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56期 陈心想：不惑之年的学术地图回顾

【石头引】岳云鹏在一个综艺节目谈起自己的入行经历，经人推荐到郭德纲门下，郭德纲却并不急于教徒，而是告诉岳云鹏：先来听吧，先熏，等你有兴趣了，再来跟我聊。郭德纲的是非掌故姑且不提，让小岳岳先来熏一熏的做法——无论是自创还是祖传，实在是高明。石头以为，做学问也是如此。做学问不过就是把自己泡在书里，丢在田野里，不断阅读，反复写作，然后让自己来回地游荡在经验与理论之间，把“方法”熏染成“技艺”，让知识沉淀为气质。

新书推了之后，很多读友跟我要链接，之前那篇没加，点击本文页末左下角的阅读原文就可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官方微店的预售页面。

【作者简介】陈心想，河南永城人。1991年考入河南永城师范学校（中师），1994年保送到河南师范大学读教育学本科，1998年考入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读硕士，2001年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社会学博士。2009年博士毕业后到来到目前工作单位，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Research Associate III）。曾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Forum,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等刊物发表论文。著有《明尼苏达札记》《走出乡土》《让教育多一点理想》《第三只眼睛看教育》，译有《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公共舆论》。联系方式：[e-mail]。

【写在前面】 今年6月初，学弟杨春宇君转来石头君为《学术与社会》微信公众号约稿信，回顾自己博士论文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既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份启迪和感悟，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刚接到这个邀约时，我一片茫然，博士毕业八年了，从来没想过写下博士论文的来来去去，梳理一下。而后想想，挺有意思，不管是否对他人会有启迪作用，至少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就答应下来了。怎么写？就博士论文谈博士论文？不如这样吧，从最初开始进入社会学学术园地开始，回顾一下自己这个18年左右时间里的学术之路，当然重点谈博士论文，自画一张学术草图。别人也许从中可以悟出点什么，避开一些不必要的教训，但至少对自己也是一个梳理思路的机会，可以帮助明确下一步该怎么走。

一、初心：以社会学为业

如果从2000年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算起，我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也是第18个年头了；如果从博士毕业算起，也已过了八年，进入第9个年头了。我更愿意从第一篇学术论文的发表算起，因为那是真正的起点，初心在那里发芽成长。

选择社会学实在是很偶然的一个机缘，冥冥中似乎也是一种必然。说偶然，是说在我大三上学期结束前从未听说过“社会学”这三个字，哈哈，确实够孤陋寡闻的，也许我记忆有误。就在学期结束后的寒假里，我回到中师母校看老师们，遇到了当时在北京外交学院读研究生的练奎廷老师，我在中师读书时他是我的世界历史老师。我向练老师谈起准备考研的事，他说：社会学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社会学”三个字。开学后，我就找来一些社会学的书看，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比我当时学习的教育管理专业有趣多了。后来慢慢明白其原因主要是把自己许多的困惑一下子解开了。原来我们自身的许多困境根源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里面。

联系自身和曾经十几年的生活经历，觉得社会学真好，并且据说研究出来的成果还可以建设更好的社会。只是当时很懵懂。

说有必然性，和我大学读书有关。我在两篇近些年发表在《大学生》杂志上的文章里曾回忆过我的大学读书生活。其中一点就是我把《毛泽东文集》和选集阅读多遍，尤其喜欢里面的社会调查和社会分析类文章。也许这些为我后来一遇到社会学就相见恨晚有关。但是，我想，最根本地说，还是我的家庭多年遭受贫穷和欺侮给我带来的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使我对社会生活更加敏感，对周遭的世界有一种好奇和探索的渴望，希望能找到办法让社会更好些。这也可以说是我最初学习社会学之初心。当时的辅导员任学强老师颇为理解我这个初心。

在河南师大读书，没有社会学课，全凭自己自学。开始一本一本看人大版教材，看有关社会学的著作。如果没极大的兴趣，在大半年的时间里（1997年4月份到1998年元月中旬考试）把社会学专业课的知识掌握到通过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生考试，几乎是不可能的。再次验证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二、起步：从家乡农村开始研究“乡土中国”

