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法案》是美国党派分歧的根源
《民权法案》是美国党派分歧的根源
作者：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
(Christopher Caldwell)
译者：李泓翰
法意导言
当今的美国社会，已经被割裂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一群偏执者们组成的政党，而另一个则是一群极权主义者组成的政党。而党派极化最根本的原因便是1964年颁布的民权法案，它的原意是认定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来源国而有的歧视性行为为非法，殊不知却导致美国人分裂成两种不同且互不相容的宪法文化，而这一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明显。作者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是克莱蒙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特约编辑、《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特约评论员。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标准周刊》高级编辑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同时他也是《对欧洲革命的反思:移民、伊斯兰、西方和权利时代:自60年代以来的美国》一书的作者。本文于2020年1月28日发表于Imprimis网站。本文不代表公众号立场，编发以供参考。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
以下内容改编自2020年1月28日在华盛顿特区希尔斯代尔学院的小艾伦·柯比立宪研究与公民中心举办的AWC家庭基金会系列讲座。
美国社会如今被党派和意识形态所分裂，这也许是在南北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但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
我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赋权的时代:自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The Age of Entitlement: America Since the Sixties）的书，时间跨度从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到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当选总统，里面的内容对该问题做出了一定的诠释。当然，你可以从章节标题中很好地理解我所叙述故事的梗概：1963年，种族，性别，战争，债务，多样性，赢家和输家。
我现在可以揭晓部分悬念，即民主党人是赢家。他们的政党赢得了60年代的胜利，包括金钱、权力和声望。而共和党人则是输家，他们失去了上述所有。
这个故事的主线之一涉及越南战争。上世纪60年代老旧的军队招募方式催生了一种阶级制度，我这里指的是所谓的学生推迟服役（简称缓服期）。在过去，大学水平的教育是非常罕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只有1 / 30的美国男性在上大学，所以缓服期的存在显得并不是特别重要。而到越南战争时，几乎一半的美国男性在上大学，学生的缓服期在战争爆发时依旧有效。所以，如果你足够有钱在大学进修艺术史，你就可以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进行狂欢，但如果你只是一个在车库里维修的技工，那你就会被招募派往岘港打仗。这就产生了一种阶级划分，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将其误认为是一种道德划分，尤其是在我们输掉战争之后。富人认为，他们不愿在越南服役，不是因为他们更有特权，也不是因为他们懦弱，而是因为他们更名正言顺。
故事的另一条主线涉及到女性。如今的美国妇女拥有两种文化——已婚妇女文化和单身妇女文化。如果你就政治问题对他们进行民意调查，她们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女权主义导致这种决裂的罪魁祸首。相比之下，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女性文化，女性从生到死始终团结在一起：90%的已婚女性和87%的未婚女性相信“女性的直觉”；只有16%的已婚女性和15%的未婚女性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发生婚外情是可以原谅的；而当被问及理想的结婚年龄时，99%的女性表示会早于27岁，没有女性会回答“从来没有想过这一问题”。
第三条故事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是解释我们党派分化最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所颁布的民权法，尤其是1964年的民权法案，是如何分裂国家的。该法案实则可被视为“第二宪法”,其宣布了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来源国而有的歧视性行为为非法，而这最终导致美国人分裂成两种不同且互不相容的宪法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日趋变得明显，只是这件事发生得很慢，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1964年7月2日 美国总统签署民权法案的当天
因为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民权法案将国家更好地团结在了一起，所以我书中所提出的民权法案将国家分裂的观点遭到了愤怒的驳斥，尤其是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为了他们的利益，我必须解释清楚我的书并不是为种族隔离或吉姆·克劳法(Jim Crow)作辩护；同时当我批判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法案所引发的长效应时，我并没有批判平等原则，尤其是那些旨在追求平等的黑人运动。
我所讨论的是假借结束种族隔离的名义，在1964年的民权法案基础上建立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该机制赋予了华府有权力推翻美国人传统认知的民主制度。通常情况下，应急机制是暂时的，且使用范围狭窄，但是他们却很快脱离了民主的控制，成为我们政治系统中最强大的部分。
