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和》|不惜暴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民兵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5579/trump-vigilante-president-supporters-violence
不惜暴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民兵
作者：亚历山大·赫斯特 (Alexander Hurst)
译者：伍雨荷
法意导读
福柯有言：“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这一表述似能为美国国内暴力四起的乱局提供最恰切的注解。随着弹劾程序的推进和2020年大选的临近，一些民间武装团体开始采取暴力手段以支持特朗普维护白人政治身份的举措。这一被称作“私刑主义”（vigilantism)的现象与美国建国以来的宗教、种族等矛盾长期相伴相生，并在不远的将来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基于此，自由撰稿人亚历山大·赫斯特 (Alexander Hurst)于今年11月6日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文章《特朗普：是总统，还是民间武装领袖？》(The Vigilante President)，尖锐地指出：私刑盛行之下，公权力对暴力的垄断受到削弱，此举或许有利于强人政治的一时稳固，但对民主体制有着不可估量的长期危害。这一洞见对于理解当今美国乃至世界上诸多国家的政治社会状况具有深刻的意义。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经常炫耀其支持者的力量，为他日益岌岌可危的总统任期留了一手有威胁性的底牌。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行的2018年竞选活动上，特朗普称：“执法人员、军人、建筑工人，为特朗普骑行者……这些人都是硬汉。”他说：“这些人都是好样的。但他们是热爱和平的人。那些反法西斯分子[1]，以及所有人——他们最好希望这群人保持热爱和平的状态。我也希望他们保持这种状态。” 六个月后，在接受布莱巴特新闻网采访时，特朗普更明确地暗示了其支持者会以暴力相威胁。“我有一群强硬的支持者，但他们通常情况下不会使用武力，除非被逼到一定的地步下。那时，情况将会非常、非常糟糕。”
确实如此。一年以来，特朗普让暴力的前景更加清晰。从民主党对总统通过强硬手段施压乌克兰政府、以对抗政敌乔·拜登的行径启动弹劾调查时起，特朗普就为众议院符合宪法规定的弹劾贴上了标签：“（这是）一场政变，它意在夺走人民的权力、选举权、自由，还有第二修正案、宗教，军队，边境墙，以及上帝赋予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正当权利！”特朗普表示，成功的弹劾将会“引发一场内战”。他吁请以叛国罪逮捕领导弹劾程序的民主党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且重申依照惯例应该对犯下叛国罪的人判处死刑。十月时，在匹兹堡的一场集会上，特朗普语带嘲讽地“请求”支持者：“请你们保证不会伤害民主党人。感谢大家。”
换言之，特朗普已及时地为支持者回应弹劾的举措找好了说辞——在他口中，这次弹劾是一场不正当、不道德且不合法的、试图从爱国者手中剥夺民主权利的运动，其策动者是“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政治精英，是右翼媒体口中“民众的敌人”，是“怨恨我们国家”的民主党人。如有必要，这些支持者会动用暴力手段来反对弹劾。
当然，特朗普所说的许多内容成分比较复杂：彻头彻尾的谎言、半真半假的事实、含糊不清的阴谋论，甚至还有滑稽可笑的废话。他公开发表的言论是如此松散随意、不成体系，以至于无法从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中归纳出清晰的线索。然而，人们能愈加清晰地感受到：特朗普将暴力视作其政治弹药库库中的有力武器，以及，倘若特朗普遭到弹劾，或是在大选中被击败，他的支持者绝不会不做任何斗争、就此善罢甘休。例如，右翼民兵组织“誓言守护者”[2] (Oath Keepers)的领导者斯图尔特·罗德斯 (Stuart Rhodes)就顺着特朗普的宣言做出了反应。九月时，他在推特上宣称：“我们与一场激烈的内战仅一步之遥。就像1859年时一样。”
这样的表达暗示出，我们中间混迹着一支“影子部队”[3]。也许有一天，这支部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实施法律制裁。通过将包括军事力量和民兵在内的支持者融为一个整体，特朗普模糊了官方暴力执行者与非官方、甚至是非法暴力使用者之间的界限。这种混淆导致了一种国家支持下特殊私刑的兴起，这与其他独裁者为削弱自由民主对权力的制约所孕育出的暴力如出一辙。举例来说，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 曾竭力敦促菲律宾人杀掉遇到的毒贩，还主持清点了上千具毒贩尸体；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在就任印度总理前，曾有意无意地扶植暴民担任义务警察行私刑；雅伊尔·博索纳罗 (Jair Bolsonaro)曾在参选巴西总统前捍卫过“街头正义”的观点；以及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在2016年针对他的政变失败后，也曾推进亲政府派私刑组织的发展。
