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46期 费晟：我是如何走进澳洲大荒野的？

【题外话】 有热心读友好奇：啥时候能读到石头的博士论文分享？还有读友询问这个专栏会做到什么时候？咱们友谊的小船究竟能够走多远，石头自己说了不算，这个要看“读缘”。远的不说，咱且看石头能不能做满100期。若果真如愿，石头就做那第100期的嘉宾。

【石头引】 通常，我们喜欢将研究视阈分为国内、国外，实际上，这种分法很不科学：常识让我们将“外国人”等量齐观，然而，一个印度人和一个巴西人是截然不同的，尽管他们都是外国人，但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与历史，因此也就有着不同的社会发展进路。所以，除了上一讲中提到的“海外民族志”，世界史的研究也极为必要。但世界史不是一个空泛的抽象研究，比较靠谱的做法是：一方面，建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视野，具体区分世界区域，比如美国的远东、近东、中东等划分——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种区域划分对美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建构世界史的整体框架，在世界史中关照区域史，在区域史中呈现世界史。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费晟副教授，让我们听听他的分享！

【作者简介】  费晟，2012年7月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博士学位，其中2010—2011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进行博士联合培养。2012年至2013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2015年1月起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重点培育基地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Global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等刊物上发过几篇论文。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及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各一项。著作有The Quiet and Loyal Spirit:The Australian Chinese Military Service（澳大利亚新世纪出版社2015年出版），获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AWM）嘉奖。

【写在前面】 感谢石头老师的盛情邀请。我始终对写这份心得非常犹豫，首先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写得还不够理想，很多比我有资格发言的人都还没有介绍心得，我为此不安；其次是我看到之前包括本人同学在内的同仁们的经验分享，相形自惭；最后，我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平淡无奇，因为从小就觉得自己应该读博士，也就一路走下来。这里我斗胆结合个人经验，谈谈博士论文写作可能遇到的共性问题与技术性问题。当然，无论具体做什么议题，“读书不肯为人忙”这样的理想，始终应该是学问的起点。我的很多见解肯定有庸俗浅薄之处，大家就当瞧个乐子，或者引我为戒吧。

一、选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达成妥协

我在杭州郊区的一所林业科研大院长大，衣食无忧，父母也给我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因为环境熏陶，我从小就觉得学习和读书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不读个博士，出门见了邻居叔叔阿姨都不好意思打招呼。不过因为对父亲的学术领域有所逆反，也因为笨，我据斥数理化，小学起就爱读家里保存的文革时期以及1980年代的各种出版物。高中后曾想混娱乐圈或媒体，发掘八卦，最终因不敢跟家里摊牌而作罢。然而至今我每读一本新书或者新档案的时候，感觉都跟狗仔队窝在明星家门口那样兴奋而又充满期待。

我一直是学习历史学的，所以我早早就认识到，从研究过程本身看，历史学的工作经常是事倍功半的。它的基本功是耐心和自律，脑子笨一点反倒可能好入门，因为青年人容易被花花世界诱惑，而笨蛋反而能耐住各种活人的勾引，学问也就踏实了。世界史尤其如此，一方面相对中国史研究，学科基础较弱，补课任务重。另一方面，使用的资料和档案全是外文的，写论文却要翻译成中文，再加工，效率更低。家长和老师们都跟我说，“板凳要坐十年冷”，后来我发现这个口号并不科学，板凳坐十年了都没被焐热，你臀部不正常。反正我上大学以后，屁股蛋上时不时能捂出青春痘。

基于此，在2008年暮春刚刚确定转入博士阶段学习时，我想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甭管自视多高、理想多远、抱负多大，一定要相信，无论是祖国母亲还是地球娘亲，咱妈有你没你，关系都不大。推动中华文明进步、提高人类思想水平也不急于一时，能先顾好自己就不错。

我至今相信，对大部分学科的博士生来说，博士阶段的现实都是在保证论文质量的前提下尽快拿到学位。因为学问的事可以不俗，学历的事却很俗。不尽快提交合格的学位论文，你就只能推迟毕业。而一流科研平台的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今天它看你不起，明天你更高攀不起。

