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布鲁姆|回应福山，法西斯主义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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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布鲁姆|回应福山，法西斯主义仍有未来

作者：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

译者：朵悦

法意导言

1989年春天，福山首次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对于深陷冷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论争中的人而言，这篇文章是大胆而先锋的。“历史终结”的命题很快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国家利益》在随后的1989年夏季刊（总第16期）中，邀请了六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作者，回应福山的命题。本文是这六篇文章中的第一篇，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因其作品《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而闻名。作者对福山的预言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追溯了支撑福山历史终结命题的“科耶夫-黑格尔”的思想传统，并暗示了这一思想传统曾经，也将会受到的挑战。到今天，“历史终结”的预言看似已经成为一种失败的陈词滥调，但我们却不能不重视这一预言及其引发的深刻讨论。

图为弗朗西斯·福山

图片来源：端传媒

福山这篇大胆而出色的文章——尽管题目叫做《历史的终结？》，但却是一场讨论的开始。对我们这些西方联盟的忠实拥护者而言，这是一场势在必行的讨论。我们今天似乎已经获得了胜利，但“我们”是谁？我们还需要做什么？这场光荣的胜利——如果说它真的是一场“胜利”的话，是民主的最高成就，是五十年来历经权力分化与领导人更替，仍旧保持坚定的民主同盟的奇迹。不仅如此，这场胜利是正义的胜利，是自由对暴政的胜利，是一切善良理性个体的团聚。从未有其他理论在人类历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主导地位，消除了历史发展中大国兴衰、权力更替的单调局面。正如福山所言，自由平等的思想使西方社会充满活力，通过说服其他所有民族这条道路是真实可信的，通过击败其他一切替代性的关于正义的哲学和政治理解，自由平等最终获得了胜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西方的挑战，主要构想是反对自美国和法国革命以来席卷全球的启蒙运动原则在历史上的成功影响，这两种思想都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福山拒绝各种简化的观点——比如经济决定论或强权政治，并与这两种观点斗争，是完全有道理的。这并不是说这两种说法是愚昧的，或者它们抛却了人性的光荣和自由。只是说它们不能准确地描述、解释现象，而必须扭曲现实以适应它们坚硬的框架。

这五十年来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道德与政治目标，但它们都是否定性的。我们在敌人面前明确自己的方向，但来自外部的威胁使我们缺乏一定的自我反省，这也约束了我们自身的发展。我们参与的全球性质的冲突为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性——自由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左右两派面临的实践性问题在于，他们的目标是驳斥那种支持和证明他们存在之合理性的理论。

现在，一切尘埃落定，如福山所言，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却并不令人满意。由于市场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得十分安全，在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满足身体的需要和一时的冲动。在历史终结处，所有的斗争、所有的奉献和神话都只是为了满足人类原始的兽性需求。更糟糕的是，冷战以后，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失败，我们表达出的无止尽的需求，反映出人类非理性欲望的残余。可以预见，未来将会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各种各样的运动，宗教和民族主义也将以更高层次的“召唤”（Calling）为由复现。

本文作者阿兰·布鲁姆

图片来源：新浪网

“历史终结”以后，科耶夫放弃哲学家的身份，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为即将到来的共同市场做准备，这是他对战后法国盛行的绝望气氛的回应。他说他想要重建一个“罗马帝国”——但在现在，这个目标将是组建一个“多国足球队”。科耶夫表示，一个严肃的人会使自己适应粗俗的生活，而粗俗的生活必定意味着乏味的工作。在历史终结处，每个人都平等地对待所有人，由于民族、阶级、性别和宗教产生的异常表现会被压制。按照科耶夫的说法，苏联的存在是为了建立普遍同质国家，这迫使西方努力追求实现与苏联同样的承诺。在这个过程中，投机分子对平等的反抗正在逐步消减。这是一场普遍的运动。西方的科学，自然和政治在非西方世界取得了胜利。然而，当那些来自西方的人不再想要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属于他们自身的特殊性在理性的指引下逐渐消失时，西方的“乡愁”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古老而根深蒂固的文化的眷恋。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科耶夫和科耶夫的黑格尔来说，我们已经走到历史的终结——因为理性已经在现实中获得胜利。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终点(无论是最终的还是完美的终点)，最后的矛盾已经得到了解决。任何阻碍人们相互承认彼此尊严的因素，不论是宗教、民族、家庭、阶级还是种族的超理性要求，都已被历史驳斥和埋葬。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的理性与义务、忠诚之间没有本质的矛盾。因此，当下的世界是理性取代虔诚的盛宴，启蒙运动已经通过历史成为存在的一部分。而历史主义者同时也必须是理性主义者，他必须坚持历史是有尽头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知识。每一个原则、每一种体系都将是暂时的、不断变动的，甚至连历史决定论本身也是如此。因此，历史的终结既是一种哲学的必然，也是一种政治的实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哲学中智慧的目标达到了，政治上自由和平等的目标也就同时达到了。

