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刊编语02】肖瑛：学术为体，开放为用——《社会》的自白书

 【石头按】 C刊名单公布后，有位编辑好友，期刊不幸落选，半夜打电话跟我商量对策。我说，做刊物总盯着C刊排名、转载、引用率这些量化指标，是没用的。即便做好了，顶多算是炼铁术；办学术期刊，得用炼金术。很多作者可能早知《社会》的大名，但是对于其发展历史和选稿机制却未必熟悉，所以，本期我们有幸请到《社会》执行主编肖瑛教授，且让我们听听肖老师的精彩分享！

【作者简介】 肖瑛，上海大学教授，兼任《社会》执行主编、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

【期刊简介】《社会》由上海大学主办，主编是李友梅教授，是CSSCI源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剑桥科学文摘（CSA）源刊、美国EBSCO host数据库源刊，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13、2015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百强报刊”、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全国高校社科名刊”、中国知网“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入选期刊。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上海大学出版大楼215室，电话：[phone]。

【写在前面】 2015年元月，《社会》编辑部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联袂开了一次全国社会学期刊论坛，石头君作为期刊代表参加会议。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让我们初识他的才干和活跃。一年以后，我们在中山大学的校园再次相遇，在珠江边上，围绕他的博士论文聊了很久。此后没过多久，石头君的公众微信号“学术与社会”面世。在公众微信号满天飞的时代，独自打理一个公益性的学术公众微信号，无论从精力还是传播面角度看，都让人对它的可持续捏一把汗。

但事实证明石头君是个能干事的人，他在“学术与社会”上开辟了“博士论文”专栏，动员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学者把他们求学、选题、调查、成文这样一些隐藏在博士学位论文字里行间不为外人所知的苦与甜、煎熬与兴奋、失望与希望写成文字，如今已经做了44期。这些文字的发表，让博士学位论文这种高度私人性的学术活动得以公共化，不仅启迪和引领着准备走上学术道路的莘莘学子，也让我们这些离博士生生活愈行愈远的中年学者感同身受，获益匪浅。这样选题，这样的内容，“学术与社会”成为学术公众微信号中的常青树当然是理所当然了。

“学术与社会”甫一建立，石头君就给我email，说想开辟一个介绍学术期刊的专栏，希望我能说一说《社会》。我当时虽然应允下来，但一方面由于要把“实践意识”转换为“话语意识”的确有不小困难，另一方面受制于可恶的拖延症，以致这个承诺一拖再拖没有兑现。今年春节后，石头君又来信告知他的公众号正式开辟了一个“名刊编语”，并催促我履行诺言。石头君的宽容、热情和坚持让我无地自容，但我还是拖了一个多月，才绞尽脑汁写下如下的话。希望这篇小文能给关心和支持《社会》的朋友一些新的信息，也期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和帮助这本期刊，众人拾柴火焰高，她办的越好，就越能助推中国社会学的进步。要说明的是，上海大学现在主办有三本社会学专业学术期刊，即《社会》、CJS和CSR，也请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和支持这两本英文刊。

《社会》创办于1981年10月，主办单位是当时尚为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可别小看这个分校的这个小系，它可是中国大陆恢复社会学学科之后成立的第一个社会学系，《社会》也是第一本社会学专业期刊。从创刊到1987年，《社会》为双月刊，从1988年起改为月刊。

《社会》创刊号的封面、目录与封底

检视《社会》的历年目录，迄今为止36年的生命历程大致可以分为若干个阶段。创刊伊始，《社会》就定位为一本社会学知识普及的读物，文章短小，文体活泼，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既有对一些社会现象从家庭到电影票的讨论，也有对社会学知识如社会调查方法、西方社会学经典人物如韦伯的介绍，还有建立各种社会学分支学科如家庭社会学、性社会学、军事社会学、产业社会学、文艺社会学的畅想，甚至当时热门的人学讨论《社会》亦插足其中，1987年起它还开设了社会学漫画栏目；作者队伍呢，既有今天听起来如雷贯耳的大名如费孝通、雷洁琼、王康、于光远等老先生，也有当时的在读大学生，甚至还有工人和农民作者。今天看来，这些稿件不一定特别学术，一些观点的表述没有太多的经验和理论依据，但从字里行间的的确确可以想见作者们憋足干劲尝试用各种社会学视角和理论来理解和分析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和现象的热情。

