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22期 张茂元：“灰头土脸”的史证研究

【石头引】 今天跟各位推荐一位佼佼者，他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过两篇文章，而这两篇文章都源于其当年的博士论文。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且听张茂元博士的精彩分享！

【作者简介】 张茂元，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术研究》《开放时代》等刊物发表文章。

谢谢石头兄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在毕业多年后重新回顾写作博士论文的经历。记得博士刚毕业，刚刚步入教室学做老师的我，在一次课堂上自称是一名农民工。学生当其为戏言，而哄堂大笑。其实此言并非完全戏言，而是一种切身感受。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的确符合农民工群体的概念界定。

首先，我是农民出身的工人，简称为农民工，完全没有问题。很荣幸，知识分子被分到了工人阶级。要不然，如果拿着工人工资的知识分子因其“虚无缥缈”的无形资产而被划成资产阶级，那得多冤啊。真不忍忆起那些悲惨的历史。所以还是自觉地自划为农民工好。

其次，出于其他种种缘由，不少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都自我戏称为“学术民工”。那不还是农民工么！

最后，我的博士论文很“土”——写作时常与土（灰尘）为伴。这灰头土脸的研究，也让我时常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跟土打交道的景象，倍感熟悉、温馨。下面，我就借石头君的平台，分享下令我灰头土脸的研究。

一、博士前传：土得掉渣的青童年

虽说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属于邓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的那一小部分。不过，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我，印象中的童年仍是食不果腹，连吃顿米饭都是那么的奢侈，更不要说肉了。在那时，从粥里捞米饭是件很严重违规行为，也因此挨了大人的不少筷子。

在农村的青童年世界，肯定免不了要和土打交道。从最早的放牛，到上山砍柴、下地插秧等。后来看到了鲁迅笔下的闰土，就老觉得是自个的写真。现在想来，那时候的生活很田园风光，很有乡土气息，是现在很多城里人的渴求。但其实那时候的生活很苦。面朝黄土背朝天，并不是文人骚客的臆想，而是真实的生活写真。整天与泥土打交道、汗流浃背，甚至常常累到近乎虚脱。

不少人说客家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甚至上升到文化的层次。而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深切体会到跟泥土打交道实在是太费劲了。相对来说，读书写字那真是太轻松了。且不说日晒雨淋与窗明几亮的差别，比比锄头和铅笔的重量就一目了然了。所以，但凡有可能，成天与泥土打交道的农村孩子都想着能够摆脱“土”。或许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动力，我才得以陆续从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并进入大学。不过，没有想到的是，进入大学后，寒暑假回家还是得和泥土打交道，不是还要帮家里分担点么。

记得本科毕业后，觉得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没意思，觉得他们的上班时间没比我小时候少多少，因此选择继续读研究生。当时估计是想着拿了博士文凭后，找份高校教师的工作，就可以轻松些了。累了小小半辈子了，也该歇歇了嘛。咳咳。现在看来，自己可能一不小心误入歧途，选择了最累的职业。更没想到的是，一心想摆脱土的自己，却又在博士生涯再次掉进了尘土里。看来也是冥冥之中天注定吧。

二、选题：尘封的话题

还没读博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考博。专业课也就算了，那么老人了还在啃那些不知所谓的、早已超越变态的英语，真是觉得有点悲凉。记得有一年，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英语平均成绩是38分。还在准备考试的认为考上了就万事大吉了，而已经考上的才深切体会到，痛苦才刚刚开始。

学分那些小儿科就不提了，第一次阵痛就来自于博士论文选题。记得导师似乎这样问过：“茂元，你想研究点啥呢？”“你问我我问谁呢？”——当时心里应该是这样想的，但肯定不是这样说的。

可能是遗传和生活境遇的缘故，我一直是随遇而安的，万事不强求，觉得怎样都还可以。但导师既然给了自由选题权，那也行吧，那就自己慢慢找吧。

当时，我的博士导师邱泽奇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技术变革与组织变革，而且主要研究当代的前沿技术，如电子信息技术等。具体如ERP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的互动。同期的几篇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也都是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这个主题的。但扪心自问，我对信息技术和组织结构的相关知识储备几乎都为零。因此心里没底、有点怵，也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开展研究。而且，由于对组织了解不多，我也更倾向于讨论更大更抽象的社会变迁。毕竟，自本科就开始读社会学专业，对“社会”两字还是比较熟悉的。