在人大开学前，我大学毕业的暑假里先在母校辅导员那里住着，在市里找了几个家教，趁机会挣点钱，以备开学之用，减少家庭负担。之后回家准备赴京读书。在家里那段时间，正是1998年土地调整，30年不变的政策要落地的时候。既然30年都不变，那次动地，对村子里每户人家而言，重要程度可想而知。村子里大会小会，吵吵闹闹，那就是一个最好的田野调查。读毛泽东文集这时有了用处，我效法毛泽东先生的社会调查方法，开始关注有关的各个方面，人口，规则，为什么会那么冲突，最后如何解决的等等。当时还未意识到可以写出论文，觉得写成小说不错，但是我没有写小说的本事。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未发现费孝通先生的佳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等都是读研究生时候才读到的。

在研究生一年级下学期，郑也夫老师的理论课上，他要求学生们写篇经验研究论文作为作业。我就趁此机会，把家乡村庄里调田的材料报告了出来。最后写成了《一个游戏规则的破坏与重建：A村村民调田风波案例分析》，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我的硕士论文则是根据村子里计划生育的执行运作写的，题目是《从陈村计划生育中的博弈看基层社会运作》，2001年5月份答辩通过，修改版2004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第3期。在写作这些文章时，我已阅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等书。《乡土中国》带给我的震撼很大。让我开始关注乡土社会，那是我社会学的起步。

三、开始读博

硕士毕业时，我申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麦克阿瑟学者奖学金，到明尼苏达大学读社会学博士，专业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组织。我于2001年8月28日晚上到达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双城国际机场，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博士之旅。

我在申请出国时候，没有发现美国大学有研究乡土中国的，也许因为所知信息很有限。在人大读书时知道魏昂德（Andrew Walder）、倪志伟(Victor Nee)等研究中国的学者，那是和经济转型有关的，我当时对这个大问题并不感兴趣。我去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时，边燕杰老师在那里做教授，但是人已在香港。我入学不久他就正式离职去了香港科大。

在去美国之前，系里让选导师，我就选了他们当时安排与我联系的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不久的Erin Kelly（现在MIT商学院）教授，开学后，她说她资历太轻，不能独自带博士，可以做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Kelly教授所做的东西，我实在不能感兴趣，主要是美国公司里的法律权利问题，我看了半天，也不能明白，没有背景知识，理解起来实在不容易。我选择了David Knoke教授做导师，他主要做政治社会学和组织与网络的，我去时他刚开始经济社会学转向不久。后来知此公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三年拿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学位，且发表了几篇顶级杂志论文，也是学界一个奇人。哈佛曾要挖他，竟然不为之所动。他做的社会网络研究我很有兴趣，所以就定下了Knoke做导师。

四、论文选题

跟着Knoke教授，就开始上课学习。第一学期选了3门课，其中一门不需要费多少功夫的，就是了解学术方方面面的情况的，每周请个老师来讲一个专题，包括读书选课、论文选题、论文投稿、如何修改后再投稿等等。另两门课，一门是必修的理论大课，一门是导师要求去商学院选的一门国际管理课。这两门课的阅读量都非常大，作业也多。适应美国读书生活，至今回忆，真是觉得一次炼狱考验。

开始时候忙于修课，对博士论文要做什么还懵懵懂懂。我那一届导师收了两个中国弟子，还有一名女生（后来学了生物统计，不再读社会学博士）。入学后的前两年，他总是让我们自己找题目，然后给他谈。这是基本的规则，没有老师给学生博士题目的，都是自己去找，导师认可确定。我和那名女同学，做了一些研究设计，都是试探性的。后来为方便搜集资料，要研究双城区的亚洲餐馆业，看他们是否需要社会网络在这里立足。我们走访了几家后发现，他们的回答都是把运气放在首位，没有什么社会网络支持一说。不管是挖不到真实资料还是什么原因，总之做不下去了。直到后来，我读了杜克大学的Lisa Keister教授的《中国企业集团》（20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书，我比较感兴趣，正好当时在上管理学院AndrewH. Van De Ven教授为博士生开的Engaged Scholarship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的课，就在这个课上，把这个研究题目，跟着教授一步步地发展出一份标准的学术研究设计。