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将重蹈独裁者的覆辙，这样的说法听上去难以置信，或许是因为我们已经忘却了自己的历史。将特朗普视作美国卓异主义的一个传奇典型或许会令人感到几分安心，但长久以来，美国都是暴力部落主义一些基本要素的发源地，这一意识形态曾影响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政治，且时刻有着死灰复燃的威胁。
侵略、帮派、罪犯、非法移民、外国人、杀人犯、动物、捕食者、强奸犯。特朗普的用词，虽然滑稽且恶毒，在世界上却有着确实的影响力。没有一个聪明人会忽略这一点。例如，特朗普很可能会将任何他没有胜选的选举贬斥为非法选举：2016年大选前，特朗普屡次拒绝承诺接受选举结果，并刻薄地表示“除非我赢了”才会接受。此后，尽管特朗普的选举人团取得了胜利，他仍继续就普选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指控选举中有数百万张非法选票——显然，这一指控是荒唐透顶且站不住脚的。特朗普还多次暗示希望废除对总统任期的限制，，且耿耿于怀地想着“总有一天自己也试试看”。
无论特朗普是被弹劾免职还是竞选失败离职，他很可能不会低调地下台。他可以选择像神话中的参孙一样，和美国民主的圣殿同归于尽——通过攻击美国民主的机构和规范，或煽动暴力以抵制权力的和平转移。
参孙的选择：同归于尽
图源：wikipedia
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已经出于政治原因使用了暴力或表达了使用暴力的意图。有时，特朗普会明确地对此表示赞许，例如2016年他曾承诺会为“痛打”抗议人士的支持者偿付司法费用。而其他时候，特朗普的参与则更加被动。举例来说，每当右翼民兵组织动用武力的消息见诸报端，特朗普平时过于活跃的推特账号总会一时陷入沉寂。他有时会走个形式，冷淡地谴责一两句，试图将自己与明显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撇清关系。从人身攻击和威胁媒体记者，到2018年试图暗杀民主党要人以及炸毁CNN演播室未遂[4]，再到今年早些时候，在埃尔帕索的一家沃尔玛有针对性地杀害西班牙裔人士，特朗普支持者持续动用暴力的可能性真实存在且与日俱增。
十月初，白人民族主义者保罗·哈森(Paul Hasson)，一位持有大量高能杀伤性武器的海岸警卫队中尉，承认预谋杀害左翼记者、政治家、教授、法官和其他“左翼分子”。而在前文案例中提到的民兵组织“誓言守护者”，已将其活动区域由国家边境转移到美国的生活中心，并宣布将在九十月以武装护卫的方式“保护”特朗普的集会。
不幸的是，私刑暴力早有先例。在《美国暴力：一段纪实的历史》(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的引言中，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写道：“美国人最与众不同的一点，不是其罄竹难书的暴力记录，而是这样一种非凡的能力：在面对这样的暴力记录时，他们仍能坚信自己是最举止得体、遵纪守法的民族之一。”霍夫施塔特认为，历史上的私刑暴力并非出于颠覆国家的意图而发动，因而通常不会削弱当局的权威。这种暴力由当权者发起，旨在建立统治、维护长治久安。这些暴力事件在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曾发生，用以“反对废奴主义者、天主教徒、激进派、工人和劳工组织领导者、黑人、东方人及其他各种民族上、族群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少数派。表面上，它被用来维护美国南方白种新教徒的生活方式与道德规范，简而言之，也就是维护当权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道德规范”。
这种极具美国特色的现象可以追溯至1767年南卡罗来纳州出现过的“监管者” (Regulators)。历史学家理查德·麦克斯韦尔·布朗(Richard Maxwell Brown)将其称为“北美第一个私刑暴力组织”。“监管者”的成立原本是为了应对一场席卷南卡罗莱纳州的犯罪浪潮，但最终，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维吉尼亚州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由陆军上尉查尔斯·林奇(Charles Lynch)（是的，一个名字里就带了“私刑”一词的人）领导。随着组织控制的地理版图扩张，这些人也扩大了其针对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违法者，还包括“淫荡的”女人、“流浪汉,懒汉,赌鬼”，以及“被维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州放逐之人”。