于是，带着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这个大主题，我开始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其中，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自然更是社会学博士的必读物。费孝通先生在其《江村经济》中关注了近代机器缫丝技术对开弦弓村乃至更大社会区域的影响，具体如家庭结构、就业机会、性别关系等。比如费老谈到，之前在村里和家庭里绝对居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在缫丝厂工作并获取了工资收入后，她们在家里和村里的地位都直线上升，甚至隐约超过了其丈夫。费老还举了个鲜活的例子：一个缫丝厂女工，因其丈夫在下雨天送伞迟了而当众对其责骂——而在之前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多么熟悉的社会学概念和素材，一下子我就觉得心里有底了。有时候，单纯的“熟悉”就能给予我们浓厚的兴趣甚至强大的自信——尽管有时候是盲目的自信。

但另一方面，机器缫丝技术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这个主题，一是有点大，二来有点旧，太不时髦。能不能得到喜欢玩新技术的邱老师的认可和支持，我心里其实是没底的。但为了避免浪费宝贵的时间，为了少走弯路，在确定具体研究问题之前，我就直接咨询我的指导老师。其时，心里是极其忐忑的。当时，也风闻甚至目睹了不少研究生选题被导师或导师组枪毙的案例。而我，当时只有一个大概的研究对象（即近代机器缫丝技术与社会变迁），甚至都没有明确、具体的研究问题。

不过，幸运的是，我的选题还是得到了邱老师的肯定。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的研究空间和价值，而这也提升了我继续探索的信心。一是我的选题与其当时的研究方向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同时也是一个补充（不同类型的技术）；二来也可以算作是对费老《江村经济》的传承——这也可以看作是我通过博士论文选题认祖归宗了（我的博士指导老师邱泽奇教授师从费孝通先生获得博士学位）。

与此同时，蚕桑业，与茶、陶瓷等，是中国传统的优势产业，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又有费老的研究作为基础，更是坚定了我选择机器缫丝技术作为研究对象的信心。不过，如何在这个近乎尘封的主题上做出新意，却是我在选题后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么一个陈旧的话题，在特别注重关注当前现实的社会学，而且是要用文献资料来支撑博士论文的做法还是极少的，因此如果做不出新意就很可能面临毕不了业、拿不到学位的困境。

三、立意：传承中创新

于是，在大方向得到肯定的基础上，我开始广泛涉猎关于近代机器缫丝业的相关论著，以寻找值得研究的具体问题，并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新意。在这个阶段，所接触的文献主要都是服务于文献综述而非资料搜集，主要是在寻找问题而非解释问题。

费老的《江村经济》通过对开弦弓村的全面考察，深入细致地剖析了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对当地社会结构所带来种种变化。而通过对近代机器缫丝业、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的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也慢慢找到了自己博士论文的可能创新点。

一是可以将费老的单个个案研究扩展到多个个案研究，以证伪或完善其逻辑链条；二是通过区域比较研究为技术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提供更为有效的实证素材和论证逻辑（费老的《江村经济》关注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开弦弓村在近代机器技术下的变迁，而那时，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整个蚕桑区都在面临急剧的社会变迁），而当时的珠三角地区也的确呈现出与长三角地区不一样的社会变迁模式；三是将扩展费老的研究视角，即从技术对社会的单向影响，转换到技术与社会的互构——这也是邱老师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学术观点。

但即使如此，如果没有更加具体的研究问题，无论是资料搜寻还是论文结构都会缺乏主线。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大面积查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地区间的比较发现了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是长三角地区的机器缫丝业发展长期落后于珠三角地区；二是珠三角工人单位工资长期高于长三角地区。这两个现象虽早被其他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所关注到，但却没有得到有效解释。

这一方面是由于之前研究大多只关注到上述表面现象，而未能发现实质性问题。而我通过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比较和梳理，将该问题进一步细化、明确化，也得以让其成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学术性问题。那就是：一，具有资金、技术和市场等经济因素优势的长三角地区的机器缫丝业发展长期落后于珠三角地区；二，单位产值更低的珠三角工人的单位工资长期高于长三角地区。由此，也建立起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话。而相关史料本身就是经济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搜集、整理的，社会学家之前也极少关注和利用。另一方面，既存解释也因为没有考虑社会结构因素而无法解释上述现象。