1993年的《社会》之变故值得浓墨重彩的书写。前一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变革重新启动，“扑通扑通”的“下海”声顿时响彻寰宇。《社会》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当仁不让地要投入到这场对当时、当今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都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热潮中。这一年的第11期，《社会》发表了一份“改版公告”，振聋发聩地宣告“改版后的《社会》杂志将是一份集公众性、社会性于一体的新闻性月刊”。显然，《社会》急于摆脱自己的“社会学”这一不能变纸为钱的行头而纵身跃入更为波澜壮阔的市场社会的怀抱。今天来看1993年的《社会》，那种革新换面的决绝依旧跃然纸上：发行了两期增刊，过去虽略显稚嫩但蹒跚学步的社会学味道在第1期和第2期的目录上基本荡然无存，性和娱乐的花边新闻充斥其间。但让当时意气风发的办刊者始料未及的是，作为一本每期发行量达6万册、在读者心目中占据崇高位置的社会学期刊，转向太过剧烈反而可能脚后跟碰到自己的后脑勺。

果不其然，反弹接踵而至。《社会》第10期首页刊登了《向读者致歉》：“自去年第11期以来，《社会》在实施改版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今年6月15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发文，指出了改版后的《社会》完全背离原定办刊宗旨且未经申报擅自出版合刊的错误，并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报新闻出版署核准，作出三点决定：1、从即日起停售《社会》杂志1993年2、3期合刊和4、5期合刊。2、《社会》杂志必须在纠正其背离办刊宗旨的错误以后方能继续出版发行。3、由上海市高教局会同上海大学文学院查清《社会》杂志背离办刊宗旨的原因和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这些文字里暗含的更为具体的原因：一是上半年发表的一篇带有政治敏感性主题的稿件，二是关于性的主题太多，不仅有文字而且有图片。

停刊、求情、检讨、整改，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波折，被批评为领悟南方讲话中的市场经济指示过了头的《社会》重新回到起点，其主题一方面离“性”以及相关的花边新闻愈行愈远，另一方面普及社会学知识的稿件也慢慢退出舞台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的稿件。就像这封信中承诺的，“再生的《社会》将以其融理论和社会现实于一体的独特风格，展示人类生活的真谛，留下我们对伟大时代的辉煌与痛楚的描述与思索”。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最后一年。翻开新世纪的第一本《社会》，标题上看颇为专业的社会学论文开始涌现。这些稿件的作者大多是1966年之后出生、90年代前后进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群作者的出现，客观上推动着《社会》的定位和风格的悄然变动。到2002第2期，《社会》基本上可以被称为一本社会学专业期刊，学院特色不断彰显。这客观上为2005年的改版奠定了基础。

回顾1981年到2004年这段刊史，虽然从专业角度看，《社会》刊文从观点到资料到分析都稍显幼稚甚至外行，但不可否定的是，它真切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涌现的不同现象、社会变动的脉搏，也记录了编者、作者和社会对社会变动的感受和态度，同样重要的是，《社会》本身或主动或被动的自我改革及其后果生动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管理体制、观念以及禁忌。可以说，《社会》就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和社会学变迁的断代史，就是参与这部断代史的社会学者的心路史。这两部历史决定了《社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学课题。

从2002年起的专业化路程，一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学教育开始显示其专业化和学院化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和认识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情感性评价或大而化之的想象的层次。这两种力量共同推动着《社会》从2005年起蜕变成今天的模样。改版12年以来，虽然封面、英文刊名、版式、风格都有过一些微调，2010-2012年甚至还曾进行过中英文稿件合刊的改革，但在学术取向上，除了不断的强化，并没有太多的变动。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SAGE集团开始跟《社会》编辑部接洽商谈合办英文刊事宜，经过将近三年艰苦卓绝的筹划和合同谈判，《社会》英文版CJS于2015年3月终于迎来了其创刊号。这是《社会》办刊的一个里程碑。CJS的稿件一半系英文原稿，一半从《社会》刊发的中文稿件翻译而来。刊发翻译稿的目的有二：一是CJS定位于向国际学者尤其是英文学者推介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优秀的理论、历史和质性研究成果，这是CJS同一般英文刊定位不一样的地方；二是推进《社会》刊文的国际影响力。另外一件大事是，2016年，上海大学成为国际知名的SSCI源刊CSR的第一主办单位，CSR获得了从《社会》的已刊稿件中选择优秀论文翻译发表的授权。这样，一次中文投稿，就可能获得在三个期刊发表的机会，我们称之为“一稿一投多发”。翻译和出版的所有费用，由《社会》-CJS联合编辑部以及CSR编辑部承担。

