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5期 狄金华：游走在田野与理论之间
【石头引】本周《博士论文背后的故事》专栏，继续邀请那些优秀的博士论文作者，来给大家分享博士论文创作背后的故事。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狄金华博士。
【个人简介】狄金华，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2011年博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其博士论文《被困的治理——一个华中乡镇中的复合治理（1980—2009）》获2012年首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3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同名专著于2015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先后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对于每一个力求学术的博士生来讲，写出一篇好的博士学位论文都心向往之、甚至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之所以向往和梦寐，也正是因为它难得。其实促使一个好的研究成果（并不限于博士论文）“出笼”，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两个因素个人觉得至关重要。
其一是研究者的品位或者说鉴赏力，不知道什么样的研究是一个好研究的人很难想象能够做出好的研究来。正所谓“眼高”者不一定“手高”，但“眼不高”者一定“手不高”。
其二是研究者的能力，也可以理解为“手高”，这是能够从具体的文本、文献和经验材料中提炼出独特见识的能力。但凡具有这种能力者，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高手”。
研究者的品位对于相当多的博士生或青年学仁来讲已经不是大问题了，大体只要有些学术兴趣又上了研究这条道的人来讲，都能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是个好作品。即便他最初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多看看主流学术圈和主流期刊常常论及或引用的作品，也就能知道哪样的研究是个好研究。假以时日，“眼”也就自然高起来了。但博士论文是要自己用手写出来的，从“眼高”到“手高”可是一个不小的跨越，如果跨不过去，博士论文便难以成为好论文。
作者近照
看好的研究是一个享受，但对试图学习和模仿的人来讲，好作品又充满了神秘感：作者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好的作品？是不是他占有了什么独一无二的材料？具有想象力的概念和框架是怎么出来的？它怎么就能够把哪些看似琐碎的材料组织得如此浑然一体？好作品人人心向往之，但它的生产过程确实一个“黑箱”，充满着神秘感。
石头兄策划这样一个专栏，让我们把自己写博士论文的“黑箱”打开，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让我们每一个人把学术生产的“后台”透明化，让大家清晰可见，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比介绍自己的研究结论更有助于学术进步。当然，其中也包括用自己的教训来告诫后来者，哪些道路是很难走通的。
我的导师吴毅教授对自己的博士生有一个要求，博士生在入学前就需要大体想好自己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虽然不要求考虑过多的细节，但还要框定一个基本的范围。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博士要想三年毕业，刨去修课、调研、写博士论文、找工作等时间，所剩也只有一年左右，也就是说博士阶段真正的阅读与研究积累也就这一年左右。如果这一年不能聚焦特定的主题，而是泛泛读文献、思考问题，必难以形成有效的积累。如此，只能是匆匆选题、开题，而一旦题目确定，调研与写作的路径便基本设定，很难再调头。
我将博士论文的主题确定为农村基层治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虽然之前的本硕学习期间我对这一主题涉猎不多。这里稍稍说一下选题，个人觉得选定的题自己一定要有兴趣，要有深入研究的冲动；有冲动，此后的调查、写作才会有激情；有了激情写出来的文章才可能有感染力，并最终成为好的作品。
吴老师在选题上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在他看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选题极为关键，选到一个好题便可能成功一半，而好的选题对每一个研究者而言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旦遇上甚好的题，岂有自己不做而让予他人的道理？所以老师指定的题一定不是最好的。