|民权法案是如何做到的？
关于1964年和1965年的民权法案，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它给予了华府在和平时期从未拥有过的的工具；它创造出“公共和私人生活等近乎所有领域歧视为非法”这一新的罪名；它推翻了第一修正案所保护下关于结社自由的主流理解；它建立了一些机构来追查这些新的犯罪行为——一个扩大的民权委员会，一个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以及在不同政府机构设有的民权办公室；它赋予了政府新的特权，比如可以对所有雇员超过15人的公司制定招聘规定、提起诉讼、进行调查以及要求赔偿等一系列操作，综上所述，它将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暴露在官僚和法官的视线之内。
直白点来说，民权法案的作用就是让美国政府的民主部门做出决定，然后把这些决定移交给官僚机构或司法机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法案起草人认为，只有运用该类方法，才有可能根除潜伏的种族主义。
第二件值得注意的是，民权法案本身即一种敷衍。它不仅与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更与整个宪法有关。1965年通过的《选举权法》在很大程度上落实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对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权利的保障，它为阿拉巴马州等南方公民和密歇根州等北方公民创造了不同程度的权利。
民权法案的目标是使美国南方虚假的民主制度与宪法相一致。但是任何民主制度都是不完美的，事实证明，区分南方的民主和国内其他地方的民主要比预期的困难得多。如果法律的精神是羞辱南方的偏执狂，那么法律的条文将整个国家及其所有机构置于歧视诉讼和起诉的威胁之下。
不过，没人太过担心这个。回顾历史会发现，南方以外的美国人只是将种族隔离视为一个地区性问题。从民意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70%到90%的南方以外的美国人认为在他们居住的地区，黑人和其他人一样受到了很好的对待。在实践中，那些非南方人并不认为新法律会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
|公民权利的扩大
问题是，当民权法案的工作完成时，当法律上的隔离被禁止时，那些新产生的权力没有被中止、缩减或重新评估。
相反，它们愈演愈烈。为公立学校设定种族配额的权力并不在最初的民权法案中，但民权办公室却着手操作此事，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其进行抵制。校车接送学生也不在最初的计划之内，但是一旦学校达不到官僚机构设定的目标，法官就下令实施校车接送。
平权行动在民权法案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到最高法院1978年作出巴基案的最后裁决之前，它已成为一种对非白人的完全种族歧视制度。在那起案件中，原告艾伦·巴基(Alan Bakke)曾是驻越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在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巴基四科考试成绩的准确率为96%、94%、97%、72%，但他的医学院申请被拒。与此同时，少数族裔申请者的四科考试成绩平均准确率分别只有37%、30%、37%、18%。尽管法院认为巴基本人应该被录取，但却并没有废除让他被拒之门外的平权行动计划。实际上，平权行动在在当时已被制度化，并在法律上赋予了 “多样性”的概念。
艾伦·巴基(Alan Bakke)
与此同时，一些出乎立法者意料之外的团体都学会了使用民权法案。例如，移民倡导者：美国人从未投票支持过双语教育，但当最高法院在1974年支持这一想法时，民权办公室的规则制定者们轻而易举地确立关于双语教育的相关规则，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女性也是如此：1973年至1986年，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动用一切手段与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 & Co.)进行斗争，试图证明它犯了性别歧视罪，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最后，民权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凌驾于与之无关的法律之上。最具创伤性的例子是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这项立法本应是我们建立现代移民政策的重大妥协，一方面，大约300万来自墨西哥北部的非法移民将获得公民身份，另一方面，严厉的法律将确保此次大赦不会成为未来移民的动机，例如，任何雇佣非美国公民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雇主制裁”，而这也会使得非法移民得到有效控制。但是该法律通过后，非法移民的确得到了赦免，但是对那些非法雇佣的处罚被证明是不可为的，因为询问一个“看起来像墨西哥人”雇员的出生地或者他的公民身份是对其公民权利的侵犯。因此，民权法案使得美国人不可能从他们选出的代表那里得到他们投票支持的东西，也直接导致有关移民政策的政治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
谈及民权法案拓展的最新展现。
一个是2011年奥巴马教育部民权办公室(Office for civil rights)发出了一封名为“亲爱的同事”(Dear Colleague)的信，试图向全国所有学院和大学下达性骚扰政策。另一个则发生在特朗普开始执政的头几个月里，法官推翻了一项针对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某些国家的临时入境禁令。
特朗普手举“穆斯林禁令”
这些政策，同样也有其支持者和批评者。对我们的目的来说，重要的是它们是如何建立和执行的。在美国，越来越多的领域被从选民的民主控制中抽离出来，交给了民权法案的官僚们和司法应急机制。民权法案俨然已成为第二部宪法，拥有可以推翻1787年宪法的权力。
|一部新的宪法
在解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宪法秩序时，我想着重谈谈它的两个特征。
