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竞超 | 党人建国史话

法  意  导  言

美国建国200多年来，政党在这段历史上是什么样的存在？政党自身是怎么发展的？ 其与宪法什么关系？与君主又有什么关联？让我们带着这系列问题，走进本期荐书主题：党人建国史话 ，内分三组小主题【认识“反党主义”】、【建国政党：“反党之党”还是“现代君主”】以及【“反党宪法”与建国大业】。感谢孙竞超博士本期荐书。

党人建国史话

认识“反党主义”

1

Harvey Mansfield，Statesmanship and Party Government: a Study of Burke and Bolingbrok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早期共和国”（Early Republic）是一个美国史研究中常用但颇为模糊的概念——一般认为它始于1789年，至于终年几何，史家往往依自己的研究内容确定，众说纷纭。至于认识美国建国时代的政党与宪法关系问题，1789年至1805年间算得上是一个“矛盾时代”：从建国之父们用理性和反思的方式制定成文宪法来看，它属于“现代”，但按照亨廷顿论述政党发展阶段时提出的“反政党国家即反动国家，无政党国家即保守国家”的标准，它似乎又是“反动而保守”的；建国之父们也有些言行不一，一边一心设计出一部“反政党宪法”，但另一边又迅速变身“党人”投入派系斗争与建国大业中。当时的美国人将政党看成“恶”，个别理论-政治家将其视为“必要的恶”（也仍是恶），而对于政党自身来说，就像《约翰福音》中的耶稣一样，唯一的申辩是“属于我的时日还未到来”。要理解这样一个反党主义弥漫但正在松动的时代，必读曼斯菲尔德教授的这本书——该书说的是英国，但同样适用于美国，强调了反党主义的松动，亦即对政党的“尊敬”的出现。关于该书，还有一点很有趣，即剑桥学派的学者常常会批评他使用“政党政府”一词，力证当时的英国根本没有政党政府这回事，但如果将他的书放在美国1960年代的学术语境下就会有一种“同情式的理解”出现了，当时的美国，围绕政党政府学派和“1950年报告”的争论仍热度不减，曼氏自己也曾撰文“政党政府是不可避免的吗？”参与论战。撇开争执，论战双方都以英国作为理解政党政府思想和美国政党发展的起点，是故，曼氏的这本书绝对是生逢其时，如今也堪称经典之作。

2

Ralph L. Ketcham, Presidents above Party: The First American Presidency, 1789-182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曼氏的书侧重的仍是反党主义思想脉络与零星出现的一些政党思想，侧重梳理博林布鲁克与柏克之间隐秘的对话和明显的不同，侧重英国的政治实践，侧重那些被驯化了的君主。比较而言，同样是理解早期共和国反党主义的必读书，凯查姆教授的《政党之上的总统们：美国初代总统制，1789-1829》则更加“烧脑”。烧脑的一个原因在于该书的叙事传统，要想更好地理解这本书，必须要阅读贝林、伍德等人的著作先“热身”。该书遵循了伯纳德·贝林等人讨论美国革命时代意识形态起源的叙事思路，这种叙事思路认为，革命时代 “美国的辉格党人”恰恰是继承了英国反对派的思想，不信任王权特权和行政权，希望在立法机关中对既定国家政策和特权发起挑战。凯查姆的书重点关注总统制，尤其是建国初六任总统的自我定位问题，他指出，美国前六任总统将博林布鲁克提出的“爱国王”（Patriot King）转化成了“爱国总统”（Patriot President），为了国家统一，总统不应偏袒任何一党，但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被杰克逊、范·布伦更为现代的理念和行动取代，总统通过领导一个民主政党的方式代表全体人民，出于党派忠诚的原则，总统可以解雇所有在任文职公务员——政党民主化时代到来，臭名昭著的政党分肥制也随之而来。烧脑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虽然该书的主要内容限定在1789至1829年，但凯查姆教授上溯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政治批判传统，盖伊、蒲柏、斯威夫特等人的作品信手拈来，还涉及当时以笛福为代表的新兴小说派，主干部分又以细致笔触为每一位早期共和国总统描绘了一幅思想肖像，余论中不仅凝练了第一政党体制时期的反党主义特质，同时还论及杰克逊和范·布伦带来的革新，前前后后写了近两个世纪的故事，情节开合跌宕。对普通读者而言，如果对17-19世纪的英美政治及文学批判传统不了解，这本书就不那么“友好”了，但无疑，这本书带来的启发和乐趣绝对会让勇于挑战者觉得不虚此行。

【建国政党：“反党之党”还是“现代君主”】

3

John F. Hoadley,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1789-1803,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6.

