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闻原教旨主义者的自白 || 深度
本文写于2016年7月，原为应朋友一本“匠人情怀”为主旨的图书之约稿，图书至今未见出版。眼下，无冕财经创办已逾四岁，本人新闻从业满20周年，将本文发表，以资纪念，也算是一份自白，供同道中人批评。（作者记）
本文由无冕财经（ID：wumiancaijing）原创并首发，作者：王玉德，编辑：陈涧，设计：甄开心，实习生：何慕丹
传统崩溃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失业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问题是，2014年6月，这一幕真实地发生了，而且持续了20多个月。
从1999年7月大学毕业，到说不清道不明的“失业”，整整15年，我都供职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业界俗称的“南方系”，经历分成三段：第一段20个月，在《南方农村报》做记者；第二段将近10年，在《21世纪经济报道》做记者、部门主任、新闻总监；剩下的时间，也就是第三段，在《南方都市报》先做首席研究员，后做让我失业的一本小杂志的主编。
现在回头来看，这本杂志倒下，不过是国内报刊行业崩溃的沧海一粟，却又跟所有传统媒体衰退的逻辑惊人的吻合。
2011年的时候，《南方都市报》拥有超过25亿元营收，连续多年位列国内单张报纸营业额第一名。围绕其建立起来的“南都报系”，旗下创办了众多媒体，譬如《南都周刊》、《南都娱乐周刊》、《风尚周报》、腾讯大粤网、奥一网等等，整个报系已经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规模，拥有20多家子孙公司，员工规模多达6000人。
彼时，南都报系的战略叫“全媒体战略”，言下之意，一是受到互联网浪潮的冲击，平面媒体要向电视、广播、互联网全面转型，形成多种介质并存的跨媒体集团；二是通过全资控股、合资控股、非控股性股权投资等形式，探索体制上的改革，甚至可以局部实现管理层持股。
而让我失业的这本小杂志（请恕我不便再提起它的名字），就是这种战略的产物。
▲王玉德亲身经历纸媒的衰微。
开始时，它只是广东省某金融行业协会的内刊，一位前《南方都市报》广告部门的经理，说服了协会的领导，与《南方都市报》合资成立了公司，将协会内刊外包经营，再租赁来一个刊号，将内刊做成了公开发行的杂志。
公司股权上，《南方都市报》占有80%的股份，派出高管担任董事长；上述经理占有20%的股份（含代持的行业协会领导的股份），担任公司总经理。公司的经营上，一是依托协会的金融企业会员的资源和渠道，报道行业资讯，承接会员企业活动，又利用会员渠道进行刊物征订和发行；二是利用《南方都市报》的销售系统，委托其代理杂志的广告销售。
问题是，当我2013年1月起担任这本杂志的主编时，形势已经大为不同。
以新浪、搜狐、网易、腾讯为代表的门户网站，此时已经对报纸行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而新兴的新浪微博、腾讯微信这些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社交媒体，又对传统媒体进行着新一轮的冲击。
《南方都市报》这份国内市民报纸的“一哥”，销售上开始面临巨大的压力，发行量下降，广告锐减，只得一轮又一轮的调整，名为“业务结构改革”，实则是裁员瘦身，从行政部门，到经营部门，到采编部门，大批的员工失去岗位，南方报业集团派来分管的最高领导，也在4年内出现3次变更。
当此衰退之际，原本大股东承诺的代理小杂志的广告经营，谁还有心思顾得上？《南方都市报》的业务员自身的业绩尚无法完成，更无法兼顾小杂志的搭配销售。而且，你们都知道，那几年，“反腐倡廉”风声日紧，行业协会本来就是弱势部门，对杂志的资源输送、对会员企业的行政驱动日趋无力，杂志的经营举步维艰。
多难之秋，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显现。
