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41期 张劼颖：我的垃圾研究

 【题外话】 很多读友在后台提问：《学术论文写作指引》为何不继续更新了？多谢大家惦念！事实上，《学术论文写作指引》专栏更新到（好像是）第6篇的时候，石头就已经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达成了出版意向。此后，石头一边更新专栏，一边构思书稿，直到今年春节，终于完成了初稿。目前，书稿还差点火候，且等石头再熬一熬。

【石头引】 博士论文绝对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修行，想起曾几何时的自己，再看看身边正在埋头码字的博友，绝对有一种不虚此行的感慨。据说，美国加州圣昆丁监狱正在循循善诱地敦促囚犯们学习论文写作，典狱长告诉媒体朋友：以前，67%出狱者都会在三年内二进宫，但是Academic Writing项目出来的囚犯没有再回监狱的例子。一位刚出狱的囚犯现身说法：“太可怕了，我宁愿在外面饿死也不想再进去写论文了”。

好了，段子看完了。让我们听听今天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到底是如何拨开云雾见日月的？

【作者简介】  张劼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5年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发表作品《中国高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垃圾治理困境》、《从“生物公民”到“环保公益”：一个基于案例的环保运动轨迹分析》、《废品生活：垃圾场上的经济、社群与空间》等，研究方向：环境人类学、STS、社会运动。联系方式：[e-mail]。

每当提及我的研究，常令对方眼前一亮：“垃圾？听起来很有趣！”的确，我关注垃圾将近十年。这个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又往往不为常人所注意之物令人着迷。垃圾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其文化意义，还在于其衍生的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现象。不过，我的研究看似顺理成章，实际上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我的博士研究，是被恐惧驱动的。做论文的历程，既是极大的享受，也是极大的折磨。五年半的博士生涯，痛苦求索，对于无法做出合格的论文、无法顺利毕业进而顺利生活的恐惧就一直如影随形。而后两者和前者又密切相关，说到底，还是论文。论文从选题开始就步履维艰，研究计划经历了难产。进入田野之后，开始柳暗花明，到了写作，又是迷雾重重。不过，事后回顾，我发现，正是这些艰难困顿，构成了绝佳的训练。

一、学术转轨的冲击

艰难困顿从博士生涯的最初就开始了。2010年我离开北京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此时我已从北大社会学系毕业一年，这一年从事劳工方面的社会行动。在行动中，我感觉到还有太多的疑惑需要回答，有太多“认识世界”的努力尚未完成，又有太多的思考想要整理、系统地表达，于是，本打算以“改造世界”为志业的我，又回归了学院。

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转轨”。首先，当时的我对于自己完成一个合格博士研究的能力，并没有太多的信心。事实上，直至本科毕业，我都是一名理工科学生。虽然考研上了社会学硕士，但是对于我来说，知识储备似乎至少及格，但还不懂“社会学研究该怎么做”。换句话说，知道了猪肉的味道，乃至化学组分，但猪跑见得太少，自己跑就更不会了。虽上过方法课、论文写作课，导师也倾注了心血指导，然而对于一个社会学研究究竟要做什么、怎样才算是做得好，我仍是似懂非懂（这些问题是我在做博士论文过程中才领悟的）。

在懵懂中度过了硕士阶段，凭着自己野路子初生牛犊的勇气和投入十二分力气的田野工作，硕士对于北京拾荒者的论文，竟入选北大、清华、人大三校十佳优秀社会学硕士论文。提及这一点并非夸耀，相反，得到这一殊荣一方面固然增强了信心，另外一方面也丝毫没能减少我的困惑。为什么我的论文算好？部分理论框架，似乎不是从对事实的理解中来，而是直接采取导师的进路；还扯到了不少哲学理论，这算好吗？我的方法，是边做边想边改的；而解释和结论的提出，似乎是灵光乍现的结果。让我再做一个研究，可以复制吗？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就像幽灵一样，从博士一开始，就又回来找我了。