CJS和CSR封面

二、阳春白雪：《社会》的自我定位

《社会》是一本社会学专业学术期刊。这一点学界应该没有异议。但至于办一本怎样的“社会学专业学术期刊”，却有不同的声音，我们也接到很多友善的批评和建议。早在2010年哈尔滨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就有读者反映两本社会学专业期刊的论文越来越看不懂了，不像费老的文章那么可爱；2012年我们找一帮朋友给《社会》提建议，有的筒子认为《社会》应该向国内一些办得非常有特色的综合性期刊看齐；有的报纸专栏作者建议刊发的稿件不能太阳春白雪，不能只适合极少数读者而不能为大众理解和接受；有的旁观者一再反映刊文的篇幅太长，每期容纳的稿件量太少；还有的掌握各种基金、奖励大权的老大们指示要多约名人的稿件、有国家资金资助的稿件和热点话题的稿件，所谓“名栏名人名文”是也……

我们很珍惜这些意见和建议，但从不盲从它们。对于一本期刊及其办刊者来说，可读性、影响力、发行量等指标都不可或缺，否则期刊就会沦为一种私人性作品。但是，对于一本专业学术期刊而言，这些指标又都不具有本体性的价值。在知识传播的漫长链条中，专业学术期刊处在最高端，它面对的读者不是大众，不是政客，也不是商人，而是特定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学生，它所要表达和传播的，是这个专业领域里最前沿、最创新的知识和思想。因此，阳春白雪是专业学术期刊的题中应有之义。古希腊以来就有爱智慧者与政治家以及其他职业的分工，道理也在这里。当然，专业学术期刊的成果也需要传播，需要把思想和知识向大众向特定学术圈子外的世界传播，但这个传播不是专业学术期刊的本职工作，而只是它的附带职业或者其他知识人和媒介的任务。一言以蔽之，所谓影响力、发行量、可读性等指标都是要服从于专业学术期刊本身的学术本质，如果一本专业学术期刊能实现这两种目标共存共赢当然再好不过，但若用上述非学术指标来削弱甚至否定其学术本质，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

有了关于“专业学术期刊”的定义，我们就能界定《社会》这本社会学专业学术期刊的学术立场了。所谓“社会学专业学术期刊”，很多人的回答很直接，那就是只刊登社会学学科和专业稿件的期刊。这个答案没有错，但显然太表面化。在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和期刊市场，存在两种社会学的专业论文，一种是有社会学观点但论证不需要太细致，无论是理论和历史研究还是经验和对策研究，都高开高走，以宏大叙述为主；还有一种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经验资料上的细致论证。这两类论文迎合于两类不同的学术期刊，一种是综合性期刊，一种社会学专业学术期刊。作为自我界定为“社会学专业学术期刊”的《社会》，当然不能满足于前一类型的稿件，而必须立志为后一种稿件的发表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换言之，《社会》不仅追求社会学的学科性，同时还讲究论证和分析的严谨。

众所周知，分析和论证及其逻辑性是中国文化的短板，我们今天的学术气质在总体上仍然同欧美社会科学论证上严格的逻辑性和精致的分类分层，以及日本学术细致到琐碎的史料功夫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不否定我们气质的优越性，但必须指出，单有这一点无法促进一个学科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思维方式的进步。有鉴于此，《社会》的自我定位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指的是一篇稿件的选题应该立基于广阔和崇高的学术视野，以及确定的理论、历史和现实背景和关怀，这才是具有理论品格的经验研究，是面向中国经验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小处着手，则要求稿件论证的严谨和精致，既在概念界定上严格严谨，在问题提出和分析框架设计上注重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积累，有明确的对话点，还要在论证上有更精致的制度、机制或民情的形成和转变过程分析。考虑到这种论证要求，我们稿件篇幅的底限是12000字，对于优秀的稿件，上限不作严格规定，但对于一般的稿件，则坚守20000字的上限标准。这两个要求结合起来，就形塑出具有实质价值的扎实的学术研究。当然，第一个要求的实现，不仅仅取决于作者的思考和阅读，更取决于作者的生活阅历与自我反思。我们期待《社会》刊发的每一篇稿件都能带给读者不仅是知识和思想上的收获，学术积累的增进，而且还能有心灵上的触动。

