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自由主义如何在东欧沦为“失败的神”？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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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报》|自由主义如何在东欧沦为“失败的神”？

作者：伊万•克拉斯戴夫（Ivan Krastev）、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

译者：段阳蕃

法意导言 

本文是伊万•克拉斯戴夫和斯蒂芬•霍姆斯出版的新书《沉思录：黯淡的光》（The Light That Failed: A Reckoning）的摘要。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中东欧国家全面转向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配套的经济社会制度在这里生根发芽。然而20年之后，自由主义在中东欧国家却已成为过街老鼠，反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替代方案的缺失、贫富分化的加剧和全面抄袭西方引发的主体性的丧失等因素最终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反噬。持续多年的中东欧人口向西欧移民的趋势放缓了，转而被中东欧人民对难民的排斥与恐惧所代替。民粹主义政客们借机宣称，他们不仅要放弃西方的自由主义，还要恢复自己的民族主体性，让他们成为西方的学习榜样。本文于2019年10月24日发表于《卫报》（The Guardian）。

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承诺的彻底改变中东欧的前景从未真正实现，现在我们终于见证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强烈抵制。

1990年的春天，一位名叫26岁的美国人约翰•费弗（John Feffer）花了几个月时间来回穿梭于东欧各国之间，试图揭开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秘密，并把他亲眼所见的这一历史转变记录在他的书中。他并不是一位专家，所以他没有采取理论研究的方法，而是在他步履所及之处尽可能多地拦下行人并采访他们。人们表达出的相互矛盾的态度既令人好奇又令人困惑。东欧人对时局表示乐观但又不无疑虑，许多采访对象表示期待在5年，最多10年之后过上像维也纳人或伦敦人一样的生活。但这种希望混杂着焦虑与不祥的预感。正如匈牙利社会学家埃里梅•汉基斯所言：“人们突然发觉，几年之后，贫富阶层分化就将形成，权力格局就将尘埃落定，边缘与中心的界限就将变得明晰，权势与弱势的命运就将从此注定。”

费弗后来出版了他的书，但他没有再回到过那些曾经占据他想象空间的国家。25年之后，他决定重返那些国家并寻找那些他在1990年曾与之进行过对话的人。现在的东欧变得更富裕了，却充满了愤恨情绪。资本主义的未来确已到来，但其收益与代价却不对等，甚至存在严重的偏离。他提醒我们，“对东欧国家经历过二战的那一代人而言，共产主义是一尊‘失败的神’”，他继续写道，“对东欧的当代人而言，失败的神则变成了自由主义。”

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在1989年之后赶超西方的理想被赋予了一系列名字：美国化、欧洲化、民主化、自由化、扩大化、一体化、和谐化、全球化等等。但这些词汇总是透露出两层意思：通过模仿实现现代化，以及通过同化实现一体化。

在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之后，用今天的中欧民粹主义理论家的话来说，自由民主变成了一种全新的、不可回避的正统。他们总是在呼号模仿西方的价值观、立场、制度与实践是必不可少的。

东欧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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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欧和东欧，许多建立于冷战末期的民主政体已经蜕变为一种阴谋化的多数主义政权。在这种政权体系之下，政治对立被妖魔化了，非政府的媒体、公民社会和独立法院都失去了各自的影响力，主权的定义也变成了领导层抵制压力的决心，这些压力来自于对西方理念的遵循——政府多元主义，透明政府，以及对外国人、异见者和少数群体的包容。

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因素可以解释，为何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如此众多不同地区的国家会出现威权主义反自由主义浪潮。但人们对自由民主主义神圣地位以及政治上的全面模仿的厌恶与反感是一个重要因素。替代方案的缺失最有力地解释了如今反西方情绪席卷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因，而非从过去的威权主义中开始的全面转型，也非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对自由主义的仇视。“别无他法”这一论断所传递出的自负是当今起源于中东欧的民粹主义排外情绪和反动本土主义浪潮的重要推手，现在这种浪潮正在横扫全世界。

冷战结束时，争相加入西方是中东欧国家的共同使命。事实上，变得与西方难以分辨正是1989年革命的首要目标。伴随着苏联军队撤出中东欧，对西方模式的热切照搬起初看起来像是解放。但在经历了动荡的三十年后，这种模仿式政治的弊端暴露无遗。愤怒之火熊熊燃烧，非自由主义政客开始获得民众支持，在匈牙利和波兰，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掌权。