第二点不适应是社会学到人类学的转轨。在北大社会学系，我所受的训练是社会学的。虽然硕士论文以质性的方法进行研究，论文是民族志式的，田野做了两年，这一点非常“人类学”，可我仍然觉得和人类学存在巨大的鸿沟。事实上，到人类学系攻读博士是我自己的主动选择，我喜欢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理论读起来也更有感觉。然而，自己开始做，张力就产生了。我与同学讨论这种困惑，同学说，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你们读涂尔干，读福柯，我们也读，不是吗？

话虽如此，仍然无法削减我在人类学系的异类感，我自愧知识的欠缺，又觉得那些族群／民族研究，宗教研究，物质／非物质文化研究非常陌生和遥远。我研究的就是现代的、我所处其中的社会和文化。当然，到今天，我可以理解，那些看似“异域”的研究的内核、关怀是什么，和我的研究有何相通之处，各种不同的研究在学术史谱系中各处于什么位置，为什么我不需要担心这种转轨。今天我可以回答，对现代的、当下的，甚至是自身所处的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自有其重要意义。然而，在当时这些陌生感，却足以构成持久的困惑。

最后，转轨来自从行动者到研究者身份的转变。当行动者的时候，我发觉自己不能满足于停止思考。但是到了学院，我又显得太于强烈地关怀现实，以至于常常免不了怀疑一些看起来很“轻”的研究。而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研究，在那个评价体系里似乎不但具有正当性，还很受好评，于是，怀疑又转向了自己。同时，不适还来自香港中大的制度以及训练方式。关于制度的问题纷繁复杂，不一而足，简言之，就是如何闯过大大小小的关卡，一步步走向顺利毕业。对我而言，每一步都走得惊险，伴随着不能顺利毕业的担心。

二、研究计划的难产

所有不适，在第一年都转化为一个具体的问题，那就是，我提不出一个合适的研究课题来。在本系，你研究什么，几乎就是你的一张名片。本系师生初次见面，微笑、握手后，“你叫什么”、“从哪里来”之外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打算）研究什么”？因为提不出一个合适的研究课题，我甚至觉得基本的社交都受挫了。每被问及，只有语塞、心虚、想逃跑。当然，社交虽然影响心情，还只是末节。麻烦在于，要尽快选择导师。而选择哪位导师，当然取决于你要研究什么。

 当然，在随后漫长的过程中，研究课题是可以改换的。不过，作为起点，总需要先提出一个来。好的研究课题首先需要是在所处的学科／学系语境中是合法的、可做的。其次听起来有意思才好。有学术意趣之外，又有社会价值、足够重要，就更好不过。如果是自己真心感兴趣的、热爱的、有激情的，那就完美了。对我而言，由于前述几种“不适”，做到第一点，即提出一个在这个场域中（香港中大人类学系、人类学）合法的研究问题都成问题。参考身边的同学、老师，研究台湾一贯道（什么东西？）、牛奶、沉香（这也可以？）、青岛历史建筑与空间（怎么研究？）、中韩跨国女工（只有这个我懂）、海外的中国食谱变迁（又不懂了）。有人提议我延续之前的积累，继续研究拾荒者或中国农民工问题。然而，对我而言，博士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我太想做“新”的东西——不仅对我而言，是新鲜的，对于学科来说，也不是那种相对成熟、一再探讨的命题（当然，此类命题是有价值，也是优秀成果倍出的）。

决定研究环保领域的公民行动和组织，是“赶鸭子上架”的结果。一方面，是出于现实的对于公民行动，及对“公益”、“道德”之类的概念的兴趣。另一方面，出于现实考量，感觉本系在学术风格上和人格上都和自己都比较亲和的Joseph Bosco教授，对政治人类学包括公民组织（宗教组织）有所建树，也带出过研究公民行动的学生。为什么研究环保行动呢？我自己从事过劳工行动。把自己热爱和熟悉的事物变成研究对象，进入容易、有丰富的信息储备和关系网络，这些都是现实的益处，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这样产生。然而，我却不太愿意。一方面，我渴望借着博士研究的机会，了解自己并不熟悉的事物，这样这个旅程才足够有趣、刺激。此外，内心也不太愿意把自己热爱的事业变成解构的对象。另一方面，我对中国日益显著的环境污染问题比较好奇和关心。因此，我打算研究环保行动，而不是劳工。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去哪里做？一开始把田野选在了环保组织富集的云南。这其实是缺乏深思、随大流的选择。事实上，田野不仅仅是研究所发生的环境、场景或者容器，还是构成研究对象意义的一部分，田野即研究本身。人类学以云南的某地作为田野，这值得反思，应有这个自觉，理解为何这里是热点的同时，不断自问为何自己要选择这里。如Hathaway在其著作Environmental Wind（2013）当中提到的，云南成为环保组织的“桥头堡”，这不应该是一个研究者一开始就接受的现实，相反，这应该是被解释的问题。为什么生态资源同样丰富的贵州省，就没能如云南成为环保的中心？

