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新冠疫情危机暴露了美国政府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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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教授｜新冠疫情危机暴露了美国政府的无能

作者：史蒂芬•M•沃尔特

翻译：刘笑阳

校对：汪 婷

法意导言

美国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声誉一直是其力量的最大来源之一，然而，新型冠状病毒足以将之终结。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建立依赖于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结合、盟友的支持、对美国能力的广泛信心等三个方面。数十年的建构之下美国人拥有了强大的工业实力、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以及持续的技术创新浪潮，这使得美国人拥有了光辉的声誉。然而，过去25年里，这些声誉被肆意挥霍，高层不负责任的举动数不胜数，与此同时他们还声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接下来就出现了特朗普在处理新冠病毒时令人尴尬的惨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史蒂芬•M•沃尔特将其归因于美国对其辉煌历史的傲慢，学校评价无底线降低，高层不负责任的举动以及广泛的自利文化潮流。最后他将未来的希望放在政治的根本变革之上。本文于3月23日原载于《外交政策》网站，不代表公众号立场，感谢微信公众号同济战略派授权转载。

    无论美国政府如何回应，美国终究无法完全从COVID-19疫情中幸免。截止目前，即便像新加坡这种在应对疫情方面达到“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的国家，也出现了数百例确诊病例。然而，特朗普政府那迟来的、利己的、混乱的和音盲般的（tone-deaf）反应，却会使美国人丧失数万亿美元和成千上万个本可被挽救的生命。即便“由于缺乏准确数据而使风险被夸大”的观点是正确的，但特朗普的执政方式和政府的反应失误依然挥霍了公众的信心，使其后续采取的更加符合标准的回应也站不住脚。尽管他矢口否认，但特朗普依然要对美国今天的状况负责。
然而，这并非美国遭受的唯一损失。这种史诗般的（epic）政策失败并没有使美国“再次强大”，反而会进一步损害美国作为一个行事有效的国家的声誉。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建立在三个支柱上。
第一个支柱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结合。美国拥有着全世界最大体量也最高水平的经济，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这些特征最终使得美国能够缔造和维持其竞争对手无法匹敌的军事力量。这些资产的聚合，使美国在全球拥有最强的话语权。   第二个支柱是一系列盟友的支持。没有哪个国家会赞同美国政府想做的所有事情，甚至于美国的一些州也几乎会反对联邦政府所寻求或代表的一切。但是，很多国家都明白它们会从美国的领导中受益，并且通常愿意与美国保持一致。尽管美国几乎总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行事，但因为利益一致，美国很容易说服其他国家与她同行。   第三个支柱则是对美国能力的广泛信心。当其他国家认识到美国的实力、支持美国的目标、相信美国官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这些国家更有可能追随美国的领导。但如果它们质疑美国的力量、智慧或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那么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必然会受到侵蚀。这种反应完全可以理解：如果美国领导人透露出自己是个无能之辈，那么其它大国又为何要听取美国的建议呢？简而言之，在能力方面享有声誉，可以成为关键的力量倍增器（critical force multiplier）。
美国人曾享有的光辉声誉是数十年建构的结果。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工业实力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道路、铁路、桥梁、摩天大楼、水坝、港口和机场所构成的网络，曾经使来到美国的外国游客眼花缭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以及马歇尔计划和登月计划等创举都提升了美国的形象：在美国的土地上，人们知道如何设定远大的目标，并最终将其实现。
    甚至诸如越南战争的失误也没有完全破坏包围着美国能力的光环。的确，冷战的和平结束以及美国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驱散了“越战的幽灵”，使得美国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看上去是可以被效仿的“显学”。此外，持续的技术创新浪潮（包括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和所有这些花哨的创造），都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全世界都认为美国是一个精英化的、有成就的——最重要的是——有能力的国家。难怪包括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在内的专家们会将美国模式描绘成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唯一可行的选择，他们告诉有抱负的国家：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穿上“金色紧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就必须变得更像美国。    然而，过去的25年里，美国在挥霍其宝贵声誉（负责任的领导和具有基本能力）方面却做得格外“出色”。
它们可以拉出一长串的违章罚单：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白宫实习生不负责任的调戏；小布什政府忽视了“9·11”之前的恐怖袭击警告；安然丑闻和马多夫骗局；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和2017年玛丽亚飓风的笨拙反应；无力赢得或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对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不明智的干预；2008年的华尔街危机；波音737MAX客机的空难；以及共和党的领导多引起的“政府关门”，等等。我们也不应忘记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以及其他许多人长期隐瞒的犯罪行为，以及与前者关系密切的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肮脏故事——他在纽约监狱中的适时死亡，使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他（以及其他人）的不法行为。    与此同时，美国一直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拥有最具能力的官员、运转最好的企业、最先进的金融公司和最贤达的领导人。然而，前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对苏联生活的描述，似乎比美国人所承认的更符合美国人的切实生活：“（我们）监守自盗，收受贿赂，在报告中、报纸里、甚至在讲台上撒谎，一边相互授予勋章，一边沉迷于谎言。整个国家全都如此——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紧接而来的是COVID-19的爆发。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处理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令人尴尬的惨败（尽管已经被多次警告），不过这种局面也完全可以预见。他漫长的商业生涯验证：相比于领导者，特朗普更像是一个表演者；相比于管理复杂的商业运作，他更擅长蒙骗他人和逃避责任；他杂乱无章的个人生活同样释放出了清晰的信号。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完善了谎言的艺术，逐步将管理团队中真正的专家清除，取而代之的则是二线的雇佣文人、谄媚者及其不称职的女婿。当面临需要成熟的领导才能解决的突发性复杂问题时，特朗普不可避免地会处理失当，然后推卸责任。这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角色失败，即便在情况更为糟糕的时代也不会出现。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都只是对此略感惊讶。    美国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可以做出正确乃至更好选择的声誉，又是怎样被挥霍掉的？我不能确定，但是我有一些大胆的猜想。    问题的一部分来自于美国对其辉煌历史的傲慢。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现代世界中最幸运的国家，美国人甚至开始认为成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必须去争取、培育和保护的东西。尽管出现了前文所述的诸多警示，但这种自满情绪却使美国人愿意下注在完全没有经验的领导层身上。