1989年之后最初的几年里，自由主义就是个人机遇、迁徙和旅行自由、不受惩罚的异见、获得公正以及政府对公共需求的责任的同义词。但在2010年时，20多年来不平等日益加剧，腐败深入社会机体，公共财富被少数人肆意侵吞，中东欧地区自由主义的愿景已黯淡无光。2008年经济危机更是加深了人们对商务精英和几乎摧毁世界金融秩序的赌场资本主义的不信任感。

自由主义在该地区的名声从此一落千丈。金融危机恶化了局势，一群西方训练出来的、仍在继续模仿美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还在把局面变得更糟。西方政治经济模式是人类未来的这种自信，是建立在西方精英们理解自己行为的基础上的。突然之间他们显然开始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了。所以2008年经济危机不仅对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还对意识形态产生了惊人的影响。

中东欧民粹主义理论家们不再夸大欧洲自由主义黑暗面的另一个原因，是时间已经抹平了人民对于欧洲非自由主义更加黑暗的一面的集体记忆。同时，中东欧地区掌权的非自由主义政党，例如匈牙利的公民联盟（Civic Alliance, Fidesz）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试图用抹黑自由主义理念和制度的方式来把人民的注意力从腐败和权力滥用面临的指控上转移开。为了给他们打压独立媒体和独立司法的行为找借口，他们辩称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具有异心”的敌人的攻击。

2019年3月，波兰法律与正义党（PiS）领袖Jarosław Kaczyński的形象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游行中压倒“波兰自由”的场景。

但是仅仅关注这一地区非自由主义政府的腐败与龌龊还不足以理解民众支持民族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的原因。民粹主义的渊源无疑十分复杂。但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努力地想照搬一种更加优越的模式，却最多只是拙劣的抄袭，最终引发了人民的羞辱感。他们对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民主转型”的不满也由一群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外国“评价人”所引发。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该地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也称作本土主义）的形成，他们要复兴被弊病百出的西式文化所窒息的“纯正的”民族传统。与欧盟东扩相关的后民族主义时代的自由主义，给了雄心勃勃的民粹主义者机会，宣称他们对民族传统和民族身份的排他性的占有。

这就是中东欧地区反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起因。但还有一个次要原因是1989年之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不存在替代品这一言之凿凿的论断。这种论断激发了证明替代模式存在的反叛性情绪。以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为例。正如其名所示，该党是为了回应安哥拉•默克尔漫不经心的所谓她的货币政策是“别无选择”的说法。她将政府的议案描述为唯一可行的做法激起了一股强烈的、坚决的寻找替代方案的情绪。相似的是，宣称后民族主义是普世的论断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同样引发了反自由化、反全球化、反移民和反欧盟运动，这些运动又被深谙妖魔化“内部敌人”，以俘获民众支持之道的民粹主义政客所利用和操控了。

图为德国选择党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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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曾说：“所有革命都是失败的，但失败的种类不同”。那么1989年以西式普世主义为目标的革命属于哪种失败？1989年革命又在多大程度上要为三十年后非自由主义反革命运动负责？

1989年发生在中东欧的“天鹅绒革命”中并未发生激烈政治动荡中通常伴随的流血受伤事件。之前从未有过根深蒂固的体制被以基本平和的手段推翻和替代的历史。左翼赞扬天鹅绒革命是“人民力量的展现”，右翼则歌颂其为自由市场对计划经济的胜利以及自由政府对极权主义独裁的胜利。美国和亲美的自由派自豪地将自由主义和追求变革联系起来，而自由主义一词过去都被左翼批评为维持现状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这些发生在东欧的、很大程度上是非暴力的政权更迭以其标志着冷战结束而被赋予了改变世界历史的意义。

1989年革命的非暴力属性并非其唯一的独特性。像捷克斯洛伐克的维克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波兰的亚当•米基尼克（Adam Michnik）这样有创见、有智慧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在1989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公共角色，因此这场革命有时也被称为智者的革命。但是确保这场革命保持“天鹅绒”的却是从根本上敌视乌托邦和政治试验的环境。这场革命的领导人物并不渴望什么全新的事物，他们的目标只是推翻现有体制然后去抄袭另一种体制。

1989年，维克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布拉格接头向群众发表演说。

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热切称赞1989年之后“缺乏创新或面向未来的思想”的状况，因为对他而言中东欧革命是“修正式的革命”或“追赶式的革命”。他们的目标是让中东欧社会获得西欧人已经拥有的东西。