首先，它具有一定的道德特性，这几乎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特性，通常出现于典型的神权政体而非世俗共和国。正如我们讨论过的，民权法案赋予官僚和法官紧急权力，绕过民主，凌驾于正常的宪法秩序之上。但关键是：政府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授权激活这些紧急权力？这是一个被欧洲政治思想家反复琢磨的问题。过去的欧洲政府通常会绕过宪法，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理由通常是军事威胁或公共秩序受到威胁。但在美国，由于我们的治理方式自1964年以来不断演变，所以紧急状态更多是在道德基础上宣布的：人民正在受苦受难；人们发现的自己权利被剥夺了。因此，美国人通常不会等待普通且繁琐的民主进程。
触发紧急状态的道德理由听起来比军事理由更人道，但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为了证明它的特殊权力，政府必须创建一个官方指定的罪犯类别。所以1964年的民权法案颁布的理由则是：南方的政客们狡猾且奸诈，南方的警长们残酷且堕落，以致于无法在道义上与他们进行抗争。
拜登(Joe Biden)最近说：“让我们明确一点：跨性别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权问题，在基本人权问题时没有妥协的余地。”现在，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包括乔·拜登，对变性知之甚少。然而美国人不被允许通过公开讨论这一问题来增进他们的认知，亦或者在投票箱前解决他们的分歧。随着民权法案通过类推扩展到了美国生活的其他领域，道德的非人格开始指向那些不认为罪状会随着时间流逝变得更严重的人，因此，这也阻碍了进步。
第二个特点是我们所说的交叉性。这是一个社会学的发展。如果民权法仅限于保护南方黑人的权利，它就是一个稳定的制度，因为它背后有着历史的逻辑，这使得它的应用既合理又集中。但是，如果其他团体能够得到特权，通过官僚命令和司法命令来推进他们的目标，那么就有可能逐步建立庞大的新联盟，甚至可能在选举中获得多数。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几乎所有非白人异性恋的男性都能在某种程度上从民权法案中获益。
70年前，印度制定了第一部以少数民族权利为基础的现代宪法，其中列举了一长串所谓的“表列部落和种姓”。最终，部落间的讨价还价占据了国家的太多注意力，以至于出现了一群抱怨的“其他人”以及“普通印度人”，而这些人是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背后的支持者。喜欢莫迪的印度人说他是普通公民的候选人。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大多数国际媒体都不喜欢他)称他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权活动人士组成的“交叉联盟”开始使用“有色人种”一词来描述自己。从逻辑上讲，如果真有“有色人种”这回事，他们则会要求更多的社会回报，但是实际上，那些“有色人种”却要求“非有色人种”得到更少的回报。就像印度宪法提出了“印度教”的概念一样，新的民权宪法创造了一群“非有色人种”。它让白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成为美国的政治现实。
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一见解应用于政党。1964年《民权宪法》对1787年《宪法》的反噬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这个国家很自然地把其分成了受益于它的政党和受害于它的政党。
|偏执者的政党和极权主义者的政党
假设您是进步主义者。实际上，假设您是同性婚姻中的一个进步主义者，并有两个领养的孩子。这个国家的民权模式对你来说就是一切，因为你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取决于它。所以你不会支持一个摇摆不定的政党或政客，并且很可能，你对自己的整个道德观念也取决于此。你可能参加过同性恋骄傲游行，手举“停止仇恨”的标语，你相信，那些反对你的生活方式、婚姻和孩子的活动参与者们，定是基于可怕的理由而这样做的。你站在伯明翰光荣的游行者一边，他们站在公牛康纳一边。对你来说，另一个政党是由一群偏执狂所组成。
但如果你是一个保守的人，经常去教堂做礼拜，而你7岁的儿子在一年级时就被教导“性别流动”这一概念，而你却不能对此进行抱怨，因为这么做可能存有被叫做“偏执狂”的风险。事实上，虽然你不是律师，但你有一个模糊的感觉，你可能会被解雇、罚款，或其他不好的事情会发生，你会觉得这件事和同性恋权利有关。你开始怀疑这些权利运动的主要目标便是剥夺你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并不停询问：“对不起，我何时为此投票？”因此，对你来说，另一个政党是由一群极权主义者所组成。
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政党制度：偏执者对抗极权主义者。
若这两部宪法中的任何一部都完全没有优点，那么我们就不会有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相信两者中更明智的最终会占据主导。但是，对于这两部宪法的追随者来说，它们各自都包含了很多值得誓死捍卫的东西。而不幸的是，每一部宪法都正在越来越多地保护自己不受另一部宪法的侵犯。
在过去20年里，当同性婚姻得到逐步推进时，活动人士的一句俗语是：“天没有塌下来。”人们会说：“看，马萨诸塞州的同性婚姻已经持续了三个星期，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天没有塌下来！”他们在短期内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他们忘记了民主制的宪法国家多么脆弱，制定正确的方案有多困难，以及看到政府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偏离正轨是多那么不易，因为这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变得明显。
到了那一天，尽管我们仍然否认天要塌下来，但我们的信心却远不如前了。
翻译文章：
Christopher Caldwell, The Roots of Our Partisan Divide, Imprimis, January 28, 2020.
网络链接：
https://imprimis.hillsdale.edu/roots-partisan-divide/
译者介绍：李泓翰，华东师范大学2017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在热爱中分享，在聆听中感知，设想未来的我们，定会比现在更加优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