四、共享的力量

而我论文的主线也就是围绕着分析、解答上述两个问题开展。论文的切入点其实是很简洁、朴素的问题，基本不涉及高深的理论抑或抽象的概念。通过对大量素材的比较，我发现长三角机器缫丝业发展长期落后的原因不在于市场、资金或技术因素，而是长三角地区的大量蚕农不愿意将蚕茧出售给丝厂。而长三角丝厂由于缺乏原料到导致普遍开工不足，一年平均只能开工9个月左右。其产能也不能满足欧美市场的需求。新技术创造了更高的经济效益，我们称之为技术红利，但由于受制于其技术应用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原料供应方的蚕农却很难分享到技术红利。

长三角的机器缫丝厂，起初都是欧美商人开办的，由于他们未能获准在蚕茧产地设厂，所以他们只能将厂房设在上海。这种政策限制也使得长三角的机器缫丝厂都集中在上海，后来无锡也成为一个聚集地。这最终也人为地造成了城市和农村、工厂与原料产地的二元分割。

机器缫丝业的发展需要蚕农出售其蚕茧给丝厂作为原料，但，因出售蚕茧而放弃缫丝工序的蚕农，在当时人多地少且无其他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劳动力闲置即失业。因此，在出售蚕茧所得不能大于出售土丝（蚕农家庭手工缫丝）所得的情况下，蚕农惜售蚕茧、保留甚至革新手工缫丝工序的行为就是理性的。而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下，湖州、杭州等传统蚕茧的女性也不可能离乡背井到上海丝厂工作。可见，在长三角的新技术应用方式和经济模式下，蚕农非但难以分享到技术红利而且还可能利益受损，所以他们仍在很长时间里坚持手工缫丝以抵制新技术。而长三角丝厂所需的原料也几乎都来自于新兴蚕区如无锡等地。

相比之下，长三角的机器缫丝厂虽然面临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市场空间较小的困境，但其发展速度却远超长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工厂与原料分割两地的模式不同，珠三角机器缫丝厂是分散在各原料产地的。这也是后来费老所总结的乡村工业化模式。由于丝厂就坐落在蚕茧产地，蚕农放弃缫丝工序后，很容易在附近的丝厂找到工作。而且由于丝厂打工的收入要远高于其之前缫丝工序所得，所以蚕农家庭也都乐于出售蚕茧给丝厂并在丝厂谋职。也正因为此，珠三角丝厂从未处于原料短缺的，全年开工。所以，无论是从产量、产值，还是丝厂量、丝车量等指标来看，珠三角的机器缫丝业发展都要一直远快于长三角地区。可见，红利能否在利益相关群体中实现共享、普惠，对于新技术应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来说，都是极其关键的。

那么，实现了红利共享的珠三角地区，蚕农究竟能够获得多大利益呢？当时两位外国友人的实地调研数据着实让我等大吃一惊。考活（Howard, C. W.）和布士维（Buswell, K. P.）在其1925的《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中指出：“丝厂工薪，较别业为优。其工作虽苦，妇人亦乐为。襄者缫丝每日工值约四五毫，而来工价高涨，技艺娴熟者可获八九毫，即愚拙者亦可得四毫，括丝者每日可获工值1元。厂内工作状况，虽属不良，然各女工颇为活泼，衣服整齐，每于道路遇之，可一望而知其佣工于此者。”“这些女工总是衣着亮、外貌娇美，经常光顾戏场。”1920年代初，一个工人每年工作250天左右，就可以挣到200元。而在当时，平均五口人的农家，维持生计每年约需195.8元。也就是说，女工一人的收入足以养活全家人。这不仅让如今的农民工汗颜，估计也会让不少大学教授尤其是副教授和讲师们惭愧不已吧。

相比之下，长三角丝厂的工人就比较凄惨了，收入待遇近似于如今的农民工。而她们也的确就是当时的农民工。如上海丝厂的工人几乎都是来自于上海周边地区尤其是苏北的农民。这些丝厂工人离开家乡到上海工厂打工，几乎不能够获得来自家乡的社会网络支持，拿着微薄的工资，过着一点也不体面的生活。尽管她们的单位产值要远高于珠三角工人，而且生活成本更高，但她们的单位收入却一直都不到后者的四分之三，甚至还不到一半。其时上海缫丝厂女工的生活境遇也几乎就是早些时候新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境况。历史是何其的相似啊。正如费达生所言，“农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厂去工作，挣微薄的工资，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这种过程既损害了城市工人又破坏了农村的家庭。”费老提出的农村工业化思路，其中一个出发点就是试图改善弱势群体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生活际遇。