作者或者期刊自说自话显然无益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目标之达成。因此，《社会》把促成学术对话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能。这里的学术对话，一方面当然是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另一方面一定是不同学科之间的，我们不能因为“专业”二字而偏守社会学之一隅而拒绝其他学科和专业伸过来的橄榄枝。前段时间有读者给我们来信，建议我们多发“正统社会学”的论文。其实，何谓“正统社会学”本身就是个不可回答的问题，因为社会学从问世之日起，关于自身的界定就要么是总体性社会科学，要么是在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哲学相比较中析出的，要么干脆被当作是剩余性学科。总之，实在难以给社会学一个精确的边界。反过来说，社会学的丰富和发展，一定是建立在对其他学科成果的积极汲取基础上的，或建立在同其他学科若即若离的模糊边界基础上的。有鉴于此，我们对所谓社会学论文的界定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从中可以读到社会学的想象力。在此前提下，我们一方面吸收更为精致和精细的社会学传统主题的稿件，另一方面则积极倡导拓展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延长社会学的解释链条，要么以专题形式发表跨学科跨专业的学术对话，要么以专题形式把历史维度引入社会学视野，要么把社会理论的起点从19世纪向更古老的时代延伸。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的学科内部对话也好，学科之间的对话也好，都无条件地拒绝那种要么“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叹，要么抽象的不着边际的议论，而一定是以具体的学术论题为中心，以具体的学术论文为媒介，开展实打实的切磋和回应。

三、圈外的世界很无限：看看我们“不接受哪些类型的稿件”

《社会》是一本开放的社会学专业学术期刊。如果说在专业学术期刊的定位上我们是学术性为本，开放性为辅，那么，在稿件遴选标准上，我们把开放性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我们画了一个圈，圈定了不符合我们要求的稿件的特点，而在这个圈之外，世界无限大。换言之，《社会》的办刊人不愿意把自己不可规避的知识和思想的有限、成见和偏见带入对稿件的判断中，而更愿意从作者的成果中汲取新的视野、知识、思想、兴趣和感受。

1. 缺失新意的重复性研究。在国内学界，若干经典论题虽然有较为庞大的研究队伍，但也许由于之前学者的积累太扎实，或者这些论题过分发达和成熟，以致即使有新的数据和资料，也很难在问题选择、分析框架、方法等关键方面有所创新，并有新的发现。这类研究对于学术的贡献度不大，近年来我们拒绝了一些类似的稿件。

重复研究不仅表现在某些主题上，而且表现在某些作者身上。近年来，我们发现个别作者具有快速编写学术论文的能力。他们或用同一个理论，或用同一个模型，或用同一个数据，快速地编写出若干论文。单看其中的一篇，感觉还不错，但若把两篇或者三篇放在一块，作者的企图就成了秃子头顶的虱子。虽然匿名，但由于稿件的相似度太高，工作编委直觉上就能把前后几篇稿件联系在一起，并质疑其续篇的学术贡献。这样的作者，有做定量研究的，也有做质性研究的。

2. 问题意识、分析架构同资料或现实之间的契合度不高。很多稿件被拒的原因是问题意识不够明确，或者作者的问题同论证之间并不衔接，或者有多个问题意识并存而作者自己并不知晓哪一个最有价值，或者是问题意识暴露出作者对资料以及资料所嵌入的社会现实的无感。有的稿件习惯于为自己的资料“包装”一个理论帽子，以致要么大而无当，要么削足适履。有的作者在理论上并无精深修养，却喜欢大堆引用各种理论和概念。

