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23期 丁瑜：我的“小姐”研究历程
【石头引】 博士学位不仅仅是一个学历信息，它实际上是嵌入在特定时空幻境中的一段生命史，透过博士论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成长与突破，看到他/她是如何冲破生活的局促、甚至撑开生命的藩篱，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丁瑜博士。
【作者简介】 丁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布里斯托尔大学。研究兴趣为：性别研究，性别与社会工作，日常生活研究，文化理论研究等。在Sexualities，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International Journalof Business Anthropology，《社会》、《妇女研究论丛》、《南方人口》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在接到石头老师的专栏邀约，打开一个空白的文档之时，我便有了一种“嗯，终于要为自己这十年的工作做一个全面回顾了”的既释然、又期待、还有少许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博士毕业已经7年了，离博士论文完工已逾8年，但最近在英文论文的基础上出了一本新书，仿佛一下子把时间往回拨了许久，很多已经逐渐沉静下来的往事又随着书稿的书写、书的问世和与书籍有关的各种活动重新骚动起来，10年前读博期间的一桩桩一件件似乎还在眼前，是时候与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其中的苦乐，当然，还有各种当时的“生猛”。
一、懵懵懂懂过半程
说到我的博士论文，绝对是一个“碰巧”的、“拍脑袋”的选题，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缺乏规划，没有半点经验，有点“没头没脑”的，跟现在的很多了解自己的研究兴趣、对自己的读研路向非常清楚的学生比起来真是弱爆了。
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只是清楚自己想做一名大学老师，对原本读的商务不太感兴趣，但究竟对什么学科感兴趣、自己要向哪个方向发展完全没有概念，以至于申请硕士的时候如无头苍蝇，向不同学校、不同专业提交了各种申请，包括数学系的统筹学，商学院的管理、营销专业，心理学等。
我还记得找学系的老师写推荐信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都忍不住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申请学校的！拿着少见的一等的好成绩，我迎来了不少录取通知，社会学是我诸多申请的其中一个。选择困难又没有明确目标的我最终用“排除法”选中了布里斯托大学——不想到英国北方忍受漫长的冬天，不想去某些大农村样的地方度过未来的一年，对统筹学这种要求数学很好的专业又望而却步，最终便决定接受布大文化理论研究硕士的录取通知，这便一脚踏入了社会学深似海的大门。
在完全没有社会学背景的情况下，我那一年硕士读得可真辛苦，幸好我有些勤奋的基因，一开始便问身边的同学借书取经，还特意找了老师要来各种读本书单，埋头图书馆。布大的硕士课堂上老师是基本不讲的，大部分时间都留给学生做演示和讨论，为了能更好地参与，我规定自己每次课必须提问，要准备问题就一定要按长长的书单阅读，没有捷径，于是我的图书馆借阅记录一年不到就高达150多本。面对那些连英美本国学生都直喊“这是个什么鬼”的概念，我硬是一遍不懂读两遍，两遍不懂读三遍，英文不行看中文（谁知道中文理解起来更崩溃），中文糊涂上英文地倒腾，在这样的硬嗑之下，倒也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产生了兴趣。
有一次为了准备性别与就业议题的演示，我借来了英国学者Julia O’Connell Davidson的著作Prostitution, Power and Freedom，她的讲述有趣而震撼，我第一次看到了不同于以往印象中总是把脸深埋、衣不蔽体，或是遭遇曲折、悲催又堕落的妓女形象，意外地发现她们居然可以在自己的物业里接客，有专门的前台接待人员，有规范的记录与付费规定，还可以与卑微的男客讨价还价，仿佛一切都被反转了。