    我倾向于认为，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原因是：被放宽的评价标准以及拒绝追究民众的责任。我们可以在许多的大学中看到，成绩通胀（grade inflation）的趋势根深蒂固，教师们少有动机对差劲的论文进行严厉批评，而学生们则将更多的关注放到体育队伍而非真正的学术成就上。最近的大学招生丑闻更是暴露出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有钱的父母会不遗余力地让孩子进入其力所不能及的大学，而大学本身也同样为校友子女（“学校遗产”）或主要捐赠者的后代预留名额。
我关注高等教育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一行业最为了解，但上述问题却并不局限于此。在当代的美国，即便首席执行官们出现管理不善（比如波音），也可以带着数百万美元的“金元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离开；小布什政府内的高级官员和外部鼓吹的“啦啦队”欺骗了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使美国卷入了一场愚蠢的中东战争。可是，他们之中却几乎没有人遭受到不利的职业影响或个人后果；华尔街的公司可以融合贪婪、漠视和欺诈来重创经济，但没有人会被调查，更不用说被起诉；功勋卓著的将军们喜欢在遥远的战场中“坚持到底”（staying the course）而又无法取得胜利，但是他们却可以作为受人尊敬的专家，退休进入公司董事会并谋得高位。与此同时，告密者和恪尽职守的公务员却因为试图履行誓言而遭到诽谤、解雇甚至更为严重的对待。当正直和奉献没有回报，而失败又得不到惩罚时，一个国家的能力必然会受到损害。
   进一步推测的话，我怀疑更为广泛的自利文化潮流也是原因之一。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不是圣徒，但他确实将自己的成年生活奉献给了公共服务，并告诉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然而，当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后，美国人被告知：政府是敌人，“贪婪是好事”（引自电影《华尔街》），市场就是一切，公共服务要被贬低，傻瓜才会去纳税。数十年来，美国人花费大量时间来清理公共机构，但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对真正的“公共问题”却毫无准备。特朗普本人就是这种趋势的典范：一个严肃的国家，怎么可能选择一个明显不称职的且拥有长期失败与欺瞒记录的自我推销者作为国家领导人呢？    我是否夸大了这个案例？也许。的确还有很多的美国公司持续着出色而创新的工作，还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与学者们致力于寻找真相而不是赚快钱，还有很多地方、州和联邦的政治家与公务员更重视善举而非寻求连任或中饱私囊，还有很多敬业的教师和努力的学生在美国教育系统的各各层级之中。但是，腐败现象也同样普遍存在。    如果这种趋势没有得到逆转，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会继续衰退。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抛出“美国第一”的理念并有意选择脱离世界，而是因为全世界不会像以前那样认真地对待美国的理念或建议。他们也许会倾听，他们可能会不时地表示赞同，但对美国领导人所寄托的敬意却会逐渐褪去。一旦COVID-19疫情结束，美国人很可能会懊恼地发现其他声音（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尊重。这并不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兆，但这个世界将会与美国人所习惯的有所不同。在变化的临界地带，世界政治的宽广轮廓和世界经济的某些重要方面，将不再会如从前一般偏袒美国。
    这种情况能够得到解决吗？我不知道。
文化腐朽不能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甚至“耶利米哀歌”来解决。人们或许希望当前的危机能够提醒足够多的美国人：让贤能而可靠的人担任关键领导职位至关重要，让相关人员为腐败、任人唯亲或完全无能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有效的公共政策至关重要。无论你喜欢的是强政府的福利国家还是弱政府的自由主义国家，你首先应当希望它拥有渊博而敬业的专家，从而可以采取具有能力的领导。无论下一任总统是谁，他都需要为其政府配备可以胜任被指派工作的人员，而不是那些因为对某个人忠诚或谄媚才被选中的人。    美国人需要反思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获得招募和奖励的都是那些最善于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正是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花费了数月时间和数十亿美元来为2020年大选做准备，却最终要让国民在三个白人老头之间做出选择。就此而言，美国人应该反思：花费一整年的时间去选举一个任期四年的人是否真的有意义？事实上，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都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但即使我们现在身处这种情形，也让我们废除荒谬的选举团制度——它确实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遗物，在系统地剥夺全国大部分地区选民的权力。    展望未来，政治的根本变革可能是我现在仅能看到的一线希望。当前，美国正在经历自20世纪30-40年代以来最大的危机，但昔日的美国比现在更能应对这些挑战。当时，上一代的美国人最终应声而起，向本国和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国家可以做些什么。现在，美国人必须记住过往的经历，抛开过去几十年的傲慢、分裂和放纵，证明他们的国家仍然有能力找到什么需要去做——然后，他们就会去做需要去做的事情。


作者简介：史蒂芬•M•沃尔特，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副院长。兼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常驻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学者，并担任国防分析研究所、海军分析中心和国防大学的顾问。目前担任外交政策、安全研究、国际关系和冷战研究杂志的编委，合编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康奈尔研究安全事务》。2005年5月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其所著《联盟起源》，获得了1988年埃德加·弗尼斯（Edgar S. Furniss）国家安全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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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Luna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