我的导师包茂红教授对此也有很理性的认识，他素来以严格细致的指导风格著称，但从不把学生当自己的项目打工仔，而是根据学生个人特点引导其学习。从基本功训练看，他和我硕士导师牛可教授训练方法类似，几乎每个礼拜都要求学生精读并翻译几千字外文专业文献，课前提交阅读报告，然后课上讨论和修改，批评起来毫不含糊。

包老师几次跟我谈选题，反复强调的都是选题的“可操作性与延展性”，首先要能做一个4年内拿得出手的研究。其次要考虑自己的课题未来能否继续拓展，毕竟既不能靠学位论文吃一辈子饭，而完全另起炉灶会浪费研究的基础。

我选题还要面临一个客观局限：我是亚非拉史教研室的学生，学位论文一般不能做欧美发达国家的问题。当年申请硕转博的论文主要讨论冷战时代美国对东南亚游击战的战略，当转入环境史领域时，就想继续研究越南战争中的环境变迁问题，包老师立刻就说，这题目看似容易，可你懂越南语么？就算立刻开始学，学到什么程度才可靠？你又打算什么时候毕业？

除了中文，我就懂一点英语。因为笨，读专业书都觉得时间不够，精学二外就更没精力了。但麻烦也就来了，欧美世界之外，可以用英语研究的国家，主要在黑非洲、南亚和大洋洲！

我是注定要被晒黑了吗？

就算如此，南亚史，我一点基础都没有，黑非洲研究，当时还没有条件送我去实地访学，于是大洋洲历史研究就成为仅有的可能。我心里暗暗叫苦，澳大利亚什么的，有历史可言么？

这时我的导师就展现出他出色的学术积淀、育人意识和国际学术人脉了。

在接下来半年的《亚太环境史》课程研修中，他首先介绍了大量有关澳大利亚环境史研究的成果，说明了从传统史学视角看，澳大利亚等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的确算不上博眼球的存在，但是在环境史上确实是异军突起。这本身是澳洲学者为本国史学研究寻求出路的结果，但形成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告诫我要有信心，这世界上，很多历史问题，换一个视角，就有不同的精彩。

其次，他在我硕士时代就指导我完成了一篇有关太平洋岛国瑙鲁磷酸盐矿开发的环境史课程论文，修改后发表在一份知名核心期刊上。以此为基础，他让我切实体会了大洋洲环境史可以有哪些切入点。

最后，在2008年暑假，他让我对整个澳大利亚史乃至大洋洲史都做了一个学术史梳理，重点找出环境史相关的论著、数据库和资料集，我花了一个月就做出一份30页左右的预备参考文献。这就够我喝一壶了。

2008年底，导师又找我进行了一次谈话，让我准备出国，说我可以先去美国乔治敦大学跟随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访学，此人才华出众，还有家学。然后再找机会，利用国家公派留学项目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跟随丽碧·罗宾（Libby Robin）教授学习，她为人热情，外向活泼，而我也是一个话唠。

2009年上旬，访问美国的事情因为客观原因不太顺利。因此我们决定，集中精力准备去澳大利亚。春季学期结束时，包老师问我是否有了具体的研究设想。我汇报说，澳大利亚的矿产业非常吸引我。一方面，这是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支柱，全球享有盛名。另一方面，看很多材料发现，研究澳大利亚矿产环境史的成果并不太多，尤其是丽碧·罗宾教授强调了这是短板，因为经济史学者基本掌控了矿业史研究的话语权。我想追溯源头，看看澳大利亚矿业如何兴起的，又有什么环境意义。于是我选择研究1851年爆发的淘金热。

通过集中阅读和思考，我给丽碧·罗宾教授写了一封邮件，问她选择以环境史切入这个题目是否可行。她很快给我回信，认为很有意义，即便对于澳大利亚学界，也是期待的。只要抓紧时间，两三年时间，完成一篇博士论文是现实的。而且这个问题可以延展到全球殖民主义史和英帝国史的最新领域，不愁后续话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采矿业导致的环境治理问题，只怕比澳大利亚的更严重，这个选题也有一种对本国问题的关怀。鉴于我本来就有研究矿业史的基础，选择淘金热环境史，是当时看来最靠谱的选择了。

现在看来，这个话题刺激性还是不够，如果我直接选取英帝国对澳大利亚殖民地环境改造的话题，或者移民环境史问题，可能受众更广一点。但无论如何，研究冷僻的大洋洲史，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开弓没有回头箭，过河卒子往前冲吧。

二、问题、材料与方法：紧扣核心问题，勇于舍弃素材，坚决走进田野

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框架下，大洋洲历史普遍缺乏激动人心的政治军事大事件，制度性典范也寥寥无几。就澳大利亚论澳大利亚，根本不可能突破传统历史学价值观的束缚。比如我自己都曾经问过我，不研究大国历史，有意义么?