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便在茶余饭后与同住一屋的舍友讨论起了娼妓问题，他们中有的人说这是一种对女性的剥削，有的人说应该合法化，然后抽税。本来这场聊天是极普通的消遣，没想到却成了没有规划的我申请博士时的“灵机一动”，打算就在性别方向上钻下去。
于是我便开始整理文献，以期写出一个稍像样子的研究计划。那时我不仅没有规划，也不懂研究。我读的是授课型硕士，对于如何做研究基本一片空白。为了做好那个计划，我从历史上开始讲起，试图从合法化、社会排斥等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学科设置，我申请的大多是社会学专业，为了迎合不同学者的研究专长，我还制作了不同的研究计划版本，有的比较突出社会排斥的概念，有的比较着重法律的发展，其实对那些概念我一知半解。发出去的邮件大多得到了正面的回应，有些学者认为自己不适合做这个题目的导师，还会给我推荐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让我慢慢摸清了门道。后来当我看到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LSE）的性别研究所时，猛然觉得，就是这个了！性别，多好的维度，跨越、包涵、熔融，既模糊又全面。我也最终得到了它的录取，欢天喜地到大伦敦去了。
这绝对是一段完美体现“无目的而合目的性”（请原谅我的不当使用）的经历，回想起来，令自己汗颜，也令我深刻地反省，没有规划、兴趣不明、什么都可以、乱打乱撞的日子有多不好。如果能早些知晓自己的兴趣，对可能面对的生活做好准备，一切都可以更有方向性，后面也不会那么困难。这一点在我接下来的博士生涯中简直不能体会得更深。
二、连续受打击
娼妓问题研究是我“一时兴起”的选题，也就是说我除了在写研究计划和申请之外对这个议题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对于怎么去做它更是没有概念。在LSE的一年里，我上了性别的课程；隔三差五到图书馆去；有两个导师，其中一个还是学校的副校长、大牛，我和另一个导师去见她的时候还得跟她的秘书预约，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背景；我还回了一趟广州，通过父母的关系试着联系各条线上的人，包括律师、警察、劳教，希望找到突破口，但条条路径都受阻，一切都比想象中难很多。
我垂头丧气跑回英国，写了一些文献综述，其实也就是不同类型文献的集合，并没有自己的想法，除此之外就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怎么样了。办公室里一堆博士同学，韩国姐姐在出国之前已颇有名气，有自己的著作；瑞典姐姐就要毕业，写了一篇“难得的”、“基本不用修改就能一次通过”的牛博士论文；玻利维亚哥哥的选题非常有趣，目的明确。总之，似乎只有我一个懵懵懂懂，还不能体会开学之时性别研究所所长跟我们说的那句“读博士是个漫长而孤独的旅程”，直到回到香港拼命写论文、挨导师批的时候才对此有了极深的体会。
懵懂一直持续。转学到香港后，第一次例行月会上同门讨论，导师问我到底想做什么。我说我想看小姐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是什么研究领域的问题呢？日常生活？法律框架？身份认同？我就是想了解她们是怎么样的人……听到这里大概导师内心是崩溃的，还是一个读硕士的同门评论了一句：你的兴趣不可能就这么窄啊，你要知道你的研究落在哪个点上。此后，这样的对话不知进行了多少回，导师不断刺激我找寻自己的研究路向。在开题之际，我终于抛弃了最初做娼妓合法化的可能性研究的想法，开始聚焦于小姐的生活经验。然而，什么是生活经验？要看哪些方面？我还是回答不出来。对于要怎么去做这个研究我也没底，开题的时候还是用“计划一”、“计划二”这样的方式呈现自己不成熟的想法，试图让在座的同学和老师给我一些意见。
这样的糊涂在开题之后、田野工作正式开始之前彻底地将我击垮了。要说开题之前都在纸上谈兵的话，那么开题之后就相当于要扛枪上阵了，可怕的是我连枪都没摸过，谈何打仗？一想到这个我就莫名的紧张，尤其是小姐这样一个“遥远”又陌生的人群，我将会碰到什么人，经历什么事，我要说什么、干什么，一概不知。
对于我这样一个“蜜糖罐子里泡大”的小妞，按师姐的话来说就是“从来没有在10点半以后回过家，谈过两场恋爱，都不脱校园爱情的老套”，“脸上写着‘乖’字”，这个选题简直就是自讨苦吃。