有些稿件虽然资料丰富，但由于作者的分析框架过于简单，缺失理论修养，以致分析只有一个层次，浅尝辄止，而难以精微地彰显资料的学术价值。相反，有些稿件的粗糙则是由资料单薄引起的。

我们也不喜欢耽于想象的逻辑推理，而希望中观层面的理论研究能有经验资料的支持。正因为对理论与经验的双向要求，《社会》暂时搁置了笔谈、调查报告等文体。

3. 书写拖沓，表述混乱，语病严重。编辑渴望既逻辑清楚，论证严格，文字又生动活泼的稿件。我们想象的学者也应该如此。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个别学者和学生虽然自诩以文字讨生活，但书写的基本功从来没有掌握好。说句实话，作为编辑，最害怕的就是那种文字生硬、语病连篇、句子之间逻辑关系不清楚、拖沓冗长的稿件。而且，这几个毛病通常是组团而来的。这样的稿件不仅读起来如同嚼蜡，而且空洞无物，三万字的篇幅缩成五千字可能还显冗长。一般地看，学问高下同文字水平成正比。对于有学问而文字功夫稍欠火候的作者，我们建议写成一篇稿件后，先找语言功夫好的朋友润色和把关，然后再投稿。

4. 体例不符。那些体例不符我刊要求的稿件，一看就晓得作者是在利用当下便利的互联网投稿系统而零成本地一稿多投。

圈外的世界无穷大。我们惟稿件质量是求，而不论作者的职称职务人才称号，也不看其成果是否有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资金支持。对于海内外在读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社会》愿意作您通往学术之门的第一块铺路石。

四、学术专题：以推进学术争鸣和积累为鹄的

《社会》从2013年起尝试推动专题研究，到2015年基本做到每期有一到两个专题。

组织学术专题首先是为了增进稿件之间的对话。我们很早就注意到，国内社会学界缺乏严肃的学术争鸣，各说各话的现象比较严重，严肃的学术争鸣和对话局限在少数几个学术共同体内部而不为学界所共享；刊发在同一期的稿件，如同一粒粒散落的珍珠，仅仅由于某些偶然的原因凑合在一起，其间没有其他实质性关联。有鉴于此，我们试图在《社会》上增加对话的环节，不仅作者能从对话中获得启发，而且读者也能有所收益。另一个目的是增进稿件的影响力。在今天信息爆炸的背景下，一些优秀的单篇稿件可能被埋没而无人能识。通过专题发表，体量生产吸引力，甚至可能对学界产生某些暗示作用。从一些读者来信和投稿情况看，专题的确具有我们所期待的上述效力。举个例子，近年来我们把社会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稿件集结成专题发表，一方面果然提升了历史社会学的稿源量，另一方面让一些读者产生《社会》刊登了过多篇幅的社会理论历史社会学稿件而挤压了其他主题稿件的错觉。

《社会》近年的重大选题和专题
2014年第3期	传统中国的公共性
2014年第4期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
2015年第1期	历史社会学研究
2015年第6期	残障问题研究
2016年第1期	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研究
2016年第2期	教育社会学研究
2016年第5期	中国社会构成逻辑的传统与变迁
2016年第5期	互联网与中国社会

专题有多种形式，《社会》这几年主要采取其中的两种，一种是为围绕一篇稿件展开跨学科的学术对话和争鸣，另一种是围绕同一主题组织若干稿件。第二种形式因为不需要作者之间的对话，组织起来要简单一些。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在主题策划好后邀请几位正在做这方面研究而且做得好的学者召开小型专题研讨会，然后盯紧、盯牢作者的写作进度即可；讨巧的办法则是把定稿会决定采用的几篇有相同主题的稿件放在一块。但对学术有真正推进作用的是学术对话。这首先必须确定对话点，如找到了一篇在我们看来创新性和争议性比较大、学术价值比较高的稿件，然后围绕稿件的核心观点组织研讨会。这几年来，我们先后获得渠敬东、周黎安、周雪光、李猛、曹正汉等老师的作品，他们很慷慨地奉献出自己的作品作为学术对话的靶子。我们对评论稿件的要求，不是局限于对靶子稿件的评论，而是要从靶子稿件的某个核心观点和问题出发表达和论证评论人自己的学术观点，以保证评论稿件可以作为一篇独立的学术论文存在。