但是，环境史强调的是人与环境在历史上的互动关系，那澳大利亚就特色鲜明了。结合对学术前沿的持续关注，我觉得自己的研究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首先，从环境史的学科特点出发，要强调澳大利亚环境要素的独特性，尤其是迥异于北半球的，其文明史的特殊性受此影响很深。比如我们要理解在澳大利亚，生态体系很低级而脆弱，自然选择的倾向是越“蠢”的生物生存概率越高（具体可以访问本人公众号“全球费话”的文章《为什么只有“蠢货”才能在澳大利亚生存》）。这是澳大利亚特殊的地质条件、孤悬于汪洋的地理区位以及缺乏规律性气象活动的条件决定的。这样的物质条件中，人类文明的嬗变一方面具有自在性，同时任何外来的冲击，都不仅会造成深刻的社会影响，更具有强烈的环境后果。澳大利亚能够最集中地展现出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复杂过程与后果。

这是我前期阅读澳洲环境史专家的论著以及《枪炮、细菌与钢铁》、《绿色世界史》等作品的结果。前面说了，我之前做过瑙鲁的研究，这是一个生态体系不庞杂的小岛，于是在不到一百年里，完整地展现了经济开发、国际战争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活动如何彻底改造了当地环境，最终几乎摧毁了当地传统文化和整体生态。相比于自然时间中不易被人察觉的环境渐变，这种案例好像一个实验室里的模拟爆炸一样。

其次，要把澳大利亚放置到近代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扩张中去，对中国人来说，研究澳大利亚史的价值不在于国别维度，在于它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价值。

这是我前期学习中受伊曼努尔·沃勒斯坦、贾森·摩尔（JasonMoore）等提出的“绿色世界体系”理论影响的结果。不同于一般发达国家，澳大利亚遭遇西方殖民较晚，而且长期扮演原材料输出地的角色。它是西欧编织世界市场地理上的最后一环，而1830年后澳大利亚的殖民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开发活动，最终受全球政治经济变局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资源开发活动远比一般的人类生产生活更容易留下巨大的环境烙印。这里“资源边疆”的扩展现象很突出，也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给天涯海角留下的“生态足迹”之一。

第三，包括淘金热在内的自然资源开发活动，最终都涉及到大批的国际移民，淘金热的最终结果是建立起一套颠覆土著自然的新兴移民生态体系。

这是我受阿尔弗雷德·克洛斯比（Alfred Crosby）等所谓“生态扩张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因为通过挖黄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带来各种技术、生活方式、文化制度，还有外来物种，它们交织、融合、冲突、嬗变，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权力运作，不仅体现了历史发展中人类自身的主观意识，也体现出人类无意识的行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最重要的是，环境本身的能动性也影响了历史。这里涉及广泛的的“生态交换”的问题。

基于上述三个问题，我选择的具体案例，必须有一个学术史上的回应对话意识。对于一个历史学的博士专题研究来说，通常面对的档案以及各种文献材料浩如烟海，对它们的整理和精炼可以是一辈子的工作，此时，你需要一种洞察力，而不仅仅是构筑一个长篇八卦而已。你要能够回答，为什么不选择别的故事？

现代的历史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对材料的整理和堆砌，所谓“还原真相”是基础，但远远不够。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它是否具有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力，能否体现出历史学家对不同时代的观察力和分析力？如马克斯·韦伯所感慨，我们只能抓住永恒真理的碎片，可抓住一片都很难。

最终我决定博士论文要解决的问题是：淘金热如何根据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逻辑与需要改造了澳大利亚生态体系，进而反思西方殖民主义引起的现代社会自然观和价值观的嬗变。

