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父亲隐瞒个人财产，网上筹款给儿子治病，法院判决全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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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拆迁户，
家里有门面房和汽车，
儿子生病后
却在网上筹集爱心款15万余元……
11月6日上午，
全国首例因网络个人大病求助
引发的诉讼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审宣判：
法院认定筹款发起人莫先生
隐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助，
违反约定用途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
构成违约，
一审判令莫先生全额返还
筹款153136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28岁的莫先生与许女士是夫妻。2017年9月，儿子出生。经医院检查，他们的儿子患有一种名为威斯科特·奥尔德里奇综合症的重病。2018年4月，莫先生在水滴筹上发起了筹款目标为40万元的个人大病筹款项目，实际筹款153136元，捐款次数6086次。筹款期间，曾有人举报莫先生家有门面房出租收益，莫先生辩解门面房是孩子爷爷的收入，其夫妻二人没有工作，妻子刚刚找到工作。
2018年8月27日，水滴筹公司向莫先生发送律师函，要求其在8月31日前返还全部筹集款项。莫先生收到律师函后，并未返还。2018年9月，水滴筹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莫先生全额返还筹集款项153136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18年8月31日起的利息。
法院审理查明，为给儿子治病，莫先生总计产生医疗费35.5万余元，其中医保报销后个人支付部分为17.7万余元。通过水滴筹筹款前，莫先生已通过其他社会救助渠道获得6万元救助，水滴筹筹款后又获得当地民政部门救助款2.8万余元。莫先生的儿子病逝后，在医院账户内的3万元救助款结余被相关救助机构收回。莫先生通过其他社会救助渠道实际获得的救助款为5.8万元。
莫先生在通过网络申请救助时隐瞒了名下车辆等财产信息，亦未提供妻子名下的财产信息。尽管莫先生辩解称，水滴筹筹集的善款被用来偿还儿子治疗所欠下的债务，但是他与平台、捐赠人约定的筹款用途明确为儿子的“后续医疗费”。庭审中，莫先生承认违背了约定。
法院审理认为，莫先生隐瞒家庭财产信息、社会救助情况构成一般事实失实，违反约定用途使用筹集款的行为属于将筹集款挪作他用，上述行为构成违约。根据《水滴筹个人求助信息发布条款》，在发起人有虚假、伪造和隐瞒行为、求助人获得资助款后放弃治疗或存在挪用、盗用、骗用等行为时，水滴筹平台有权要求发起人返还筹集款项。
法院同时指出，尽管水滴筹公司没有尽到严格形式审查义务，未妥善履行严格监督义务，存在审查瑕疵，但该审查瑕疵不能成为莫先生减免违约责任、拒绝支付利息的合理抗辩和合法依据。最终，朝阳法院一审判令莫先生全额返还水滴筹公司全部善款15.3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关于返还后的善款，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水滴筹公司应根据《用户协议》《水滴筹个人求助信息发布条款》、比例原则，公开、及时、准确地返还赠与人，除非原赠与人明确同意转赠他人。
朝阳法院同时建议水滴筹公司等网络平台企业，加大资源投入，健全审核机制，配备与求助规模相适应的审核和监管力量；完善筹款发起人、求助人家庭财产公布标准、后续报销款处理方案及赠与撤回机制，切实履行审查监督义务、保障捐赠人权益；建立与医疗机构的联动机制，实现资金双向流转，强化款项监督使用。
该案的判决有何社会意义？对大家有哪些警示？
北京富力律师事务所主任殷清利律师谈及此案的社会意义时表示，本案的意义远远不止于系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救助纠纷案件，其另外的意义更为深远，主要体现在：
1、进一步体现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最低限度道德标准的要求。本案受助人莫先生隐瞒家庭财产信息、社会救助情况构成一般事实失实，莫先生违反约定用途使用筹集款的行为属于将筹集款挪作他用，上述行为构成违约，同时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2、对该领域立法有巨大的助推作用
尽管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平台已经蓬勃发展，但是相关的法律规范尚处于空白，网络平台、发起人、筹款人、捐赠人的权利义务、责任承担均没有明确规定，仅靠平台相应规约，难以达到规范之效果。诸如求助人信息披露范围不清、标准不明、责任不实，筹集款项的流向和使用不公开、不透明、不规范等问题众多。这些都给行业健康发展带来诸多隐患，一些趁机诈捐、骗捐事件等充斥其中，其负面影响可能涉及整个救助行业。
在此案中，法院已经向各相关机构送达司法建议书，相信相应民政等部门一定会加大调研力度，争取尽快取得立法进展。
山东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柳孔圣称，通过网络大病求助平台实现互助，是互联网加时代的新型互助模式，有其巨大的优势，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相应的道德和法律问题。从本质上讲，正常情况下的互联网平台与筹款发起人、捐助者之间形成的是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捐助者与发起人之间形成的是赠与合同法律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如果发起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获得善款，则有可能触及刑事诈骗犯罪。因目前针对此类互联网平台相关活动缺少相应立法，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在该案一审的处理上不乏创新之处。首先是由平台作为原告代表赠与人来撤销赠与，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二是将此类表面上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界定为附义务的赠与，以受赠人未履行相应义务为由撤销赠与，也是一种法律适用上的创新。
通过该案，提醒筹款发起人应当提高诚信意识，不能滥用求助权，亵渎公众的爱心。滥用求助权还有可能引发刑事风险。同时也提醒网络平台，应当完善机制，加强审核监督，避免平台被不当利用。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称，社会救助募捐本身是一种赠予，是社会民众对突发疾病、变故等家庭的一种爱心救助，但这种救助是附条件的，是基于受赠者无法负担、无法承受的特殊情况。同时，这类扶贫帮弱本身是社会倡导的。但是，如果受赠者隐瞒自身有资产的事实，诱导捐助者捐赠的，这类捐助明显违背捐赠者本意，这种情况下，受赠者的求助属于我国民法规定的欺诈行为，是过度消费捐赠者和社会的爱心。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判决“返还筹款”意义重大，起到标杆作用，这一判决从根本上确认了救助资金必须和救助用途一致的原则，保护了捐赠者赠予的本意和初衷，打击了不法分子非法利用救助平台牟利的不当心理，对于日后其他法院审理同类型案件具有参考价值，也明确了我国法律保护的法意和诚实信用原则。
赵良善律师认为，网络求助现在非常广泛常见，真假不一，建议民众在捐款时不能盲目跟风，要仔细审查相关资料，如果无法核实的，可以适当少捐或不捐。捐款数额较大的，一定要跟相关平台、机构核实情况。建议发布救助信息的平台也要尽到审查义务，严格做到信息披露，保障捐助者知情权及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