专题需要策划，更需要运气，需要找寻学品人品俱佳的评论人。近年来，我们还在策划一些专题，包括在全球学术的视野下对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检讨、互联网下社会生活新机制和民情改变，等等，展开专题研讨，但毕竟我们只能“做饭”而不能亲自“产米”，因此纵使百般用计作巧妇亦常迟迟不能如愿。我们也曾向学界广发英雄帖，希望群策群力来策划和组织专题，但收效只能用“甚微”来表达。其实，学者参与期刊专题策划的最大好处是能帮助他组织学术共同体，把作者自己的私人性研究主题扩展为公共性学术论题。譬如，2015年我们组织的残障研究专题，其起点并非一个专题，而是一篇稿件，工作编委会觉得这个题目对于中国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故授权作者找寻并邀请海内外有类似研究成果的优秀学者撰写相同主题的论文。这组专题刊用后被人大书报资料全部转载，国内一些兄弟期刊也邀请作者开展接续性研究。当然，为保证稿件质量，工作编委会不可能把最后的用稿决定权交给参与组稿的学者。

五、办刊和学术：工作编委会的双重共同体身份

《社会》依赖于两个团队的通力合作，一个是工作编委会团队，负责稿件遴选和专题策划；一个是编辑团队，即上海大学期刊社的《社会》-CJS联合编辑部的成员，负责杂志的日常运作和稿件编辑工作。工作编委成员是主编依托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师资，从中遴选的在某个领域有研究专长，学术视野开阔，挑刺能力强，为人正直、负责任、不江湖、不计报酬，审稿时不为私人关系干扰的中青年学者。工作编委会既是封闭和匿名的，又是开放的。从2011年小试牛刀到2012年正式运行，个别工作编委因不能保证充分的时间精力参与审稿而退出，一些新加盟社会学院的青年学者则被吸收进来（这里插播一个花边：先作《社会》的作者，然后作上大社会学院的同事，再作《社会》的工作编委，好像是工作编委会的不少年轻成员不约而同的事业路线图）。

与工作编委会制度配合，我们设置了通稿会和定稿会制度。这使得《社会》的审稿程序更为复杂和严格。所有投稿自动匿名化后要经过如下环节才能最终被采用：编辑一审——编辑部主任复审——主编三审（执行主编和副主编分头审稿后共同确认哪些稿件继续下面的程序）——通稿会四审（经过前三审的稿件由主编提交通稿会，通稿会做出决定后由执行主编在主编审稿系统中操作，故审稿系统中显示不出四审环节。退稿意见一般要到第四审才会出现。）——责任工作编委五审——两名审稿专家六审——定稿会七审。定稿会最后决定稿件是否留用，有权否定工作编委和外审专家的意见。一般而言，通稿会的标准对宽松一些，会给一些有明显问题但有修改可能的稿件外审的机会，但若经过外审和修改后仍没有达到发表要求，即使外审意见非常正面，也可能遭定稿会否决。

五年的实践证明，工作编委会制度的效果非常好：（1）通过集体会审，稿件质量把握更全面，提出的修改意见更具有建设性。因为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的局限，包括知识和情感上的，而集体的力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克服这些问题。（2）杜绝关系稿件。在关系社会中，办刊人是难以逃避各种人情面子的，但工作编委之间的相互约束和监督，使得从主编到编辑都没法在关系稿上开口子。（3）每次通稿会和定稿会都是一次学术研讨会，对于工作编委本人也具有学术提升效果，为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塑造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创造了条件。

当然，工作编委会制度听起来很严格很苛刻甚至严格苛刻到可怕，但其实工作编委们并不会把自己的偏见和嗜好带进审稿，关键是任何一个编委的偏见和嗜好即使被带入也会被其他编委纠正。只要稿件没有进入第四部分所圈定的圈子，就会获得他们的青睐。如果您不仅规避了上面的圈子，而且选题更新颖甚至新颖得出乎意料，论证更扎实甚至扎实得无懈可击，文笔更老到甚至老到得返老还童，观点更有味道甚至有味道得让人浮想联翩而三月不知肉味，那么工作编委们可能会激动得把外审程序抛到九霄云外而提议直接采纳并发表大作呢。