根据这个问题准备材料，我立刻意识到仅依靠官方档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毫不意外的是，当年官方档案至多纪录一些重大的公共环境灾害，不会专门记录环境的变化，何况当年并没有系统负责环境保护的部门与政策规划。但是档案里有大量关于淘金热时代的政府公告与法令，多少涉及或者反映环境问题。所以我仍然需要大量阅读官方档案。这里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政府官员之间的通信和内部研讨；第二类是议会法令及听证记录；第三类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地质勘探的报告以及事故后医疗记录与验尸报告。

考虑到淘金热是浩大的活动，因此应该有大量的民间记录。利用google学术搜索的结果，我基本确定了三个重点发掘对象：一个是当事人的记录，即当年淘金矿工遗留下来的工作手册、回忆录以及记者们的采访和游记。第二个，是当时的媒体记录，主要是矿区的报纸。第三个，是矿业公司的招工启事以及产业发展规划报告。这样一来加上档案，一手资料就非常充足了。如何整理和记录呢？我自己摸索了一套读书笔记的方法（有兴趣请参见“全球费话”中《我做读书笔记的一般经验》）。

2010年8月底我抵达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与澳方导师及当地学者充分沟通之后，我感觉澳大利亚环境史的研究与美国学术界的有很大不同，这也迫使我增加了史料的利用范围并转变研究方法。相比美国主流学界成果的特点，澳大利亚环境史学家经常不是“社会史和文化史”取向的，而是“科学史”导向的。学者们经常不是历史学出身，甚至是自然科学背景。他们使用的材料包括自然科学报告、实验数据以及考古成果，同时大量使用图片和影像材料。更重要的是，澳洲的环境史博士生培养都至少有一年的田野考察期，人类学方法已经普遍融入环境史研究，从澳洲内陆的土著社区到南极冰川，学生们就像超级背包客一样。他们的研究大量吸纳物质文化以及文化景观研究的成果，我的补课任务非常重。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丽碧教授专门叮嘱我，材料再多，有些可能还令你非常兴奋，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文章的主题，不可能在一个博士论文里解决诸多问题。一定要敢于舍弃。

这句话很触动我，我想起了当年舍友转录给我的一段话，那是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里说的：“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

放到今日，大概是说做历史学的容易贪婪，搞哲学的容易扯淡，研究文学的容易性激素失调，而我等涉外研究的，上面三个毛病都要提防。

三、田野调研与写作：保持旅行的放松心态

虽然“历史人类学”这个提法在中国史学界已经非常响亮，但是在世界史学界还不算特别流行。客观条件摆在那里，首先走向田野与考古的基础是大量的文献阅读，而世界史文献在国内并不那么充裕，出国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搜集文献。其次，在国外搞田野和考古，谁带路？谁掏钱？尤其是在发达国家。除非是土豪，自费简直不敢想象。

但是既然公派留学来了澳大利亚，不学习人家的特色，怎么对得起祖国纳税人。

具有讽刺性的是，我做人方面的缺陷这时反而帮了我。因为我是话唠、自来熟，心直口快，喜怒挂在脸上。同时，我脸皮很厚，见了什么场合都不会胆怯，尤其是不怕见到大人物。我并不是不讲师道尊严、无视教养，而是相信学者们也是普通的人，尤其是知名的长辈学者，大多乐于帮助年轻人。当然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从小就跟学者群体比较亲近。

在外国人看来，这些都是优点。我不含蓄，不绕弯子，什么要求都提，比如要住宿、要饮食、要有人开车送我。绝非玩笑，我不会开车，在澳大利亚的荒原上，如果没有各地学者出车，我是无法开展调研的。

在前往历史上淘金热的重点区域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以及周边小城市时，我通过导师的关系以及网络搜索，在5个调研点都找到了几位接待我的地陪学者，个别还给我提供免费食宿。有两位至今仍然和我保持联系。他们开车送我去矿工营地遗址、带我探寻矿井废墟、周末还带我去自然保护区远足，寻找袋鼠和考拉，甚至带我访问他们自己的调查点，比如考察火灾后植被恢复的状况。

我通常在结束一天的田野调查后次日就访问当地图书馆和档案馆。我试图寻找相关的文字记录，然后对比相同时间点上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寻找出当时环境变化的阶段性特点，考虑两者可能的联系。比如一开始我通过阅读文献产生了一个判断，即从185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淘金热中的深井矿越来越多，当时资本密集型企业也越来越多，但是环境破坏力度并不比之前大。为什么呢？原来越来越多的深井矿工需要定居生活，随着矿区城镇的发展，他们要改善生存环境，所以产业的发展可能导致环保要求的自然提升。