体系内没有市场，那就寻找体系外的公开市场。以我为代表的杂志采编团队，看到了日趋火热的创业、投资市场——要知道，彼时，牛文文已经下海创业5年，他所创办的《创业家》杂志和“i黑马”创业大赛已经风生水起——将杂志的市场调整到这个领域，我们认为有戏。
开辟外部市场需要资金、资源的导入，团队没有股权，没有人会将自己的资源带入公司。所以，重组公司的股权结构，实现团队持股，就成为拯救杂志的必然一步。为了实现这一步，我提交的改革方案中，团队成员同意，可以拿出自己的现金来购买公司的股份。
问题是，《南方都市报》是100%的国企，杂志是80%的国企，要是再让团队买走20%的股份，需要领导表态支持、承担分管风险。所以，方案提交后，讨论是有讨论，但决定始终没有下文，甚至，杂志即将支撑不住的2014年上半年，总经理开始将业务导出公司，也没有看到领导的制止。
国有体制真是个大问题，核心的问题是责、权、利不统一，在其位，不谋其事，没有人对工作的最终结果负责，想的都是怎么向上级汇报来推卸自己的经理人责任。难受的是靠业务吃饭的我们，身处体制之中，只能是干着急、用不上力气。
就这样，拖到2014年6月，杂志出完最后一期，公司亏损将近百万，业务停止。
现在回头看来，我所在的杂志的停刊，只是传统媒体系统性崩溃的一个微乎其微案例，而我曾经寄予终生职业理想的“南方系”，已经不复当年。
2015年底，传出的消息是，“南方系”属下的三大报系，《南方周末》已经从巅峰时的2亿多元营收，下降到6000多万；《21世纪经济报道》因为天灾人祸，年度亏损6000多万元；而情况最好的《南方都市报》，也已经挣扎在盈亏持平的生死线上，净利润从高峰时的几亿元跌到了区区几千万。
Winter is coming，而我只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
告别体制
其实，如我这般拥有体制内身份的人，曾经是有心理优势的。
“南方系”近20年来的发展中，关于用人机制，一直是“双规并行”，一种叫市场化签约，无论是记者、编辑，还是行政、经营，通过市场招聘而来，跟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与一般的企业雇员无异；另一种是“事业编制”，劳动关系归属南方日报社，如果是科级以上的干部，还需要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备案。
我就属于后一种，俗称“体制内身份”。从1999年毕业加入“南方系”，印象中只跟南方日报社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此后换过三个单位，只是内部工作调动，再未见过劳动关系变更，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主动辞职或被动被开除，便成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直到60岁退休为止。
这重身份曾经让我抱有幻想。
杂志停刊前，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跟别人说：按照体制内规则，原工作单位解散，组织上是需要给我重新安排工作岗位的，《南方都市报》这么大，总不会没有我的工作了吧？推演之，南方日报社这么大，总不会没人管我了吧？
不妙的是，事实果真如此——杂志停刊前后，逐级向各位分管领导汇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书记，乃至是集团分管人事的老总，请求安排新的工作，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两种。一种是，知道你是有业务能力的，可是我分管的部门没有位置啊，况且我的部门也在人员分流；另一种是，知道你的情况了，到时候会统筹考虑。
就这样，偌大的“南方系”，再也没有我的位置，我进入了不明不白的“失业”状态。这一状态，从2014年6月起，到2016年2月我正式辞职结束，时长20个月。
