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36期 贾文娟： 一入国企深似海

【石头引】 迄今为止，《博士论文》一共做了36期，2016年凑足了地魁数，准备收工啦，我们2017年见。

今天中午同朋友吃饭，我说，每两个人看上去都差不多，都是两只眼睛、一只鼻子，为什么行为方式却大相迥异？那是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历史，每个人的今天都是由无数个昨天构成的，这些昨天不仅是今天的根源，也多半决定着明天的走向。我一直对“单位”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透过“单位”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国”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儒家伦理如何在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体制中改头换面，那些历史悠久的国营企业，看上去也许平凡无奇，但是背后却不知道埋藏了多少苦难与荣光。让我们听听本期嘉宾的分享。

【作者简介】 贾文娟，2013年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2011-2012）。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生产组织中的工人与劳动问题，曾在《社会》、《开放时代》、《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专著《选择性放任：车间政治与国有企业劳动治理逻辑的形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

感谢石头君的邀请，我终于有机会好好反思一下这几年做的国企研究。其实，我在博士论文选题、写作乃至后续发表过程中，总要面对一个问题：“国企不就是靠着自己的垄断地位养了一批懒人吗？”这大概是我们对国企的模糊认识。但是，没有国家愿意养没用的企业，也没有企业愿意养没用的工人。国企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断地改革改革再改革、折腾折腾又折腾，承载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杂交之痛，结果却应了布迪厄那句话：“不可思议的是世界如何一成不变。”仔细想想，除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这样的企业还真不多。所以，打开国企车间的黑箱，让大家一探究竟很有必要。

我呢，同一些不知深浅的博（愣）士（头）生（青）一样，入了国企这个大“坑”，然后跌跌撞撞、摸爬滚打，挣扎着写了一篇自认还算靠谱的博士论文。那么，我们能从国企身上获得怎样的知识呢？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是怎么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你们又能从我的经历中收获怎样的经验和教训？且听故事。

一、本真：生命历程与研究脚步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国有企业的车间政治研究，该选题是如此之厚重，如同南厂斑驳的砖墙和厂房上空呼啸而过的黝黑吊车，它看似过时、难以驾驭，却如庞然大物般伫立在那里，见证着岁月变迁，让人不能忽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个拍脑袋的决定：接受这个选题时，我并未考虑它是否属于社会学研究中的“显学”，也未考虑它能否发展出新的理论和概念。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对国有企业研究的兴趣源于我的成长历程。

我成长在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华北小城，伫立于中国南北大干线京广铁路之上的它，因具有丰富的矿石资源，便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五十年代大举发展重工业、机械业与采矿业。记得七八岁的时候，舅舅曾带我和表姐参观了化工电机厂的车间，那个充满铁锈而嘈杂的空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单位生活于我而言就是免费的电费、水费、取暖费，周末人满为患的澡堂，食堂里的馒头、青椒炒肉、红烧茄子，以及每个月父母排队去领取的鸡蛋。

上小学时，我第一次听到了“下岗”这个词。那时候班主任会说：“小明同学的父母都是下岗职工，家里很困难，希望大家多多帮助他。”然而，上中学前后，我们美好的单位生活也戛然而止了。父亲单位的公共澡堂、食堂连同筒子楼前的苹果树被一起推倒了，而其他国企的情况也是每况日下，不少亲戚朋友家都陷入下岗危机。

国企生活的起伏就是这样与我的生命历程、感受与体悟融合在了一起，这种感悟如同潜意识一般，它隐藏在记忆深处，等待着被唤醒。待我中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小城的前途如同它的空气一样越发灰暗。带着父母的期望和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我离开了家乡，去往生机勃勃的珠三角。在这里，我遭遇了农民工，与他们在闷热潮湿的制衣厂同吃同劳动，走进建筑工地，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带着浓浓的乡愁，我在广州生活了九年，并成为中大社会学系的反面教材——一名在珠三角厮混多年，但仍然不懂粤语的田野工作者。

