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57期 尚文鹏： 我的“美国在家教育”研究之旅
【石头引】现在大家好像对年龄有一种出奇的焦虑，对小孩子，生怕输在起跑线上，成年之后，又总是数着自己的年龄患得患失。经常有人问：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不能读博？其实如果真的想读博士，又适合读博士，年龄的阻力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无论多大年纪，读博士本身都需要投入非常多的精力与心血。本期邀请的嘉宾，37岁才开始读博，而且是跨专业，做的研究还是海外民族志，其历程令人敬佩，她就是尚文鹏博士！
【作者简介】尚文鹏，山东莱芜人，1992年至1996年本科就读于山东大学外文系，1998年至2001年硕士就读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1996年开始在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至今，2012年至2016年就读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开放时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发表文章。
【写在前面】 几个月前张文义老师转来石头君的约稿，受宠若惊之余，我感觉颇为踌躇，一方面很惶恐，进入人类学领域才五六年，博士毕业刚刚一年，自忖资历太浅，学科之堂奥还未能深刻体会，给后来者提供经验远远不够资格，另一方面也想到，论文写成和通过答辩毕竟已成事实，整个读博过程充满酸甜苦辣，如今能够有这个机会静下心来总结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如此，才能更好地规划今后的学术生涯。
一、走进人类学
与大多数在本专业领域耕耘数年的学者不同，我进入人类学领域有些误打误撞但也有必然的色彩。我的本科和硕士读的都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入高校工作，2011年是我第三个本命年，波澜不惊的日子突然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意味，时间滴答走过的声音在我耳边变得异常清晰，伴随着人到中年的临近，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做出改变的愿望——我要考博！
然而读什么专业呢？我心里却拿不准，恰逢老友包胜勇来访，他博士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是马戎老师的弟子，在聊天中我向他描述对博士就读专业的模糊想法：作为一个从未走出象牙塔的英语教师，我希望能够学习一个更接地气的学科，能够接触真实的世界和多样的人群，能够将抽象的理论和日常的生活联系起来，两者能够相互阐释交相辉映，而不是彼此割裂。正当我沉浸在畅想中时，老包插了一句，“那你得考人类学啊！”
说来惭愧，我对人类学到底是什么几乎一无所知，但人类学赖以为基础的“田野”两个字深深地吸引了我，它所激发的意象既蕴含脱俗的诗意，又夹杂泥土的芳香。我希望从莎士比亚、惠特曼笔下的英美文学走到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从学理的高度探究文化为何，而人类学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田野工作方法无疑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助推器。
作为一个跨专业考博的人，没有相关领域的学术积淀无疑是最大的硬伤，决定备考之时已是九月份，我计算了一下一个在本专业正常读完本硕的学生考博需要的时间，到我这里起码就得双倍，具体到每天，除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和带孩子之外，就得将睡眠和一切活动压缩到最低，制定学习计划并且绝对严格地按计划行事，如果某一天因为什么事情没有完成计划，那就熬通宵，即使不求甚解也一定读完，绝不留到第二天，备考到最后，人已经进入一种痴迷状态，连走路洗澡都在思考刚读过的理论。就这样将自己一路生拖硬拽，我居然最终被录取，如愿以偿地进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麻国庆老师门下学习。
虽然够幸运，但学术研究毕竟不是靠打鸡血就可以一蹴而就的，我读博的第一年就像摔跤场上处于绝对劣势的摔跤手，虽然够努力够坚持，但每一次踉踉跄跄地尝试站起，就被结结实实地摔到地上。缺少本硕阶段的学科积累所暴露出的问题之多之大，令我难以招架，如今回想起来，在读博的过程当中，那是最难熬的一个阶段，因为一个人闷头看书是不行的，必须学会与他人交流自己的思想，课堂讨论，不定期地向老师汇报，这些都成了我当时最畏惧的事情，很多别人信手拈来的术语，对我而言仍旧还很生疏，表述起来自然显得笨拙，在疯狂补课的跌跌绊绊的学习之余，还要面临选题的压力，根据国内人类学博士生培养计划，二年级就要奔赴田野，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调查，可是，我的田野在哪里呢？研究主题又该如何定位呢？