在此期间，因为没了办公位置，只能退回家里，偶尔才回一趟位于广州大道中289号的南方日报社大院，那是鼓足了勇气，回去探听有没有上岗的机会；基本工资也没有了，我也不想去追究为什么，虽然按照体制规则，待岗期间，基本工资还是应该发的；体制内内身份仅有的好处是，单位必须要替员工交的几百元社保和公积金，还是按时延续，不同的是，我个人缴纳的部分，需要我按月转账至单位指定账户。
当然，这种“失业”状态，也包含有我主动造成的成分。
其实，2010年从《21世纪经济报道》调动到《南方都市报》，我是来寻求转型和内部创业的机会的。
▲纪录片《王玉德：一个新闻手艺人的坚守》。
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10年，我从事的都是采编岗位，而我的愿景，则是成为一名媒体的综合经营管理人，因为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上升空间已经没有，而《南方都市报》的体量大、同属于一个集团，且正在实施“全媒体战略”，显然，蕴藏的机会是多的。
进入《南方都市报》后，我第一个职务是南都传播研究院的首席经济研究员，一年后被任命为专职副院长——这其实是个名不副实的岗位，担任这两个职务期间，我从事的主要并不是研究或管理工作，而是经营工作，发起创办了一个财经类的沙龙项目，名曰“南都总裁读书会”。
这让我从一个纯粹的采编人员，开始了解媒体的销售、经营工种。两年中，“总裁读书会”大小举办过17场活动，每年营收120万元上下，从主题策划、嘉宾邀约，到商务谈判、招商赞助、现场执行，到活动后的利润结算、汇报述职，我完成了从采编到经营的转型。
在《南方都市报》，我还试图内部创业，这让我尝试了项目统筹人滋味。当时，联合前《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位同事，利用自己的财经专长，我们试图将隶属于英国一家传媒集团旗下、在PE（股权私募）领域排名前三的一个国际性的“媒体+论坛”品牌引入中国内地。
从项目计划书起草，到跟英国人、香港人进行合资谈判，到在“南方系”内部进行层层审批，让我即体验了一个项目发起人的压力，也感受到了国有体制的种种弊端——这个项目前后进行了三年，光等待南方集团审批就跨越了两个年头，审批链条冗长、决策机制缓慢，最后在我为这个项目找到了300万外部市场投资的情况下，就在此时，验证了“夜长梦多”那句老话，英国公司的大股东出现重组，此项目宣告流产。
甚至是担任上述杂志的主编，也是我“明知山有虎”的选择。这本杂志，在“南都报系”系列媒体中，排名非常靠后，且我担任主编前就已经举步维艰，但是在我的职业历练中，缺少全局工作这一环，于是我选择了“偏向虎山行”。当然，大势崩颓，内部不和，虽然我和团队有改造它的主观努力，客观上当然是无力回天。
学会了媒体经营，体验了内部创业的不可行，在进入“失业”状态后，对体制的排斥感也已经是刻骨铭心。
20个月的焦虑期内，一边是希望渺茫的等待体制内安排，一边在摸索完全市场化创业的道路。创业的艰难已经是后话，摆在眼前的，除了偶尔有老朋友委托一些微薄的财经撰稿、编辑收入，家庭储蓄一度下降到只有2万元，要供房，要每月生活开支，要赡养老人，媳妇大人的情绪越来越大，抉择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时间进入到2016年2月，在创业项目“无冕财经”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后，我办完了离职手续，告别体制，纵身一跃，扑通一声，跳进了创业的急流。
财经新闻执念
其实，我体制内职业生涯的最重要阶段，并不是在《南方都市报》，而是同属于“南方系”的财经类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
了解财经媒体的人都知道，《21世纪经济报道》创办于2001年1月1日，迄今为止还保持着国内第一大财经类报纸的地位，围绕它的系列媒体，组成的“21世纪传媒”，也是国内最知名的财经类媒体集团之一。而我，创办当年的3月底加入，直至2010年8月调动去《南方都市报》，期间的经历跨越10个年头。