有一次我香港的导师在国外开会碰见我伦敦的导师，两人在交谈起我的时候，英国导师说，“其实她真的没必要选这样一个题目”。是啊，可真不想离开自己的“舒适区”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冒险啊。因此在一次月会上，导师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一周内不找到两个小姐，你这题目别做了，换！我果断当众流了马尿。真糟糕，我上哪儿找小姐去？我找她们是要怎样呢？都是随兴惹的祸。我为什么偏要找了个这么危险又香艳的题目呢！此时我脑海中的小姐仿佛都是妖艳贱货，而我就像唐僧一样，纯洁懦弱，随时会被绑了吃掉。
三、人品大爆发
既惹之，则需解之。刺激还是很有作用的。我一慌之下找到了深圳的一个记者朋友阿航（哦对了，这个朋友也是在英国的时候通过另一个朋友偶然认识的，连面都没见过，看来我的生命中充满了各种懵懂与随兴），请他帮忙给我想办法。他邀请我到深圳去，请我吃饭，还叫来一个哥们儿，陪我一起找小姐。
我们出去的第一晚，就在街边找到了我的第一个受访者小红，她不仅同意接受访谈，还同意录音！天啊，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跟她聊的那一个多小时，是我人生中一个转折点的开始。那场聊天的内容其实不重要，无外乎都是一些寒暄和个人基本信息，了解她的大致情况，并没有深入，然而对于我来说，无异于一剂强心针，我很高兴地发现，其实这件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她们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同。
田野对象，作者提供
然后，阿航又带我去了一家夜总会，找了莹莹陪我们聊天，于是莹莹也成了我的访谈对象。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夜总会，又发现莹莹跟我说话和她跟阿航说话的方式有那么点不一样，我便开始留意各种环境、人物和他们行为上的细节，回到住处，无论多晚，我都坚持记录下这些细节，以免遗忘。
田野对象，作者提供
就这样，我真的实现了导师下达的任务，迅速找到了两个小姐，并且开始梳理、总结其中的一些发现。在预研究之后很快学校就有一场研究生会议，我基于这两个案例做了一个演示，讨论小姐对于亲密关系和“性工作”的感受到底有没有不同。这个演示是非常粗浅不成形的，但它鼓舞了我，让我在长期的懵懂之后有了那么一点点方向感，自我感受好了起来。
后来阿航又向我介绍了他们报社里一个以拍摄红灯区生活而著名的摄影记者川哥，他很热情地带我去了深圳沙嘴，让我见识了红灯区的实情。第一次去是晚上10多点。走过一条娱乐场所鳞次栉比的街，去到一个和他相熟的“鸡头”家里。这个“鸡头”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专门介绍自己家乡的女孩子到这条街的各种桑拿按摩和沐足中心工作。他的住处在主街边上一个昏暗的小巷子里，那天晚上他在巷子里摆了一桌酒肉招待我们，边吃边聊。有川哥的陪伴和介绍，大家很快接纳了我这个新朋友，还跟我开起了玩笑，我喝了不少啤酒，听到了很多故事。我内心感到十分惊讶，没想到我竟然那么快而顺利轻松的就跟他们如此接近了。
我在香港大学有一个朋友，她其时正在念博士，大家都做关于女性的研究，平时就有些交流。而她本人又是电影编剧，写过关于性工作者的剧本，拍成了一出颇有名气的电影。知道了我要做这个研究之后，她马上就介绍了一个朋友给我认识。那个人是香港电影圈内人士，娶了个内地妻子，这个妻子“来头不小”，是一个以前做过小姐和妈咪，有黑社会背景的“大姐大”，他们之间的认识和相爱充满了故事性。我赶忙联系了这个电影人，认识了他的妻子，又通过她的关系进入了几间夜总会，接触到了很多“夜场中人”，看到了很多平时我根本无法触及的内部情况。这条关系线可以说是我研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条，种种人和事都让这个原本就充满了挑战的研究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几个月后，在广州做贸易的一个朋友把他认识很久的一个“妈咪”明姐介绍给我，这个妈咪以前也是从小姐做起的，做到了一家星级酒店国际俱乐部的部长。明姐为人很热情，很快就安排了几个小姐跟我一起吃饭，为我在夜总会层次的场所开辟了新的道路。
