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33期 张慧：探究羡慕嫉妒恨

【石头引】 学问源于生活，却不止步于生活。学术根植于社会，却不囿于社会。羡慕嫉妒恨，谁人都有的日常情愫，有人却将它做成一篇优秀的人类学博士论文，让我们听一听张慧博士的分享。

【作者简介】 张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讲师。2010年博士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研究兴趣：情感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和城市化发展。专著《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于201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曾在《民俗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思想战线》以及Ordinary Ethics in China, China’s Urban Century等论文集发表多篇中英文文章。

回忆是一件很累心的事情，尤其是在国外读人类学博士的六年。无论是从北京到伦敦的文化冲击，还是从伦敦到田野的巨大落差，以及从农村再回英国的重新适应，一路“跳进跳出”，把自我、他者、中国问题、世界观都反思了一个遍，既研究别人也反观自己。恰恰是研究日常所以往往和生活密不可分，而人类学对反思的要求总容易把人逼成神经病——过的是同一个生活但总有一个“学术的自我”在旁边分析自我的日常。但另一方面，在文化异同、文化冲击和文化适应面前，人类学又可以是最有意思的朋友和最令人安心的老师。

一、英国作为第一个“田野”

在去英国读博士之前，我是在国内读了四年民族学本科，三年社会学硕士的。所以，当到了英国入学之后第一篇关于涂尔干的千字小文就把我难住之后，那种感觉是非常崩溃的。除了语言写作、交流上的障碍之外（比如我们在国内学的专业人名、地名、书名全是中文的，跟英文全对不上），更难的是找到英文常说的那个“point”，常常是你很努力的说了一大堆，但发现一句也说不到点上，再努力说了一大堆，发现根本连这个点在哪都不知道。

第二层挑战当然是生活上的，从一个每天“你胖了”“你瘦了”“你穿这么多冷不冷”“吃这么少吃不吃的饱”都有人管的国家来到英国，突然发现大街上穿裙子、穿皮袄、冷天穿凉鞋、热天戴帽子都根本没人管，遇到同学热情的问“how are you”，你答案还没想好，人家都走远了……自己表达不清，别人又不理你，顿时感觉自己变成了透明的。就好像突然穿上了皇帝的新装，即使在大街上挥舞双臂也根本没人看得见。只能自我安慰，即使别人看不见你，你还是可以看这个世界，而且更自由。误打误撞，获得了人类学家一直努力追求的“隐身”状态。（当然，这种隐身是不存在的，所谓observers observed，但至少被迫变成了置身事外的观察者）

第三层文化冲击是，“世界观”。在国内学人类学，读民族志，往往把少数名族作为他者，核心上还是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人类学的核心是通过他者反观自身，但是我们的他者与西方人类学的他者并不尽相同（虽然这个用谁来反观谁在本土人类学的发展中一直有争议）。

初到英国，突然发现人类学变成了地理课，马里，摩尔多瓦、亚马逊丛林，印度的各种部落，国与国的边境地区，完全没听说过的地方……我常常要拿着世界地图研究半天才能搞清楚这些同学是从哪来、要到哪去、研究什么（当然，好处是上Kinship课老师要求每人画自己家族人物关系图的时候都超级有意思，各种八卦之心大起）……我的博士班除了一个台湾人，连亚洲人都没有（在我们的世界地图里，印度人不能算亚洲人），同学们是一个研究西非马里的意大利人，研究秘鲁的美国人，牙买加裔的英国人研究毛利人，一个苏格兰人研究中国移民，一个美国人研究从斯里兰卡去约旦的家政女工，一个研究印尼的澳大利亚人，一个研究巴厘岛的匈牙利人，一个研究印度的丹麦人，还有一个研究突尼斯的英国人……一年之后，这些同学就分散各地做田野。我是中国人研究中国，所以田野调查一年就回来了。当这些同学们差不多还在非洲农场收桔子，巴厘岛上研究吸毒，马里买房子，从约旦结束去了斯里兰卡，我就只能跟上一级已经回来的研究摩尔多瓦、巴西、东帝汶、乌克兰、印度、苏格兰的同学一起上课，讨论摩尔多瓦的水泥厂或者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梦，活活又被多摧残了一遍。