实际上当时我也试图写其他题目。一个是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来写，继续通过村庄里的计划生育问题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基层社会的实际运作。我在社会学理论课上写了对基层“双线运作”的理论探讨，学期作业第二年还在芝加哥华人社会学年会上讲了，一些老师评议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和进一步发展的建议。但是，如果我这样做，就需要换导师，这是其一，因为选了不同的课，一旦换导师还要以新导师的要求选一些课，这个比较为难；其二是，还在那个村子研究，有个想走出那个小村庄的冲动。总之，放弃了这个选题。另一个是在尤瓦克姆的知识社会学课上发展出的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我也写了一个研究纲要，成绩也挺好，当时老师想让我发展成博士论文，做中国“文革”的集体记忆。我暑假里还自己设计了个问卷，随机采访了10多个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但是不断地有人告诉我，不要研究这个，如果你还想回国探亲的话。这个也中断了。当然如果研究这个，也牵涉到换导师和再修一些有关课程的问题。

另外，在社会心理学课上的一篇关于利他主义的学期作业，授课教授也比较看好，专门给我谈，说是否发展成博士论文。我没有觉得很感兴趣，就没有接着做。这样过了两年。之后就是在Andrew H. Van De Ven教授课上，为了完成作业，找到了企业集团的研究题目。当时也有一种探险的欲望，找到一个自己不懂的领域，看看到底如何。当时对企业集团的理解完全是从书本上学习的，不像硕士时候研究那个生长十几年的村子，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确实是一个大挑战。现在回想起来，更加明白了什么叫“无知者无畏”，好听的说，即“初生牛犊不怕虎”。

但是这个选题是当时我个人认为很有意义的题目，也就时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转型经济中的复杂性做点探索，在支持强政府和支持自由市场之间，看看是不是所有的干预都对企业绩效不利。我个人的直觉是，干预有不同方式，效果应该不一样，不能一刀切。

研究设计是在Van De Ven教授课上完成的，他也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个研究设计的写作，是非常好的一次训练过程，一个设计分成大约5个部分，导言、理论、假设、方法等等，一个部分一个小作业，最后整理成一个完整的研究设计是大作业。每一步都有Van De Ven教授一点一点指导，确实是获益极大。我与学友当时在明大商学院读博士的任廷（现在北大深圳汇文商学院任教）多次对这个课程感慨赞叹。Van De Ven教授做过美国管理学会会长，是组织创新研究方面的大牛，大师风采，确实与众不同。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学术训练，也是促进我博士论文最终定题的关键一环。

五、论文开题

几经挣扎，终于把选题选定，也得到了导师的认可。开始是想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广义地说，是组织间关系的问题。正好跟着导师学习的主要方面就是组织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所以国家干预与企业集团绩效在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关系，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切入点。

用在Andrew H. Van De Ven教授课上这个课堂作业的研究设计，后来稍作修改，2005年春天（也就是读博已经4年了的时候）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和开题报告。当时明尼苏达社会学系博士资格考试是要求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写出数十页的理论综述，这个综述如果正好是自己的论文的综述部分，可以一举两得。我就是这样一举两得同一个时间，先答辩资格关，委员会的老师们关上门，我在外面等着，他们通过了后，通知我进去，祝贺之后开始开题报告。两者都很顺利通过了。随后，我于2005年十月份申请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作为博士论文搜集资料的经费。2006年春节左右得到通知，拿到了这笔资金，加上麦克阿瑟学者基金，我于2006年暑假回到中国做资料搜集。

六、搜集材料

我当时有一种想法，我要把做博士论文的过程，演练一遍标准的科研过程。所以，我从研究设计和问卷设计开始，然后问卷调查，之后再做模型量化分析。我的题目是中国企业集团的科层关系与绩效，要和从未涉足的企业集团打交道，挑战太大，得想办法。研究设计再好，没有数据，什么也做不了。为了进入方便，我找到了人民大学的负责老师李路路教授，在问卷上加上了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章。即使如此搜集资料实在不容易。调动亲友熟人关系，滚雪球一样找人，为了能够得到靠得住的资料，需要建立一种信任关系。首先解释清楚搜集资料的目的，资料的保密，数据和论文中不会显示出某个具体单位的具体数据，保证资料提供者不会有任何不利影响。

自从我为了做硕士论文做了社会调查后，我对数据一直都是非常疑心的。我在做硕士论文调查的时候，正好全国人口普查，我通过人际关系当时找到了我那个村的普查资料。我全部抄下了，发现里面错误百出，不仅年龄错误，错的漏的，甚至一家母子关系调查成了夫妻关系。本来想就此写篇论文。后来忙于它事，材料也不知放哪儿去了。因为这个普查材料的人我都了解，所以可以识别正误。但对于企业集团，他们给的数字，我无力识别真假。甚至有个朋友帮我填问卷，请我吃饭，晚饭后，他说得回单位，制作报表去。他告诉我都是双重账本。一个糊弄人的，一个留给内部自己的。所以，让自己得到资料提供人的信任，同时也让资料提供者不忍欺骗自己，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得可靠的资料。