后来，当我自问，为什么一定是这个“地方”，此地如何影响我想看的东西？和我的研究问题的关系又是什么？我放弃了云南，选择了大都会G市。原因有三：1，我更关心的是嵌入日常生活、和个人权利密切相关的那种本地的、（用景军老师的话说）“为了人自己”的环保行动，而非“为了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行动。而“全球化视域下的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与地方、地方组织的关系”，此类问题也不是我的首要关心——回答这些问题，无疑云南比G市合适。2，G市所在的省当时刚刚颁布新政，开放民间组织注册，我了解到一些环保组织正在尝试注册，这正好可以回答我对于“国家与公民行动空间形成”的关心。3，由于前述自己和“远方人类学”之间的张力，我不打算做一个远方的、他乡的、边疆的人类学，而想要实践一下在现代的大都市做田野，亲自感受一下方法上的挑战和潜力，做一个“study up”的人类学研究，而不是中心对边陲的、（知识/权力上/政治经济地位上）上对下的研究。

在田野之前，我们有一门方法课，其目标是，经过一个学期，逐步完成一份研究计划，用于随后的田野工作。这门课对我来说又是一个煎熬。由于对研究对象没有太多了解，没有激情，理论上也擦不出什么火花，基本上全凭空想。而课程的要求和我的处境正好相反：研究计划越具体、越详尽清楚越好。不出意料，我每次都得全班最低分，自信心也随之持续下跌。我告诉导师，这门课对我来说太勉为其难，我对未来的田野根本没有感觉，这样瞎编没有任何意义！导师的回应是，写计划都一定程度地需要想象，这是个必不可少的训练，不容商量；更重要的是，尽管研究做到最后一定会和最初的计划不一样，一开始有一个具体确定的计划仍会对田野工作有帮助，哪怕你最后已经越走越远，最初仍然需要有一条初始线路。

 研究计划需要亮出一个关键的东西，即你的研究问题。这也是你论文要去回答的问题。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应该是提出来令读者眼前一亮，感觉有意思，继而跟着一起疑惑，然后迫不及待想要从作者的研究当中找到回答。而这背后，应该是一种很强的结合理论和现实的能力：透过对现实的把握，提出有意趣的好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回答，又可以在学理上有所贡献。当时的我，是提不出这样的问题的。我的问题非常乏味，都是描述性的，例如，环保组织的行动是怎样的，建构了怎样的绿色场域，其行动空间是怎样形成／消解的，再加上一些生硬的概念，如空间、行动、抗争，国家与社会……虽然研究问题很是空洞，但毕竟指明了理论准备的大概方向。我列出了三份书目，人类学一般理论、有关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政治人类学。针对我的题目，在中国人类学当中，我特别加入了中国的环境问题、环境政治、公民社会相关文献；在政治人类学当中，除一般政治人类学，特别选取了国家研究、社会运动研究、抗争研究、权利研究与科学技术研究这几个部分。有赖这大面积的阅读，我在随后的田野中能够随着观察源源不断地冒出有意义的问题来。当然最后论文写作中，很多阅读完全用不上，又有很多需要补读的。