布朗统计出，从1767年到1910年，有326次不同的私刑运动纵贯美国领土的各个角落。这些运动并不仅限于抗击严重犯罪，而更像是为反黑人、反天主教徒和反移民的社会习俗提供支持。这一点也提醒我们，美国的非法暴力长期以来与形形色色的白人民族主义密不可分。
在《农村激进分子：美国粮食生产中的义愤》(Rural Radicals: Righteous Rage in the American Grain) 一书中，凯瑟琳·麦克尼科尔·斯托克 (Catherine McNicol Stock)曾提到：美墨战争前后，德克萨斯共和国所建立的德克萨斯守卫者 (Texas Rangers)曾对土著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实施了臭名昭著的暴力犯罪。其他私刑暴力组织，如约翰·齐文顿 (John Chivintgon)率领的队伍，在获得美国联邦政府对他们实施保护的承诺后，攻占了美国原住民定居点，并屠杀了已投降的当地居民。在落基山脉的西部到西南部一带，由白人农民和矿工组成的私刑暴力组织将枪口瞄准了中国和墨西哥劳工，意图将斯托克所说的 “威胁到其所谓的‘白人共和国’的控制与成功”的人群驱逐出境。在旧金山，执法部门和“民间武装组织”经常性达成合作，私刑主义成为了对抗爱尔兰天主教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政治势力的手段。
在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之后，约翰逊政府组建了全国暴力成因及预防措施研究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委员会得出结论，战时的民间武装组织，以及更为适应城市生活的“新民间武装组织”，为了“解决日新月异的美国在城市化、工业化、种族与民族多样化进程中萌生出的种种问题”，在南北战争后得到了发展，其主要的打击对象是“天主教徒、犹太人、移民、黑人、劳动及其领袖、政治激进分子以及公民自由的支持者们”。
由六名前南方军成员组成的三K党过去曾是、现今也依然是最为臭名昭著的私刑暴力组织之一。三K党的兴盛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在美国重建时期，它是南部地区私刑泛滥的主要原因；随后，以1915年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的上映为契机，三K党死灰复燃，在二十年代间组织了大量反天主教徒和反犹的恶性活动；在二十世纪早期，三K党再次复兴，其民族主义特征更加明确，并把任何普遍意义上被视为构成国家威胁人作为攻击对象，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等“人民的敌人”。
有时，三K党会跨越武装组织与政府本身的模糊界限。他们在南加州和印第安纳州掌控了很大的政治权力，甚至短暂地控制过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立法机关。1915到1944年间，三K党接纳了超过两百万名新成员，而后为抵制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三K党又一次死而复生。(特朗普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似乎曾是三K党的现代支持者)。
三K党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私刑暴力组织
图源：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以三K党为代表，公开的种族主义私刑暴力组织如今被视为美国计划 (American project[5])的诅咒，但其他类似的私刑暴力仍在美国国家神话的舞台中央占据一席之地：无畏的拓荒先驱者们向西部进发的同时，土著居民被强行与他们曾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割裂。民众自治的理念深深植根于美国，与美国白人对身份侵蚀的恐惧紧密相连，并在国家的地理边界和概念边界上得以实体化。
怎样的政治条件滋长了这种暴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H·乔恩·罗森鲍姆(H. Jon Rosenbaum)和彼得· 赛德伯格 (Peter Sederberg)两位社会学家将私刑控制分解为三类：犯罪控制(我们心目中最常见的、个人充当超级英雄维持治安的形象即属于此类)；社会团体控制（指的是现存秩序对寻求社会、文化或经济资源再分配的人实施暴力）；政权控制（指的是代表当局所实施的暴力，旨在实现更高效地监管“基层群众”）。在民主被削弱的国家中，这三种形式可能出现得更加频繁。
对于唐纳德·特朗普——一个专治且野心勃勃的独裁者而言，这样的暴力手段能为他带来利好（他可以借此打压对手、散布恐慌），同时也使他能够和暴行保持距离，并矢口否认与其的关联。正因如此，私刑暴力通常在民主制度较弱的国家长久存续，同时它也可以作为有意削弱民主的方法，以此重新定义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人们广义上认同且遵循的规范之间的关系。
