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医疗，到底改变了什么？

（图/农健）

从2014年移动医疗元年至今，中国移动医疗发展迅速。2015年，市场规模接近50亿，用户规模突破1700万人。

提供新的医疗方式、促进公立医院的信息化进程、促进新的医疗商业模式的形成，移动医疗带来的改变实实在在。

但受限于医疗行业专业度高、垄断性高、政策风险高的“三高”障碍，它始终盘桓在诊前、诊后等传统医疗服务的边缘，无法真正触及“院中看诊”这一核心。

移动医疗三年，我们采访行业内企业，从原点出发，盘点这一新生事物为医疗事业带来的变与不变。

文 ▏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

“医生，你能不能快点看！””医生，我的孩子温度降不下来怎么办？”7月一个暴雨后的深夜，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急诊大楼依旧灯火通明，每个窗口都排着长龙。暑期就诊高峰加上连续高温天气，在这所以儿科见长的三甲医院，儿科的急诊量明显增多。

已过深夜11点，挤进急诊室看病的患儿和家长依然一波接着一波。湿热的空气黏在皮肤上，使整个人浑身湿答答的。患儿有的哭闹，有的昏睡。家长则紧围在医生身边，脸上写满了疲惫与焦躁。终于，有人按捺不住火气：“我带着孩子晚上8点就开始挂号，到现在别说输液，连看诊都没轮上！”

进入国内几乎每所三甲医院，“看病难”或许都将成为你面临的巨大考验。《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尽管数量占到医疗机构总数的93.6%，但2015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就诊人次仅占比56.4%。而占医院总数7%的三级医院，却吸纳了全国45%的诊疗人次和38.9%的入院人次。三级医院的虹吸效应，直接导致了看病难题。

三甲医院总是人满为患 （图/网络）

不过，新兴的移动医疗行业，为缓解“看病难”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目前，移动医疗领域App已超过2000款，涉及挂号、问诊、疾病管理、自诊自查、医疗学术等多个领域。

被称为“移动医疗元年”的2014年以来，互联网巨头、资本市场、创业者、医药企业正纷纷进军移动医疗领域。作为新生事物，移动医疗一度被寄予希望，希冀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增加医疗资源供给等方式解决看病难问题，但而今看来，达到理想状态依然任重道远。

“2014－2017年，移动医疗市场仍处于高速发展期之前的启动期。”易观智库医疗行业研究总监、高级分析师姜昕蔚说。根据易观智库的数据，2015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接近50亿，用户规模突破1700万人。

姜昕蔚发现，移动医疗在提升效率和完善服务方面有着明显优势。不过，医疗行业专业度高、垄断性高、政策风险高的“三高”障碍，也让移动医疗始终盘桓在诊前、诊后等传统医疗服务的边缘，无法真正触及“院中看诊”这一核心。

启动三年，移动医疗的创业者和投资者，仍在寻找突围之路。

提高患者效率

见到刘萍（化名）时，她正抱着高烧的女儿，站在注射室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叫号。“站得腿都麻了，等了两个小时还没轮到。”她急得泪眼汪汪。

和不少孩子家长一样，刘萍也是医院的常客，女儿伤风感冒都会第一时间赶来就诊。医院天天人满为患，举家出动成了常态——奶奶负责一大早前往医院排队挂号，爸爸专职缴费。可即便如此，等到缴完费取了药，也已经过去了大半天。病情若是不见好转，两三天内再来复诊，整套流程又得重复一遍。

由于云集了全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这家医院吸引了大量从外省市赶来的患儿和家长，每天的门诊量少则上千，高峰期则突破上万人次。排队挂号、做检查、等医生、缴费、取药，这早已成为看病常态。甚至有人总结出了顺口溜，“停车排长龙，医院像迷宫，看病像跑马拉松。”