冥冥之中，竟有一股力量让我回到了最初！有一次和导师蔡禾教授讨论，蔡师知人善任，智慧而敏锐，他一方面，赋予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充分发掘我的学术潜力，培养我的社会学想象力，并通过频繁讨论激发我的灵感。他问我，是否愿意对一家有近六十年历史的国有企业进行研究？这家国有企业与中大社会学系颇有渊源，很多老师都在这里完成过自己的学位论文。他说，南厂向我们开放了档案室，这是一批宝藏啊！我猜他知道我一定愿意从事这个研究~~国有企业让我联想到家乡与童年的诸多经历，在外漂泊许久，我希望回到那个熟知的地方，藉由国企研究建立起学术与生命的联系。所以，我满心欢喜地答应了下来。可以说，我的博论选题就是一个浪漫而任性的决定。

图1 博士典礼与导师蔡禾教授

二、眼界大开：国企车间的田野历程

博士论文通常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先读理论，带着明确的理论对话或灵感进入田野，验证或发展某种理论，这种做法效率高，水平提升快，但容易受理论所限，在田野过程中错过一些有趣的问题。第二种做法是先进入田野，对研究对象形成全面认识，再从中抽取有意思的研究问题，继而在田野基础上建构理论、形成理论对话，这种做法的缺点是研究推进速度慢，风险也较大。我的博士论文是以第二种研究方式推进的，基于国企研究的多种可能性，我决定先去看看能够搜集到什么样的资料。

2009年，我们研究团队获准进入了南厂综合档案室，经由9个月的时间，采取拍照、打印和笔记阅读等方式收集到该厂1947年至2008年的综合档案，并誊写了数十万字的档案阅读笔记。但是，当我们希望进一步查阅人事档案时，同意我们入厂的董事长被调离，而办公室主任恰恰与他存在过节，结果我们不得不撤出档案室。

当时，我在调查材料运用上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使用档案资料做社会史的研究，另一个选择是对国企当下的情况进行调查，博士论文也是基于现今的状况。再次浏览过档案后，我不再犹豫——我发现，综合档案的资料虽然丰富，但基本以“工作总结”、政治运动总结、向上级请示以及上级部门下达的文件为主，论调普遍是报喜不报忧，即便我们补充了大量口述史，资料的信度和效度还是令人生疑。更重要的是，当时自己并不具备档案挖掘的素质与经验，单做社会史的研究，对我来说风险过大。再加上我的时间还算充足，遂决定再进行田野调查，看一看当下国企车间政治的情况。2010年11月份，征得南厂容压分公司经理王先生允许后，当时的品质部长符先生带我进入了生产车间。现在看来，能进入生产车间纯属幸运，王先生和符先生对研究者的慷慨态度令我感激！

图2 调查团队成员在南厂档案室

原以为丰富的农民工调查经验与单位生活的经历会让我很快与国企工人打成一片，但现实让我认识到自己到底有多幼稚！进厂当日的调查极其不顺利。当我揣着纸笔到机加工和铆焊作业区试图和工人接触时，无论我如何同工人微笑搭话，他们都会像避瘟一样走开——一边窃窃私语，一边装作看不见我。整整一上午，一名愿意和我说话的师傅都没有。

这种尴尬的局面直到下班时才略有好转，而这完全是因为机加工班组长为了方便我乘厂车返校，介绍了一名铣工给我，让我和她一同乘坐厂车。就这样，我认识了袁姐，并且自告奋勇地成了她的徒弟。接下来的日子，当我进厂的时候，便去找她，做一些诸如扫地、倒水、泡茶等力所能及的事情。时间长了，我也在她调试好车床后，帮她上一上工件。

就这样，我慢慢地和工人师傅们熟络起来，工人师傅路过铣床小组的时候会特意问我：“你到底是来这里做什么的？看你不像上面派来的，但也不像工人。”我呢，一方面向他们说明来意，一方面说我是袁姐的徒弟。了解情况后，路过的师傅总会恍然大悟地说：“哦！你刚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上面派来的特务呢！”后来我得知，厂方曾经向车间下派过巡视人员。在计件工资制时期，巡视人员负责偷偷记录工人工作速率，而在后改制时期，他们会偷偷记录工人不当言辞并向领导打小报告。很多工人因此被穿了小鞋，难怪他们以前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小偷。

