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是个错误，重塑全球化如何可能？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反全球化是个错误，
重塑全球化如何可能？
作者：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
译者：董岭晓
法意导言
本文作者奎恩·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生于1978年，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现代德国历史和国际历史学家，自2015年起担任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副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南北政治、社会运动和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史。他最近的著作是《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201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他在《全球历史学杂志》、《美国历史评论》、《当代历史杂志》、《纽约时报》、《新政治家》等杂志或期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1999年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反全球化示威。2019年是西雅图大规模抗议发生的20周年，本文追昔抚今，论述了全球化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本文于2019年11月发表于《国家杂志》（The Nation）官方网站上。
本文作者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
1999年11月30日，抗议者们在西雅图对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级会议进行了扰乱活动。作为新自由全球主义（neoliberal globalism）王冠上的明珠，世界贸易组织本应为世界经济制定一项法律，其目标是永久确保所有人的自由贸易。
西雅图的活动者们大多数是左翼分子，反对世贸组织将公司的权利置于民主控制之外。
1999年11月30日，西雅图市中心，一名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者举着和平标语，周围充斥着煤气烟雾和焚烧垃圾桶。(美联社/贝思·A·凯瑟尔（Beth A. Keiser）)
世贸组织花了20年走到今天，但它现在似乎面临着死亡。除非在最后一刻出现意外，否则到了下个月，由于特朗普政府继续阻止任命上诉机构的新法官，世贸组织将完全停止运作。
这是否如彭博新闻社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所评论的 “多亏了特朗普，西雅图的抗议者可能成为最终赢家”？
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这种说法本身就表明了我们对现在和过去的误解有多么严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我们正处于一个“开放”与“封闭”相制衡的社会、“世界主义”与“孤立主义”相对抗的时代。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朋友。因此，反对世贸组织就一定意味着与特朗普结盟。
世界还是国家？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但以上的叙述是错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荒谬。
除了极少数边缘情况之外，如今还没有任何严肃的政治体制要求闭关自守（autarky）、自力更生(self-reliance)或从全球经济中大幅退出。几乎所有人都想要的，是对现状的修正，修正从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成立以来，一直持续到特朗普、英国脱欧和2010年欧元区危机破裂的“长90年代（the “Long 1990s”）”现状。
我们并没有见到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激烈较量，但见证了像1999年所发生的，在全球化概念上的分歧。用20世纪90年代的话来说，另类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又回来了。但这一次，它既有来自左翼的力量，也有来自右翼的人群。
以1999年的世贸组织抗议活动为例：你们在记录中看到了什么？看到的并不是特朗普风格下对于修建高墙或诋毁外国竞争的要求，而是对多样性和政治斗争的国际性的颂扬。这场抗议最出名的一部纪录片中，镜头是由一位穿着纱丽和宾迪的棕色皮肤的南亚妇女，国际全球化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n Globalization)的万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开始的，开始了这场抗议活动；她说，“拒绝塑造你们国家的经济是民主的终结”。纪录片中，几分钟后，我们看到一名男子在人群前讲话，告诉他们“要确保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政府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1999年11月20日。”这个非裔男子是巴巴多斯工人联盟的勒罗伊·托特曼（Leroy Trotman）。“这场示威不仅仅是美国的示威，”他接着说，“它是全世界所有工人阶级的示威，包括富裕国家、贫穷国家、白人国家、黑人国家，所有国家皆是如此。”
“这个国家的很多工人阶级没有塑造出这样的联系，”一位美国拉丁裔组织者后来说，“他们与墨西哥城的人有直接联系，这些人身上发生的事情，甚至不是立即发生的，但是，该死的，它会发生。另一位穿着深色皮肤的皮夹克，上面写着“战斗狂嗥（War Cry）”，他说，“我们的差异就是我们的优势。我认为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同质文化中。”
互联互通、全球化、多样性：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语——那些经过改造和包装的流行语，推销范围极广，从服装袜到福利改革。确实，左翼的全球化和现在被部分人谴责为“进步新自由主义”的，至少从表面上看，这种由贝纳通公司（注：一家意大利时装品牌）、可口可乐和伦敦千年穹顶（London’s Millennium Dome）流行的通用语言是共同的。尽管如此，他们的信息还是变的完全不同了。
西雅图活动者们实质上已经接纳了全球化这样一个事实，同时也在询问哪些机构会使全球化朝着社会正义而不是剥夺权力和不平等的方向发展。搜索的对象，是那些用当时的话说，“把人们置于利润之上”的机构。
在西雅图，最常用于抗议者的速记是“工头和海龟（Teamsters and turtles）”之间的联盟，即有组织的劳工和环保团体的共同阵线。在贸易协定中引入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是街头示威人士提出的两项核心要求。然而，世贸组织认为，这两项要求都属于不公平的贸易壁垒，对其进行了驳回。
这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除了通过其他形式的国际组织以外，还能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呢？西雅图的抗议者们并没有对这些挑战视而不见。他们寻求与发展中国家（the Global South）的外交官员们以及本土活动者们结盟，建立新的机构。他们的目标不是要退出全球化，而是要重塑（reshape）全球化。