1989年，中东欧人民都没有幻想过什么从未存在过的完美世界。他们只是渴望在一个“正常国家”过上“正常生活”。在70年代末，德国诗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曾访问匈牙利并与几位最知名的抨击共产主义的批评家进行交谈，他们告诉他：“我们不是异见者，我们代表正常状态。”米基尼克的后共产主语宣传口号是“自由、博爱、常态”。这些异见者一直在假装追求一个激进的未来，二十多年后，他们的主要目标却是活在当下、及时行乐。

在这个意义上，中欧的精英们将这种对西方的模仿视为通向正常化的捷径。但是，改革者们被加入欧盟的愿景所蛊惑，他们低估了当地对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抵制，也高估了输入相当成熟的西方模式的可行性。这场完全的抄袭式改革充满了对国家和个人尊严的公然蔑视，现在横扫中欧的反自由主义浪潮反映了人们对于这种现状的普遍反感。

在中东欧，对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的赞美使得人们产生了一种其他彻底的进步也即将到来的错觉。有些人认为让共产党官员下台就可以在一夜之间让中东欧人民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更自由的、更繁荣的、更西化的国家。当西方化并未像魔法一般降临时，一种替代性方案逐渐获得认可，那就是拖家带口向西方移民。

曾经在波兰这样的国家移民西方等同于叛国、屈服和离弃，1989年之后这种看法便失去了意义。一场将其目标定义为西方化的革命不可能再阻止人民向西移民。一个在现在的德国可以养家糊口的青年波兰人或匈牙利人，为什么要等待他们的国家有一天变得像德国一样？中东欧地区的民主转型基本上是一场大规模向西迁徙，所能做的选择无非是早点移民还是晚点移民，独自移民还是集体移民。

革命通常会驱使人们跨越国境。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以及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后，革命中的失败者都逃离了自己的国家。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逃离的不是革命的失败者，而是胜利者。那些急不可耐地期盼自己国家发生改变的人正是最渴望融入自由公民生活的人，因此也是第一批赴西方工作、留学和定居的人。

我们几乎不可能想象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托洛茨基会决定去牛津大学留学，可这就是后来出任匈牙利外交部长的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以及其他许多人的选择。1989年革命中的革命家们热切盼望去西方旅行，以便近距离观察他们渴望在自己国家建立的正常社会到底是怎样实际运作的。

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地区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尤其是那些用脚投票的年轻人，产生了深远的经济、政治和心理影响。当一位博士离开其祖国时，他就带走了他的祖国曾在其身上投入的所有教育资源，也把他的才智和抱负带出了祖国。他最终向其家人汇回的钱远远不能弥补他缺席其在祖国的个人参与所造成的损失。

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人群的大规模迁出，或许严重地而致命性地削弱了自由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取得高票数的可能性。年轻人的离开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在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我们看不到有孩子在欧盟资助修建的操场上玩耍的场景。自由主义政党在国外投票者中表现良好这一现实便是生动写照。例如在2014年，一位名叫克劳斯•艾奥汉尼斯（Klaus Iohannis）的持自由主义政见的德国人在30万名移居国外的罗马尼亚人的强烈支持下当选为罗马尼亚总统。在一个多数年轻人渴望离开的国家，只要你留在本国不走，无论你做的有多好，都让你感觉自己是个失败者。

移民与人口流失使我们想起2015-2016年困扰欧洲的难民问题。2015年8月2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接纳数万名叙利亚难民进入德国。仅仅10天之后的9月4日，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在维谢格拉德（Visegrád，匈牙利小镇）宣布欧盟在欧洲各国对难民实施的配额制是“不可接受的”。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对默克尔的人道主义说辞并不买账。“一派胡言”，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首席智囊马里亚•施密特（Mária Schmidt）评论道。

中东难民涌入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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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民粹主义者们宣布其不仅要脱离欧盟，甚至更要戏剧性地脱离西方自由主义及其向世界开放的价值观。这些善于制造恐慌的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客们宣称难民危机有力地证明了自由主义动摇国家在动荡世界中的自卫能力。

2015至2018年蔓延中欧的公众恐慌目前已消退了大半，但我们仍需要追问为何这种情绪能在中东欧地区找到如此具有政治破坏性的落脚点，即使难民们并未实际踏足这些国家。

从左至右分别为：默克尔、捷克总理安德鲁•班比斯（Andrej Babis）、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本（Viktor Orbán）。