二、为什么不做美国研究？
这一年让我很清醒地认识到，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做民族学人类学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志对我而言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任务，也是不明智的，专业基础的薄弱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得到弥补的，我做好长期学习的准备，但如果我想按时毕业，或者至少避免陷入不断延期的陷阱，扬长避短是唯一的策略，因此，本硕时期的专业绝不应该是我极力突破的限制，而应该成为我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和助力。入学刚两个月，我就决定将我的田野设在美国，研究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事后证明，及早地将田野地点确定下来才不会错失机会，2013年年初，我在我工作的学校申请了国家公派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在等待结果期间，我也曾想过万一未获批准，应该去哪里做田野，所幸最后等到的是好消息，我将去波士顿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
随之我又陷入新的选题困境，像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而又复杂的现代社会，我应该具体研究哪一方面呢？当时选修了段颖老师的“海外华人研究”课程，受此影响，我一开始将选题定位于与美国华人相关的研究，如海外华人华语教育，并为此听了几次张振江老师的语言人类学课，后来又想做跨种族婚姻，但兜兜转转，始终感觉对这些题目有隔膜，不是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
有一次课后遇到黎相宜师姐（《博士论文》第1期的作者，链接在此），她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既然你是学英语的，为什么不做美国本土社会研究呢？”是啊，这不正是我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吗？这不正是我读人类学的初衷吗？用人类学的方法去解读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逻辑，这一决定将我的想法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但离最终的选题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怎样找到那个让我感觉最契合的点，成了我日思夜想的问题。
正在此时，我得知北大高丙中老师召开第二届海外民族志研究工作坊的消息，在导师和夏循祥老师的推荐下，我顺利进入工作坊学习，此时已是2013年的7月，选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如果不能在八月底出国前确定好题目，那就意味着在国外短短的一年中不得不把很多宝贵的时间耗费在这上面，那将会使自己陷入更加被动和焦虑的状态。
工作坊的日程安排紧凑而高效，我惊讶于海外民族志研究已经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并得以在短时间内接触美国研究的方方面面：美国的宗教、公益、音乐、编织，花园...... 我感觉如置身于一个聚宝盆之中，在拼命地寻找那个我最心仪的宝贝。
高老师请来许多美国研究领域的专家来为我们做讲座，在听中央民族大学何克勇老师讲美国教育的时候，他提到在家上学及其在学龄人口中的比例，我感觉自己的内心“啪嗒”一声，像某个期待已久的开关终于被开启了一样，非常兴奋，在网上粗略地查找了一下资料之后，我愈发确定这就是我想做的研究，首先在个人层面上，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我对与教育相关的话题很感兴趣，此外，美国号称世界上的教育强国，近年来，有经济实力的中国家庭送孩子去美国读书已成为一种潮流，那为何在家教育在美国发展成为一种运动，而且近年来人数不断上升? 我了解到大多数在家教育的家庭都是住在乡村的基督徒，为的是免受日益世俗化的公立学校的“邪恶”影响。而波士顿所在的麻州在政治倾向上非常自由，麻州的中小学教育在美国历来是佼佼者，又是什么样的家庭甘愿放弃优质学校教育资源？我感到教育作为社会文化再生产的领域，很可能触及美国文化的一些核心问题，如个人主义等等，于是决定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工作坊结束前，高老师对我们的寄语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田野工作的过程就像一个人的马拉松，漫长而寂寞，惟愿大家努力向前，跑到终点。高老师还带领大家唱起了“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以作激励，那一瞬间，我心头涌起了一种悲壮和渴望的情绪，从未经历过田野的我，将要到遥远的异域，完成我这个人类学初学者的通过仪式，只不过我的“异域”不是某个偏远的部落或村庄，而是美国波士顿——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这注定了我在田野中将品尝不一样的酸甜苦辣。