几天前，刘萍的女儿又发烧了。不过这次，她没再折腾去医院，而是登录了一个移动医疗App，找到了一位有着8年儿科临床经验的医生做在线咨询。初步判断可能是病毒感染后，她带着女儿到社区医院做了检查。三天后，女儿退烧了，刘萍再次通过App联系到了这位医生，详细咨询了退烧后的用药指导，以及预防复发的物理降温措施。

以“在线问诊”为基础的模式，已在各大移动医疗平台普遍实行。这是一种典型的场景——诊前，在线医生可通过图文、语音、视频，和患者直接交流病情；通过初诊健康咨询，还可把疑难重症分流推荐给入驻平台的公立医院兼职专家；诊后，医生可在线随访，与患者随时保持交流。

不过在医疗界，在线问诊的医学严肃性和准确性饱受质疑。2015年4月，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曾表示：“互联网上其他一些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可以做健康方面的咨询。”

移动医疗的这一政策限制，也成了各平台确定的规则——互联网服务的范围确定在普通病、常见病，对于疑难重症，建议患者到医院就诊。即便是普通病患者，提供的服务仍然限定为咨询，而非诊断。

不能否认，移动医疗在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作为实体医疗机构在互联网上的’前置过滤器’，在线问诊的功能已被基本认可。”春雨医生创始人兼CEO张锐说。

（图/网络）

“做减法的同时，做加法”

“不用多开药、不想拿红包，只需关注患者的健康和疾病。”10个月前，在丁香诊所的媒体发布会上，丁香园董事长李天天的话言犹在耳。这名对传统医疗体制弊病深有感触的前医生说，“我们的口号是‘做一个纯粹的医生’。”

胡剑平是丁香诊所的内科住诊医生。他曾是上海某三甲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拥有11年工作经验。在公立医院时，他常遇见从其他医院转诊而来的病人，大多已处于疾病终末期。尽管全力抢救，但结果往往令人遗憾。这让他相当失落：为什么患者在出现疾病征兆时，没能控制住病情？

病房里常能见到些“老面孔”。尽管胡剑平常叮嘱他们控制饮食、加强运动，但由于缺乏后续随访，患者病情很容易反复，打游击似的一次次住院。

“医生一直在擦地板，但问题的根本在于水桶漏水了。”胡剑平说，对于慢性病防治，公立医院没有驱动，“医生永远在修修补补，越来越觉得工作没有成就感”。

以定位于基础医疗和慢病管理的丁香诊所为例，移动医疗企业正试图打破禁锢，激发医生价值。

有别于公立医院“以职称为导向”的体系，丁香诊所的医生们，正尝试医学科普和慢病管理。李天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周边小区、学校为基地，杭州的第一家丁香诊所已举办了近40场讲座和培训，对象也从患者逐渐转向健康人群。教老年人管理血糖、教备孕妈妈处理常见问题，落地的线下教育深受欢迎。

不过，作为“墙内人”的公立医院院长，又如何看待移动医疗对于医疗行业的改造？2016年，在首届国际互联网医疗大会的一场论坛上，院长们的话题，是从吐槽分级诊疗开始的。

“分级诊疗是医改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但是作为院长，很难下这个决心。”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院长祁佐良直言，巨大的患者群意味着巨大的收入，虽然医院人满为患，但院长的内心“痛并快乐着”。而移动医疗的种种措施，有步骤地使大型公立医院面临必然到来的医疗体制改革。

“移动医疗对三甲医院做减法的同时，也要做加法。”微医首席运营官、乌镇互联网医院院长张群华的话意味深长。

2015年12月，国内首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正式启动，这正是互联网医疗平台微医与桐乡市政府的合建项目。运营半年多，微医在线上组建起了7200多组专家团队，单日在线接诊量超过了国内最大的三甲医院。有着华山医院外科医生背景的张群华发现，三甲医院非但没有“不待见”，反倒很乐意和乌镇互联网医院合作。