结果一些学者带我去深井去考察后，我修正了既有观念。原来深井矿的确不严重破坏地表环境了，所以感觉环境破坏力度小了，但是它带来了地下土壤结构的破坏，然后挖到的深层矿石质地变化，需要用水银提炼，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所以，从景观变化上讲，环境似乎没有恶化，但实际上更恶化了。矿工要求环境改善，主要还不是恢复生态景观。

博士研究压力本就大，独在异乡为异客，舒缓压力很重要，我有切身体会。

2010年11月初，我前往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查资料，整整十五天，每天从早到晚摘录微缩胶卷里当年的报刊摘要和索引，到11月中旬，整个人出现了严重的懈怠状况，情绪崩溃，赖床不起。感觉无穷无尽的文献研读，却只能找到有限的几条可用材料，人生意义何在？

我向博导诉苦，她没有太多安慰，只是跟我说，你需要休息，但是不是睡觉，你应该去最有澳大利亚自然特色的地方去放松一下，感受一下，人类如何在这样一个极端的大陆建立起所谓的文明，一个自然要素格外扎眼的文明。

听了她的话，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完成一次远足旅行。

我订了去澳大利亚沙漠中心Uluru巨岩的飞机票，然后报名参加了当地的背包客团队，和世界各地来的年轻人一起，在荒漠里开车2天，然后徒步了两天。我从来没想过，Uluru不是山，而是一块单体石头，土著对它产生了各种自然崇拜，今日的人类，真的就更掌握自然的神妙了么？在无垠的辛普森荒漠，我躺在荒野中的睡袋里数天上的星星，望着远处赶牛客棚屋的残骸。我们人类历史发展，当然需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是真能征服自然么？

圣诞节前，我回到了墨尔本，继续工作，随后在元旦过后迎来了妻子探亲。我们两个去了墨尔本的大洋路，看了看悬崖上的公路如何在灰绿的桉树林和蔚蓝色的汪洋之间蜿蜒。我们去菲利普岛看了地球上最小的企鹅回巢，顺便参观了野生状态下的考拉睡懒觉，然后还飞去昆士兰的凯恩斯和惠森迪群岛，在大堡礁不同的位置潜水，感受大洋洲海底世界的绚烂多彩。

我突然觉得，澳大利亚的大自然，可以支撑我一辈子的学术生命，澳大利亚或许没有许多充满戏剧冲突的政治军事事件，没有那么具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但这里是人类探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试验场。文献材料永远读不完，但只要有几条材料能让自己感到又加深了对主题的感悟，这就值得。

2011年3月，我回到了国立大学，迅速利用田野调查的成果以及旅行带来的放松感完成了一篇英文论文，主要讨论华人矿工在澳大利亚卷入淘金的技术和环境影响问题。我恭请了四五名老师帮助我修改论文的表述，英文写作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这篇文章也成为我在海外peer-review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推进环境史研究，历史人类学方法还是值得借鉴。

四、完成论文：查漏补缺的工作格外重要

2011年4月，我进驻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亚部阅览室开始准备写作大纲，同时就新发的问题补充阅读专著。我基本确定根据淘金热时代主要环境问题凸显的时间节点分章论述，而不再根据传统的政治史时间序列来确立章节断代。基于此，我将淘金热分为三个时代：1851-1853年以浅表沉积矿挖掘为主的时代、1854-1865年以深井沉积矿挖掘为主的时代以及1865年后以石英深井矿挖掘为主的时代，加之序章、讨论国际移民如何卷入淘金热网络的第一章、还有淘金热如何导致澳大利亚殖民者自然观变化的最后一章、总结章，一共七章，布局比较均衡，逻辑也比较清晰。研究的时间段下限是澳大利亚矿区农牧生产体系开始取代矿业体系的1880年。

带着这样的章节安排，我做好了最终冲刺的准备。一年半时间，一定要写完论文。2011年秋天回到北京大学之后，我就开始进入了论文的正式写作状态，由于之前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所以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