我在南厂遭遇的另一个问题是，紧张的劳资关系为我的田野调查造成了障碍，这是个伦理困境。我是借助高层管理者的同意进入车间的，但田野工作是在工人的帮助下进行的。我一方面不希望工人把我视作上面派来的探子，而是希望和他们打成一群，成为他们的朋友，这就免不了听他们讲述自己对管理者诸多怨言和看法，并对其产生了真实的同情。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为介绍我进厂的管理者带来任何的麻烦与不便——因为他们允许我进入车间，本身已经十分慷慨，况且还向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资料。

图3 我在南厂和工人师傅

在田野调查期间，我无时无刻面临这种张力：例如，在车间遇到总经理的时候，我本应礼貌地与他握手交谈，感谢他的好意，并听他讲一讲南厂的新产品和新发展，但在实际中，我却和工人一起躲到了工具箱的后面。但是，我还是遭遇到了尴尬。有一次我和汽轮机车间的工人攀谈时，刚好遇到了在车间巡视的总经理，他径直向我们走来，问工人为什么串岗聊天。工人先是告诉我，这位就是他们谈论的总经理，然后大声对我说：“你快去问问他，我们的工资为什么这么低？”这个伦理困境竟成为事实困境摆到了我的面前。当然，当我问及工人工资变迁问题时，总经理答应接受我的访谈，并向我解释了南厂多年来的政商关系与组织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但问题是，即便我在调研过程中能够应对这些矛盾，但在写作过程乃至后续研究中，它还是不断地浮现出来。质性研究需要三角验证，要求收集尽可能全面的资料，以及价值中立地看待问题，但同样要求理解被访者，那我怎样避免“站队”的问题呢？技术上当然能够处理，研究者也大可收集完资料一走了之，使这个困惑像水垢一样沉积下去。但心灵的拷问则一直在进行。

即便遭遇伦理困境，调查还是要继续。好消息是我在之后的日子里，注意到几个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南厂的工作劳动节奏并不像我想象中紧张。我原以为经历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及建立公司制后，国企的工作劳动会愈发与私企及外企类似，这也是很多学者的论断，但我并没有在南厂观察到这种情况。

第二，尽管工人师傅人人都有诸多怨言，但实际上南厂的劳动控制并没有想象中严格，工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步调劳动。偷吃步和藏业绩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基层管理者对此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第三，该厂的劳资矛盾着实严峻，且难以调和。南厂工人工资差距悬殊，如果你是一名加班较多的下料工人，那么情况好的时候，月工资能达到六七千，但如果你是一名每天工作8小时的车床操作工，那么月工资可能还不到两千。加之，国企以往的福利悉数全消，几乎每名工人在改制过程中利益都受到这样那样的损失，每名工人都能给你讲出一个受管理者为难的故事，国企工人一直以来秉持的道义理念不断遭到破坏，不满随处可见，这基本成为车间生活的常态。

后来，我的田野工作基本上就围绕这三个现象进行，主要收集了三类资料：

第一类资料是老工人的口述史，我们不仅在档案研究阶段收集了1953年和1958年入厂的老国企职工口述史，我在厂期间还收集了1971年和1980年入厂的国企工人的口述史，这些口述史有助于分析在国企发展的不同阶段，厂内诸多制度运作的实践以及工人观念的变迁。可惜历史研究所需时间极多，我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所以只写就“从劳动热情到弄虚作假”一篇小论文，大批宝藏根本没有时间发掘。在今年6月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组织的劳工史研究会议上，我与曹树基先生相谈甚欢，他总结出的史料挖掘四方法令人眼界大开，真真希望未来有时间按照他的方法好好研读档案，用这些方法把有价值的东西写出来。

图4 拜访南厂的老职工

第二类资料是2002年到2008年时，南厂的劳资关系情况。我们从档案记载中发现，南厂在岗位工资阶段曾经推行了极为严格的劳动行为守则，而我入厂后，尽管在车间宣传栏中看到了推行6SK管理的通知，也目睹过一次工人粉刷自己的机床，但从未看到劳动行为守则得到推行。那么企业改制后的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又折射出了国企工人存在的怎样的观念？关于这一时期的劳动状况，我在田野调查期间也做了大量的访谈工作。