私刑暴力或能成为对集体政治的严峻考验，它会明显加剧内群和外群之间的社会分化。它正在破坏健康的民主政体下自由主义制度对国家权力运用的限制，同时在民众面前使威权主义行径正常化。特别是在独裁程度相当严重的国家，私刑暴力团体的出现使得独裁者能够假冒公众，表达其对强人政治的支持。约书亚·巴克尔 (Joshua Barker)，多伦多大学一位研究印度尼西亚的人类学者，曾提到苏哈托政权对成立邻里监督组织的偏好，因为“这种做法创造了像警察一样思考和行动的市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罗森鲍姆和赛德伯格已经将“美国民兵”一类的组织定义为“潜在控制政权的私刑组织”（他们所说的“美国民兵”是一个在六十年代建立的武装反共组织。另一个也叫做“民兵”的边境武装组织，创建于2004年。现在，各种其他组织也开始在名称中加入“民兵”一词）。近年来，民间武装组织的数量大幅增加。根据反诽谤联盟的统计，2017年全美有超过五百个民间武装组织，相较于2008年翻了两倍。这些组织中包括主要吸纳退伍士兵和警察的“誓言守护者”；以及宣称只有3%的美国殖民地人口参加了独立战争并以此为名的“百分之三者”。
随着美国民间武装组织数量倍增，其影响力范围也急剧扩大。这些组织曾枪击联邦探员，占领政府大楼和土地，全副武装出席抗议活动，自称是共和党议员的保镖，以及——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尤为显著——在南部边境组织“巡逻”。
今年早些时候，一个叫“美国宪法爱国者” (United Constitutional Patriots, UCP)的边境民间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其成员身着军用迷彩服且全副武装的视频。他们在新墨西哥州持枪拘留了数百名移民。据《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报道，组织中自称“国家指挥官”的拉里·霍普金斯(Larry Hopkins)曾声称,自己和特朗普有私交。
在美墨边境巡逻的UCP组织成员
图源：PaulRatje/AFP/Getty
无论这一说法真假几何，特朗普总统关于边境的言论不怎么需要解读。在现有秩序正经历着深远人口变迁的语境之下，“非法”移民已被妖魔化为“罪犯和强奸犯”。因此民间武装组织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巡逻”，不仅仅是为了控制“犯罪行为”，而更是为了镇压特定的社会群体。借此，他们直接破坏了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而这是顾虑重重的国家当局所无法做到的。
尽管海关边境巡逻队始终否认，但“美国宪法爱国者”及其他民间武装组织似乎确实在积极地支持海关边境巡逻队。法律禁止边境巡逻队接受任何未经议会特别允许的“援助”（这也是边境巡逻队用以拒绝接受对边境地区被拐卖、被关押儿童捐赠品的原因。）但是有强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海关边境巡逻队与“美国宪法爱国者”等的多个民兵组织间存在着秘密合作关系。“边境巡逻队当然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外勤探员长期受到私人民兵成员的‘帮助’，”“保护民主” (Protect Democracy)团队的顾问蒂娜·艾尔-马拉瓦尼 (Deana El-Mallawany)告诉笔者。自特朗普胜选以来，这一团队一直在追踪观察边境民兵组织的活动。
“美国宪法爱国者”的成员们向《纽约时报》和Buzzfeed新闻平台透露，海关边境巡逻队从未要求“美国宪法爱国者”退出巡逻，该组织甚至有通向当地海关边境巡逻队的办公室的“专线电话”。艾尔-马拉瓦尼还提供了2018年根据《信息自由法》曝光的一段视频。“保护民主”档案中的这段视频显示，一名海关边境巡逻队官员敦促更多人跟从民兵组织“百分之三者”的领导。
多伦多大学的费丹·艾尔西欧格鲁 (Fidan Elcioglu)教授写了一篇关于亚利桑那州两个边境民间武装组织的论文，论文中两个组织分别化名为“士兵”和“工程师”。她在邮件中告诉笔者。海关边境巡逻队无疑和这些民兵组织有着合作关系。相较于“私刑主义”，她更倾向于用“人民主权”这一名词来强调这些组织并非活动在社会边缘：“这些‘士兵’显然是在体制内活动的。他们和边境巡逻队有合作。这是一种非常明晰的公民集体参与警察事务的形态。根据我目前的观察，边境巡逻队的外勤人员不会因为这些士兵在亚利桑那-索诺拉边境附近执行武装‘行动’而责怪他们。”
如果说，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中，暴力由国家垄断，且其使用必须受到制度的制约，那么“恰恰在不完善的民主体制和薄弱的独裁体制中，私刑主义是最为有效的，”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内部冲突问题高级研究员彼得·克鲁泽 (Peter Kreuzer)如是说。正如笔者先前所说，对当权者而言，民间武装团体的作用正在于它使得当权者可以推卸责任。以香港警察为例，港警乐见黑帮团伙攻击支持民主的抗议人士。一系列暗中约定且受到国家支持的袭击，使当局得以在明面上保全自己的清白。