我的田野工作进行的很顺利。原来不出两到三层朋友的关系，就一定能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人。朋友圈的力量真是不容小觑，比自己硬闯硬试、硬生生地跑到街边去窥探或随意找人搭讪都好太多了。有了认识的人牵线搭桥，往往事半功倍。我愈发觉得，小姐、妈咪、鸡头，以前那些我“害怕”的人群，是很讲义气的。只要他们信任你，就一定会帮助你，有真诚的态度，热切的心，加上得当的方法，就能逐渐打开局面。或许，还有我导师说过的那一点成就了我的幸运——“她长着一张人人见了都想帮助的脸”。
四、独闯田野的心得
一旦田野工作开始，其实就是它推着我走了。我一直记得导师说的，不是你在挑研究对象，而是她们在挑你；不要用“这个不太符合我的条件”来拒绝可能的机会，这只不过是自懒惰的借口；在这个阶段，只要有机会你就要上，你还没有资格挑三拣四，等到你找了很多受访者你再考虑这件事吧。她真是一语中的，字字珠玑。确实，每次打电话约人，我的内心都是挣扎的：约到了意味着我很快、随时又要出去“冒险”，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见不熟悉的人当然不比在舒适的宿舍吃虾条撸片儿那么舒服；约不到虽然是一时的轻松，但又会有点失落，还意味着要继续不断努力。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每次对方一说OK就第一时间答应，不让自己有考虑、畏缩的余地。有时候放下电话就整理背囊出发，过境深圳找人。面对强势的大姐大和好不容易找来的去“红灯区”的机会时尤其要这样，才能马上坚定自己的决心。
奇特的是，每一次出去，我都如同初生牛犊附体，完全不知害怕，什么地方都钻，什么人都见，他们带我去哪儿就去哪儿，跟着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包括到黑老大们长期包下的夜场里看他们耍闹、嗑药、争锋吃醋，或者到红灯区的小巷子里跟鸡头喝酒、唠嗑。
我打破了很多自己的“局限”，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比如在小街巷几角旮旯里头的小店踩着满地垃圾大快朵颐，在怎一个乱字可以形容的场所里坐看帮派处理内部事务，看他们嗑药吸毒之后玩命蹦迪而后嗨到昏厥，看小姐绕着老大们耍心机，酒店后场休息室里几十号姑娘等派任务，跟小姐一起混到客人包房里看点人的场景，到小姐家里跟她们同住……
几乎所有的见闻都是新鲜的。川哥第一次带我去沙嘴时就说，看不出来你一个小姑娘还挺大胆的！沙嘴这么乱的地方你倒是镇定，我跟我的女同事说这个地方她们都绝对不敢来的，更别说在这里吃饭聊天，他告诉我以前他去那里做深度报道，经常见到帮派挥西瓜刀砍人。
当时我确实没感到害怕，也不知是不知者不怕，还是心太粗神经大条，觉得有人带着，有人介绍，有人“罩着”，压根没想过害怕这两个字。胆大心细，是我认为能做好田野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其实很多害怕是因为不了解。在我的经历里，所有的紧张、不安、纠结都是因为想象中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偏见。在没有接触之前，我认为小姐和这个圈里的人都是乱糟糟的，我和她们一定是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背景经历不同、思维语言不同，那怎能谈到一块去呢？谈不到一块，访谈怎么做呢？那么不同，我怎么理解他们呢？对于他们的选择和经历，我是要表示同情呢，还是表示理解呢？我的世界和他们的相差太远，他们也一定会不习惯有我这样一个人出现吧？这大概是我最初的自反性。
然而，当我带着不安被逼着进入了田野，我才发现，在浩大的世界面前我是多么稚嫩，有时简直稚嫩到无知。我面对的大部分女孩儿都跟我同龄或者比我小好几岁，她们正在烦恼什么呢？吃什么。穿什么。男友怎么样。今天过得开不开心。现在流行怎样的手机、饰品、妆容，怎么打扮才好看。
我的天，我是把她们想象成了怎样的妖精！摒除偏见，用孩童的好奇心去拥抱所见所闻，对一切保持敏感与开放，记下有意义的细节，不被琐碎缠绕，不被刻板印象束缚，才能享受田野，把它当作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成长，而不是觉得那只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可是，如果研究者觉得自己必须保持中性的态度而隐藏田野中的这些个人情感，不仅是一种扭曲，是一种伤害，更是一种虚伪。深入的交往需要真心实意，这必然会带来真情实感和即时的情绪反应。在田野中我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对某些人更有好感，对某些人有自己的一套评价方式，对某些行为不能认同，或对某些场所仍有不适应，但这也是一种经历，我会把它当作资料收集的一部分，将之融入我的反思与解读中，而这恰恰可能带来全新的主题与观点。