三、进入田野
我从2013年8月28号到达美国，2014年8月28号离开，正好一年的时间，期间主要在波士顿地区调查，我以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的身份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田野工作，这个身份带给我多重便利，最值得一提的有两点，一是在波士顿大学的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与我研究主题相关的资料，也曾受惠于哈佛大学图书馆；二是作为“师出有名”的研究者，我发现这是我得以进入田野，被在家教育家庭接纳的重要原因，虽然我的许多研究对象对制度性权力报以高度的警惕，但我体制内的身份让他们对我这个陌生人快速消除戒心。另外，我是带着孩子一起去的，孩子架起了我与一些家庭建立密切关系，以及观察学校教育和融入地方文化的坚实桥梁。
到美国之前以及最初的两个月，我都没有放弃住在美国人家里的努力，我觉得那才是田野工作的正途，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我们在布鲁克兰（Brookline）——与波士顿毗邻的卫星城市——的一个公寓楼安了家。我所研究的是波士顿城区的在家教育者，按行政区划，他们分布于麻州东部不同的城镇，但基本都在MBTA(Massachusettes BayTransportation Authority麻州捷运署，包括地铁、公交车、通勤火车以及轮船)可以到达的区域，距离波士顿市的车程在几分钟到半小时之内。波士顿城区的这一特点对在家教育的学习网络和社交网络的构建影响重大，简言之，丰富的教育文化资源聚集在一个相对紧凑的物理空间内，为他们打破行政区划的界线、频繁地与外界往来并获取社会资本提供了条件。
因此，我的研究不是对一个有形社区的整体性研究，而是以对象为中心的。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具有流动、混杂的特点，我的田野方法也相应地变得弹性灵活。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在家上学的孩子是隐匿于公共空间之外的，怎样找到他们呢？我一方面积极地出现在各种场合，向遇到的所有人表明自己的研究身份，如当地教会，我儿子所在的学校，图书馆活动等等，希望他们能向我引荐他们认识的在家教育家庭；另一方面，网络是我依靠的重要的信息渠道，通过谷歌搜索到波士顿地区有好几个在家教育支持小组（support group），随后发邮件请求加入，并征集访谈对象，参与他们的活动。
总之，通过网上网下多种渠道，这一年当中，我总共采访了来自33户家庭中的35人，其中10个有多次跟踪访谈机会，每一个时间从一小时到五六个小时不等，经受访者同意，采用录音与笔记结合的非结构性方法，大多访谈在受访人的家里，或者咖啡馆进行。与其中的5个人成为联系密切的朋友，私下里有多次联系。通过参加这个圈子里的各种活动，与七八十个人聊过天，以至于我每次出现，都会发现已与之打过交道的人。我所交谈过的人不仅涵盖大波士顿地区的其他城镇，还包括新罕布什尔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在家教育家庭。
除此之外，我还与社会经济背景各异的美国人展开过不计其数的非正式交谈，如牧师、学校教师、学区总监、童子军教练、街头艺人等等，尽可能地获取多个社会领域的知识，对心理疾病、捐赠文化、小费文化等产生好奇并持久关注。为了解美国公立学校的运作，我曾经以家长身份去孩子的班上听课，参加学校的家长联谊活动，帮忙在图书馆卖书、联欢会上卖墨西哥烤饼等等。我还加入数个交友组织（meetups），去教堂做义工，为无家可归者做饭，以家长身份观察孩子所在的童子军等等。我不会开车，除了利用波士顿便捷的公共交通，我还数次请求搭车，在路上拦车问路等等，请求帮助是建立互惠关系的开始，由此加深了一些已有的友谊，在与陌生人的互动中，对美国人获得了更直接和更感性的认识。
因此，考虑到田野工作的时限性和美国社会的复杂性，就整个研究所遵循的方法而言，它不是严格地参与观察一个封闭的社区，而是不拘常规收集资料。我相信在家教育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现象，而是深植于它所在的社会结构之中。所有建立社交网络，参与观察的目的都指向一个目标：必须能够加强深入探究后所得的结论。尤其是对美国这个人们已相当熟悉的国家，用我所受的人类学训练检验人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实和观念。
之所以克服自身性格的内向，多方出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发现调查常用的滚雪球方法在我的田野中难以应用。由于自我依赖的心理文化取向，人与人之间明显可见的界限感，再加上在家教育的家庭都超级忙碌，之前设想的通过一个受访人进一步采访到她所在的社交网络里的其他人的方式，往往难以实现。虽然在不同场合结识的人大多都愿意留下电子邮件地址，表示可以约时间接受访谈，但数次邮件往来之后常常不了了之。
四、田野工作的方法与经验教训