六、白天研讨晚上唱戏：社会-CJS学术论坛之社会理论工作坊

在中国当前的学术期刊市场被先天等级化的大背景下，办一本期刊不难，因为总有那么多人因要评职称而必须发稿件，但要办好一本学术期刊非常之艰难，不仅要积极谋划专题，延揽优质稿件，杜绝关系稿对期刊质量和优秀作者的伤害，而且要建立一些学术平台来支持期刊。《社会》前几年创设的“社会-CJS学术论坛”就属于此类努力的一部分。“社会-CJS学术论坛”作为《社会》及其英文刊CJS常设性的学术品牌，容纳了两本期刊近年来举办的所有专题研讨会，先于其创设的“社会理论工作坊”也归入这一品牌下。“社会理论工作坊”从2012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除第二届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外，其他都由《社会》-CJS联合编辑部主办。

“社会理论工作坊”的创设，并非处心积虑之结果，而实在是一次机缘巧合的意外造物。2012年春，我们无意中看到了北京一些读书会元旦自娱自乐的节目录像，甚是艳羡，希望能搬到上海大学重演，以激活成立不到一年的社会学院的学生的文艺热情。为让演出经费师出有门，我们绞尽脑汁想出了由《社会》编辑部联袂上大社会学院主办学术研讨会的招。考虑到当时话剧《雷雨》的演员主要是渠敬东老师主持的“黑格尔读书小组”的成员，于是顺便为会议起了个“社会理论工作坊”名称，而其实第一届工作坊的主题就涉及社会理论、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同时，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我们组织研究生和本科生成立了“三重檐社”（“三重檐”出自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院徽形状），给文艺晚会取名叫“话剧之夜”。就因为这一次冲动，“社会理论工作坊”从此成了《社会》的固定学术品牌，并稳定了白天学术讨论，晚上（周六晚）话剧之夜的结构。值得一提的是，孟庆延和齐群是“社会理论工作坊”的五朝元老，他们合演的相声也是五届“话剧之夜”当仁不让的压轴节目。

“三重檐社”剧照

孟庆延和齐群在说相声

“社会理论工作坊”同坊间流行的高度形式化的学术会议最为不同的地方是：（1）一切仪式从简，不设开幕式和闭幕式，只有一张为有图有真相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合影，不设招待宴，亦无酒水提供；（2）每篇参会论文的发言评论和讨论时长为50—60分钟，致力构建发言人与评论人之间深度互动的空间；（3）全面开放，会务组会为每一位旁听者准备好会议资料；（4）致力于把办刊、学术与人才培养捆绑在一起，一是把论坛放在教学楼举行，为上大学生参与提供便利，二是微信公众号“索骥”（suoji060）的学生记者四处出动，采访与会学者，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学者和学术，三是“话剧之夜”节目从编剧到导演到演出学生全程主导，老师们只能做点学生要求的剧务工作。

2017年的-CJS学术论坛之第六届社会理论工作坊”的日程在第五届结束之时就已敲定并广发了英雄帖。这届工作坊将重点推出质性研究专题。我们知道，质性研究是最难做的：一要民族志的功夫，方能收集充足的资料；二要作家的功夫，方能把一堆看起来杂乱无章的资料变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三要长者的睿智，方能找到恰切的问题意识；四要扎实的理论修养，方能对故事进行富有层次的条分缕析并超越经验层面而回答一个理论问题。而且，糟糕的是，质性研究成果的质量是最容易判断的。近年来，由于老一代学者的退休，中青代学者的学术兴趣转移，质性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下降的迹象。这次论坛我们邀请了国内学界在质性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老一辈学者和中青代学者担任质性论文评议人，并考虑设置一个关于如何做好质性研究的专题讨论。另外，这届工作坊的“话剧之夜”，除了保留节目孟庆延齐群师兄弟的相声段子（据传有彩蛋），以及由与会学者的子弟组成的“社二代”表演团队外，我们正在筹备并面向与会者公开征集节目。

 “社会-CJS学术论坛”在2017年的另一个重头节目是邀请兄弟期刊共同举办“首届全国社会学研究生学术论坛”，具体信息可查看《社会》的公众微信号（CJS_of_Shangda）刊登的《“首届全国社会学研究生学术论坛”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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