五、我研究中的小姐
我研究的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小姐们其实是更喜欢被称作或自称作“小姐”的，她们不喜欢“性工作者”这个称谓。“性工作者”虽已广泛被研究者和行动者接受并赋予了进步意义，但女性从业者本身却对之有不同的理解。
她们认为这个称谓只突出了“性”，抹煞和隐藏了她们工作中的大量甚至有时是绝大部分非性的内容，反而带有污名性质。而且，部分人并不认同这是一种工作，它不能保证稳定收入、没有带来尊严感、不需要责任心、没有带来目标与方向感，而这都是她们考量和理解“工作”的“指标”，因此正式的工作应有不同的性质与含义。
相反，“小姐”一词的含义比较模糊，涵盖性强，既可以特指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又可以用于日常的称呼，符合这群女性目前流动性、变化性大的特点。她们不认为自己是在工作，而是在“玩”，在“做生意”，还有的人总是用“出来”代替其他说明状态的词语，形容自己的流动性与变化性。她们认为自己当下的状态是暂时的、开放的，对未来的想象与定位也不清楚。部分人还表达了对“工作”的抵触，这也是由她们的资源决定的，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没有技术，没有特长，即便是工作也找不到好的。血汗工厂的恶性性质已经令她们失望，只能另辟蹊径做小姐。
物质利益对于大多数相当于第二代农民工的小姐来说并非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钱固然是一个不可否认与低估的重要因素，但从她们的叙述与日常实践中我看到更多的是对于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分享到进步果实的急切。城乡二元与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加剧了这种渴望。别的打工方式都不能满足这样的欲望，她们便寻求了另一条路。唇膏、眼影、假睫毛等各种化妆品，面膜、体膜等护肤品，高跟鞋、塑形内衣、时尚服饰，手机、网络、健身房，这些都市生活的表征物是这群女性都市化欲望的物质表现，有着重要的情感意义，使得她们至少表面上和生活方式上是都市化、时尚、先进的，是性感的、开放的，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土包子。这在更深层的权益还不能实现的时候至少带来了正面的体验。
亲密关系对小姐来说具有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力，与她们流动迁移与进入性产业的选择互相影响。然而，恋爱、婚姻的“失败”与“不幸”并非导致她们做小姐的唯一原因，那些有着良好关系、对婚姻尚感满意的女人也会出去做小姐，深究下去，我看到了女人们成为性主体的欲望。她们的一些“非常规”的性实践，比如婚外情/性、消费式的性活动、“一脚踏n船”等也被赋予了现代、开放与都市化的意义。挣脱传统性别角色和地位，拥更多的个人空间，实现经济独立，得到尊重，提升自信与自尊，保有生活中的安全感，有选择或重新选择的机会等，这些都是现代女性可以有的权利。进入性产业当然是在现有条件下的一种无奈之举，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空间让这群女性去争取这些权利，对亲密关系作出反思、尝试和改变。在性产业中的经历和起伏又让她们积累了新的经验，对于亲密关系也便有了更深的体验。
因为身份、资源等各方面的问题，小姐并不能通过集体抗争的形式来争取她们想要的东西。对于她们来说，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逐步积累、逐步改变，也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表达与转变，一点点实现着这些欲望。这些自我实践包括性实践、消费、外表管理、都市生活方式、夜场的小战术与应对技巧等等，都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微小、平凡，大都不具有意识性与策略性，更多是应对性和反思性的。