那么，同样是农民工，为何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丝厂工人的际遇会冰火两重天呢？！这是我博士论文试图回答的第二个问题。解释的落脚点也在社会结构和组织上。

因其自然属性，资本的整体力量本就比分散的劳工的力量要强大。是以，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除了极个别、极短暂的时期外，劳工都属于弱势群体，是需要同情和保护的。如果劳工都是外地来的，而资本则是本土的，那么这种力量对比就更加悬殊的。而这正是当时上海机器缫丝厂的现状。而如果资本是外来的，工人是本土的，又会怎样？那就是当时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业的情况。

由于资本是外来的，尽管部分还是当地华侨，但仍然会受到当其实力的敲诈甚或盘剥。归国华侨陈启沅在其老家开办机器缫丝厂时意识到，“凡创办事业，不论大的小的，一定要依靠地头虫，设立厂房，如非当地人，困难尤大。”除了拉拢乡绅外，陈启沅还努力争取村民的支持。

为此，他为村民免费派送大米、赠诊施药、开办克勤义学、修筑水利工程。“受惠者大有其人，因此以民心风水攻击继昌隆丝厂，就无所借口再来攻击了。”“陈启沅素有心计，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应付乡邻，颇为圆滑。他除办理施米外，对自己设计造出的一种单人或三二人用的轻便蒸汽缫丝机，凡有来请给图自制或央求介绍机器店号代制者，均不厌求详，反复解说，并具体协助务令来者满意而回，起了一些敦睦乡里的作用。

从1874年－1880年的五六年间，继昌隆尚可保持不生事故。”可见，当时的珠三角资本家可真不容易，在自己老家开个厂都颇费周折的；而且还得高价聘请当地农民入厂打工。这不由得我们感叹：这究竟是谁给谁打工呢啊？！

这其实为我们呈现出不同于当前农民工现象的另外一番境况：资本家飘洋过海到农村地区办厂，农民就地入厂工作。工人因此保留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并能够快捷、便利地获得来自家庭、家族和朋友的支持，呈现出较强的社会力量。

相比之下，资本的力量倒显得孤立无援。这与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引进外资后，外资（指外来资本，不特指国外资本）与当地农民间的关系也是极其相似的。只不过，改革开放中的外资还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当时的外资则还要遭受政府的打压。即使如此，改革开放后引进外资的当地居民也都还获益良多。即使是同样入厂打工，他们在工厂里的境况也与外地来的农民工不可同日而语。本地工人往往是工厂的中低级管理人员，即便同为一线工人，他们也往往做着更清闲的工作、拿着更好的工资。

在近代中国，在上海的苏北人，由于缺乏来自家庭、宗族和同乡的支持，他们的生活境况明显不如上海本地人和有更多同乡支持的江南人等其他群体。如以苏北人为主的缫丝业和棉纺业，工资就明显低于以江南工人为主的行业，如针织厂、丝织厂和棉织厂等。韩起澜的《苏北人在上海》也关注到，“甚至在棉纺厂和缫丝厂内部，工资相对高一些的岗位也给了江南人。”

五、组织的力量

不仅如此，珠三角丝厂工人还在相互熟识的基础上建构了自组织——姐妹会，为保障自己的权益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近代机器缫丝厂的兴起和发展，在顺德和南海等珠三角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进入近代工厂工作后，传统的抗婚行为开始采取了“自梳女”的形式，即完全不结婚。梳发仪式通常成为一种典礼，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应邀参加。一位姑娘一旦梳弄了自己的头发，就完全自立，其父母再也不能强迫她出嫁。

丝厂也更加愿意雇佣那些未婚的青年女性，“认为有家庭、有儿女分散精神，效率低，压低工资，工厂对孕妇不特没有产假和工资，而且不留岗位，有孕就等于开除，要失业。”诸多丝厂在招工时甚至明确提出“四不要”，即“谈恋爱的不要，已婚的不要，有孩子的不要，老病的不要。”而丝厂的这种倾向也诱使丝厂女工选择成为“自梳女”。为此种种，宗族和家庭都逐渐接受了年轻女性不结婚的行为。有的宗族甚至建设姑婆屋，出租给她们居住；修筑贞女祠，以供奉那些未结婚的宗族成员的神牌。

