在我进入田野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问题,更没有演绎出来一个理论框架。这样虽然给自己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却使自己在不确定性产生出的忐忑感中视任何信息都如珍宝。前后跨越九个月(2013年3月到12月)的田野工作使我收获了极其丰富多样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不仅有访谈记录、文献档案,还有工厂内部的各种文件与材料,甚至还有不少工人师傅慷慨地将自己十几年的工作日记都交给了我。

 

如何获取丰富的材料无疑是研究者的一项必备技能,然而如何从材料中发现问题,并从中抽象出一个有贡献的理论框架,则更考验一个研究者的学术功力。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在寻找问题与提炼框架的过程中,可能需要研究者在“数据”与“理论”之间进行无数次的穿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边整理数据反映出来的现象,一边反思先行研究提出的各种解释框架,并在这二者的不断对比中寻找可能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创新点。这样抽象的总结,可能依然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他们不禁要问,这样就真的能找到那个合适的切入点吗?我的看法是,只要田野做得足够深入与细致,就一定可以发现前人谈论不足或不对之处。因为,现实的多样性,会远远超出学者们的想像。

 

在我进入田野之前,曾看过许多有关中国工人政治的文献。其中针对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研究,在探讨国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时,常常会用不同的概念总结国家对工人的控制力,或工人对国家的依附性。这些文献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把这种控制关系看成是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产物。然而,在我访谈的过程中,这一观点受到了深深的挑战。至少在许多三线企业中,工人常常能够发挥出极强的主体能动性,利用企业制度的漏洞、社会结构的特征以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使不同层级的管理者产生分化,并最终在车间现场形成一种新的管理形式。因此,在访谈过程中,我看到了国家的强力,也看到了工人的韧性,国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在日常“交手”中,相互妥协的结果。

 

当然,我必须要承认,即使我能写下上面的经验,如果让我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课题,我也不会一帆风顺,因为在“理论”与“现实”中找缺口,可能是每一项研究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部分。就我写作博士论文的经历而言,在这个过程中实在没有发生任何有趣的故事。当我面对丰富的数据,以及前人几乎面面俱到的研究时,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无比的渺小,有时候甚至是手足无措。更糟糕的是,在困难来临时,心中的杂念也变得越来越多。

 

渐渐地,我开始担心自己最终会辜负了那么多受访人的热心帮助,开始担心自己毕不了业,甚至开始担心作为导师的第一个中国博士生,会不会因此给导师留下负面印象,进而给中国学生丢脸。总之,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里每天都仿佛塞着一块儿大石头,压抑沉闷。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渐渐地习惯了晚上三点左右睡觉。有人问我,为什么你总是熬夜到那么晚,我的回答是,因为不想开启新的一天。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跨过那个坎儿的。也许有人是从导师或者朋友那里受到了启发,也许有人是因为一个不经意事件而豁然开朗,甚至有人可能就是某一天收到了上帝的一个灵光恩赐。可是,如果让我说说自己,除了那些不堪回首的困难与沉重以外,我能想起的就只有一个灯光下的操场,还有一个挥汗如雨的健身房。

 

这么难,这么难,我还是走了过来,站在一个赛程的终点,写下了上面的话。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足够聪明的人,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适合读博士做学问,可是,在杂乱诡谲的世界面前,在深奥睿智的理论面前,谁一开始就敢说自己足够聪明,谁又从第一天就知道自己是为学术而生的呢?不管怎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让我彻悟了一点:不论困难有多大,只要不放弃努力,就终究会解决。这不只是一个信念,这更是一个事实。

 

五、总结与反思

 

以上是我对论文写作过程的一点回忆与总结。现在回头来看,心中颇有感概,简要梳理如下:


首先,在论文选题上,我们常常太沉溺于文献中“别人”的主题,却忽视了自己身边的宝藏。这样不仅会给自己的写作增加难度,更割断了自己与论文之间那种深层次的联系。当我们开始准备论文时,不妨先想想博士论文之于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当然可以意味着一个学位、一份工作甚至是一个蜚声学界的标志,但是之于我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给自己的交代、一次在社会某个角落发出呐喊的机会。所以,我必须要选择一个不仅仅有工具性价值,更能够使我为之倾注情感的主题。而这样的一个主题,不从自己的生活中选择,恐怕是很难实现的吧。


其次,在联系受访对象方面,多打一通电话、多发一封邮件都可能会有惊喜。在中国待久了,大家做事都会有这样一种惯性,哪里有熟人,我们就去哪里。没有熟人的地方,最后往往就选择了放弃。然而,事实证明,热心人还是很多的,机会也是可以“无中生有”的。在我结识到陆站长、倪老师以及锦江厂其他的工人师傅之前,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幸运。他们在调研的方方面面都无私地为我提供着帮助。

 

第三,我们可以通过实践知道方法怎么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明白方法怎么来。在田野中,我误打误撞地自己总结出了一套访谈步骤,当我发现它竟然与教科书几乎完全一样时,我突然明白了这方法规则背后的许多道理,以及这方法繁琐规定的一个个逻辑源头。

 

最后,我还想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问题,提出一点简单的想法。当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需要进行长期接触时,二者就将处在一种复杂的角色关系中。他们有时是研究的主体与客体,有时是彼此互助的工具,有时还是对方的朋友。不同的角色关系,不仅关系到研究科学性的标准,更涉及到研究伦理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但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当研究结束后,我们该如何处理与受访对象的关系?是在任务结束后把他们丢在一边,还是要继续保持联络?这段时间要又持续多久?最终我们或许会发现,学术研究这件事,不仅要对理性负责,更要对良心负责。

 

说到底,写作博士论文的跌宕起伏,是一个淬炼的过程,它关乎技艺的提升,关乎道义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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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文章目录:

《博士论文》第31期 富晓星:我的“男同”研究

《博士论文》第30期 周雪光:规章制度与组织变迁

《博士论文》第29期 杨宜音:发现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与“心理”

《博士论文》第28期 李连江:我的上访研究之路

《博士论文》第27期 林盼:“学术变道”的痛与乐

《博士论文》第26期 高波:历史学不是年轻人的学问

《博士论文》第25期 张飞岸:我的民主揭秘之旅

《博士论文》第24期 张翔:探索民间金融中的“社”与“会”

《博士论文》第23期 丁瑜:我的“小姐”研究历程

《博士论文》第22期 张茂元:“灰头土脸”的史证研究

《博士论文》第21期 汪仕凯:我的工人政治研究

《博士论文》第20期 李荣山:读书如砍柴

《博士论文》第19期 施芸卿:从既定的田野中开掘果实

《博士论文》第18期 刘文楠:为爱国而禁烟

《博士论文》第17期 肖索未:我的“二奶”研究

博士论文》第16期 黄晓星:小社区、大故事

博士论文》第15期 郭台辉:我的学术逆袭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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