六、在批评中成长
这也进一步启发我从亲密关系、日常消费、对工作的理解和日常经历/技巧等方面去看她们的日常生活。为什么她们言必谈男友或老公？为什么穿什么衣服、用什么手机、皮肤怎么样、上哪儿吃饭、甚至是用什么牌子的卷纸对于她们来说那么重要？为什么她们不想去打工，比如做工厂、保姆、销售？她们怎么应对不同的客人、妈咪和公司的种种要求与规定？年龄大了她们要怎么办？
日常中的“小姐”，作者提供
随着田野的深入，日常生活、生活经验的概念逐渐浮现出来，我开始专注于小姐们有什么欲望，她们的表达方式，以及各种大的社会背景如何影响欲望的表达与实现。说实话，理论框架的搭建是很困难的事情。当论文的几大板块一一出现、完善，结构日益清楚的时候，理论框架依然是我最头疼的，没有一个好的框架，所有的内容都只是铺陈而已，无法与现有理论发生关系。
而导师天天在我们耳边喊“要对话！对话！”，我都不十分明白到底怎样才能对话，直到她有一天发给我一篇关于在全球化时代该如何理解女性生活经验的文章，我读完才有了一种顿悟：这不是现成的好框架吗？我与导师讨论，觉得文章里所写的分析框架于我是十分合适的，决定用它来分析我的材料，这么一来，所有的概念都串到一起了：欲望、自主性、认知的能动性、女性生活经验，我的材料也终于有了“归处”，而不是散落在那里。
我忽然明白了理论框架的作用，它犹如一条坚韧的鱼骨线，把所有的珠子都串起来，形成首尾相接的一条链子；或者说，它就像论文的骨架，撑起材料、论证等等的“肉”，这样整个论文看起来才会有结构、有逻辑、有主线，让人明白为什么你要用到这些材料，为什么要这样布局，你的思路和逻辑的发展是怎样的，否则，即便材料再多再精彩，人们读完之后可能还是会问，那又怎样？主线清楚了，对话就出来了：这些关键概念有谁讲过？怎样讲的？你的和他们的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个议题别人做过了你还要做？你补充、完善了什么？而这些不同就是你的贡献。
所有这些关键问题，我都是在写作的那一年中，在导师“无情”的评论和修改轰炸下悟出来的。我的论文从稿一到稿十一，不停地改。我知道自己导师的风格，她会不断发问，为什么你要这样说，你怎么论证这一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认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解释……每次写完东西发给她的一瞬，不是解脱，而是静待“剥皮削骨”的到来，而这种批评同门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躲开，也别想着自己这次做得已经够好了应该不会被削之类的，图样图森破。
打开回邮的时候就是另一种痛苦的开始，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密密麻麻甚至比自己写的还多的红色高亮显示的评语，然后就会迷失在连珠炮一样的问题中，最后头皮发麻、血管突突直跳，掩面卒。这样的锻炼从到香港读博就开始了，到写论文的时候已经被练得皮韧骨硬。这样的密集轰炸式提问虽然让人感觉很挫败，却也让我学会了从读者、旁人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东西。要回应那些问题就得细细思考，捋顺逻辑，然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是自己没想明白、没写清楚，完稿的时候有侥幸心理而又被眼尖的导师发现了，于是不得不正视问题，逼着自己把那些结解开。就好像，别人问你，你的论文是做什么的？你能不能在几分钟内跟他讲清楚？如果不能，那就是你自己还没想清楚。
就这样，在无数个来来回回后，我按自己的步伐把论文初稿写完了，再回过头来一次过狠狠地回应导师的挑战。直到上交论文的前一天，我还在导师家里，看她把一页页打印出来的文稿划花；然后我们一起到楼下的日料吃晚餐，席间她给我倒了一杯清酒，跟我说加油，然后继续批评；回到住处，我敲着键盘，看时针走过一圈又一圈，对着文档的编辑功能发愁，格式的调整都快把我弄疯。第二天，当我步入大学门口的打印店，又捧着一摞几近300页一本的大厚论文走到研究生处上交的时候，我的心才开始明快起来。我留了一张交完论文两手空空的照片，我的二十年读书生涯即将要告一段落了！