抗议活动二十年后，认为抗议者们做法有一定道理的声音越来越多。
世界贸易组织从未成功解决其民主问题。由于忽视劳动力需求而产生的不平衡问题助长了破坏性社会运动以及叛乱政党的兴起。生态问题是每一项严肃议程的中心环节。还有一项不太明显的主旋律是征税。Attac是1995年抗议活动后在法国成立的一个组织，最初主张“托宾税收援助公民行动（Action for a Tobin Tax to Assist the Citizen）”，并鼓吹由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所提议的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激增的金融交易征收小额税收。这些要求在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祖克曼(Gabriel Zucman) 等进步经济学家的工作中以及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工党宣言和民主党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竞选演说中均产生了共鸣。从这个角度看，抗议者们并没有输。他们预示着政治要求已经成为越来越主流。
左翼的“另类全球化”寻求（其中许多人现在也还在寻求中）改变全球经济治理，将其重新定位于那些可能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跨境金融活动和贸易爆炸带来的好处中赢得更大合法性的人群。
这与右翼的全球化形象相去甚远；右翼的全球化形象包括撕毁全球环境协定、将公司税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及利用关税主宰地缘政治对手。因此，“特朗普正在实现抗议者要求”这一说法很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特朗普的另类全球化版本，可以通过他的一位内阁成员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在西雅图几年前的行动来理解——这绝不是唯一的此类抗议——1994年1月墨西哥恰帕斯(Chiapas)的萨帕蒂斯塔(Zapatista)暴动之后；1995年12月法国发生了一次大型公职人员罢工；1997年1月韩国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罢工。这就是罗斯的投资基金——所谓的“秃鹫基金（vulture fund）”——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进入市场，购买了韩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商的控股权，并通过一系列削减工作岗位和福利的措施。
工人们以罢工作为回应，这一行为通常会导致管理层前来和解。而在这一次，罗斯要求国家采取行动，国家照做了，派遣了8000名警察，用推土机和催泪瓦斯来破坏罢工。四分之一的工人被解雇，25名工会领导人入狱，这是新政府首次对罢工者使用武力。罗斯当时表示：“我只是向该公司明确表示，如果动荡持续下去，公司的财务状况将无法维持。在一个反常但有所预兆的转折中，罗斯基金的主要捐赠者——以及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共同所有者——竟是加利福尼亚公共雇员退休金（CalPERS），这表明在世界另一端，参加工会的美国工人是从罢工中获利的。
对那些阻挠底线的人不加限制地采取行动，就是右翼的全球化观点变化的例证。
与左翼一样，特朗普(Trump)、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等右翼变化者以及德国另类选择党(German Alternative fur Deutschland)、瑞士人民党(Swiss’ Party)和奥地利自由党(Austria’s Freedom Party)等中欧政党认为现行制度不公正。但它们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在党派计划和脱欧后的贸易条约草案中——并不是通过税收重新构建多边治理、提高工作标准或追求后碳经济（a post-carbon economy）。他们并不想扭转20世纪90年代的局面，而是想大幅加速这一进程，减少环境保护，更快地走向谷底；英国政府在与美国达成的脱欧后贸易协议中，提出的将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从内部剥离的方案就是这种意识形态一致性的最新例证。
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和所谓的民粹主义者之间的连续性十分明显。
未来的斯文加利式人物（注：斯文加利，Svengali，是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利耶小说《爵士帽》中通过催眠术控制女主人公的邪恶音乐家,后用来形容具有极大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人物。）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他的欧洲之行中引用了新自由主义偶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话，试图(到目前为止未能成功）推出自己的右翼国际组织。
1988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表达了对欧盟的担忧后，保守党成立了布鲁日集团(Bruges Group)，该集团在其网站上吹嘘自己是“赢得脱欧公投的思想斗争的先锋”。近日，布鲁日集团网站上的一篇帖子写道：“我们现在都已经全球化了。”他们提出的二元对立给了右翼一个新的比喻:“全球现实主义者反对无根的世界公民。”
在西雅图会议20年后，特朗普并没有通过将世贸组织进行安乐死的途径来实现该市街头抗议人群的要求。他正在扼杀它，从而用一个更加不对称的贸易治理架构——一个把中国包含在内，并将美国重新置于全球控制地位（美国之前觉得被世贸组织剥夺了这种全球控制地位）的架构来取代世贸组织。在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领导下，脱欧后的英国将成为重新启动的世界秩序的初级合伙人。西雅图会议的愿景越来越遥不可及。
越过关于“开放”和“封闭”的陈词滥调的讨论，纵观当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我们看到国家的“回归”不仅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还是一个任何人都不会认真对其提出要求的选择。与1999年一样, 对世界来说，问题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而是对我们真正所寻求的那种全球化的认真考虑。
翻译文章：
Quinn Slobodian, 20 Years After Seattle, the Clash of Globalizations Rages On, The Nation, November 29,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eattle-trade-globalization/
译者介绍：董岭晓，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2018级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愿不做焦虑的努力，也别随意虚掷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