科耶夫关于历史终结的思想中，有一些元素，福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科耶夫而言，历史终结的好处在于不受拘束地进行哲学思考的可能性，以及把所有人都当作目的本身的道德认知。福山的观点强调了“后历史”世界暗淡的统一性，他认为历史的终结将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时刻”。他几乎暗示道，为了让历史重新开始，他将反抗历史。他认为科耶夫讲述的历史终结处的满足感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科耶夫会认为，反抗历史不是犯罪，而是愚蠢。这样做将是对理性的反叛，这是任何明智的人都做不到的。

图为亚历山大·科耶夫

图片来源：豆瓣网

当然，福山怀疑这种满足感是否像科耶夫说得那样真实：如果智慧——弥涅尔瓦的猫头鹰，如黑格尔所说，在黄昏中飞翔，那么历史的终结难道不将是一个暗淡的夜晚吗? 智慧的获得，难道不意味着哲学的终结吗?市场的和平与互惠真的是道德的吗?还是像羊群一样平庸？科耶夫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考，难道不等于是对“终结是一种高峰”和“现实可能永远是理性的”这一论断的驳斥吗?

科耶夫本人是福山对“历史终结”之善的怀疑的来源。在他后期的著作中，有很多迹象表明，他开始相信，我们正在见证人类最终的庸俗化，以及人类重新进入纯粹的动物一般的生活秩序中。这些话写得很风趣，不过谁也说不准他是否有权写这些话。

福山在阅读《黑格尔导读》时关注到的科耶夫对日本的注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科耶夫的意思并不是说日本的历史还没有结束，而是说，在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趣的方式结束历史：茶话会、插画、能剧[1]等优雅空洞的活动。在美国，这些形式主义的替代品是音响、电动游戏等。他认为，这将是一场追求“普遍同质国家”品味的后历史竞赛：美国的日本化与日本的美国化。在这场竞赛中，再也没有什么是危险的。

看来，比起黑格尔对现代人的描述，科耶夫更接近尼采对“末人”的描述。“最后一个人”是如此堕落的一个人，他必然会引起恶心和反抗。如果像尼采相信的那样，“末人”是理性的最终产物，那么理性就是坏的，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可能拯救理性之恶的非理性：上帝已经死了，我们需要新的上帝。这种分析的结果是惊天动地的，而这正是大部分现代性的思想。福山当然是指这个方向。

在《论僭政》一书中，科耶夫和利奥·施特劳斯进行了一场令人震惊的辩论，讨论了这些问题。这很可能是本世纪两位哲学家之间最深刻的公开对抗，而这些辩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读者指出一点——正如福山为我们指出科耶夫观点中的问题一样。这两位哲学家是朋友，在他们思想的巅峰时期，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却能够进行深入的讨论。施特劳斯质疑科耶夫所叙述的“理性的非理性高潮”，并质疑理性的命运是否仅仅等同于黑格尔的命运。今天我们应当阅读这本书，两位哲学家对问题的清晰认识，使他们能够在35年前预见到我们现在的感受。

[1] Noh Plays 日本传统歌舞艺术形式

《论僭政》中译本封面

图片来源：豆瓣网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取得了胜利，但它绝不能令人满意。共产主义是自由理性主义的疯狂延伸，每个人都看到它既不奏效也不可取。尽管法西斯主义在战场上被打败了，但它的黑暗势力并没有被彻底看穿。如果说寻找替代性的方案除此以外别无他路，那么法西斯主义也许是有未来的——只是“未来”不再是我们通常界定的意义。福山在这本书中的观点，有很多都指向了这个方向，事实也是如此。由于某种原因，非洲和近东国家在现代化方面并不容易取得成功，它们将面临在各种蒙昧主义中寻找意义和自我主张的诱惑；欧洲国家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理由将无数潜在的移民排除在他们的祖国之外，因此他们要找回自己的民族神话；而美国左派则热情地接受了法西斯主义反对现代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并被理解为理性主义。尽管如此，福山还是向人们介绍了哲学的必要性。对于那些想要解释我们当下的世界的人来说，意识形态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消亡。

译者介绍

朵悦，北京大学法学院2018级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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