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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具体表现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恶化、拉动经济的传统“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失速、债务危机（包括地方债、企业债和家庭债务）爆发、失业上升、股市下跌、货币贬值等等。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危机局面，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如鼓励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外资来华投资、降低贷款利率、刺激购房需求、活跃资本市场等等，遗憾的是，中国经济体仿佛病入五脏，虚不受补，出台各项政策如鸡汤下肚，病情并未缓解，指标还在恶化。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开始表现得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为了尽快找到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钥匙，迅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摆脱经济危机，防止经济下滑失控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以下三个问题：（1）当前经济危机的性质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2）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制度性质特征的经济危机的爆发？（3）中国未来应该选择怎样的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发展道路？解决当前经济金融问题的关键钥匙在哪里？如果对以上问题采取无视的态度，那么，所有拯救经济的政策和方法必然药不对症，隔靴搔痒，贻误时机，造成经济走势进一步恶化，最终形成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来自于改革开放；同样，当下中国的经济危机也是来自于改革开放，即来自于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自于引进国际资本、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对外开放。当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相互交集叠加，便构成了当下中国经济危机的总震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表现为社会两极分化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资本收益率下降、企业入不敷出甚至资不抵债，最终体现为企业债务危机和国家金融危机的大爆发。因此，从本质上看，本次经济危机在性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内过度的市场化改革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对外开放所形成的对国际资本、国际市场、海外核心技术的过度依赖；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手段不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必然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之上。如果人体总是可以解决自身的健康危机，那么，人就可以永生；同样，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总是可以解决自身的危机问题，那么，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制度，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的理论就可以成为真理。但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发展规律并非如此。事实上，每一次资本主义危机都推动着历史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一步，小危机带来小进步，大危机带来大进步。这是因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钥匙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手中，正如切除患者身上毒瘤的手术刀不可能在患者手中，而必然在白衣天使手中一样。这正是目前一系列拯救经济的政策，如刺激房地产需求、鼓励发展民营经济、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刺激股市上升等政策，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这一切试错与碰壁，只是告诉专家、学者与官员一个朴素的真理：资本主义拯救不了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然后必然走向深刻危机的过程中，历史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即：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和方法改造经济和拯救经济。这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终酿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二、需要动用国家核心权力进行制度改造和经济转型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完成了第一次社会主义改造；一个甲子60多年过去了，为了摆脱目前内外交困的经济局面，中国经济需要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如同第一次社会主义改造一样，为中国经济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探索中国经济摆脱危机、再次腾飞的出路和答案。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制度前提下，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不需要采取“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通过解决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危机、帮助市场主体恢复经济活力的和平手段，即：借助主权国家之货币发行权的运用来完成市场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权、军权和币权（即铸币权或货币发行权，简称“币权”）是主权国家的核心权力。其中，政权和军权为币权背书，形成币权的垄断性和强制性；反过来，币权服务于政权与军权，使得政权得以巩固，军权得以保障（如下图）。