阿克曼在2007年出版的《建国之父的失败》一书中有一条非常具有“美国政党起源学术史”意义的尾注——“注释13”，囊括了几乎所有相关著作，其中对Hoadley1986年出版的这本书赞誉有加，阿克曼也坦言自己在书中参考了许多Hoadley的研究，称该书“包括了迄今为止最彻底的实证研究”。另一位耶鲁法学院教授阿玛在分析政党与美国宪法关系时虽然更倾向使用文本主义的方法，仍是从Hoadley的实证研究中获益良多。可以说，距离阿克曼书出版也过去了十年，阿克曼的评价依然公允。在《美国政党起源，1789-1803》一书中，Hoadley遵循政党发展（party development）的分析思路，将政党视为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连续体，以派系主义（factionalism）、极化程度（polarization）、扩展（expansion）、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作为判断标准，集中探讨了美国第一代政党（即霍夫斯塔特所谓的“反党之党”）何时且为何出现的根本问题，并以国会点名机制（roll call）为例，研究了政党在国会的实际运作情况，既看到了政党自身的发展，同时兼顾到了政党对于整个宪制运作的影响。为这本书“打Call”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作者为“美国政党何时出现”问题相关的研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文献综述，是真正的既有“综”也有“述”，研究横跨早期政治史、政治哲学、政治科学等多学科（这也是阿克曼教授善用、阿玛教授羡慕的研究风格），所以如果仅仅想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有个粗略的理解，读该书的“导论”部分绝对是事半功倍，当然，该书后面的部分还有许许多多“脑洞”有待发掘。

4

葛兰西（Gramsci，A.），《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这本小书由葛兰西狱中笔记（主要是他关于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摘录而来，篇幅不大，可读性很强，包含了许多时至今日依然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葛兰西看到了政党行动对国家产生的更深意义。既有关于政党起源的研究和叙事都在强调政党是作为“反党之党”发展而来的，进而强调合法反对党的兴起、政党之间的竞争、反对党的批判作用，而在论述总统与政党关系时也持比较消极的观点，即便是今日的政治科学研究，与政党行为、组织相关的问题、方法、观点林林总总，但也依然将其大略视为具有某种“非法性”（谢茨施耐德语）的、基于自愿结社原则产生的组织，仅发挥相应功能，不承受更高级的“天命”（calling），这样的思路在关于德国“反体制政党”和港澳政治团体的研究中也比较普遍。对比而言，葛兰西强调研究“处在与各阶级、与国家的关系中的政党”这一主题，不能仅仅将政党看成是社会学范畴中的党（在这一点上，他与当时的政党社会学家米歇尔斯、奥斯特罗果尔斯基英雄所见略同），还要看成是“那种试图奠定国家基业的党”（对此，米歇尔斯强调政党的“统治”），甚至强调政党本身“也是理性地、历史地为了这个目的而缔造的”。面对当前西方政治中种种失序和无能的情况，学者们纷纷感叹政党政治的衰落，同时也质疑由政党发挥的许多经典功能都是可以替代的，至此，政党在政治世界中的地位再次岌岌可危，必须奋起自救。由是观之，“反党之党”传统下的学者们看到的是政党的过去和当下，而葛兰西在九十多年前则预见了政党可能的未来。再有一点，同样是阅读马基雅维利，曼斯菲尔德看到的是“旧君主中的新君主”，他试图用共和主义“驯服”的，也是宪制框架中的总统，葛兰西则看到了“现代的新君主”，强调“现代的新君主主人公不会是作为个人的英雄，而只能是政党”，还曾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里引申出一个“君主论”类型的现代政治学体系——从美国当下的政治来看，作为“驯化君主”的总统越来越像一个“统而不善治”的“虚君”，看似大权在握，实则处处掣肘，而葛兰西的思路或许能引导我们更加关注现代政治中“既统又治”的“实君”，从而更好地理解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反党宪法”与建国大业】