实际上，研究计划对我最大的折磨不是课堂上的最低分，而是无法顺利毕业的恐惧。根据规定，博士第二年结束后，要提交研究计划给论文答辩委员会，通过后，才会放行田野。了解前人的经历，让我吃惊地意识到一件事，还真有人没通过的！这位同门由于研究计划得不到我们导师的首肯，不得不延迟半年，专门修改计划，这意外延误的半年连住宿都成了问题，狼狈如丧家之犬。虽说人类学博士一定会延期，但是我还是希望把延期留到论文写作阶段，还没下田野，为了一个破研究计划就要延期，听起来也太令人沮丧了！我的同学甚至给我出好了主意，万一没过，就睡办公室地上，洗澡去游泳池！也许是去游泳池洗澡的恐惧，逼我到了极限，在惊恐中一年内将不断重写、改头换面。最后的版本虽不出彩，但基本合乎规范，居然通过了。

曾与师友讨论，就下田野前这一步，为什么我如此艰难？身边不乏顺利的例子：一个朋友跟导师结合紧密，她的研究，顺理成章地，就是导师宏大研究王国的一小块版图，从研究课题，到理论框架，甚至田野，似乎都是直接承接而来。另一个朋友则比较“任性”，毫不犹豫地选择研究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采用最喜欢的进路，哪怕和导师格格不入，但自己做得高兴。师友答，困难是必经之路，别人看似顺遂，也一定会在不同的阶段需要解决类似的问题。而我也意识到，这些艰难，部分源于自己的选择。比如我喜欢独立开疆扩土甚于加入导师的版图；我不想围着熟悉的东西打转，也不想加入那些已经富载了太多研究的话题——我想要研究那些（越来越）重要的、但是还未充分进入学术视野的现象（随后的垃圾研究，确实实现了这一愿望）；我希望对研究的东西有激情，又想要做一个规范的、具有普遍性的作品，而不是只像硕士那样凭着灵感和勇气另辟蹊径。正因为这些野心，自讨苦吃，下田野前每一步都走得窘迫。然而，回看，这些窘迫也都是绝佳的训练。

三：田野工作的突破

由于我在博士生涯头两年的挫败和委顿非常明显，以至于同学怀疑我会退学，又以至于他们惊异地发现我在田野中的进步，觉得我“开挂”了。确实，从田野开始，我有了一种拨云见日、突飞猛进的感觉。回看当时，我想这恰是因为头两年的折磨，这两年看似在原地打转、做无用功，实际上，正是通过那种痛苦的自我怀疑、反复求索，在困顿中蓄足了力，好像被围困在高处的山洪，一旦找到一个突破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1. 进入的挑战

当然，这并不是说田野就是容易的。不过，像“进入”之类的困难，本来就是田野工作的一部分。进入之难本不足道。这里值得一说是因为，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进入所遭遇的问题，会深刻地影响随后的发现以及问题意识。我的进入，和往常“向下”研究的难处不同。我以往研究拾荒者、打工者、农村，难在进入一个相对封闭、边缘的社区。对于拾荒者，我花了足有半年的时间取得信任。这段“进入”传为一段佳话，我常告诉学弟妹，进入要像谈恋爱追求姑娘一样耐心、用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与拾荒者互动的中，我具有社会地位以及某种知识/权力的“上位”。我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只要敲开第一道门，多数人，哪怕是带着迟疑的接受，最后都能够和我顺利建立“研究－被研究”关系。

这和G市的田野就非常不同。G市的难，是一种和“中产阶级”打交道的难。G市的当地环保者，社会阶层、受教育水平较高，和媒体、学界关系多、打交道经验非常丰富，国际经验比我还多。这绝对不是那种“现代”对“前现代”的观看。说起来，他们是G市人，比我一个西北人，卷入现代化更早、程度更深呢。他们的语言，更是在我所在的香港的主流官方语言，这语言障碍，倒是构成了我在香港作为移民、少数族群的边缘身份呢。我和他们接触，微笑、握手、自我介绍、交换名片，一切都非常礼貌、友善、得体，他们会说“好啊，欢迎”，然后呢？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研究关系就建立了。从礼仪上的接受，到真正建立研究关系，更像是一次次微妙的互相试探、一场最后不一定会颁布成绩的考试——不像我在村里游荡一下、蹲在小卖部门口，以老实学生的样子搭个话，参与观察就开始了！最初，我只有参加这些组织举办的公共活动，不断出现在各种场合“混个脸熟”；此外，我作为一个外围的志愿者，尽量为这些组织干活。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步接受“信任考验”。