【注：政权、军权、币权的一体化结构，符合“阴阳合道、三生万物”的中国世界观。】
政权、军权和币权是三位一体的国家核心权力。只有同时掌握了政权、军权和币权，并理解和运用好这三大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党才能更好地领导国家、领导军队、领导经济，即党才能更好地领导一切。削弱政权和军权是否定党的领导，同样，削弱币权也是否定党的领导。宏观经济决策者需要把币权提高到政权和军权的高度，重新认识币权的重要性，以政权和军权作背书，利用币权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以及地方、企业和家庭的债务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宏观经济转型。政权、军权和币权属于执政党核心掌握和行使的国家权力。当地方经济干部提拔到中央经济领导岗位工作，他们对币权的运用往往缺乏经验，甚至不知道币权的存在。比如，面对地方债务危机，财政部领导的意见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应该由地方政府自己解决。但是，地方政府不掌握币权，正如地方政府不掌握政权和军权一样，他们无法解决债务危机。地方债务危机最终只能由中央政府通过行使币权来解决，因为中央政府掌握着政权、军权和币权。财政部领导发表上述意见，说明其对币权的理解和运用是陌生的。当然，自1921年7月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权、军权和币权的认识与理解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早期党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等，只看到政权的重要性，没有看到军权的重要性，更谈不上对币权的认识。在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认识到军权的重要性。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把军权提升到与政权同等重要的地位，即没有革命的军队，就没有红色的政权。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苏维埃政府迅速成立了红军造币厂和江西工农银行，统一了根据地的财政与金融，牢牢掌控了苏维埃的铸币权，并与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严格的金融与货币的隔离。苏区的政权、军权与币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苏维埃政府三位一体的核心权力，其中，币权处于跟政权和军权同等重要的地位。从此，无论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哪里有红色政权和人民军队，哪里就有人民的货币。边区政府银行及其货币发行权为解放区政权的巩固和人民军队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边区政府银行及其货币发行权，没有边区政府银行发行的纸币，即“边币”，那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从井冈山出发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政权、军权和币权有机结合在一起，牢牢掌握在手中，直到1995年3月制定和颁布《人民银行法》，央行开始独立，币权开始与政权、军权分离。上世纪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的年代。《人民银行法》是以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专家的指导与推动下制定和颁布的。他们在《人民银行法》条文中塞进了新自由主义的私货，即，以金融稳定、防止通胀的名义，推动央行独立。根据《人民银行法》第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中央银行要独立于政府（部门），依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央行不得服务于政府财政，不得认购和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提供贷款。在央行独立获得法律确认之后，一批接受了英美教育、亲近于IMF、世界银行和华尔街的所谓金融专家进入了央行的关键岗位（其中是否隐藏着美国派遣的经济间谍和战略间谍，目前不得而知）。中国央行曾经一度使用英文作为内部会议的工作语言，并把一部分本土培养的业务干部边缘化甚至排挤出央行系统。在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了中国央行的法理独立与人员布局之后，美国进入了收获的季节：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开始决定着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即，美元纸币进入中国央行系统的数量决定着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经济金融问题和产业结构问题。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人民币投放量逐年增加。为了控制货币流通量，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回笼资金，收紧商业银行贷款。最后形成了这样的金融局面：美元流入中国越多，存款准备金率越高，商业银行贷款头寸越少，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和民间利率越高。如果把央行一放、一收的货币政策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央行一手把国内企业的流动资金收上来，另一手就转手给了美元持有者作为资本金。把本该属于国内企业使用的流动资金转换为跨国资本和买办资本的资本金，其结果是，一方面国内利率水平居高不下，本土企业发展受限，纷纷到境外融资和上市；另一方面跨国资本背靠海外资本市场，携带泛滥的美元潮水，在中国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股权投资市场、产业并购市场等诸多领域，乘机渗透和扩张，收割着中国财富。在2013年前后，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量之间甚至形成了1:1的关系，即，外汇储备或美元纸币完全决定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中国央行事实上承担了美联储的北京办事处职能：央行服务于美联储，人民币成为美元的影子货币。美元纸币借助人民币完成了在中国的资本化和食利化，实现了在中国的产业布局和产业渗透。比如，联想、百度、腾讯、阿里、京东、美团、抖音、恒大、碧桂园等知名科技企业和房地产企业早已成为美元版图上的买办化企业，华为早年也险些被美元资本收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房地产企业债务危机和家庭购房债务危机，实际上属于本世纪初以来错误的经济金融政策的产物。