第三类资料是2008年到2013年南厂的劳动生产状况，从工作时间、工资制度、管理方式到工人的态度、观念、认同等。尤其是2011年，南厂正式推行了计件工资制度，工人在这一阶段如何保护自己利益不受损害，他们如何与管理者博弈，而管理者又是怎样回应并吸纳这些挑战的。

我从2010年11月入厂，到2011年8月份结束密集的田野工作，准备出国访学，一直到2013年博士论文写作期间的重返田野，来来回回，花去了几年时间。有幸的是，终于打开了国企车间这个黑箱，体验了一把劳动过程研究的艰辛与快乐。更有幸的是，认识了袁姐、吉师傅等朋友——袁姐的父亲是东北人，而吉师傅则下乡插过队，他们的经历与我的父辈很是相似，连话语都很熟悉。我们经常一起喝早茶，袁姐教我做糖醋猪脚姜，吉师傅告诉我哪里有经济划算且设施齐备的游泳馆。可以说正是因为在南厂的际遇，粤语变得亲切起来，广东也得以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三、从“玄乎”到“靠谱”：在讨论中敲定研究问题

国企这么庞大，我该如何下嘴呢？这是困扰我最久的问题。

因为掌握的调查材料太过庞杂，在确定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我想出过N多玄乎的点子，扬弃这些点子的过程犹如在迷雾中穿梭，我经历了各种跌撞、碰壁和质疑。在这一过程中，同师长、同事和朋友的讨论犹如指南针，让我一点点地找到了方向。

我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关于国企权力政体再生产的。根据在田野中的发现，我提了一个很“玄乎”的问题：国企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处处与管理者对抗，但是，他们的抗争为什么不像西方理论所讲，使这个“权力政体”发生了改变，而是令其“保持不变”呢？

写完开题报告后，我怀着“欧耶！我竟然成功地想出了这么辩证的研究问题！”的心情，屁颠屁颠地找蔡师讨论。然后，（正如你们所料地）蔡师一下子就指出了这个点子的问题所在。他很温和地问我：“你所说的权力政体具体指什么？”“你凭什么说国企的权力政体没有变？”“今天的国企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肯定有变化。但是，变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我根本无力回应这些问题。

估计蔡师知道我已然懵圈了，他和蔼地说：“你回去再好好想想。”走出办公楼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在泪奔。在开题报告中，王宁教授建议我从效率逻辑和合法性逻辑的冲突入手思考国企的车间政治，任焰教授则质疑我对权力政体概念的使用并致以这个政体怎能“再生产”出来。就这样，我告别了第一个玄乎的研究问题。

第二个研究问题是在我申请哈佛燕京学社项目时肆意生长出来的。2011年时，我已经完成初步的田野调查，希望有机会去海外高校学习深造。彼时，刚好从QQ群里得知，哈佛燕京学社联合北大和港中大开办了第二期“底层社会与民众文化研修班”，这个研修班欢迎以质性方法调研底层社会的博士生申报，而且它不问出身、可以以个人名义申报，并有前往哈佛学习的机会。

我怀着试试看的心理申报了这届位于北京大学的培训班。这个研修班的强度着实大，每天早上八点开始上课，上午下午各有一次讲座（2hours）和讨论(1.5 hours)，其中一半课程是全英文进行。不仅如此，讲习班把成员分成若干小组，并要求每天晚饭后小组讨论学期内容，并在每天早上七点半向全体学员汇报讨论结果，此外，每名学员每天必须针对学习内容写培训日记，并于午夜12点之前发给班主任。上述内容上述全都会纳入最终考核。

在这种强度下，大家几乎都是凌晨一两点睡，早上不到七点起，如此这般，大家头五天还生龙活虎，后面就体力不支了，加上适时正值北京寒冬，接连有同学病倒。然而，这还不算什么，培训的重头戏是最后一天的个人项目陈述，每名学员要在五分钟的时间内用英文陈述，经由培训班学习后修改的研究计划！天哪！我哪有时间思考自己的研究计划？什么？还要做PPT？

