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制品入药，你怎么看？

野生动物保护法实现27年来首次大修，支持野生动物制品入药。

不少动物保护人士担忧，“这会不会刺激市场需求，打开规模化使用的闸门？”

而中医药研究结论则认为，“野生动物的原料被替代，导致中药药力和作用下降。”

文  ▏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  实习生 林斯嘉

“这不是一个保护野生动物的时代。”2016年7月2日，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它基金”）执行秘书长张小海，在朋友圈感叹。

几小时前，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保法”）刚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实现27年来首次大修。

在野生动物制品能否入药的问题上，新法规定：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科学论证，可凭专用标识出售和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作为药品经营和利用的，还应当遵守有关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

而此前征求意见的中医药法（草案）则提出，“鼓励发展人工种植养殖，支持开展珍贵、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的繁育及其相关研究”。

两部法律相互呼应，为野生动物入药留出了法律通道。“这会不会刺激市场需求，打开规模化使用的闸门？”和张小海一样，不少动物保护及科学界人士担忧。

“野生动物能否入药，是修法中争议最激烈的话题。”在修法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承认。不过，他同时也抛出了中医药研究的结论，“野生动物的原料被替代，导致中药药力和作用下降。如果以后野生动物的原料都被替代了，中药可能就没用了。”

犀牛角、虎骨、麝香、牛黄、熊胆粉……当中医遭遇日益枯竭的药用动物资源，是保护动物，还是继续治病救人？这正成一道必解的难题。

早期取消部分珍稀动物入药

若非1993年那一纸禁令，陈恕（化名）的虎饲养场或许会有一个不错的“钱”景。而如今，价值过亿的财富——成年虎尸却只能在冷库中沉睡，成了养殖场的沉重负担。

1993年5月29日，国内野生虎不足100只的状况，让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国内“虎骨的一切贸易活动”全部被叫停。原卫生部在《中国药典》中删除了虎骨的药用标准，与虎骨有关的所有中药成药也全部停产。

此前，中国于1980年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严格禁止虎产品的国际贸易。

“一下就被打懵了。”陈恕说。原本，养殖场曾憧憬，当老虎种群繁殖到一定数量后，考虑将正常死亡的老虎入药。眼看克服了人工繁育的技术难题，老虎一天天多了起来，但还没来得及高兴，就遭遇了当头一棒。

政策之变，让饲养场“骑虎难下”。三岁的老虎一天就要吃八公斤肉，一年下来，一只老虎光伙食费就要好几万。养虎资金的巨大缺口，让饲养场不得不减少喂食量，改吃比牛肉更便宜的鸡肉。一位动保人士透露，一些饲养场甚至喂食老虎不喜欢吃的鸡架、鸡头，威武雄壮的“山大王”严重营养不良，被养成了骨瘦如柴的“病猫”。

延续至今的虎制品贸易禁令，让自然死亡的成年死虎一文不值。这些年，陈恕所在的饲养场从未停止游说重开虎贸易禁令的工作。他每年花费上百万元的维护费，将老虎的尸骨冷冻，只为潜在财富“变现”的那一天。

“这算是一场危险的豪赌吧。”陈恕期盼着有朝一日，这些死虎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冷库。

“养虎为患”的生存压力背后，是野生动物药源的频频告急，这迫使国家对涉及濒危、珍稀动物的中药材收紧管理。

1987年，国务院颁布《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涉及14种濒危、珍稀动物药材。其中，虎骨、豹骨、犀牛角等4种涉及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禁止采猎，属于自然淘汰的，其药用部分由各级药材公司负责经营管理。鹿茸（马鹿）、麝香、熊胆、穿山甲、蛤蟆油、金钱白花蛇、乌梢蛇等10种涉及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要求限制使用；羚羊、蛇类等涉中药功效动物严格管理、加强保护。

正因为此，《本草纲目》中收载了461种动物药，而在《中国药典》中，这一数字锐减至约50种。

不过在中医药界，恢复部分名贵动物入药的呼吁从未停止。

“正常死亡的人工养殖东北虎，是否可以考虑虎骨入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从药用需求角度，策应野生动物入药——虎骨在接骨续筋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年治疗骨质疏松、类风湿关节炎，这些以虎骨为原料的中成药优秀品种，现在几乎全部停滞。”