5

Richard Hofstadter,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780-184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尽管存在诸多局限性，认识美国早期共和国时代政党与宪法的关系问题，仍然绕不开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著作，其中霍夫斯塔特的《一种政党制度的想法：美国合法反对党的兴起，1780-1840》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书中许多思想和概念至今依然启发着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我注意到，该书通用的中译名“美国合法反对原则的兴起（1780-1840）——政党制的思想”其实不够准确，实际上是没有注意到该书从书名到实质内容都是在与博林布鲁克的“一位爱国王的想法”（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一文遥相呼应的。霍夫斯塔特的研究灵感来自于他对美国六十年代公众对美国政党体制高度不满的观察，他发现，人们不满之处在于两党在无限同化，渐渐失去了“反对党”的自觉和作用，两党同样的腐败，也同样的治国无能。因此，霍夫斯塔特想到要回溯至公众同样对政党不满的建国时代，看看为何最终美国接受了当时的政党。霍夫斯塔特“同情地理解”了建国时代人们在政党问题上面对的矛盾，但认为行胜于言，尽管人们依然无法容忍党派精神，从民主共和党的创生和发展来看，“反对党”的确实现了和平的政权过渡甚至建国目的。认真阅读霍夫斯塔特的书，我们会发现，他的重点不是中译名中的“原则”，更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与具体行动相关的“想法”（主意）和制度，他的“合法反对党”确有所指，从反对党方面描述的政党制度也有确定的标准（合宪、负责、有效）。此外，该书中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反党宪法（a Constitution Against Parties）确实有效地描述了制宪时期和建国之初美国宪法的总体精神气质，许多学者对此非常推崇，但与这个概念相关的许多问题还有待探究，比如：宪法反政党，那么当时的政党“反宪法”么？再如：虽然制宪者们的意图是“反政党宪法”，但这部宪法真的能“反政党”么？阅读此书，还可以提出并思考更多有趣的问题。

6

 Ackerman, Bruce A., The Failur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Jefferson, Marshall, and the Ris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中译本：《建国之父的失败：杰斐逊，马歇尔与总统制民主的兴起》，江照信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

从正文到修正案，美国宪法压根没有“政党”字样，这是客观现实。一般来说，美国的宪法律师们将政党视为第一修正案下的“结社自由”，或将政党问题看成是一个“政治问题”，政党与宪法关系研究属于美国法学研究的“灰色地带”，关于代议共和原则、第一修正案权利和政治程序法的研究中处处都能看到“政党”，但鲜有法律人 “直面”政党，这与中国学界近年来流行起来的、各种层次的党法关系研究兴趣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宪法学者中有两人——阿玛教授和阿克曼教授——的研究值得格外关注，二人同属“耶鲁学派”，既是朋友又是对手，用各自的方法试图去回答由霍夫斯塔特“反政党宪法”概念引申出的两个问题。阿玛的回答更加“釜底抽薪”，他甚至认为这部宪法（尤其是修正案）从头到尾都与政党有关，根本就是一部“党人的宪法”（Partisan’s Constitution），对此，他使用相当顺手的文本主义解释方法，愣是逐条从修正案中读出了“政党”。比较而言，阿克曼的回答则更加保守——从解决1800年宪法危机的和平方式看，政党至少在宪法原则上达成了共识，或许政党并不“反宪法”；而从宪制结构变迁和原则的代际综合来看，反对党的确领导了一场宪法革命，因而即便制宪者们的“原旨”是“宪法反政党”，但他们并没有真的成功。经过建国时代激烈的党争，总统制得以创立，三权制衡原则得以重塑，这是“建国之父”的失败，却是“建国党人”的成功。此外，阿克曼教授处理史料功夫扎实，书中包含了许多画面感极强的小段子，哪怕仅将该书当成消遣的故事书，想来也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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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竞超，北京大学法学院15级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兴趣方向：美国宪法理论，美国两党制。交流学校：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交流时间：2017年8月-2018年8月，为期一年。

责任编辑：袁伊劲

技术编辑：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