对于一个有缺陷的民主国家，特别是在不尊重对权力限制的、潜在的独裁者的领导下，暴力的崛起是一个标志，表征着国家核心的整体功能——垄断武力运用的能力，以及维持其合法有效、公平公正的仲裁者身份的公信力，正在逐渐丧失。为了私利而支持私刑暴力的政治家，通过削弱政府集体治理的力量，来换取短期的政治利益。国家一旦踏上这条路，便再也无法回头。
如果特朗普更接近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操盘手，而不是这样一个自大、自恋，且极度无能的人，美国的民主制度或许早已走到尽头。但是，即便特朗普只不过是一个表演型人格的种族主义者，且碰巧和底层共和党人产生了情感共鸣；当特朗普被赶出白宫大喊着要“政变”时，他最激进的支持者会作何反应呢？
如果特朗普所说为真，那么倘若大量存在于司法系统和军队中的支持者决定“捍卫”他们眼中的民主，以及他们与现实大相径庭的、对合法国家权力的理解，他们将会作何反应？这是个令人非常忧虑的问题，因为对于大多数支持者而言，这已经超越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而关乎生死存亡。特朗普在合法性问题上对事实和阴谋的混淆，与人们支持特朗普的背景息息相关——白人害怕被取代。
一系列详实的研究为媒体关于特朗普主义 (Trumpism)兴起的说法完成了祛魅：媒体宣称，这与人们对经济的焦虑有关。2016年特朗普胜选前，迈克尔·特斯勒 (Michael Tesler)等学者已经记录到，对特朗普的支持正是白人身份政治兴起的表现。这种政治立场的对工人阶级有着很强的号召力，甚至许多千禧一代的年轻白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有证据显示，观念因素——诸如种族仇恨、反移民情绪和对白人脆弱性（指白人与其他群体相比正在丧失立足之地）的认同等——而非经济上的困难，与给特朗普投票的行为相关性最强。特朗普在大约25%的美国核心人口中享有邪教信仰般的支持，且当有着强烈白人身份认同的人群得知，2042年时非白人族群人数将超过白人时，他们会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
本质上说，私刑主义是一种边缘现象，只在国家能力和公信力较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果大部分的国民和几乎半数的统治阶级都不承认国家规范制度的合法性，那么剩下的那部分人也无能为力。健康的民主制度意味着多党制，即利益相关者主张共同的基本原则，在同样的背景下对政策进行辩论。但美国已经成为了只有一个政党、一个政治派系和多种互斥现实的国家。
最重要的是，弹劾指出了一条明路。它给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个去做国家所迫切需要他们做的事情的机会。他们必须说出真相，阐明现任总统腐败且不适合担任公职的事实。而这些真相只有在得到特朗普政府内部消息人士证实后，才能在共和党狂热支持者中广泛传播。其他国家的右翼党派已经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法国的共和党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牺牲自己政党的短期政治前景，最终决定对国民阵线党设置一道警戒线。
霍夫施塔特写道，在他所处的时代，政治家们怀着播种分裂和对抗的意图，灵光一闪，想出了诱发暴力而非亲自动手的绝妙策略。他说，世界上大部分的政治暴力，说到底都不会自然发生，而是当局权力的产物。霍夫施塔特时代的真理，在当下更具现实意义。
[1] 前身是反法西斯主义组织，现在指特朗普上台后兴起的一个以暴力手段反抗其统治的组织，曾被袭击过特朗普并被定义为恐怖组织
[2]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A%93%E8%A8%80%E5%AE%88%E6%8A%A4%E8%80%85/20184242?
[3] Army of Shadows，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my_of_Shadows，玩的一个电影梗
[4]Cesar Sayoc，此人于2018年向一些民主党要人（奥巴马、拜登、希拉里·克林顿等）以及CNN总部寄送炸弹
[5] 这里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专有名词
翻译文章：
Alexander Hurst, The Vigilante President, The New Republic, November 6, 2019
网络链接：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5579/trump-vigilante-president-supporters-violence
译者简介
伍雨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7级本科生。
往期链接：
技术编辑：刘林让
责任编辑：Luna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