李连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动物药的应用范围不像植物药那么广，但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有些甚至是治疗危急重症不可替代的药物。例如熊胆汁，被用于传染病，心、脑、肝、肾及肿瘤等疾病的治疗，制成了一百五十余种中成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更是将恢复名贵动物入药，提到了“中药存亡”的高度，“我国早期取消了部分药用动物的养殖和入药，导致许多传统名方名药的失传与失真。如果再不保护好，麝香、熊胆粉、牛黄等名药将被全面歼灭，中药将名存实亡。”

发展人工繁育还是人工代替品？

有需求，却少供应或无供应，中医药界将目光转向人工繁育。

“动物入药的开发利用，和动物保护并不矛盾。”李连达强调，野保法的对象是“野生动物”，不应与人工繁育混为一谈。合理的开发利用，可以有效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野生梅花鹿是珍稀濒危动物，只准保护，不准食用或药用。但国内人工繁育的梅花鹿已增至上万头，“既能造福患者，又有利于特种经济发展，还能防止品种灭绝，为什么不能有控制地合理利用？”在李连达看来，国外那种“谁都不能动”的“消极保护”模式，反倒收效甚微，灭绝的品种逐年增加。

不过，动保界和科学界坚持认为，寻求珍稀天然动物药的替代品，才是解决动物药源匮乏的最好途径，“既然已经有了人工替代品，为何还要用野生动物入药？”

今年1月，“人工麝香研制及其产业化”荣获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760家企业生产销售含麝香的中成药433种，其中431种已完全用人工麝香替代。据测算，人工麝香启用后，相当于少猎杀2600万头天然麝。

“99%的替代率，绝非一蹴而就。”项目完成人之一的严崇萍回忆，虽然人工麝香各方面成绩优秀，且经过权威论证，但1994年被确立为中药一类新药时，许多中医界的“老法师”受制于长期形成的观念，一时难以接受。

此后20年，麝资源日渐稀缺。人工麝香生产工艺不断改进，效果经受住了越来越多检验，如今已成为六神丸、安宫牛黄丸、麝香保心丸等多种国宝级中成药的重要原料。

不过时至今日，中医界的主流观点依然认为，大部分天然动物药的替代品还未取得突破。“有天然的尽量用天然的，这个观点要坚持。”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周超凡说。

目前，天然动物药的替代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天然的相近动物替代，比如处方中含有犀牛角的中成药，往往以水牛角替代。另一种方法，则是通过人工合成的非天然产品替代。

“不管是相近替代还是人工合成，共同的问题是无法达到等效。”周超凡以治疗血液系统疾病的犀角地黄汤为例，由于犀角被禁止入药，原本由犀角、丹皮、地黄组成的方子，由水牛角加十倍剂量代替。“动物试验显示，有一定效果，但等效做不到。只能说聊胜于无。”

李连达则以熊胆为例，天然熊胆的成分有五大类，其中包括胆酸类，而人工熊胆的成分“熊去氧胆酸”只是胆酸类中的一种，无法完全替代天然熊胆的药效。

事实上，德国的熊去氧胆酸胶囊（优思弗）和意大利的牛磺熊去氧胆酸胶囊（滔罗特）已在中国上市，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美元。

让李连达不解的是，2004年，国家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删除了“熊胆胶囊”，却将德国的“熊去氧胆酸胶囊”补入《国家医保目录》。日本用我国古方生产的救心丹，含有熊胆、麝香、牛黄、蟾蜍等珍稀中药，可以在全球畅销无阻，销售额达百亿元；而我国生产的同类药，不但外销被禁，国内销售也受阻。

“洋中药进入中国无人反对，国产同类中药却遭遇四面楚歌，这是什么道理？”李连达质疑，动保机构反对野生动物入药的背后，还有“别的东西”。

类似观点，在中医药界有不少拥趸。中国社科院重大调研项目“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组长陈其广就认为，中药和西药存在竞争关系，“中医药的发展，妨碍到了西药的利益。”

“中医药界的一些观点，误导了公众甚至官员。”世界动物保护协会资深科学顾问孙全辉说，恰恰是少数几种濒危野生动物入药，毁坏了中药在国际上的名誉，阻碍了中医更好地走向世界。

人工繁育无助于野外物种保护

中医药界和动保组织的针锋相对，凸显出中药产业和动保规则之间的矛盾。

2008年，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孟智斌曾对112种常用中药材野生资源状况做过初步统计，其中22%已列入濒危物种名录，濒危的达51%。药用动物中，濒危物种的比例更是高达30%。