导师曾说，你们要在读博期间练就深厚的批判能力，比如听完他人的汇报，你能马上清楚他的要点与论述方法，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另外，还要善于面对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这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之后有了给期刊投稿的经验，我才觉得，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这是很重要的能力。文章评审给出的意见肯定是从自己的角度没想过或解决的不好的问题，他们会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而你面对这些评语决不能一删了事或避而不答，因为有评审意见至少说明你的稿子还有希望，再痛苦也要啃下去。如果能在读书的时候就着力锻炼，态度上会有很大的不同——人家那是爱你，不是针对你。作为审稿评阅了很多文章之后更是觉得，能在百忙之中详细给你写意见的一定是真爱！
七、研究即日常
有很多人问我做这个研究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可能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可能分得很开，性别研究给我的感觉就是研究、生活融为一体，研究使人能以更明晰、公正的视角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世界，挑战那些可能已经固化得大家都不会去质疑可是又充满了偏见的观念，处处与之作对。当你的眼界变了，视角变了，理论强大了，你的实践也会强大起来，不安也会多起来。
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很多以往纠结的、想不清楚的事情，比如对于自己的感情和恋爱，对于婚姻和各种亲密关系中的各种坑，对于身为女生需要经历的很多事情等等，以至于听情歌时会不经意就留意到里面虐恋般的歌词，看电视时就时常觉得这个剧的境界怎么这么低那个广告怎么可以那样刻板，听有些人说话会觉得充满了深深的偏见，看娱乐八卦看到很多不良媒体别有用心地渲染各种性别、年龄、职业、种族上的歧视。
有一个学生在课堂上曾经问我，你还能与这个世界安然相处么？我觉得是不行了。我看到了太多不公允和偏见，更多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冷漠。传统有时是件太可怕的事情，这两个字仿佛一把枷锁把所有所谓不合常规的东西排除在外，使一切挣扎和努力都变得困难。我花了十年时间修炼出了这样的眼睛和脑袋。
但我依然深爱这门功夫。它不是一个学科。不是一个专业。国内甚至几乎没有专门的机构去做它。很多人对它有深深的误解，最大的一个是把它与妇女学划上等号。性别研究有更为广阔的视域，它带给我的不仅是学术上的锻炼和学术能力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整个人。从小姐研究开始，我见到了很多不是因为这个研究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到的人，目睹了很多人的日出日落、生生不息，看到了城市里的另一面，听到了很多各不相同的故事，我逐渐变得包容、乐于接受不同与多元，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只看到事情的一面就下判断。我开始思考原本不曾去想的那些事情，开始梳理生活中僵化的观念并尝试从自己开始改变。
改变是异常艰难的，我意识到观念的固化就如铜墙铁壁，你身处其中不得不左突右撞，出不去还可能浑身是伤。但没有人去撞它就会越发坚硬，我做的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松动。我感激那些愿意与我分享他们人生中那一段经历的人们，在那个时候，是他们成就了我，不仅帮助我完成了博士论文，还让我的知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我感觉这是读博士最重要的一点——我的知识架构发生了一些改变，虽然我做的是很小范围的一个很专的东西，但为了它，我改变了半个人生，还有半个，待我慢慢开发。
作者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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