自梳女往往都会住在一起，她们经常就在丝厂附近租房子，甚至还一起存钱以备姐妹们及其家庭的不时之需。她们经常一起活动、相互扶持，比其他农村女孩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在顺德和南海（尤其顺德），缫丝女工广泛开展了独身的姐妹会运动，丝厂女工逐渐结成姐妹会。“姐妹会是一种妇女组织，不准男人参加，其规模相当小，平均十二个人左右。邻居的姑娘们在十三、四岁就开始加入姐妹会，她们每天晚饭后聚会在一起，聊天、唱歌、玩耍，讲自己一天的见闻。”

姐妹会成员基本都是蚕丝生产中各个环节中的从业人员，都住在姑婆屋里，甚至是同一宗族的成员，都发誓不结婚并患难与共。这实际上是一种半秘密社团组织，内部甚至有外人难以理解的暗语（Marjorie Topley）。其组织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苏耀昌在其《华南丝区》中也指出：“姐妹会的成员通常都在同一家工厂做工。……因而也就形成了内聚力很强的社会团体。工人们都愿意住在一起，外地来的住着同一间宿舍，不想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就住到姑婆屋去。工作群体也成为娱乐团体的基础。人们经常看到，缫丝女工们成群结队出入于寺庙、戏院和商店。一个工作群体常常是一个姐妹会，又是一个居住共同体、一个娱乐集体。这样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团体，促进了缫丝女工的集体行动。”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组织基础和集体力量，珠三角地区的女工还曾多次成功抵制、延缓了技术革新，也为她们维护自身权益、争取更高的收入奠定了基础。可见，发展成果共享不是政府或个人能够设计出来，而只能是利益相关群体自身力量博弈的结果。利益相关群体的自组织力量才是他们获取红利的根本保障。在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两篇论文，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研究还发现了各利益相关群体，为控制篇幅并简化分析模型，论文主要关注了缫丝工人、蚕农和士绅（其中包含了丝厂业主等）三类群体在机器缫丝技术应用中的反应和互动。这三大群体也就顺理成章地各自成为我博士论文中的一个章节。这个论文架构，自与指导老师议定后就一直没有大的改动，这也让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变得轻松写意。

从选题到写作，待尘埃落定后，寥寥数语足以描述，显得轻松无比；但实际上，个中艰辛远不止于此。其中灰头土脸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

六、灰头土脸的资料搜集

在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比较全面地搜集并阅读了关于技术变革与组织变革、社会变迁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在寻找具体研究问题的时候，又广泛查阅了关于近代机器缫丝业的相关论著。这也是通常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文献综述部分。而真正让我灰头土脸的，则还是后面的研究问题具体化和论证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资料搜集。

关于上述两个问题，已有研究的资料佐证虽然不够系统，但学界起码已达成共识。但它们本身因缺乏约束条件和边界而不是一个好的研究问题。我的做法是，首先论证这个两个问题的真实性。即从各个指标如年产量、工厂数量、丝车数量和投资量等各个角度去看长三角的机器缫丝业是否真的在近80年间（1860-1936年）落后于珠三角（1870年代始有机器缫丝厂）；从总收入、单位收入等多个角度去看珠三角的工人工资是否在近80年间远高于长三角。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给定合适的约束条件和边界而将其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使之变成真正的研究问题。其中就涉及到大量的史料搜集。

作为历史学的门外汉，我就只能以最粗浅的“顺藤摸瓜”法不断发现有价值的新文献。除了当代研究专著和论文外，也包括各类史料汇编如近代工业史资料等。而为了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我还比较全面地查阅了相关地方的地方志以及各类档案资料。从此，我也就成了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保存本和典藏室的常客；同时也要时不时光顾各地档案馆，如上海档案馆、顺德档案馆、南海档案馆等。

相比于与人打交道，我其实更喜欢与文献打交道。因为诸事无所谓的我，懒得去猜别人心思，自然也就懒得去考虑他人感受。臭味相投的话就聊得起劲，话不投机的话转身就走的做法，显然是不太适合于访谈等研究方式的。抱着“爱给就给，不给拉倒”的心态，往往都是拿不到自己所需的资料的。而文献研究就好多了。不管怎样，文献都在那。文献研究，虽然相对少了研究现场进入的难题，但也增添了其他问题，如文献量的庞杂、部分重要文献的丢失。这些问题会让研究者劳心，而让我伤身的则是附在文献上的灰尘。不少文献由于经年无人查阅而积满了灰尘，一打开就尘土飞扬，为查阅过程平添诸多“pm250”。书尘在太阳光线下翩翩起舞的光景，至今犹在眼前。这样的情形也让不少坐我附近的求学者如避瘟疫般的赶紧换位。