接下来，我将以具体事例讲述我进入田野的方法以及经验教训，以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向上”研究的艰难，并反思如何在美国社会开展人类学研究。田野之初，我给五个支持小组发了电子邮件，只收到一个回复，同意我到她家里采访。她就是住在牛顿的Elisa Wong，看名字我猜她有华人背景，果不其然，她是从未到过中国的华裔，对我的研究起到关键作用，不仅热情地为我介绍其他家庭，而且慷慨地敞开她的家，与我分享她的生活，一年当中，我们几乎两三个星期就见一次面，一起看戏，一起旅行。[1]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贡献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给一个好奇的人类学学生，在Elisa的个案中，恰恰是我的中国身份成为我被接纳的关键，她曾说过把我看作她的中国姐妹，就这样，她对未曾谋面的“中国”的情感“位移”到了我的身上。事实上，我后来发现好几个答应接受采访的人都与中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渊源，如Jack和Daisy两家的孩子都是从中国收养的，Jim和Ben则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尤其是Ben，我们的邮件往来从田野延续到现在，来自他的邮件已有三百多封，广泛涉及教育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话题。
另外，我的女性身份和母亲身份也是Elisa愿意接纳我的一个原因，我的研究主要关涉受访人的私领域，但这恰恰是研究者最难进入的，每次有采访机会，我都询问是否可以把地点安排到对方家里，为的是观察家的空间布局，因为家不仅是物理空间，也是实施教育的社会空间，而且，在家这一最自在的场合，关于抚育、母职等情感性的话题更容易自然地展开。
对Catherine的访谈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在她位于林肯市的家里采访了她，那是一个四周都是森林和农田的庄园，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正当我整理好录音笔和笔记本，准备按部就班地把早已计划好的问题一个个抛出来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突如其来地打乱了原本的计划和正襟危坐的气氛，一只扁虱（tick）从她的脖子上滑落下来，她拿在手里，好心地告诉我，麻州的草地上有很多扁虱，她家地处森林地带，自然更多，她和孩子每天都要检查身上有没有扁虱。正当我听得入神，那只扁虱一下子不知掉到什么地方了，于是她就忙着找，她说一定要找到，这个东西若在人身上会导致莱姆病（Lyme disease），后果很严重，于是我也顾不得访谈了，跟她一起找。
所幸最后找到了，她一再叮嘱我回家后要仔细检查，有时人是感觉不到的，想通过洗澡，或热水也是不行的，搞得我提心吊胆，一时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好，整个访谈过程心里都不是很踏实。人类学的魅力有时就在于你无法对田野做出准确的预判，也许由于刚才到处翻找的狼狈滑稽，“扁虱事件”一下子使房间里的气氛变得随意甚至亲密起来，我们之间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的身份差异似乎已悄然隐去，此时坐在这里的只是年龄相仿，孩子也差不多大的两个母亲。访谈变成了聊天，话题也延伸到在家教育之外的方方面面，她还对我这个陌生人讲述了她情感上的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采访”之后，她又驱车把我送回布鲁克兰的公寓。
“向上”研究的一个困难之处在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关系上的不对等，对我而言，这主要体现在个人知识储备上的不对等。在家教育的家长基本都是高学历知识分子，哈佛、MIT等一流大学毕业的也不少，他们不仅有普通美国人的健谈，还有缜密的思考和表达能力，许多人对社科类书籍有广泛的涉猎，加上他们在寻求在家教育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与教育和社会有关的文献。访谈的过程时常让我有种在上课的错觉，相比传统的人类学学者，毫无面对调查对象时在知识上的心理优势，我常常需要在家恶补，并做好心理建设以克服心虚感。另外，我在田野中不期然地遇到了一些同行，对人类学学术规范非常熟悉，其中有一位是在某大学任教的人类学系教师，还有一位妈妈是人类学博士，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有无考虑过如何回馈受访人，她建议我将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反馈回去。
事实上，如何回馈是我思考很久的问题，尽管访谈对我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与这些家庭相处的感觉“如沐春风”，总体上是非常愉快的。每个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善意和尊重，尤其是家长们都非常忙，常常是趁孩子上课或参加活动的时间来见面，若是有比较小的孩子，妈妈们得一边与我说话，一边照顾孩子，孩子的声音往往是访谈的背景音乐，所以，整个过程对于我并不轻松，常常伴有某种因时间局促引起的歉疚感。