如上所述，第一个原因便是移民。许多人害怕无法融入当地的外国人将会进入国土，削弱民族身份，动摇国家团结，这种恐惧进一步发酵了他们对移民的焦虑。一种对人口锐减的无名的担忧又反过来加剧了这种恐惧。1989年至2017年间，拉脱维亚的人口下降了27%，立陶宛人口下降了22.5%，保加利亚人口则下降了21%。在罗马尼亚，站到40岁以下人口的大多数的340万人年轻人在罗马尼亚2007年加入欧盟后离开了祖国。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和源源不断的移民毫无疑问地引发了中东欧地区的人口恐慌。2008-2009年因金融危机而离开中东欧国家的人数实际上多于因叙利亚战争而逃入该地区的难民数量。

1989年革命之后中东欧地区大规模的移民引发了国家将会消失的恐惧，这就很好地解释了2015-2016年为何他们在并未有多少难民实际进入该地区时就对难民怀有如此深的敌意。我们可以假设，该地区这种没有难民的反难民政治实际上是心理学家所称的一种心理现象——替代。这是一种防御机制，在难民的语境下，人们在心里无意识地屏蔽掉了一个完全不可接受的威胁并将其替代为一个依旧严重但更容易接受的威胁。对并不存在的难民将横行国家的歇斯底里的情绪表明一种幻想的危险（难民）代替了真正的、不可言说的危险（人口锐减）。

对多样性和变化的恐惧，在以西方标准重塑社会的乌托邦工程的推动下，由此成为了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的诱因。人口流出所带来的创痛解释了这些国家强烈的失落感，即使它们曾经受益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剧变。相似地，最近三十年里饱受严重人口流失摧残的欧洲国家，也是最偏向极右翼政党的国家。

被人口流失弄得焦头烂额的东欧国家政府在竭力寻找理由劝阻心怀不满的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移民西欧。欧尔班有时候在暗示他可能会强行动用否决权来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从而阻止人们迁出和迁入。但他并没有任何这样的权力，只得哀求匈牙利青年人不要出走。可是要怎样才能劝说年轻人们去了西方也不会找到更好的国度呢？要知道他自己的政策可是在摧毁民众在本国国内过上幸福生活的机会啊！

波兰和匈牙利的民粹主义者们似乎将西方的难民危机看作是东方借机进行自我宣传的自会。只有当西方失去其吸引力时公民们才会停止移民西方。批评西方并称其制度为“不值得模仿”可以解释为是因愤恨而生的一种想象出来的复仇。但是这也给政府的头号政策目标带来了附带的收益，那就是遏制移民。民粹主义者们怒斥西欧人对待非洲人和中东人的方式，但他们真正的诉求，是让欧盟的西欧成员国们向他们自己这些中东欧人敞开大门，而这有可能会将这一地区最有创造力的人群拒之门外。

以上全部论述已逐渐接近当代非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和许多当代理论家的见解不同，本文主张民粹主义的愤怒主要不是指向文化多元主义的，而是更多地指向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这是一条重要的政治观点，如果接受它的话，那么这意味着打着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的旗号来抛弃文化多元主义将起不到抑制民粹主义的作用。对中东欧的非自由主义民主党人来说，对占据欧洲人主体的基督徒白人最严峻的威胁是西方社会无法有效保护自身。他们无法保护自己是因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将他们的双眼蒙蔽了，让他们看不见他们正面临的威胁。

非自由主义民主制则主张开启民智。如果1990年自由主义的共识是个人的宪法和法律权利，那么今日反自由主义的共识则是处于危险之中的基督徒白人主体正面临灭顶之灾。这些政党主张，如果要将危如累卵的白人主体的统治从欧盟与非洲的卑鄙阴谋中解救出来，欧洲人需要将自由主义强加给他们的羸弱的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替换为强有力的身份政治和他们自己的族群特殊论。这正是奥本和波兰法律与正义党（PiS）领袖加罗斯洛•卡克辛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用来煽动国民的排外民族主义的逻辑。

中东欧民粹主义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终极报复并不仅仅是拒绝模仿西方，而是要把形势逆转过来。欧尔班和卡克辛斯基反复强调，他们才是真正的欧洲人，如果西欧想拯救自己就必须模仿东欧。正如欧尔班在2017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所说：“在27年前的中欧，我们相信欧洲是我们的未来，但现在我们认为我们才是欧洲的未来。”

本文摘编自伊万•克拉斯戴夫和斯蒂芬•霍姆斯撰写并由Allen Lane于10月31日出版的《沉思录：黯淡的光》一书，卫报书店有售。

翻译文章：

Ivan Krastev and Stephen Holmes, How liberalism became ‘the god that failed’ in eastern Europe, The Guardian, October 24,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oct/24/western-liberalism-failed-post-communist-eastern-europe

译者介绍

段阳蕃，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法律硕士，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现任职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渴望与朋友们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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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编辑：李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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