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对外依赖并最终陷入经济危机，其根源在于央行的独立，在于币权与政权、军权的脱离，在于央行独立所导致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长期失效。所谓“政权选举化”“军队国家化”“币权独立化”是瓦解政权、军权、币权三位一体的国家核心权力的三支毒箭。只有瓦解了由政权、军权、币权所构成的国家核心权力之整体性，美国才有机会控制战略对手，攫取对方财富。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需要重新恢复政权、军权和币权一体化的制度，让货币发行权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于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服务于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从而巩固国家政权，壮大军事实力。为了从国家核心权力的高度上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像反对“政权选举化”“军权国家化”一样，坚决反对“币权独立化”，坚决纠正“币权独立化”的现状。在战争年代，如果没有控制货币发行权，党将无法推翻三座大山，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改革开放年代，如果央行独立，币权失控，党将无法帮助人民推翻新的三座大山，无法解决债务危机、就业危机和经济稳定。三、通过行使基础货币发行权，解决当前经济金融问题
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具有五大基本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这其实是贵金属货币时代的货币理论。在纸币时代，并不是所有的货币都具备世界货币的职能。当贵金属货币时代发展到纸币时代和电子货币时代，作为货币的纸币增加了另外三大职能，即纸币资本化职能、财富分配职能和资源配置职能。其中，纸币的财富分配职能和资源配置职能是纸币资本化职能的派生职能。“货币五职能说”应该发展为“货币八职能说”。正是因为现代纸币具有资本化职能、财富分配职能和资源配置职能，国家通过行使基础货币发行权，即币权，可以调节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解决债务危机、克服两极分化、刺激消费、增加就业等，并在解决上述经济金融问题过程中，实现第二次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总之，基础货币发行权，即币权，与政权和军权一样，是用来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局性问题的有力手段。当政府、企业和家庭出现普遍的债务危机的时候，当长期依托于国际大循环的依附性经济体需要转向未来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自主型经济体的时候，当中国需要联合和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组成统一战线来抵抗美国主导的新殖民主义国际秩序的时候，中国必须把币权提高到政权和军权的高度，用以解决以下经济、金融与社会问题：中央政府行使币权，可以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由中央财政部门申请发行0利率的特种国债，用于直接购买地方政府城投债所投资形成的各类固定资产，以此改善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解决地方债务危机，让地方政府可以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这一类特种国债和地方债只能由中央银行通过增发货币来购买，而不能由央行指派商业银行来购买。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地方债务危机传导到商业银行系统，才能避免商业银行坏账率上升和银行板块股票下跌并拖累大盘指数，才能避免形成更大规模的资本市场危机和金融危机。目前由商业银行来购买此类特种国债和地方债的做法是错误的。商业银行被大规模摊派购买特种国债和地方债，会提高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降低商业银行整体资产收益率，这将导致商业银行收益下降和股票下跌。商业银行股票基本上都是大盘权重股，其股价下跌必然带动大盘指数下跌，使得资本市场进一步低迷，这又将造成资本市场融资和再融资的困难，从而在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可见，用于解决地方债务危机的特种国债和地方债只能由央行通过增发货币来购买。地方债务所形成的资产包可以抵押给中央银行。通过发行0利率的特种国债和地方债，把地方财政从高负债的本息压力下解放出来，让地方财政收入重点用于解决当地百姓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问题，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住房。这是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内容。各省级地方政府可以针对当地破产的房地产企业和烂尾楼工程，成立“地方特种房地产基金”，低价收购破产企业资产和烂尾楼资产，在投入部分资金完成工程收尾工作之后，以廉租房和廉租楼的方式，低价出租给年轻人和创业者。积压楼盘和烂尾楼属于社会资源，不得任意炸毁。“地方特种房地产基金”向财政部申请发行，由中央银行认购。该基金购买的房产资产全部抵押给央行。在时机成熟之时，央行可以成立不动产管理机构，将全国各地抵押的房地产全部收回，并入央行资产负债表。央行以纸币换取各地的房地产资产，这是人民币纸币完成资本化的好生意，可以增加人民币的内在价值，有利于稳定币值。房地产企业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属于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通过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重组，对房地产企业及其资产实施国有化，一方面可以解决企业的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可以让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住上廉租房、用得起廉租楼，让房地产业回归于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来。这也属于国家行使货币发行权即币权实现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城市家庭因购房形成高负债的状况是制约居民消费、制约人口再生产的重要因素。解决方案是：各地省级地方政府可以向中央财政申请成立“地方政府个人房贷应急基金”，由央行发行货币进行认购。对于仅拥有唯一一套按揭贷款住房的城镇居民，在证明家庭成员没有足够还贷储蓄并且失业的情况下，可以向“地方政府房贷应急基金”申请不超过未还贷款80%的资金，用于归还银行按揭贷款，从而减少每月房贷的还本付息支出；同时，房屋主人按照所申请的基金占房屋总价款的比例，将房屋的部分产权让渡给“政府房贷应急基金”，形成政府与家庭按不同出资比例共同拥有该处房产的住房模式。