这10年中，在财经新闻领域，我从一名普通记者，成长为资深记者，又成为小部门的主任，开始了编辑身份和小团队管理者的角色。之后是大部门的主任、新闻总监，离开之前，我曾经同一时期统管过三个部门、将近60人的团队，在内部文件上，享有列席编委会的地位。可以说，在当时，如果有人称我为资深财经媒体人，我应该不会脸红。
为什么要离开“21世纪报系”？这跟我的执念有关。
“21世纪报系”的创办人有四个，排名靠前的是沈颢、刘洲伟，一个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一个毕业于人大新闻系。《21世纪经济报道》创办之后，一年之内即一纸风行，成为国内最知名的市场化的财经报纸品牌，发展至2010年，已经是国内综合指标绝对第一的财经报纸，整个报系的营收数字将近10亿人民币。
问题是，同所有的组织一样，《21世纪经济报道》发展越来越大，行业地位越来越高，且又是财经媒体，天然距离金钱、权贵近，组织越来越成熟，利益、人事也就越来越盘根错节。
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虽然当局者、离场者很少有人公开谈论，但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沈刘两个阵营”这样一条线索，二人是当初的亲密搭档，后来是表面的合作者，再后来是存在沟通障碍的同事。这一条线索，直到2013年下半年刘洲伟辞职离开才告中断，刘也因此侥幸避免了爆发于2014年9月的“21世纪报系窝案”——彼时，因为强迫交易、新闻敲诈勒索等罪名，“21世纪报系”与鑫麒麟、润言两家财经公关公司，有30人涉案，此案于2015年12月宣判，至今评论不一、余波未平。
而我毕业于人大新闻系，主观和客观上都是刘洲伟阵营的人。要知道，我是毕业不到两年就进入了《21世纪经济报道》工作，正是职场中俗称的“当红炸子鸡”，面对专业门槛高、前辈高手如林的财经新闻领域，复杂的组织生活是不擅长的，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恶狠狠地做新闻，恶狠狠地求上位。
所以，我做记者、做编辑，做出了那10年产经新闻领域一大批重大题材，譬如，2001年-2004年，我跟踪报道了当年排名“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二杨斌，过程从他成名前至上庭受审，连“黑马富豪”这个名称都是我取的；2007年，我作为担纲编辑，主导了“达能·娃哈哈之争”的系列报道，报道水平甩开同行媒体半条街；10年间的“健力宝大案”、“万达·沃尔玛流血事件”、“再造招商局”等一系列题材，报道水平也是堪称一时。
▲王玉德将自己参与过的报道写成书籍。
而我作为编辑部主任、新闻总监，部门成长起来的优秀财经记者更是不胜枚举，他们现在有的是财经媒体的编委，有的是知名的创业者、投资人，还有不少如今是国内一线公司的公关总监。而自2008年成为新闻总监后，因为内部人事变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分管三个部门、近60号采编人员，汇报对象直接是主编刘洲伟，没有中间层的编委分管，一度兵强马壮，招人讨厌。
现在回想，那真是“Too young，too simple”的10年呵，业务飞速成长，而组织已经山头林立，问题是出身于山东小山村、从小成绩很少考第二的我，个性简单又激烈，没有学会察言观色，也没有学会弯腰妥协，以至于自己觉得很委屈：“我以为业务好就行了，难道非得让我适应苟且？”
问题是，从2008年在内部文件上列席编委之后，我等待了三个年头，到了2010年上半年，《21世纪经济报道》再没有我的提升机会。
彼时，我已经34岁，成长为更高段位的财经新闻人的执念，在内部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于是，我只得选择离开。