 考验例如，对方不会轻易被我询唤进入“研究对象”的角色。有一个组织的负责人，年轻、聪明、有能力、领袖气质，他慷慨接纳我的同时，一直也在考察我、诘问我、要求我，有一次就直接给我抛出两个问题：第一，你们人类学研究，对社会到底有什么用呢？第二，来我们这做调研的人多了，很多学生，做完了，就走了，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是不是令他满意。另一个例子，田野后，我发表过一篇论文，被一个学术微信公共号发布，我自己还没看到，就有报告人先发给我了，并且截屏我导师的一段评论给我看，说“你导师（对我们的）要求好高哦”。如果说，“研究－被研究”，“观察－被观察”是一种权力关系，那么可以说，在关系建立的过程中，研究者和报告人一直玩一个“权力游戏”。在此过程中，我不得不加倍地审慎，对所做的每一个诠释和理解更加地慎重。我并不认为我的每一个诠释都需要当事人的认同，但是，我必须考虑进来我们之间存在着的更高密度的互相审视、诠释、解读。可以说，这不再是一个“知识”对“常识”，“科学”对“文化”，“现代”对“前现代”，“主体”对“客体”对“他者”的研究，而是一个“主体间的”研究。当然，实际上任何研究都应该是“主体间的”。止不过，在我的田野中，这个问题经由一种紧张关系，被突显出来了。而意识到这一点，又进一步刺激了我的一种自觉，在研究当中，我把环境科学知识和技术作为研究对象，也正是一种“真理系统”（福柯意义上）次序中的认识的倒置——“科学性不够强”的人类学，以统摄、弥漫在现代社会的真理即科学，为研究对象。作为人类学研究，我不再以巫术和仪式为对象，然而，本质上，和研究巫术、仪式又并无不同。

2. 在大都会发现“地方”

事实上，虽然我并没有像一个经典的人类学一样研究一个边界相对封闭社区的“当地文化”，然而对“地方”（之形成）及其意义的理解，深度影响着我的研究。恰恰是最初的进入的经验，提示了我这些意义。在获取信任的过程中，我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身份意外地帮了忙。这与这些G市人对香港有着某种亲和与好感有关——即便我不是货真价实的香港人。在G市环保公益领域，香港所承载的进步的符号价值和范例作用又更被看重。报告人曾经告诉我，“我们从小都看香港电视长大，觉得里面广告都比较好看，和其它电视台不同，那时就看到港剧经常出现一句台词，‘我是一个纳税人’”，他认为这是自己权利意识的一个启蒙。

另外，我的师兄朱建刚教授在G市公益环保领域颇有影响力。有了他，我的意图也不再可疑，打着“朱建刚师妹”的名头，省去解释“为什么人类学要来研究环保行动”的麻烦。更重要的是，朱师兄很大程度上推动“公民”、“公益”概念的火种在G市传播，他们也在使用这些概念理解和定义自身的行动，这使得我们可以一开始就可以使用同一套语汇来对话（当然这些语汇对我们各自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突破也与“地方”的意义密切相关。此时我已经在外围盘旋了三个多月，确定了核心报告人，也收集到了一些概况性的资料。我和他们一起吃了许多顿饭、在办公室磨了许多个小时，但是仍苦于无法真正深度理解他们的行动。当时元旦刚刚过去，偶然闲聊，一个核心报告人问我假期做了什么。我回答说，去了黄花岗烈士陵园，我很喜欢那里的历史感。他突然眼睛发亮，心灵神会地看着我，大声说“我也最喜欢那里，那个地方气场太不同了！”