通过此项制度设计和债务安排，一方面可以让低收入家庭和失业家庭从房贷的本息压力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可以让人民币转换为资产，实现人民币资产化。这是中央政府通过央行行使币权为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这将有利于基层百姓切身感受到国家的帮助与关怀，有利于培养广大群众的国家共同体意识。实行家庭住房混合所有，降低家庭负债率，提高家庭消费能力，这也是实行家庭资产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内容。只有通过中央政府行使币权，解除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危机，才能重新激活各地政府、企业和家庭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才能重新激活国内市场、恢复经济活力，才能实现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才能避免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资本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枢纽，是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拉动消费的源头。股市低迷、融资困难、企业外逃境外上市，这一切与证监会无关，而与中国央行有关。自股票市场建立以来，每一次救市都是证监会出面，或者召集券商和机构投资者下场救市，或者减免印花税和交易手续费，甚至挥刀自宫，直接废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流动性供给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比如，暂停IPO、再融资、限制大股东减持退出从而剥夺大股东的再投资能力等等。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市场长期低迷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推动市场的长期繁荣。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措施仅仅带来了8月28日开盘的一分钟行情，成为政府救市的搞笑版。为什么政府救市经常遭到群嘲？其错误在于：第一，救市主体不对。证监会是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其职责在于规范市场，保护投资人，不要乱搞所谓的金融衍生品创新、推出融券做空和指数做空等做空机制、或引进海外金融大鳄来祸害国内中小投资者。证监会的职责不在于救市，而在于监管市场，提高资本市场投融资效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而不是动辄自宫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目前，证监会救市的声音越大，股市跌得越厉害。这就是现实的佐证。第二，救市方法不对。券商和基金等机构都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只有市场繁荣，他们才能多挣钱。如果券商和基金等机构有能力改变市场低迷的状态，他们早就行动起来了，股市早就繁荣了，哪需要证监会号召？在经济下行、流动性枯竭的情况下，券商和基金也是受害者，也无能为力。他们本身就是池塘里的鱼，而不是水，更不是水源。那些美英留学归来、身居高位、掌握着中国金融话语权和行政权的高官和师爷们，从来闭口不谈以下事实：是美联储决定着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决定着美国股市的长期上涨趋势；他们还避而不谈：为什么日本央行可以代表国家买入并持有日本股票市场60%以上的流通股？为什么中国央行没有持有1股中国股票市场的股票？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央行制度是不是比中国更像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资本市场的每一次股灾，都成为这些满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金融高管和金融师爷们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对英美资本开放的机会，其背后的逻辑仿佛是：只有美联储发行的美元纸币是钱，只有美元纸币可以为中国股市提供流动性，只有美元纸币可以在中国完成资本化和食利化。这种货币金融制度安排，事实上把中国金融市场变成美元资本的金融殖民地。当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量主要挂钩于外汇储备量，当人民币成为美元纸币的影子货币，当中国众多优秀的科技创新企业纷纷被逼到境外上市而成为美元版图上的棋子，当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掌握在美元资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人民币资本手中、不是掌握在中国央行手中，当中国央行仍然被《人民银行法》绑架、可以对中国经济下行和资本市场低迷采取依法见死不救的态度，总之，一句话，只要币权脱离了“政权-军权-币权”一体化结构而不再服务于政权和军权的基础利益，而是服务于美元纸币的在华资本化和食利化，服务于推动中国经济金融的殖民化和非自主化，那么，中国就无法打造出独立自主的国内经济金融大循环系统，就无法避免外资大规模撤离背景下的债务危机、股市危机和经济危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解决债务危机、股市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钥匙就是要用人民币潮水来填补美元潮水退去所留下的类似于高空空气失压一样的“金融失压”，把货币提高到国家和军队的高度，使用国家核心权力之一的基础货币发行权，即币权，来重塑独立自主的国内大循环之经济结构，避免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酝酿与爆发。与货币市场不同，借助资本市场投放货币，央行不仅可以为经济循环提供流动性，而且可以实现人民币资本化，使得中国经济体不再依赖美元纸币的资本化，不再依赖外资输入。从此，中国不再资本匮乏。中国央行可以通过购买ETF和各类行业指数基金的方式，买入并持有二级市场股票，向股票市场直接投放流动性，进而提高资本市场首发融资和再融资的能力，以此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促进国内经济恢复高速增长。只有央行直接入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股票市场长期低迷问题，才能在资本市场上体现国家意志，并重新掌控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权。央行直接购买二级市场流通股，一不存在亏损问题；二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这是因为：央行以增发基础货币的方式换取二级市场股票资产，其持股成本为零，所以，不存在投资亏损问题；央行在资本市场投放货币，属于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环节投放货币并完成人民币资本化，可增加社会生产性资本并提高社会再生产能力，可增加社会商品供给并抑制通货膨胀。