记得那个新旧之交的春节，为了我自己的升职，我去找沈颢谈话。他问：“你有没有设想过，10年后你会是怎样？”我回答：“10年后，我应该拥有自己的媒体。”现在想想，那样的回答很不妥——你是来找领导要求升职的，怎么敢有将来单干的二心？
2010年至今，我花了五六年历经坎坷，乃至经历职业低谷，才去掉了自己身上的戾气，但有一点似乎冥冥注定，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不做新闻行业了，包括如今，哪怕不在体制内做新闻了，在纯私营的新媒体领域，我做的依旧是新闻报道类型。
或许是因为不会别的谋生手段，或许是因为个性不适合从事商业、学术、公务员之类，或许如别人所说“对新闻是真爱”，又或许是我万般无奈之后的自我催眠，总之造化弄人，我居然从标点符号、段落段意开始，到原创的“深度报道三段论”模板，到带教新人、带领团队成套经验，练就了一门还算不差的新闻手艺，在新闻环境如此恶劣的中国当下，我总觉得，荒废了可惜。
或许是看到了我的这点，2010年离开《21世纪经济报道》时，我的一位时任编委、现任腾讯网副总编辑的师姐，名字叫马腾，她跟我说：“我始终觉得，你总有一天还会回来做新闻采编的。”
师姐说得对，2015年3月，我创办“无冕财经”后，财经新闻领域“灰太狼又回来了”。
创业，手艺人
有的人创业为了赚钱，有的人创业为了理想，仔细想想，我好像两者都不是，我只是觉得，自己一把好手艺浪费了可惜。
对于赚钱，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太大愿力。在《21世纪经济报道》时，可以说我占据的位置还是满重要的，想从中生财，应该是有门路的，可是我却坚持10年的“三不主义”：第一是，至今为止我都不是股民，连户头都没有开过；第二是，10年中每年都会收到两三家企业邀请，但我却一次没有出过国，最远到过香港；第三是，10年中没有以职务之便发过自己的关系稿，当然，上级和同事的发过，那是工作岗位职责使然。
关于理想，我好像是个务实主义者。作为一个靠减免学费读完高中、靠助学贷款读完大学的贫苦孩子，小时候吃不上白面馒头，现在可以餐餐吃饭有肉了，我已经觉得很知足了。对于现行体制，我不像一些公知那么不满意，我只是觉得，靠我的新闻报道，能够对社会进步起到一点点推动作用，我就问心无愧了。
如果说跟情怀有点关系的话，我觉得，除了手艺人的本分外，我应该是个专业主义者。
1995年上人大新闻系，开学第一堂课，成美教授讲《新闻学原理》，第一句就是：“新闻报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随后就是，新闻的原则是真实、客观、公正、中立。最近我还看到《中国青年报》编委曹林对于人大新闻系的评价：专业、深刻、严谨、无趣。我觉得他点评得挺对的，甚至连“无趣”都觉得很贴切。
▲大学读书期间，王玉德与学长杨得志（中）、同学彭凯雷（左）共同创办校园报纸《青年人大》。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庆典，将三人的照片在大屏幕播放。
就是因为这专业、深刻、严谨、无趣，从2001年算起，我从事财经新闻行业有16个年头了，我就是这么“无趣”过来的：去掉每一个没有必要的形容词，加上每一个引用的信息来源，记者绝对不能以“我”的字眼出现在报道中，如果要有评论，要单独写编者按或记者手记……
就是这种“童子功”似的新闻手艺，让我在创业中饱受磨难、又曙光乍起。
其实，进入“失业”状态8个月后，我就开始尝试着创业，“无冕财经”这家自媒体就是那时候创立的。如上文所言，尽管我已经过完了从采编到经营、体制内创业、“练摊”时触碰过互联网这些阶段之外，我的创业尝试是后发的，跟很多前同事、同学、老兄弟比，已经是来晚了。
譬如，我的大学同学李岷，2012年起创办科技类自媒体“虎嗅网”，如今已经是科技类自媒体的第一品牌，2015年底还登陆了新三板；我的前同事、老兄弟左志坚，也是2012年创业，如今他在创业圈子已经小有名气，以至于我还在彷徨期间，他总是催促我“快点，快点”，我创业后，他又扮演了我的创业导师的角色；甚至是，左志坚的徒弟吴晓鹏，在自媒体领域创办了《华尔街见闻》，如今的市值已经是5个亿人民币。