黄花岗的心灵交会，让我们成为了真的“自己人”。对我而言，收获了友谊、田野做得更舒服，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就像拼图一样，我找到了表面看似无关、实际上至关重要的一块：我们都爱黄花岗。我原以为我们共享的是一种革命情怀，然而，随着其它拼图的收获，我意识到，他热爱黄花岗，与其说像我一样因为抽象的革命，还不如说是因为具体的地方历史。他说起黄花岗，总有故事，这些故事讲述着G市历史的另类版本。像他一样的当地环保人，对当地文化保育运动乃至地方历史的采集，有着极其强烈关心和浓厚兴趣。我最初的问题是他们的环保行动是怎样的，这块看似无关的拼图意外地回答了我的研究问题：当地环保行动有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双重机制，而他们的地方认同与地方性知识在这个双重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人类学研究“异文化”，借助的正是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通过观察他文化，反思自己所处之文化，乃至人类的文化。在我的田野中，我研究的是“自己的社会”，丧失了这种文化敏感吗？是，也不是。我不认为我们都是中国、城市人、广义上的中间阶层，就共享着一种文化。我更愿意用“多元相遇”来形容我和报告人在田野的互动。我带着西北／香港／社会科学人／学生的多重身份来，和研究对象之间有疏离、有紧张，而正是这种张力、进入的困难和尴尬，使得我保有一种敏锐和警觉。对于田野中多元互动的反思，贡献了我的理论思考。

3. 在田野重遇“垃圾”

 “交心”后，调查日渐深入，田野柳暗花明。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转向也发生了。随着我对一个垃圾治理干预组织E跟进的深入，我对垃圾的兴趣再一次被熊熊燃起了。我硕士研究拾荒者，当时调查的是废品回收的非正式经济网络。之后虽然对垃圾感兴趣，但是找不到新的切入点，又不愿意再“炒冷饭”。由于跟E组织合作无间，我又一次被带进了垃圾的世界。经由E组织，我又接触到了负责垃圾治理的政府部门、研究废弃物的科研机构。我为何不借着这个机会研究垃圾呢？这个转向看起来水到渠成、又有点大胆，这意味着整个过程将会更加艰辛，很多资料白收集了，还有大量阅读需要弥补，研究框架也要彻底调整。但是，似乎没有什么比找到了想做的、能做的、可做的东西更激励人了！

当然，仍有现实需要考量。一方面，我前期的理论准备主要是环保主义、公民行动的，虽然我不介意重读、多读文献。但是理论准备和田野密切相关，没有好的理论准备，也很难在田野中迸发有意义的问题、产生有价值的发现，进而做出有深度的研究。另一方面，硕士阶段我已经做过了拾荒者和废品经济，我也不想再重复了。因此，我的研究不会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涵盖此物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物的研究”。

我从政治这个维度切入，一方面，看政府对垃圾的治理以及市民的反应（一个绝佳机会是，当时G市政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垃圾分类运动，这构成了垃圾治理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看环保行动者如何介入和干预垃圾治理。而垃圾治理的一个核心的焦点是其处理技术，它既承载了垃圾处理的希望，也激起了争议和抗议行动。

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对于我而言，才是真的柳暗花明、水到渠成。一方面，科技的问题在我所研究的垃圾治理现象中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显著，研究它是现实本身的必要。另一方面，科技研究（STS）又是如此的“合我胃口”，恰恰是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最想做的研究领域，契合了我一直以来打算研究现代的、日常的、（无论是空间上、还是真理上）中心的设想。这种研究进路挑战了“科学”和“文化”的二元对立，而环境研究打破了“环境”和“社会”的二元对立，都非常深刻地帮助我理解了所处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与文化。这样，我在博士论文中关注废弃物的政治与科技，结合硕士期间对经济的探索，前后9年，算是对垃圾作为一种“社会之物”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最后，前期收集的其它组织的资料并没有浪费，都融入了我对于当地环保行动的理解当中。至此，论文的最终主题才算是确定了！

四，民族志写作的迷宫

随后是两年多的论文写作。这两年过得就像一天，总结起来非常简单：每天写作——中间参加过几次学术会议报告已成章节——直至答辩后修改、提交终稿。

写作阶段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新的联合执导老师，黄瑜教授，她专长环境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我正好跟着她补读这两部分文献，思想相投、如虎添翼。当然，伴随着也刺激着写作全程的，还是无法做出合格论文的担忧。此时的担心，不再是提出合法的研究课题，而是能否提供一个站得住脚的论文，论述没有漏洞和矛盾，使用的理论与材料相恰适，材料又能够坚实支撑理论。无数次惊醒的噩梦中，论文像精心搭建的庞大积木建筑，而底座或枢纽上关键的一块没有放好，导致全盘坍塌、研究失败。