对于那些典藏本、保存本甚至比较久远的期刊等，各大图书馆都是封闭的，不让读者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也不例外。记得刚去查阅那些资料的时候，管理人员都是很热情的。我填个单，他们去里面取出来，我看完了就还给他们。但由于那些老旧文献没有摘要或索引，我也不知道何年何月的期刊报纸有我所需的资料，如民国时期的《经济半月刊》和《国际贸易导报》等；而担心遗漏重要资料的我，也就不敢放过能找到的任何一期。幸好这些资料都经过图书馆精心装订，每半年或一年装订成一册，便于拿取。

刚开始，我都是按照规定，每次让管理员拿一册。碰到有相关资料的，一册可能够我看半天甚至几天。而更多时候则是这样一种情景：管理员刚拿给我没两分钟，我就还给他了。多次之后，他就会用异样的眼神看看我。意思大概是：你调戏我呢啊？！我心里想，大家性别都一样，有啥好调戏的？！很快，我们就改变了借阅方式。一次拿五六册的，这就好多了。不过管理员的单次劳动强度可就明显加大了，由于年纪也不小了，临近退休吧，因此抱着十几斤的期刊甚至有点步履蹒跚气喘吁吁的了；而且几分钟翻完五六册的情况还是时不时会出现。受不了我折磨的管理员，最后让我自己到藏书室去搬。

由此，我就像获得特权一样经常自由出入各个存放老旧史料的管室。而这也让我了解到图书馆的另外一面。通常，我们看到的图书馆是光鲜亮丽的，温度适宜的。而当管理员打开门，让我自己进去搬文献的时候，我的整个世界观都被颠覆了。

低矮的房间（大概两米出头的高度，两层高度才相当于其他阅览室的一层高度）里是密密麻麻的铁书架，明显阴暗且略显压抑。具有空间幽闭症的读者就建议不要进去了。由于查阅量相对少而又空间巨大，书架上的灰尘还是很明显。走在其中，在微弱的灯光下，灰尘飞舞的身姿倒是极其欢快的。有时候打开一本书就像是打开一本魔法书，立马被尘云所缠绕。真是名符其实的“灰头土脸”的研究。我甚至曾经带着口罩在里面翻阅——一般的口罩虽然不能过滤pm2.5，但过滤pm250是绰绰有余的了。

不过，老古谚语说得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也的确在灰尘中翻到了大量好东西。期间，我摘抄了超过50万字的读书笔记和史料，获得了大量的相关数据；其中还有不少还是手写版。这或许也是我博士论文出土的最好见证吧。也正是得益于这些翔实的史料，我才能够梳理出研究问题：当时的长三角虽然具有各种经济因素上的优势，但其机器缫丝业发展的确远远落后于珠三角地区；在控制各种经济因素后，单位产值更低的珠三角工人在的收入在近80年间一直要远高于长三角工人。研究问题的成立，得益于灰头土脸的史料收集和分析，而问题分析与论证过程同样离不开这些资料。

作者的专著

七、史证的魅力

一直以来，社会学都是重视实证的，社会学研究者也一直都很强调收集一手资料——除了那些伟大的学科奠基人：马克思基本上是在图书馆炼成的；韦伯也无法亲自考察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起源，也没有来中国看看就直接写《儒教与道教》；就连被认为最实证的涂尔干在写《自杀论》时也只是引用各国官方统计资料。没错，他们都是利用文献法开展研究的。

就一手资料而言，一类是个案资料，也往往是定性资料。这类资料因其深入、丰富、详尽等特征而得到学界认可，但也一直因为代表性不足和质量良莠不齐而备受质疑。另一类是基于问卷调查的定量数据。虽说因其标准化、代表性较高等特征而广受推崇，但也由于研究者和调查员的能力参差不齐而难以被他人采信。于是一些大机构开始筹建各类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库，国内也开始有不少此类比较成熟的机构和数据库。不少学者也开始放弃亲自收集一手资料，而越来越多地采用比较权威的数据库。于是，以实证自我标榜的社会学也越来越多地使用二手资料进行研究。