被逼到绝路以后，在一个寒风骤起的午夜，我在雾霾掺杂黄沙般的头脑风暴中，又提出一个“玄乎”的研究问题：“工人的反抗是如何影响了他们自己？为什么工人的反抗目标都是管理者，却没有形成集体行动？工人内部的分裂是如何影响车间政治的？”然后，我把工人分为三个代际，分别分析传统对他们的影响、其技能水平、其生命周期和抗争策略，最后得出结论：工人在抵制管理者的同时又与其他工人群体冲突，所以他们没法产生统一的集体行动！如你们所料，做完PPT后，这一玄乎的研究问题很快被大家的砖块埋葬~~我想：“完蛋了！”但其实，现在还很感谢大家，这些批评让我悬崖勒马。现在看来，对三个代际工人的设想还算靠谱，但结论确实贻笑大方！那时，我读了一些政治社会学与劳工研究，但根本没懂。

图5 我在底层社会与民众文化研修班时的照片

第三个研究问题产生于在哈佛访学期间。从北京回来后，我陷入了糟糕的自我否定中，一度认为自己的智商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应该去自裁。但也许是我虔诚的田野工作感化了上天，大神们决定给我一个机会，拯救这已然懵圈的头脑。广州入夏后，我竟收到了哈燕的录取信！

就这样，我来到波士顿，在这个恬静、优雅、书香袭人的剑桥小镇，扎入疯魔的生活：这厢到欧洲研究中心听   讲“21世纪资本论”，被他那浓重的法式口音和经济学模型震撼，那厢参加由哈佛学生社团参与米国的劳资集体协商、占领华尔街和2012年大选；一边旁听几门精品课程，一边打飞的到各地旁听会议。每天的生活都是新奇的，王石在Dudly隔壁桌吃饭，肯尼迪学院的同学讲瓜瓜的段子，参加哈佛375周年校庆，看朗朗的钢琴大师课，我恨不得一天有36小时。

在   的“权力理论与后社会主义国家”课中，我读了一些以布迪厄和葛兰西的理论研究后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想当然地认为用“霸权”概念研究中国国企应该挺酷的，第三个点子浮现了出来：当布洛维发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能够同时掩盖和获得剩余价值而获得了霸权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社会因其现实与其意识形态相差巨大,进而难以获得霸权。实际上，“霸权“只不过是葛兰西赋予意识形态支配过程的一个名称。与西方与东欧比，中国国企工人明显对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缺乏兴趣（在国企基层确实存在许多对抗行为），但他们没有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寻求利益。那么企业对国企工人的“霸权支配”是如何获得的？

当我信心满满地拿着这个问题找裴宜理教授讨论时，她明确地告诉我：“不要将霸权等西方概念直接用在中国。一方面，这些概念本身就值得探讨，另一方面，它们产生于特定背景下西方的公民社会，这与中国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我建议你读读蔡莉莉的书，并去想一想底层自己的话语，他们如何描述并理解其行为。他们的意图真的是resistance吗？还是别的什么？中国研究，不是用西方理论套于中国，而是用中国的现象去对话、批判和修正西方的理论。”据此，她再次开给我了一份书单（裴教授如同医生，每当见到我懵圈时，她就开出处方——长长的书单）。相比中国学生不断地学习和使用西方理论，裴教授则鼓励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聊完后，看到我失落的样子，她很认真地看着我，说：“Good!”据此，我不断思索国企车间政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工人如何达到他们的利益诉求？不同工人群体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国企文化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了工人的利益行动？工人的利益行动对国企生产体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并在哈燕的博士论文写作论坛上做了报告，大家显示出了对这些内容的兴趣，但我急需把这些内容串联起来的概念工具。

图6 哈佛大学访学期间与裴宜理教授合照

第四个研究问题——也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问题，在我离开美国之前终于确定下来了。离开美国前，我专程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拜访BeverlySilver教授、张璐博士和Joel Andreas教授，希望能够从中收获博士论文写作灵感。当时Silver教授的《劳工的力量》中文版刚刚面世，张璐博士也刚完成她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劳工政治的研究和出版工作。Silver教授认为历史资本主义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矛盾。资本生产的扩张会加强劳工的力量，导致工人运动，即合法性危机，而资本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对工人做出的妥协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率危机的出现。结果，对一种危机的化解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种危机，两种危机在西方社会交替出现。