自媒体创业，2014年6月是个转折点，当时，微信订阅号突破1000万个，之前是“有流量没内容”，随便开个号，随便整合一类垂直细分的文章、帖子，马上就有不少粉丝关注，流量获取的代价很低；之后是“有内容没流量”，微信上的粉丝还是那么多，大概是6、7亿，问题是订阅号变多了，获得关注的代价就高了。
无冕财经创办的时候，问题更严重了，在我熟悉的财经领域，科技、汽车、地产、创投、股票、基金……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活跃着几十上百个自媒体，所以有人说：红利期已过，自媒体创业已经是一片红海。
来晚了，怎么办？
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甚至想，既然大家都搞热点事件的综述和评论，那我就搞得更深入一些吧，或者，既然大家都是标题党、八卦段子、鸡汤或者鸡血，要不我也试试？
幸运的是，第一天，我的“无冕财经”微信订阅号发布了《新闻无价》的发刊词后，第二天，我和我的老记者采写了一个尚品宅配转型“互联网+”的案例，没曾想，在只有百八个粉丝的情况下，这篇案例报道的阅读数超过12000多。
我意识到，这是个机会。我要的是严肃新闻，是深度报道，而且要原创采写，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专业的财经案例。
创业一年多以后，2016年7月的今天，事实证明这一招是对的。微信订阅号已经达到了2000万个，在满是标题党的自媒体世界里，尤其是擅长逻辑思维的财经类读者那里，缺少的是专业的案例，而这些报道，其实就是当年我们在传统媒体擅长的深度报道。
为什么早到的自媒体没有用这一招？我猜想，一是红利期涨粉太容易了，浅内容就可以获得关注，干嘛要费力气做深度？二是，深度的制作成本太高了，要有专业的资深记者，要给记者找到并讲解选题，记者要专门去采访、写作，后台还要配备更高级的编辑来指导、修改、发布；第三，关键是，浅内容整合或者粉丝投稿就可以免费获得，而深度需要向记者支付稿费，财经类的深度报道因为门槛高，所以稿费就更加贵。
那么，苦活累活，还是我这手艺人来干吧——我有点认命了的意思。
为了付稿费，我和创业搭档筹集了100万资金，因为我经济上已经很脆弱，我甚至抵押了房子，贷款出来25万；为了有好稿子，我千方百计找来了35个特约记者，全部是以前10多年跟我传统媒体生涯有关的人，海外安排了7个国家，国内覆盖了9个城市；为了成体系发展，我一开始就将我最近一两年带教过的实习生，组成了一个小团队，他们可以一边跟我学习采编，一边维护着公司的日常运营；到后来，我又以《财经记者入门指南》为课题，召集了190多名全国各地、各大新闻院系的在校生，在微信社群中对其进行培训，希望能延续人才供给。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跟体制的告别，我能痛下决心做一个小小的私营自媒体么？如果没有多年的采编经验，我能够用硬新闻、带团队创业吗？如果没有经历经营和项目夭折、失业坎坷，我会经营一家公司吗？恐怕单项能力有，但要做到全面和顺利，肯定要付出新的学费。
▲2019年6月，王玉德主持“中国新媒体千人峰会”圆桌对话。
后面的故事说难受就难受，说简单也简单，在熬了很多夜、焦虑一轮又一轮且至今无休之后，在为微信订阅号只有17000多个粉丝的情况下，7个20年来的老同学、前同事、老朋友用现金投了我的信任票，2015年10月，无冕财经进行了一轮小型的融资，公司估值3000万；2016年7月，无冕财经的新一轮融资已经开始，目标是估值1个亿。（2017年9月，无冕财经完成该轮融资，估值6000万元。——作者补记）
当然，无冕财经在做的，是移动端互联网的新媒体，跟报纸相比，已经不是一个性质。作为一个财经新闻“老炮”，我的创业也才刚刚开始，前途莫测，道阻且艰，我希望有一个很大的、关于财经新媒体的故事。
新闻不死，专业主义不死，工匠精神不死，我相信，我的戮力耕耘、上下求索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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