1. 理清材料与发现

民族志写作，就是要把田野里鲜活的经验和纷呈的思绪变成学术文本。第一步就是理清纷繁如麻的材料。分析材料的时候，我没有使用质性分析软件。用“土办法”，就是先通读田野日志的电子文档，用不同颜色高亮标注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用批注写下分析和感想。然后打印全部日志，用笔再做一遍。另外，在田野的时候，导师要求我每个月写一份报告给他。此刻，这些报告有如一份航路图，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反复重读，田野的历史就有了路标。

然而，做完这些分析，我感觉发现很多、线索很多、主题很多、想法实在太纷乱复杂，好像身处迷宫：论文主题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想说什么，如何整合那么多发现？用哪些材料？和哪些理论对话？可以形成什么论点？更不要说，这些论点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逻辑？结合起来能不能形成一个总体上站得住脚的东西？

为了把自己从海量的材料和思考中拯救出来，我采用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方法是，找大白纸画图，一张接着一张画。这些图的抽象层次逐渐提高。从事实层次开始，我画出各种关键的事件、人物、信息，用一张网梳理他们的关系。接下来罗列所有的发现。有的我列出所有想写的主题、关键词、大致内容；有的图我罗列关键论点和打算对话的理论，这就来到了理论层次。初步的图画好，再把它们相互嵌套，递归到更复杂的次级图中。次级图整合性更强，试着把材料、发现、论点、理论容纳到一张图中。从经验层次到理论层次，用不同的形状表示不同的元素，再用相互之间的位置和线条表示它们的关系。最复杂的图出来后，最简单的图也产生了，即章节分布图，决定初稿章节排布。每写一段时间，我就会再画这张图，重新安排章节。关于分配章节，我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议题线的方案，即以主题凝结章节——这对我而言，更顺；另一个是时间线，把民族志故事化，这对于读者而言，更好接受。论文写到最后，我选择了时间线。

第二个办法，是不断和别人说。跟导师说的好处是，自己比较谨慎，往往需要思考成熟到一定程度，才敢汇报，这就逼得自己尽力整理清楚。跟朋友说的好处是，自己比较大胆，先畅快淋漓地放开说，再在问答中收紧。我还有个杀手锏，是当程序员的男友，他对人类学一窍不通，专长计算机操作系统。由于对于内容听不太懂，他可以自动屏蔽杂芜的信息和意义，不会被我绕进去，听到的就是框架、结构。从A走到B再走到C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ABC合起来可以导出D，都经过了他的火眼金睛。

2. 编排叙事与理论

材料和思路理清，就像摸清了迷宫的大致方向、格局，故事的蓝本出来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安排叙事与理论讨论？理论探讨想要走到哪里去？我认为，理论的使用，不应该仅仅是因为自己中意，或者突发灵感，应是坚实地从实证材料里面生长出来。此外，合格的论文应该有两条线索，故事线和理论线。两条线索既水乳交融，又各自完整自洽。达到这两点，才算是找到了迷宫的出口。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对于这一点我和同学都觉得非常迷茫。只有看看一些成功的前人的范例。系里有个博士毕业不久的老师研究宗教领袖，主要处理“克里斯玛”这一概念，跟韦伯对话，做得精致深刻。这似乎是一个选择。一位老师推崇张骊的Strangers in the City，说这就是一个优雅的人类学博士论文范例。这个研究简单、清楚、明了（表面上的简单才是真功夫），把福柯的权力和Lefebvre的空间概念结合，分析浙江村的流动人口，好像很自洽，很完整，又举重若轻。项飙的Global Bodyshop，分析印度IT 民工的劳务派遣制度，把全球化流动和劳工制度两个主题结合起来，好像也很simple and clear。