我选农村基层治理作为博士研究的主题，其实还有另一个想法：武汉地区的农村政治研究是国内农村研究的一大特色，既然我在武汉念博士，做农村研究，我在这个主题上努力是最容易“出彩”的，换句话说，我只有要站武汉学术研究的高点，我才可能距离“蓝天”更近。
选题确定了并不意味着文献的阅读就在这个小圈子里展开，相反我阅读得更广，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到中国研究的经典作品再到农村基层治理的具体文献，这三个层次的文献我都阅读，但是我投入的精力确是不同的，层次越高、看似越不相干，我投入的精力却越大。
在我看来，经典理论启迪的是智慧，经验研究经典开拓的是视野，具体研究文献传递的是知识，智慧最重要，要想超越既有的基层治理研究，一定要在更高层次上阅读、吸纳养分，当然具体文献的阅读与反思也很重要，否则智慧和视野落不了地。
在我博士的训练中，田野调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整个博士训练的大部分都是在田野或在对田野资料的整理与反思之中完成的。按照导师们的要求，我在博士阶段要完成“学术成人礼”的调研。
所谓“学术成人礼”就是但凡出过有影响农村研究成果的地区，我都要到那里的农村进行驻村调研。比如，东北农村出了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我就去东北农村调查；华北农村出过黄宗智、杜赞奇和裴宜理的研究，我就去河北和山东的农村调查；华南农村成就了华南学派，我就去福建、广东农村调查；还有江西农村、成都平原、湖北荆门等等。
经过这一轮“学术成人礼”的调研，我对中国农村的区域特征以及中国研究的经典作品便有了直观的理解。田野的生动性与理论的深刻性在我既有的知识体系中开始形成初步的构架，在这个基础上，我再依据选定的博士论文主题，选择了河镇开始半年的博士论文调查。如此，博士论文的思考也就有了“点”和“面”。
关于博士论文调研点——河镇的选择，我在论文之中曾有细致地交代，这里便不赘述，只是额外阐明一点的是，河镇作为我老家的邻镇，它的“半陌生化”防止了我陷入到“家乡社会学”的陷阱之中。
河镇的河与桥
其实博士论文半年的调查与之前半个月至一个月“学术成人礼调查”的节奏与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调查因为时间较短，所以调研访谈时，我总是过于“积极”，甚至有时充满着“攻击性”；而半年的调研节奏要慢得多，有足够的时间来与被调查者喝茶、喝酒，我可以参与到被调查的生活之中，与他们一起上街、一起放牛、一起去拆迁，这种慢节奏的访谈和观察，使得我积累的丰富的材料，也使得基层治理的实践在我面前成为了一幅流淌着的画面，这为我博士论文的写作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资料的丰富是做好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从好的资料到好的作品，中间有一个鸿沟需要跨越。我的体会是依据调研的材料，在既有的研究中找到明确且有影响的对话对象是一个省力又有效地跨越鸿沟的方法。
就我的研究而言，在反复研读调研资料后，我发现地方规范与公共规则的冲突在基层治理中非常明显，而且直接影响到了基层治理。要说这也不是什么大的新发现，但以这个现象为基础，我发现它对黄宗智教授的“简约治理”和李怀印教授的“实体治理”概念形成了拓展，所以我决定将“简约治理”作为自己论文的对话对象。
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反过来进一步研读有关简约治理和实体治理的研究文献，厘清简约治理在治理主体和治理规则层面的双重意涵，并指出它的解释边界，而我调查的现象显然已经突破了简约治理概念所解释的边界。结合经验材料，我提出了“复合治理”的概念，以此来把握转型期乡镇治理的实践形态。
“复合治理”的概念深化和拓展了“简约治理”概念对公共性规则与地方性规范之间关系的讨论，这个概念由于区分了规则内部的等级体系而更能够洞察当前乡镇治理困境产生的结构原因；同时它也回应了国内外学术界围绕乡镇治理探讨的国家基础性权力问题，指出国家基础性权力不仅包括基础设施供给能力，还包括公共规则执行能力，而后者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
在论文导论部分写出来后，我便寄给了从未谋面的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李怀印教授，李教授对我这个后生予以了极大的鼓励，他肯定了研究的价值，并鼓励我继续探索下去。待论文写完之后，我和李教授便也熟识起来，以后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合作研究，这已是后话。
回想整个博士论文的“生产”过程，它非常艰辛，也非常令我期待，其中有数天写不出一段话时的焦虑，也有一天写出上万字以至于晚上躺在床上思路都停不下来的兴奋。每每有新想法，总是迫不及待地找人交流，虽然很多时候的热情会被别人的一瓢瓢冷水浇灭，但田野的经验触动与自我的理论思考总是很快又燃起兴奋的火苗，就是在冷水与火苗之间的转换，论文就一章章地写出来了。
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最大的体会便是，不停地在田野与理论间穿梭、游走，以经验攻理论，以理论攻经验，正像一个独木舟，在左右摇晃间，它就前进了。
作者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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