所谓的顺利应该只是相对而言的。大部分人在进入博士论文写作时，压力都自然升高，因为找工作的事情也提上了议程，人生到了新的关口。但我是全心全意写论文，没有怎么关注工作信息，博导也说，论文都没有写出来，怎么好意思找工作？

当我提交论文初稿后，很快得到了博导的回馈，言简意赅：重写！

原来在回国之前，我又读了一遍《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以及《王小波全集》，结果我试图用一种娓娓道来的风格讲故事，然后大量使用了纪录片台词式的句式和修辞手法写作，部分章节还夹杂了很多口语表述，结果整篇论文看起来有些混搭。照猫画虎不类反成犬，这不是在公众号上实验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有一定的规范，史学专业论文，切不可轻易卖弄所谓自己的感想。对此包老师表示他非常意外，因为我从来不这样写东西，他都没想到

我毫不犹豫地重写了论文。

此外，导师同时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修改意见。原来在我最后的写作过程中，我又犯了贪婪的毛病，试图把我准备发表的讨论华人移民矿工问题的文章加入了博士论文正文中，因为那可以扩充成6万字的章节，让我的博士论文达到20万字。

我知道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常常有一种习惯，就是越长显得越权威，尤其是大段抄录史料，厚厚的一本。大概期望评委们念在你没有辛劳也有苦劳的份上，放你过关。但是导师的意见是，长短应该根据你研究的具体问题来看，如果并不是文本分析，只要能把自己的立论支撑起来，就不必越长越好，反而是精简一些史料，更突显你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我强行加塞的讲述华人历史的章节被删除了，因为这跟主题关系不紧密，这样我的论文只剩下14万字，然后导师又在多处指示表述应该更加精炼，前前后后，修改了7遍。最后，博士论文剩下12万字。但包老师觉得，应该能够达到毕业要求了。当然，有关华人矿工问题的材料，我并没有真的舍弃，毕业后这成为我研究延展的第一个突破口。

五、总结

每个人性格有内外之差，但是无论如何，恰当的沟通能力是博士研究必需的素质。我始终保持一种积极开放、不怕跟陌生人交流的心态，后果是言多必失，但有时也利于学术工作。除了抗压能力、英语能力得到锻炼之外，勤于沟通使我融入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际学术共同体。我能够及时了解学术动态，争取学术资源，出国田野考察时为自己创造最大的便利条件。不要怕犯错，只要勇于改正，这是我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最大的心得。

从外部因素讲，做一个博士，写一篇论文，博导毫无疑问至关重要。许多人眼中的理想导师，可能是项目多或者行政地位高的学者。这类学者，大多学问上有过人之处，毫无疑问出类拔萃。但他们招收的学生通常也多，或者比一般学者更忙碌，你与老师独处的机会难免也较少。因此我倾向于选择年龄差距相对小、知识结构更新、社会事务较少、可能有更充裕时间与学生交流的导师。比如我的博导就从不压制我的任何想法，尊重我的学习兴趣、肯定我的学习热情，而一看我长歪了，又敢于狠狠剪裁。我们经常性见面，而且不需要特别提前预约，很多灵感都是跟导师闲聊时得到的。对于我们这种仍然保持着师徒制传统的文科来说，博士生一定要勤于和导师沟通，多多主动汇报，听取建议。一定要信任导师，也努力让导师知道，自己是值得培养的。

我的一己之见是，学问终究是自己的，只要有真知灼见，不愁找不到同道中人。读博士，难免有为未来职业做规划的心思，但不宜过分用作敲门砖，尤其不要轻易变化选题和研究方向，学术态度上问心无愧就好。

我始终认为，读博士与愉快生活是并行不悖的。博士就四年，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不要让它和人生其它事务构成零和关系。对于博士个人生活，我的想法和很多人不同，只要感情基础可以，趁早结婚，省的未来麻烦。我博士第一年就结婚了，因为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不帅也没有太多情趣的史学博士，即便毕业了经济条件也未必更好。而现实的婚恋市场，哪那么容易遇到愿意跟你吞糠咽菜、忍受你纵情学术的另一半？所以如果能找志同道合的同学，最好不过。我的妻子就是我本科同学，乘着她硕士刚毕业，涉世不深，还愿意裸婚，我就立刻哄着她领证了。我可不想未来几年“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娶人”。珍惜眼前人，恰如珍惜你手头的每一份宝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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