反观自己的材料和设想，我意识到我的论文恐怕是无法如此严丝密合的优雅了。首先，看起来，我的论文不会是一个合一性即coherence很强的故事。这既是因为我的贪心，想处理的材料、对话的理论很多，也是因为研究的人和物很难被整合进一个故事。这还跟我的研究进路有关，我最后做的是一个“物的研究”，一切以“垃圾”为核心，这决定了不可能通过与某一个理论家、概念对话，来达到足够充分的理论探讨。最后，是个人风格也是能力问题，我属于自我折磨的笨拙死磕派，好像还没有办法做到那种表面简单明了其实功力深厚的优雅。

最终，我的论文叙事上以G市的垃圾治理统合起来、理论上以垃圾的“物质性”探讨统合起来。分章节各有不同的问题意识、研究进路，涉及不同理论，每章都相对独立。在导言的理论部分，我回顾三种文献：1，社会运动、NGO研究、抗争研究、中国的环境政治研究；2，STS、政治生态学；3，废弃物研究。而在随后的章节中，我分别跟不同的理论对话、处理不同的概念。缺点是，基本上没有一个overarching的概念笼罩所有的东西，在后面的章节中，甚至不时会有新概念跑出来。好处是（对我个人而言），在全文的逻辑性和完整性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每个章节离心力又比较强，都可以拆分、拓展，进一步探索，这样，论文是“活”的。研究的迷宫以现实为入口，以理论为出口，在现实和理论之间，我有幸找到了一条通路。

3. 一点感悟

最后谈谈我所理解的论文写作。首先，我认为民族志书写就是在现实和理论之间往返的功夫。这个过程从研究计划的准备就已经开始，彼时身处理论世界，寻求现实当中的可研究的事物，并且使用一套学科的语汇和概念将其言说并问题化，把现实转译进入学术世界。在田野中再带着的学科的问题和眼光返回现实世界，在其引导下观看、理解现实世界，收集实证材料。论文写作阶段，就是在现实和理论世界之间不断往返、编织，从实证材料当中淬炼出学科的知识来。我认为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的过程，正是一个转译现实的过程：把你在田野当中遭遇的现实、把带着学术训练的你与现实互动之现实，再一次编排、熔炼、凝固在民族志中，形成学科内的言说。

此外，在长期的论文写作的折磨当中，我和几位挚友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好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彼此正好带着不同国家、地区的学习经验，非常喜欢去看在不同的评价体系里什么样的研究是被嘉赏的好研究。我们都觉得，做中国研究的话，如果仅仅是一个好的中国研究，告诉海外一个他们不知道的中国的现象，做一些距离现象层次很近的分类、命名。这些命名再好听，也不够。它还应该是一个“一般的”研究，对学科总体的普遍的知识做出贡献。这样可能出力不讨巧，尤其是在海外的评价体系里更不容易成功，但是探索的旅程更加“给力”。

我们还都发现，作为质性研究，“说清楚”是至关重要的，比有趣、看上去有才、旁征博引、妙笔生花更重要，其实已经非常难。附会概念、过度引用、过多比喻、模棱暧昧，有时候是故弄玄虚，更多的时候是没有能力说清楚。确实有思想家在混沌的表述当中创制出深刻高明的理论。不过我们不能假设我们是这样的高手。事实上，对我自己而言，做论文，正是一个“变笨”的过程。在以前，我有时会被说成是“聪明有才华、有灵气、会讲故事、善修辞”的那一类人。而我做博士研究的过程，恰恰是收敛、抑制自己这些所巧、所长的过程。接受博士训练的我，就像个小学生一样，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合规范、合格、坚实。从研究一开始，就以最“拙”、最朴素的方式，一步一步死磕。这可能造成了一个遗憾，最后的成文中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生动的场景，也没有什么感性的痕迹。这种克制的状态延续到了论文后记，文中只程式化地感谢了几个人，完全没有什么感慨可以抒发。个中滋味，万千感慨，也许已经融化在了做论文的每一步中。不过，完美的论文不常有，对我来说，借此一生一次的机会，用五年半的时间，做一个对自己而言绝佳的训练，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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