这次讨论提醒了我注意在国企观察到的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之间的矛盾：以市场效率为目标的生产会损害工人的利益，破坏企业的合法性追求，而工人借助政治合法性对企业的限制，与管理层进行博弈和对抗，进而又损害了效率，这或许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矛盾”（讽刺的是，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真有点殊途同归），而我的博士论文何不揭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矛盾力量作用下的国有企业的劳工政治特征呢？它不再是一个拍脑袋的点子，而是一个建立在调研材料基础之上的写作计划。

结果，你们看，我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发现博士论文的研究问题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回头来看，博士论文的研究问题并不一定非要“炫目”、“精彩”、“抓人眼球”，这对于我这样天资平平的博士生来说并不实际，一个具有可延展性、能够与调研材料相互匹配、并有助于引导未来写作计划的“靠谱”问题才能将我引上正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讨论是必须的：有些讨论击破你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些讨论能为你点亮智慧火花、有些讨论启发你更深入的思索、有些讨论则让你发现自己的不足。总之，直面自己的迷茫和他人的批评，在懵圈中寻找方向，做一只拍不死的小强是没错的。

四、从懵圈到清晰：国企劳动状况与工人车间政治之探索

研究问题是确定了，但是把调查发现和理论编织起来构成一篇可读的博士论文依然是个挑战：大脑懵圈，最糟糕的时候一天只能写50个字；内心还极度缺乏自信，生怕博士论文成为人生败笔，所以瞻前顾后地不敢落笔。在我找导师蔡禾教授又一次讨论论文时，他说：“小贾，你要抓紧了，不能再犹豫了，你先写出来再说！”说来也神奇，蔡师鼓励+Dealine果然是第一生产力！博士论文的任督二脉终于打通了。

我再读魏昂德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后，发现文革过后的“放任式权威”与我在南厂的发现惊人的一致：劳动纪律依然被束之高阁，工人还是可以串岗、睡觉、打牌、踢毽子，工人还是会拒工，质量问题依然很多，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加之南厂在不断进行国企改革，劳动控制逻辑肯定有所不同。这个不同究竟是什么呢？

一次在香港参加会议遇到了范璐璐博士，当我们畅聊时，她不断追问“今天的放任与过去的放任有何不同呢？”在这个讨论中，我找到了答案：今天的放任是选择性的，管理者虽然对工人劳动的控制虽宽松，但通过其他策略保证了产品产出速度、质量和成本。看似“放任”，但是，这是在管理方操纵下的有技巧、有选择的“放任”。文革后的放任则是纵容性的，管理者害怕被批斗、关牛棚，根本不敢管工人。两者表象相似，实则完全不同！“选择性放任”只是一条用以把论文内容串联起来的线索性概念，我的醉翁之意其实是两方面：其一是藉由对“选择性放任”的劳动控制逻辑的分析，我得以把精彩纷呈的国企车间政治呈现出来，在其中，管理层、基层管理者与工人三方各出奇招、你来我往、斗智斗勇；其二是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共同作用下，国企劳动控制策略的变迁逻辑。