在生产环节投放货币本质上不同于在社会再生产的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投放货币。正因如此，日本央行买入并持有60%以上的流通股，并没有引发日本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资本市场是以市场化的金融手段实现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的枢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国内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假设中国央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逐步买入并持有60%以上上市公司股票，相当于中央银行代表党和政府行使国家核心权力的币权，完成了这类优秀上市企业的国有化改造。这将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党的执政基础。总之，正确的资本市场发展思路是：维持印花税率不变，追加征收二级市场投资者的资本利得税，以此增加财政收入；降低企业融资、上市和大股东减持的门槛，解决国内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的问题；取消融券做空和指数做空等做空机制（如果出现股市过热、股价暴涨，可以通过央行抛售股票加以控制）；把资本市场打造成为中央银行向社会再生产领域直接投放流动性、实现人民币资本化的枢纽。试想一下，有主权货币做后盾，有中央银行向资本市场提供无限流动性的市场预期，谁敢做空中国股市？何愁股市不涨？何需限制IPO和再融资？哪能出现大量国内高科技企业被逼到境外资本市场的状况？哪会出现中国政府丧失资本市场定价权、广大中小股民天天指望海外美元资本（如“美元皇军”）入市为其解套的局面？可见，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强大的国防军事实力。政府需要行使国家核心权力之一的基础货币发行权即币权，发挥货币的资源配置职能，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解决科技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具体做法是：根据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由国家发改委发起设立各类高科技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该基金的认购方是中央银行；该基金的管理方是近年来股权投资业绩良好、投前和投后管理能力较强的基金管理公司。这是建立人民币资本化、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金融制度。过去二三十年，美元纸币进入中国，以外资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实现美元纸币的资本化，形成美元资本投入于国内各个领域，培育出联想、阿里、腾讯等高科技企业，把一大批代表中国未来的成长型公司成功纳入美元版图。这是美元纸币证券化和资本化的典型成功案例。当美西方国家开始孤立和围堵中国，企图扼杀中国科技发展和产业进步，美元纸币在华资本化的潮水开始退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政府应该快速反应，通过设立万亿级别的科技投资基金，交由不同的专业基金管理公司开展创新投资，引领人民币资本化的潮流迅速填补美元资本退潮所造成的资本不足和投资不足。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技产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有所分工：基础研究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来完成；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产业化主要由央行的人民币资本化所形成的股权投资基金来完成。在中国，通过美元纸币在华资本化，由美元资本控制的高科技企业，本质上是买办企业；相反，由人民币资本化而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企业，则属于本土企业；由人民币资本化而形成的国家资本所控制的高科技企业，则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本土企业。通过国家资本逐步替代美元资本，可以完成对现有高科技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让联想、阿里、腾讯等不再成为美元资本的经济阵地。现阶段，不用担心人民币资本化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中国业已成为世界工厂，人民币已经可以用于国际能源、矿产和其它各类大宗商品的进口结算，中国已经有能力生产出绝大部分的可流通商品为人民币背书，在此条件下，中国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环节增加货币投放量，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是因为，在此投放的并非纸币性质的货币，而是具备商品生产能力的资本。那些动辄抬出增加货币投放会引发通货膨胀的金融专家，他们的金融认知还停留在陈旧的教科书里。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文件比西方金融教科书强多了。还是那句话，别听美西方国家怎么说，要看他们怎么做。当代中国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重新认识金融、重新认识货币、重新认识世界。中国不仅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更要成为世界需求中心，通过增加能源和矿产的进口，拉动金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人民币不仅要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结算而走出国门，满足金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这一切都离不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离不开向境外人民币开放的中国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不仅要着眼于中国，还要着眼于金砖国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着眼于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足以与美西方国家抗衡的新的经济共同体。（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州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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