“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对野外种群保护的贡献非常小。”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国项目部主任解焱指出。黑熊、东北虎、丹顶鹤都是人工繁育的“明星物种”，但研究表明，这些物种的野外种群数量仍在持续下降。

动保专家担忧，国内野生动物入药的强烈需求，将刺激市场消费，助长对野外濒危物种的偷猎。

在长白山科学院研究员朴正吉的记忆中，小时候，常能看见成群的黑熊集中出没。不过，从1980年代中后期起，关于野生黑熊的温馨场面几乎消失了。

朴正吉从1977年就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学研究。他所在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1986年至2015年，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内的黑熊数量下降了90%。

“这段时间正是养熊业快速发展、活熊取胆兴起的时期。”他说，熊胆的价格被炒到每克一百多元，渐长的需求加上利益驱使，捕杀盗猎开始增多，而这正是导致野外种群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工圈养种群的野化并不容易。朴正吉团队曾野放过5头饲养的黑熊，但野外种群根本不接受，“基本已被自然淘汰，只能去居民区找食”。

目前，黑熊的人工养殖技术已经相对稳定，但国内黑熊野生种群至多不超过2万头。2012年，亚洲黑熊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易危”一类。

更让动保专家担忧的，是中医药界“先开发后保护”的观念——对已经濒危的物种，设置大量的研究和人工养殖项目极力挽救；而对目前资源仍较丰富、仍被大量利用的物种，很少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其陷于濒危境地。

最讽刺的例子，莫过于高鼻羚羊的濒危化过程。1988年，中国将高鼻羚羊列为趋于灭绝的国家Ⅰ级保护珍稀动物，但当时的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国仍有100万头以上。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中医药剂师用羚羊角取代犀牛角。不过到了1995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就不得不停止这一宣传，因为此时，高鼻羚羊的全部种群都被列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它们自己也成了濒危动物。

“2000年，全球高鼻羚羊野外数量接近十八万头，2002年锐减到5万头。”剑桥大学、英国帝国学院等机构在《自然》杂志公布了联合统计数据。数量锐减的原因，是中国与俄罗斯边界贸易开放后，俄罗斯的偷猎者为供应传统中药的需求，大肆捕杀高鼻羚羊。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康蔼黎也做过统计，2000-2002年间，国内公开报道中，查获的高鼻羚羊角走私量来自于至少14867头被杀的高鼻羚羊。这意味着，这两年内消失的高鼻羚羊，至少有10%在中国被查获，而未被查获的走私量或远逾此数。

“如果这种倾向持续下去，中药涉及的濒危物种的继续增加将不可避免。”孟智斌警告。

“名录”待修订

新版野保法已一锤定音，颇为失望的动保界，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名录”的修订。

野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科学论证，纳入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列入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可凭人工繁育许可证，凭专用标识出售和利用。

此外，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野生动物人工种群，一旦野外种群保护情况良好，可不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实行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

“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的种群，今后可能会被当作家畜、农场动物来管理。”尽管期待“名录”朝着公益化方向严格管理，但联想到中医药法草案中“支持开展珍贵、濒危药用野生动物的繁育”的说法，张小海并不乐观。

他分析，中医药产业要发展，国粹需要传承，共同的诉求会让产业界和政府主管部门结成联盟。产业界经济实力雄厚，主管部门掌握政府资源，“产业界的声音很可能会被放大”。

按照规定，利用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为原料的药企，需在产品盒上张贴由林业部统一颁布的《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

部门之间的利益争执，也为名录修订带来变数。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动议修订野保法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但“部门间的权力之争，或者说野生动物的权属之争，扼杀了修法需求”。

在我国，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分归林业部和农业部主管，一些野生动物很难区分究竟是陆生还是水生。“你说这是陆生，我说这是水生，两家争执不下怎么办？只能放下。”

上述人士曾提议，农业部和林业部各自提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交由中间机构裁定，并建议专门成立一个野生动物主管部门，避免争执。不过最终，建议无一被采纳，“法律的修改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说到底，还是一些部门不愿意放权”。

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高级总监、首席研究员范志勇看来，《野保法》属于资源法范畴，因此，利用的问题无法避免。世界自然基金会也始终提倡，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将对野外种群的影响降至最低。

“所有的决定，都应该基于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范志勇认为，如果把生物多样性保护放在首位，人类就应该适当让步。“一点放弃都不愿做，人类和所有野生动物是否都会完蛋？” 　

（视觉：吴靖）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2016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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