上述问题想清楚以后，我的论文写作一下子变得酣畅淋漓多了。我曾试图用单位制的视角和劳动体制的视角来分析南厂的劳动控制逻辑。但是，经典的单位制研究更关注国家权力的建设以及国家如何对社会进行支配的问题，魏昂德和张静分别给出了新传统主义和法团主义的回答。但今天的情况变化太大，在一轮轮的国企改革中，真实的国家机构在国企中是空置的，党和工会在生产中被边缘化，以生产、市场和效率为中心的理念早已被管理者拥抱，“单位制”不复存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从工业企业转移到社区了。工人与干部之间的庇护关系被劳资矛盾所取代，车间主任们也不再是工人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只关注产品的市场状况与自己的绩效，法团主义不复存在。国家退出，市场逻辑进入不可忽视。那么，用劳动体制视角来分析国企劳动控制逻辑呢？劳动体制的结构性分析逻辑线条较粗：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企业加强劳动控制，而国家福利保障又会软化劳动控制，那么当竞争性市场的力量和国际福利保障同时存在于中国国企时，结果会怎样呢？我不想纠结于霸权与专制的排列组合，我认同裴宜理教授的提醒，无论“专制霸权主义”还是“霸权专制主义”都是西方语境下的解释，把这些概念套用在中国国企显然并不准确。这使我采取了另一种解释路径，这是“结构化理论”从结构到行动再到结构的分析方式，中国悖谬的结构怎样形塑了车间三方主体的行动逻辑，而他们又通过怎样的互动和博弈塑造和改变了国企的劳动控制逻辑。

首先，我对国企所处的结构进行了判断。国企既嵌入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又嵌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用科尔奈的观点看，前者倾向于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协调组织与个人之见的关系，国资委、地方政府作为出资方通过管资本、管人事等方式使其按照上级命令行事，这种命令是多方位的-政治学习、遵从法律、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等；而后者倾向于通过契约和市场交换等货币化关系来协调关系。国企的双重嵌入性又有三个维度：从时间维度上看，国企背负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又要放眼深化改革的未来；从空间维度上看，国企处于当地政区和地方性社区，又处于全球市场网络中；从制度维度上看，国企既保存了党政工团等，并要践行社会主义民主，又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公司。上述张力构成了国企劳资关系的结构性条件：一方面，作为国有企业，各种政治指令、法律政策和意识形态皆不可违背；另一方面，作为现代企业，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才是王道。

其次，车间有哪些行动者？充满张力的结构对车间行动者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我发现对劳动控制逻辑有所影响的行动者有三类：企业管理者（经理人）、基层管理者（工段长）和工人。国企所处的结构对这些行动者具有不同的影响，但这些行动者都处于张力之中：工人的利益在市场改革后明显受损，管理方不断通过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控制，他们成为了不被尊重的工资劳动力，但在国企工人身份保护下，则有资源也有胆量和管理方博弈。在车间，他们将“不服从”作为反抗方式，为管理设立诸多障碍，造成了“放任”的表象；基层管理者的地位很是尴尬，一方面，他们的利益同样受损，工人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代言人，和上级玩躲猫猫，另一方面，管理方期待拿他们做枪手、当坏人和替罪羊，寄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公司政策在基层的有力执行者，结果他们干脆对双方都采取了极为消极的态度；而企业管理者处于效率和合法性逻辑的张力中，他们一方面不能解雇工人、不能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缺乏有力的手段去管束工人，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变换管理方式，探索新的用工方式，压低用工成本，获得更多产出。“选择性放任”的劳动控制逻辑就在这三方的博弈中形成。

最后，对于国企来说，“选择性放任”是阶段性的还是本质性的呢？在这样一个动态演变下，国企劳动控制逻辑将行往何处？如果塑造国企劳动控制逻辑的结构约束下的行动者博弈，那么“选择性放任”必然只是特定结构下的结果，它是阶段而非终点，它是个案而不具有统计推论性。我想，我的博士论文最大的价值在于对国企车间政治与劳动控制逻辑之间的关系与动态演变过程的呈现。如果有可能，国企工人会不惜余力地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使劳动环境变得更适合他们。当然，在几种情况下，工人在车间政治中的博弈能力会大大下降，劳动控制也更具“强制性”：首先是地方劳动力市场较萧条时；第二是国企工人处于解雇风险中时；第三是劳动过程自动化程度较高，工人处于布雷弗曼所谓“去技术化”状态时。在我完成博士论文之时，我发现国企处理结构性张力还有以一种更好的策略：采用二元劳动体制。企业通过入厂包工、劳务派遣、任务外包、招收短期合同工等等方式招收了中介机构负责的大量没有稳定合同关系的非正式工人，并逐步缩小正式国企职工的数量。这样，他们就能够在保证少量核心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同时，降低用工成本、提升劳动效率和产出速度，达到市场的效率。