英国作为田野的第四个文化冲击是关于“中国”，虽然我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事情知之甚少，但是其实系里除了两个研究中国的老师，其他老师同学们对于中国也不甚了了（比如，我不会读他们的名字，他们也叫不上我的名字，我又坚决不起英文名字）。所以在课上讨论的时候，每当有任何讨论到中国、或者关于中国人怎样怎样的时候，总能感觉到从四面八方漂来的眼神。但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中国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无论是Socialism或Nationalism这样的大词，还是同学们课下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只跟中国人在一起”，“中国有没有宗教”，发生新闻事件中国人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的各种问题，我都常常无言以对（那阵有一个网站叫Talk Talk China，可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关了，是几个在中国生活的老外对中国的观察和对一些现象的评论，特别有意思，也给了我另一种反观的视角）。在那个把自己定位为观察者的两年里，听到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各种很奇怪的判断，我一方面觉得无力做中国的代言人，不希望只是从自己是中国人这样的立场来辩论，也不想生气或者急赤白脸的为中国辩护。我只是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看，他们用来判断中国的背景知识是什么，我做这些判断的背景知识又是什么，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化比较、文化对话才有意义，也才能讨论到点上。所以博士前两年，基本是一个把自我和他者的认知打散重来、对人类学知识的重建过程。

二、情感研究的选题

英国博士的学制理论上是比较短的（现在的要求是四年必须毕业）。因为国内的人类学不是一级学科，所以虽然以前算是学过人类学，但是出国再学都算跨学科，要先读一年硕士的课程。第二年才是博士的课程，也就是MPhil，这一年读完、研究计划过关就可以去做田野了。其实，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嫉妒这个词、这个题目是怎么出现又是怎么被确定成博士论文的题目了。当时确定的，一是研究生期间一直研究的艾滋病相关课题尤其是病人遇到的歧视问题太过灰暗，不想继续下去了；二是学了这么多年的人类学，一定要去一个小地方做“传统”意义上的长期的田野，完全是人类学情结在作怪。当然，也不是没考虑过去海外做调查，哪怕去台湾呢。但是去一个新的地方因为语言以及在当地的各种安排，田野时间就肯定要变长，花费也会变大。我的奖学金只有四年，博士论文写作英语又不是母语，一年肯定写不完，所以最终决定还是应该把钱省下来，回国做田野（从2004入学到最终2010年毕业一共用了6年，回国省下的一年写作经费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想来，我硕士一年除了人类学必上的核心课程，另外选的两门课是经济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英国的硕士就是三到四门课，上一整年），我最后选的“嫉妒和暴富”这个题目，其实就是试图把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兴趣结合起来的过程。虽然如何进行明确的衔接、包括情感人类学的方法论都是在研究设计、调查的过程中反反复复、不断摸索、不断撞墙又调整的结果。在今年新出的书里，我有明确的写了当时选择这个题目的具体考量：

促成我研究的契机其实是2004年左右兴起的博客，在微博和微信还没有成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博客的兴起和爆发突然给了大家一个无限展示自我（尤其是生活细节）、分享人生经历的一个平台。那时候开始流行的一个词是“晒”，晒账单、晒收入、晒恩爱……总之是无所不晒。虽然晒的来源据说是英文的“share”，但是作为自媒体的“晒”除了分享之外，更多的要晒出些“效果”，总得让围观者产生一种“哇”“真好”“真牛”“我怎么没有”以及那时候还无法直接表达的“羡慕嫉妒恨”。而没有什么可晒的，就产生一种默默的“loser”感。这种与网络兴起所产生的“晒”经历了“开心网”、“人人网”、“微博”到现在的“微信”朋友圈，从未停止。

这种“晒”一方面把生活中过的好的一面极大的突显了出来（多数人晒的还是自己希望别人看到的一面，尤其是非常光鲜的一面），另一方面这种“晒”背后的实际社会心理机制以及社会效果被极大的掩盖了。所以，对嫉妒研究的最初动因是去挖开这层光鲜的表面，去看生活在财富迅速积累、社会差别急剧扩大的普通人是如何感知、应对、接受、面对这一切越发直观的“社会不平等”。或者说，去研究“围观者”，而每一个人无论是否“晒”都无法避免的成为“别人看起来很光鲜”的围观者。最后在我的研究里，嫉妒的最终设计，是被当作一种对于“差别”尤其是财富差别的反应、接受和应对机制——尤其是社会机制——来研究的。

当然，这一切的社会背景是：财富在短期内成几何倍数增长，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急剧扩大，甚至“一夜暴富”都不再是偶然的现象。财富的发展和累积在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同样的，对于财富的理解、无论是对于他人“暴富”还是自己“暴富”也有着复杂的社会意涵，而对于这种财富观的理解，嫉妒可以提供一个非常特殊的视角。因此，我的研究试图展示的是：一、“羡慕嫉妒恨”并不是作为一个心理问题，而是在一个财富极大增加、分配又极不均衡的快速转型社会中的表达、管理及诱发机制，同时以此为契机分析村庄财富观，尤其是与“一夜暴富”相关的财富理解；二、嫉妒研究、尤其以嫉妒研究为例的情感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最后写起来总是看似简单，但是过程都是无比曲折的。情感研究的难点恰恰就在于方法论的挑战，怎么定义情感以及如何研究情感。在设计方法的阶段，真的是各种招数都想过，包括设计典型的嫉妒案例来看大家的反应。因为学了一学期的认知人类学，还曾尝试怎么用实验的方法包括schema这类的概念去“外显”嫉妒，或者怎么把我感知到的情绪与被访者联系起来。这些当然最后都行不通，心理学和认知的方法都不是我一天就能掌握的，我的情感体验也绝无可能代替当地人的体验。所以调查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一方面因为嫉妒并不是被完整确认发展的人类学研究领域，我得自己定义这个为什么值得研究，它的定义和解释边界都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情感又具有流动性、互相转换、以及不确定等特点，把握起来特别困难。