在我田野开始后不久，我就在支持小组的邮件组里看到一些研究团队的广告，如协助波士顿儿童医院完成某项调查，哈佛的一个博士生征集访谈对象等等，明确标出一小时的酬金是多少。我应该以怎样的形式表示感谢呢？在我看来，礼物才是最富有人类学情怀的回馈，简单的金钱交换似乎玷污了人们的善意。于是，有中国特色的茶叶丝巾，或者巧克力，成了我最常送的礼物，除此之外，还邀请受访人来家里吃饭，人们似乎并不介意我的陋室，和并不精湛的厨艺，席间常常相谈甚欢。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我包了素馅的包子准备送给Ben和其他几个食素的家庭，坐在地铁上忐忑的心情，“在美国干这种事是不是太傻了？你以为是在中国农村走亲戚啊。”虽然已事先告知，但每个人拿到包子时的神情仍让我记忆深刻，Tammy捧在手里如同宝物，Ben当场用餐刀把包子一分为四，我看着胡萝卜鸡蛋馅洒落下来笑着告诉他包子不能这样吃。
事实上，这种访谈之外的非正式联系拉近了我和这些家庭的关系，使得田野研究的延续性得以保障。在我离开田野回到中国之后，我与他们中的几个人仍保持邮件联系，他们对我在论文写作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以邮件的方式给出回答，而波士顿在家教育圈子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或者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也会转发给我。我相信人类情感的普遍性，和对真善美的共同诉求，是超越不同种族和文化的。因此，在所谓的“向上”研究中，寻求与研究对象的同理心和共鸣仍是田野工作的不二法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应该建立真正人性的关系，就我的感受而言，很多时候需要从研究者的角色中跳脱出来，回归到真实生活的交往中来。
不仅如此，非正式联系摒除了访谈中可能出现的掩饰和信息的单向性，向我展现了这些家庭多维度的真实的生活，这一点对我尤为重要，因为我的研究不仅仅是单纯的教育民族志，对这一阶层的生活风格和趣味的观察非常重要，而这很难在访谈中获得。我曾受邀参加在他们的家中举行的朋友聚会，并共进晚餐，还一起出行。以人类学的眼光，观察他们谈论的话题，对事物的看法，对食物的偏好，倾向于什么艺术风格的画作等等。所有这些观察对我关于品味与阶层区分的思考都有重要的作用。
五、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最初计划回国后用一年的时间整理田野资料，如访谈录音需要从英文转录为中文，从图书馆获取的文献需要阅读和分类等等，然后延期到第五年毕业。最后之所以能够四年毕业，首先是我的导师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从我刚一回国，他就给我定下四年毕业的目标，每当我对自己的能力有所质疑，他都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你肯定可以的，四年没问题！还有段颖老师，也持续地为我打气，每当论文写不下去以至沮丧和绝望时，段老师总是坚定地对我说，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这些鼓励的话语内化到我心里，变成了一种四年必胜的信念，由此开始计划每一章节的写作任务和所需时间，就像当初备考时那样，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完成一定的字数，如果今天没完成，明天必须补上，在一种极大的强迫式的焦虑感和成就感的复杂情绪里，一点一点地和论文死磕到底。
其次，有几个共同奋斗的战友至关重要，因为论文写作是一个长期而又浩大的工程，很容易产生焦躁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疏解，就会泄下气来，辍笔不前，而如果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渐进的写作节奏，论文如期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在时不时的吐槽中相互鼓励，当我意识到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大家都有相同的焦虑时，反而没那么焦虑了。
在写作最艰难的阶段，我时常忍不住臆想若脱离这种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该有多美好，但当论文提交，以及答辩结束之后，我却越发怀念那段充满了挣扎的日子，因为那种心无旁骛的笃定和纯粹，大脑日日高速运转的清醒和兴奋，在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工作生活之后显得愈发难得而珍贵。毕业之时，又有同学问我为什么读人类学的博士，有人替我回答，“是一种情怀吧”，我一时语塞。人类学的大门已然向我开启，回首这几年走过的路，我想这绝不仅仅是，也不希望是，“情怀”两个字所能涵盖了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