当然，文献法与实证也并不冲突。而我这里要推荐的则是另一种文献资料——史料，也即上面所说的、我的博士论文所采用的文献。史料，它往往是亲身经历者所遗留的资料或感受，也可能是官方统计资料或地方各类组织所记载的素材，也可能是当时学者所收集的各类形式的资料。因其资料和论证具有典型的实证特色，我也戏称其为“史证”。如前所述，社会学奠基人如韦伯、涂尔干、马克思都是以史料为基础开展研究，采用的都是史证的方法。与其他文献资料相比，史料的最大特点就是时间跨度长，便于分析长时段的历史事件，也便于发现变量间作用的最终结果；并在这个基础上能够为当前事件提供借鉴，是为以史为鉴。

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追求的是解释当前社会现实，不过，正如谚语所言，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现今所发生的事情往往也能够从史料中找到解释。比如基层治理，虽说我们要解决的是当前的基层治理困境，但历史上我们并不乏基层治理良好的时代，他们是如何实现基层善治的？其中肯定不乏可供借鉴的经验。我们完全没理由在研究基层治理时无视这些相关史料！而且，如果你恰好生活在一个存在诸多禁忌的时代，史证研究还能够达到以史喻今的意外效果，何乐而不为呢？！这或许也是史证方法的另一独特魅力。大家不妨试试……

八、论文发表

此外，应石头君的要求，与大家交流下论文发表的心得体会。从事学术研究，并不只是为了发表，但如果想要博士毕业、想要评职称，又或想与同行更好交流，则还是绕不过发表这道槛。

其实很惭愧，我尝试写的论文很少，发表出来的就更少了。其中，一方面是受制于才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懒散。而在目前数量有限的发表论文中，约有一半都与博士论文密切相关，分别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和《开放时代》等期刊。

由此，我也深刻体会到博士论文对青年学者的重要性。博士论文不仅是研究方法和写作的训练，更是学者的第一个学术高潮。如果我们在写作时草草收场，又或写好之后就弃之不理，实在是有点可惜，甚至可谓暴殄天物。因此，不仅在选题时要考虑自己的兴趣和选题本身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要在三五年内沿着博士论文的议题继续深化、扩展研究，并分别独立成文，逐渐形成一个体系。

其次，但就有限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带着比较成熟的论文参加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并接受各式讨论和批评，不仅是发表论文的捷径；更是融入学术圈接受学术洗礼，进而提升自身能力的重要渠道。

当然，学术研讨会不能只是单方面的论文宣读，也不能只是客气的恭维；而必须要有激烈的质疑和批判。在平时，受囿于自己有限的才识和与刚出炉论文如热恋般的炽热情感，我们多少都会觉得自己历尽艰辛所孕育的论文几近完美。但隔一段时间拿出来再看，又总会是出现一种错觉：这真是我写的么？怎么好像到处逻辑不通？

实际上，拿着自己心爱的论文参加研讨会，几乎次次都会遭遇让人体无完肤的批判，尽管也有赞同和欣赏——但就改进论文而言，后者的重要性明显不如前者。从让很多人伤心欲绝、羞愧不已的研讨会的讨论、质疑甚至批判中，我习惯看到的是自己论文确实存在的问题，看到的是自己之前所忽略的东西，看到的是改进的方法和具体途径。借这个机会，我也一并对我给予过批评和改进意见的前辈、同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类研讨会不仅能够集中获得诸多改进意见，其实也是一个投稿过程。现在很多高质量的研讨会都会有不少好杂志的编辑参与，研讨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作者和编辑面对面交流的平台，也成为杂志组稿的平台。所以，好的研讨会对于研究者及其成果都具有强大的推介作用。典型如“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就让我受益匪浅。说起来，我也算是该工作坊的元老……级参与者——第一届我就过去蹭会了。记得，在最初的几届，那讨论真是相当的激烈，每每催人泪下；后来随着参与者和与会论文的大幅增加，讨论的激烈程度和深入度也似乎随之下降。

记得在2004年的第一届工作坊，我带着硕士论文去，而后该论文发表在《社会》；2006年带着博士论文的前期成果去，而后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08年带着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去，而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一回顾，吓一跳：我博士论文相关的论文有一半都是在研讨会中完成投稿的。

所以，就我的经验来看，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博士们千万不要担心贻笑大方而藏拙，不要羞于在各类研讨会提交自己的论文；相反，我们要大胆地将自己的论文和观点表达出来。有不足甚至幼稚那都是正常的；如果间中还有一些闪光点，那就更是意外的收获啦。

-------------END-------------

相关文章：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回复关键词“指引”，即可查看所有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