三、羡慕嫉妒恨的田野调查

当我把伦敦当作田野并努力寻找“他者”视角，再一路从北京到县城再到农村住下，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先不说能不能调查到材料，把脑子从如何用外国人的视角看中国切换到在农村是如何生活的就是不小的挑战。那时候从伦敦去田野之前还是“前一天还在泰晤士河边吃Pasta云云，特别矫情”，离开田野的时候就是，“要知道，前一天还坐在石头上看石轮子轰然而过，卷起漫天的黄土”……记得刚开始的几个月聊天是非常艰难的，每当我问了问题，回答总是非常简短，然后人家聊起来往往又聊的非常热闹。所以有很长时间我也不问问题了，就听别人聊天，参加婚丧嫁娶的各种活动，再次力争没有存在感。直到一年的调查结束，我跟农村妇女们讨论集上有什么菜、谁家婚礼酒席的盘子更大做的好吃、生儿子娶媳妇压力有多大、怎么能有个小买卖多挣点钱，猪肉又涨价了并且毫无违和感的时候，突然觉得，是不是应该回伦敦了，应该把猪肉涨价了做些理论提升，找点人类学意义。在书里我也写到了最初调查的困境：

嫉妒调查的难点除了情感人类学研究的共性之外，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的隐藏性，即无法观察，也无法言说，比如我每天出去找人访谈，跟房东一家人一起吃饭、聊天、看电视，去参加婚礼、观察葬礼，在小卖部、网吧参与观察，每周一次跟着新认识的朋友们在集上闲逛、买东西，偶尔也去打麻将或看人打麻将，听大家聊东家长、西家短：猪肉又涨价了，矿上又出了事故，赔了多少钱……但没有任何人会说到任何跟嫉妒相关的话题。

访谈也完全行不通，在田野第一天当我鼓起勇气说要研究“羡慕”（还没敢说嫉妒）的时候，来房东家吃饭的弟弟马上说：“我就羡慕你这样有文化的！”在好几个人羡慕我有文化，或者“走走就来钱”（很多人以为我在乡里上班，每天在村里转转就行），我也不敢再把这话题往自己身上引。等跟周围的邻居再熟一些，聊到周围的人换了新摩托车、或者突然发了财，明显有向往之心的时候，紧跟着问“那你羡慕他们吗？”往往被问的人都斩钉截铁的回答说：“不羡慕！”“那有什么好羡慕的”！再之后遇到那些矿上的纠纷，比如“同一块地非要高价”，看到别人拿到很多钱就去矿上讹钱的事情出现，那就常常是“别人的那就是眼红，我这个不是”。

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属于我能感觉到“嫉妒”和“眼红”明明就是存在的，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就是无法把握，无法言说，无法获取材料，无法把这研究中的“不可见变成可见”。最后在成书之后，我总结了五条从“不可见”到“可见”的方法论研究可能：1）从“不可见”到研究“不可见的逻辑”；2）从研究事件到场景（narrative-scenario）描述；3）从研究嫉妒到研究嫉妒的归因（attribution of envy）；4）从感知到行动；5）选取特定的事件节点、关注动态的发展。这些有的是在跟导师讨论的过程中昙花一现，有的是读书过程中偶有所得，有的是从田野调查中归纳出来。研究的过程总是曲折的，但醍醐灌顶的一刻又总是让人欣喜。我一直记得写作毫无进展的某一天读到了Woodburn的一篇文章，突然就把第四章的某个关键问题想通了，那天走在Covent Garden都觉得伦敦洒满阳光。

四、论文写作与理论提升

从田野回来总是会无从下笔，那时候导师就告诉我先不要看书，不要破坏对材料的第一感觉，从印象最深的一章写起。那时候除了理论提升的痛苦，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当然是把材料写成英文，尤其是外国人能看的明白的英文，记得写到第二章的时候写过一个吐槽的博客：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中翻英。尤其是党报。80年代的党报。文绉绉的80年代的党报。 比如，有这样一句：“抹黑病。主要指无中生有，捏造罪名，四处告状，造谣诽谤，用‘流言、流说、流谋、流誉、流诉’伤人，唯恐风止而树静，唯恐他人得安宁”。另一句的尾句同样是成语：“捕风捉影、任意扩大、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就算我小宇宙大爆发把“无限上纲”翻译出来了，人家外国人知道啥叫“上纲上线”？ 再比如，说到某人东窗事发，人家用的是“党组织很快就‘揪’住了狐狸尾巴”。等我把狐狸尾巴这事解释清楚，再说明白党组织为啥要揪狐狸尾巴，再给“揪”找到一个生动的注解，估计就不知道几千字几小时了。再比如，连刺14刀，死于非命。移花接木，贪污私分。远香近臭，蔚然成风。土豪劣绅，吃亏恰在“豪”“劣”二字。斜眼病，恰是把正看成斜……每当坐在电脑前，我就恨不得“我以我血荐轩辕”。