七、数据分析与论文写作

根据这些材料，最终写成了“转型经济中中国国家干预与企业集团绩效”为题目的论文。其实，这个论文的核心就是说在两派观点，国家干预企业经济对企业绩效是好还是不好上各执一端，我发现，干预并非铁板一块，方式不同，绩效影响就不一样。比如，在这样一个转型期，没有政府的支持，或者说支持力度不同，企业绩效都不会一样。一个是人事，如果企业集团里的主要领导，或者比较多的人曾经或者依然兼职政府官员，就有着更多的资源可以调用，这是合理的。后来也发现其他有人用个人网络关系来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要从国家持股多少而言，国有股多的集团绩效相对较低一些。主要原因也在于其中的激励存在问题。所以，以不同方式结成的国家与企业集团间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同的。这个研究回应了极端自由市场论和极端威权论的争论，即在一个转型中的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国家干预方式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要分开来看，不能一概地否定某一方的因素。

写作过程并没有多少问题，因为文献部分已经完成，就把分析结果报告出来，再做一些讨论和小结。2007年年底基本完成。论文还帮我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2008年的“Don Martindale Award”。我开始找工作，没有心思再管论文的事情。很快经济危机爆发，到处风声鹤唳。好在在2009年春天，3月中旬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找到一份研究中心的职位。签约时要求在开始工作之前要拿到博士学位。回来马上开始张罗答辩，总算在2009年5月11日通过答辩顺利毕业。巧合的是，我的硕士论文的导师签名地所署日期也是5月11日，不过那是2001年。八年，整整八年！

在我临近毕业时候，边燕杰老师回到了明尼苏达。我给他做了一学期中级社会统计学助教。他曾专门与我讨论我的博士论文，边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使我避免了一些常识错误。

这个论文，照某些教授说法，相当于当年Andrew Walder等中国研究者博士毕业时的水平。当然也许他们是有偏爱之嫌，但确实得到一些老师的称赞。为了急于发文找工作，核心部分整理发表在了2010年的《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杂志,现在已易名为《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博士论文就是这样的前因后果。

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选题还是过于自信了，低估了数据搜集的困难；再者这项研究开拓性不够，毕竟在比较成熟的课题中间找个缝子。尽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给予了支持，但是距离想象中的研究还存在不小的距离。毕竟国家干预企业的方式非常复杂而微妙，整合成人事和财政的宏观干预，把故事讲得过于简单了。如果能通过几个个案结合数据来讲精彩的故事，就会非常好，但我无法得到这样的材料。我觉得这是现在的师弟师妹们要注意吸取的教训。

事不经不知难。这个过程总算让我过了一遍，从选题，到研究设计，问卷设计，搜集资料，数据分析，模型构建，论文写作，修改，投稿，退回修改，再投稿，最终发表。其中的每一步都不容易，酸甜苦辣自己知道。就在这个过程中，大概经历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之后对“山”和“水”的真面目比较容易识别了。这也许是这个训练过程最大的收获。

九、博士论文写作之外

社会学博士读了八年，在明尼苏达大学是常态，历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等等都这样长。前四年基本上都在修课，找研究方向。后面搜集资料，写作，同时如果有奖学金支持还好，不然还得做助教，或者助研之类工作。

我在这八年里，没有全部投入到博士论文的写作，还分散精力写中文小文章，从2004年的《社会学家茶座》和《读书》等杂志开始发文后，不断地在中文杂志和报纸上发表学术随笔、书评或者杂文等。这些文章，毕业后搜集在一起，出版了《明尼苏达札记》一书（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还有一点要交代的是，后来因为我多年没有回国，搜集资料困难，我放弃了继续研究中国企业集团这个方向。但是，这个过程，使我在组织理论和社会网络方面，经济社会学等领域都有了很好的训练。这个知识面的拓展，多年后发现，对我其他方面的研究很有帮助。