可以说，在博士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最具挑战的是提出一个好问题，最难的打造出一个创新的解释逻辑，而最恼人的则是把看似清晰的想法落实。我曾经认为写博士论文就像头脑风暴，等提纲敲定后，就如同印刷机一般，以每天三千字的速度嗖嗖嗖地把想法印诸纸面。但真实的过程是：原本清楚的想法在落笔时突然变得无比凌乱，原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在写作的时候又会发现有问题。这使得真实的写作过程就像是织毛衣，你要先把混乱的信息捋清楚，然后再重新编织到一起。写完了一段，还要看一看与上下文的衔接是否自然，中心论点有没有跑偏，以及怎样挖掘理论创新。基于此，尽快从构想进入写作阶段太重要了，因为这个阶段的挑战丝毫不比田野调查和确定研究问题时小。

五、重新思索与发现博士论文的意义

绝大多数人的博士论文不会止步于答辩，很多学者将博论作为自己未来发表和文章的基础，而一些学者的博士论文则成为了其一生无法超越的经典之作。对我来说，博士论文是训练、是养料、是根基，它的意义在于让我对自己的研究问题不断产生更新与更深入的认识，进而推动未来的新研究。

图7 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著作

尽管在写博论期间研读了布洛维的三部曲（《制造同意》、《生产政治》、《辉煌的过去》），但直到近几年，我才在与同样从事了国企研究和劳工研究的朋友们的讨论中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关联，以及那些本该进一步挖掘的问题。布洛维的很多著作其实都在处理“社会关系再生产”这一基本问题，一如他在制造同意中发现剥削关系的维持不仅依仗于市场力量，还依仗于工人与资本家的有组织妥协与一致利益的形塑，又如《生产政治》所述剥削关系的再生产不仅依仗于生产场所之外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政治领域，还依仗于生产场所内部的上层建筑，还如《辉煌的过去》所述国家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打造上的无能。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之一是，社会再生产制度与危机的辩证关系：即社会再生产制度有效性的减弱将唤起制度革新的插曲，以特别回应制度已感受到危机。那么，单位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制度）解体后，国家资本如何在生产场所中克服市场转型带来的劳资冲突，维持阶级权力的再生产？即阶级妥协的新形式在国企内部如何被制度化？这是一个应该继续追问的问题。

另外，作为一篇以工业民族志方法进行的个案研究，这篇博士论文剖丝剥茧般打开了国企车间这个黑箱，把各个行动者的观念、想法与策略逐一剖析出来。但对于真正想了解中国国企发展全貌的读者，最想知道的还是国企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同的国企是否存在差异或相似之处？今天的国企与以往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又有哪些方面是没有变化的呢？毕竟它确实是联结计划经济的过去与市场经济的现在，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的桥梁，醉翁之意不在酒，分析国企的目的是要理解我们这个奇特的混合型国家，而如何给出一个更加宏观的判断也将是我在未来需要上下求索的问题了。

六、结语：从挣扎到释放

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是何其挣扎，在期间我不止一次地遭遇困境和瓶颈，也不止一次地上问苍天、下问大地，妄自菲薄和质疑人生。但今天，当我写完它以后，回过头来看时，却获得了释放之感：

一个是，我发现博士论文与人生中很多事情相似，切不可过于看得过重，否则你会不敢提笔，亦不可看得过轻，否则写作又会过于草率。在博论中找到自己，方可张弛有度、挥洒自如。

第二个是，其实真是多亏了博士论文，让我还有理由一遍遍地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和心灵的故乡，让我得以在泥泞的生活中仰望远方，让我在纷乱复杂的心绪中安静下来，让我在无奈的世界耕耘自己的心灵乐园，以及在与古往今来的智者的对话中找寻生命之奥义。这一征程，于我而言，是生命本真。

最为可喜的是，在这个旅程中，你会遇到恩师、好友与诸多同行，他们不仅会让你少走弯道、不要误入歧途、使你悬崖勒马，而且会让你在暗夜中看到思想碰撞出的动人花火，同你一起开创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最终同你一起感受那柳暗花明的欣喜，分享智识带来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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