另一个写作的艰难是把每日朝夕相处的、有血有肉的人抽象成冷冰冰的概念、个案和论据。记得我第五章的开头用了一个邻居的个案，才29岁，从车上掉下来腿被压到，先是截肢后来还是没救回来。当我把这件事写进论文然后去每周的writing up seminar（论文写作课）讨论的时候，大家就七嘴八舌的把理论、问题各种质问了个遍，还有人说这个个案跟这章一点都不搭。说你这个讲的是劳工流动的问题云云，我当时觉得情感上特别无法接受，回家大哭了一场。一方面是自己辛苦写出的文章被别人说的一文不值，自己又确实是没有写清楚、甚至也还没有想清楚所以无力辩驳；另一方面是觉得别人的令人伤感的人生怎么能就让我们这么轻松的讨论成能不能用、合不合适的问题。一个人死了啊？！我们对别人的生活到底了解了多少就能如此妄下评判呢？

当然，把活生生的人、写成事例、再到变成可以论证的论据、到进而提出什么观点是一个长期的训练和思考过程，但是我恐怕永远都会记得这个事件给我带来的震动。对调查心生敬畏，问的小心，用的慎重。所谓的跳进跳出，哪有那么容易。

写作的过程中也还是会时不时的被世界各地的事情折磨，比如某天灵感一来，我打算这么安排博士论文。一章写羡慕与金钱，一章是羡慕与权利，接下来是羡慕与赌博，然后羡慕与幻想。听着不错吧，我正美呢，看到第二天要讨论的文章，人家的主题直接就是暴力与暗杀。不是成万上亿的贪污受贿就是带着一群一群的保镖暗杀与反暗杀。听着太刺激了，我马上对这种坐炕头上跟卖面条的老板唠磕失去了兴趣。

论文写到后面，就只有痛苦和厌恶需要克服了。那时候跟同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女生讨论，发现大家博士论文写到一定程度总有特别恨的词，比如有人喜欢用thus，后来看到thus就恶心。学术论文老得引用别人，在说了这人stated，那人argued，很快就词穷了，非常没有中文写作的畅快感。所以去年在把博士论文改成中文出书的过程中，虽然几乎每个章节都要完全重写，除了时间紧迫以及思考的痛苦之外，整个写作过程都畅快无比。终于不用绞尽脑汁要换个句型、还词不达意以及文笔平铺直叙到自己都受不了的程度。

那时候跟同学们聊起论文的进度，Daniel说，他的每一章就象一个孩子，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帮他们长大，我说那你的导言和结论是什么？他说，不知道，也许introduction就是出生，conclusion就是讣告～他的论文就是一堆孩子的一生。Katie说她的不是几个孩子，是一个，她没法把这些切开变成好几个孩子。我说我的也是。不过就是目前这个孩子的胳膊腿都长错地方，器官也不全，看起来面目可憎，极其不顺眼。然后写完了还得看着面目可憎的孩子去seminar上被人评头品足、东一刀西一刀，好血淋淋啊，哈哈。

至于理论部分，我常常半开玩笑的说我老是没跟理论大牛们对上话，选了福斯特还常常被人笑话。但是在一次次深受打击以及早就知道自己不是牛人的当下，把一个问题，尤其是一个小问题能够说清楚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就了。而另一个立场的差别——尤其是在看了一些对我的书的批评之后——是我并没有把中国问题作为核心的关注，而是把中国问题作为一个个案，一个在转型期来折射嫉妒的发生、发展、控制机制的个案来研究的。我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去搞清楚嫉妒是怎么回事，以及嫉妒与文化的多层次关联，而不仅仅是嫉妒作为道德话语是如何运作的、是否会破坏稳定、以及如何去应对。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我很多问题研究的还并不深入的借口。尤其是回国教书这几年，常常感慨国内调查及资料的扎实和丰富，而且还好书稿赶得上增加这几年的一些积累。但是，学问就如武功，没有天赋异禀，内力就只能经年累月的慢慢增加，无论选择哪个方向去钻研，抬眼望去都有无数等待攀登的高山。好在还享受其中的乐趣，就继续不断跌倒，不断爬起来吧！

作者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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