在这八年里，我做博士论文的同时，还做了其他几个论文。一个是2005年开始与导师Knoke教授一起写作，发表于2008年的《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上的《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一文，此文有一个图，表示组织间关系的核心思想，其思想萌芽于我2000年发表于《社会学研究》的那篇关于田地调整论文。但在这个文章中未说明这一点。主编对此关系图很是称赞，后来还有人作品里整个引用了这个图。通过这个故事也说明，知识的通联性质。第二个是与导师和另一个朋友，管理学院当时在读博士任廷（现在在北大深圳商学院，副院长）一起写作的，关于非盈利组织的论文，发表在2014年的《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杂志。还有一篇是受到学友田方萌启发写成的《Toler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merican Metropolitan Area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发表在2011年的《Sociological Forum》。虽然题目不同，但总体上讲，这几篇论文都在经济社会学或者经济组织领域。

这样，我在做博士论文期间，做了几个博士论文之外的题目，还写了数十篇的中文小文章。这些让我的知识面拓宽了，同时也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否则我不敢想象自己生活该多么无趣。但是，这也因此分散了精力，不能在一个固定领域连续研究发文，成为某个小领域里的专家。不过，个性如此，自己觉得还满意就好。

十、回归：《走出乡土》超越乡土

2009年5月从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毕业，求职时正赶上金融危机的风头，好在找到了一个饭碗。6月来到了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一家研究中心，直到现在。博士毕业标志着我的学术研究够一个阶段了，要有新的开始。该怎么走？虽然完成博士论文，做了和中国乡土社会无关的研究多年，但内心的呼唤还是中国的乡土转型。尤其是当我自2006年回国搜集博士论文资料后，经过了八年，2014年春天回国探亲，发现曾经的乡土社会变化很大，给我极大的触动。我对乡土中国的研究使命感立马升腾起来，久久难以平息。之后，写出了《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这给已届不惑之年的我心里上带来了一丝丝的安慰。不然，到了不惑之年，初心的那点儿心愿还未有所还愿，心中的痛苦会更深。

2015年8月份《走出乡土》全稿交上，2017年4月出版（北京三联书店），5月上市。这是我回归乡土研究的一次大试探。带着使命感，以学术随笔的形式随性而为，排除一切杂念地写出了这本书。说超越了乡土，是说《走出乡土》这本书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乡土社会的研究，而是视野放宽到全球化和中国根本性的现代化转型。脱离了对乡土中国的研究多年之后又转了回来，这个经历让我很容易超越乡土来反观乡土中国的变迁。

虽然在这期间，我也写了不少其他中英文文章，包括出版了两本关于教育的书（即《让教育多一点理想》和《第三只眼睛看教育》，都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还与朋友合作翻译了《公共舆论》（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但在我的心中，回归初心的“走出乡土”研究是我心中“永恒的女王”。我的经验告诉我，跟从你的内心那个纯真的初心去做研究，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我的博士论文虽然规规矩矩，也发了英文杂志论文，但在我心中地位永远没有乡土回归重。同时，在多面探索之后的回归，不仅拓宽了理论和实践视野，也让自己更明白自己真正的使命在哪里。没有出走，哪有复归？所以，我觉得博士期间脱离了初心的乡土研究，是一此远行探索，也是一次寻找自我的长途跋涉。

十一、小结：描画自己的学术地图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独特的，永远无法复制。我们都在描画自己的人生地图。做学术研究，本来就没有一张可以依循的地图。有地图时，那都是多年后自己回头看看走过的足迹，自己为自己描画的痕迹图。

有了初心，而又阴差阳错脱离了开始的研究方向，我把做博士论文看作一次“远游”。多年摸爬滚打之后，又复归初心，也许这就是寻找我的“回心轴”的过程。做着博士论文，同时还做着几个与博士论文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的题目。广泛的兴趣让自己养成了“博”而不“专”的习惯。这就是我过去十八年的学术之路的简图。究竟我的研究和文章对社会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对建设美好社会是否有用，都不是我能把握的。如今也更明白了，我也不再在意了。

年过不惑，而成绩乏善可陈，实在不足他者效法。于我而言，只要条件许可，就做自己最富有使命感的研究工作，她让个人觉得生命充满活力，富有了意义。当然，为稻粱谋的无可奈何，也只能屈就了。我从大学以来为了生活，在餐馆打工，在学校后勤服务，甚至在城市大街上散发广告单等等都做过。那经历也是一种人生宝贵的财富。追随初心，做自己最喜欢的研究，人生多么幸福！

2017年7月4日于美国星城家中，8月1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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