一位甘肃患者，直肠癌6公分。按照常规手术，必须切除肛门、人工造瘘。患者将病情上传至乌镇互联网医院，得到了上海华山医院医生的回复，“可以做腹腔镜手术。”最终，患者保住了肛门，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提高。

面对“看病难”的医疗痛点，微医无法创造更多优质的医疗资源。但在张群华看来，通过对存量的优化配置，实现“医患间的精准匹配”，这正是互联网医院的最大魅力。“将疑难杂症对症交给三甲医院，医生资源得到了合理化利用，还丰富了学科建设，医院当然欢迎。”

政策壁垒亟待突破

在乌镇互联网医院，医生可以共享查阅电子病历，患者可以通过在线平台、App，查阅到医嘱、处方以及电子病历，并完成购药的过程。目前，在国家及省市相关主管行政部门的指导下，乌镇互联网医院正在开展电子处方等试点，患者可以凭借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到指定医院上门自提药品，或由国药控股等药品配送机构进行配送药品。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因为身处乌镇互联网创新发展综合试验区，诸多特批政策，让乌镇互联网医院绕开了现有限制，成了“政策特区”。

“以药养医”早已为各方诟病，加之处方外流所存在的医疗纠纷还无从解决，“处方不外流”似乎成了国内公立医院的规矩。

公立医院拥有独立的病历管理系统，为了保护患者隐私和自身利益，患者病历成了处方之外的另一封闭之处，这无疑增加了医生自由行医和多点执业的门槛。

“正因为政策尚存障碍，才需要把互联网医院在各地复制。”张群华透露，除了今年上半年与微医共建的甘肃、广西、黑龙江、广州等省市的互联网医院，未来还会有多个省市的互联网医院上线——也就是说，微医需要逐一与地方政府沟通，以推动政策突破。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移动医疗似乎步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回报期较长，但资本对于移动医疗概念的热潮，使其一度估值虚高。但易观智库医疗行业研究总监、高级分析师姜昕蔚发现，进入2016年，投资正在降温。

“移动医疗暂时还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看不到对利益主体的实际改变。”一位投资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投资找不到安全边际。”

投资人的冷眼旁观不无道理。看似痛点多、效率低，改造空间大，但受制于专业技术、固有观念、体制监管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资源封闭且高度集中的医疗体系与开源共享的互联网特性几乎完全背离。

这一点，协和“大V”出身的龚晓明深有体会。2015年2月，他离开公立医院，成为妇产科自由执业人。他开始创业，成了移动医疗App“风信子”的创始人，又在2016年3月成立了沃医妇产名医集团。

龚晓明期待，具备母婴健康管理及医疗咨询功能的“风信子”，能为孕妇和医生搭建起沟通的平台，打造医生和沃医的品牌，向后续服务延伸。

不过，近两年的移动医疗创业经历，让他真切地感受到：类似“风信子”这样的妇儿领域App，只起到“辅助作用”；自己虽然在小范围内促进医生流动，但“大趋势尚未形成”。

“想要重构医疗生态，首先要让原有体系中的医生流动起来。”龚晓明说，如果医生资源得不到释放，移动医疗顶多是在医疗的门外“兜圈子”，很难触及最核心部分。在他看来，公立医院的医生之所以缺乏拥抱移动医疗的动力，“政策恰恰成了最大的限制”。

虽然国家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但缺乏操作细则，各大医院对此多少有顾虑。龚晓明还发现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申请某项科研基金，前提条件是“三甲医院医生”；某种手术，只能由某个级别、某个职称的医生操刀。“这些都和促进医生流动的大方向相悖。”龚晓明说。

不过，张群华倒是发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态势。一年多前召开移动医疗论坛，在座的无论医生还是院长，丝毫“不感冒”；半年之后，移动医疗人士和医疗界人士开始一唱一和，会上讨论“其乐融融”，只是会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如今，各地顶尖医院的院长级人士和卫生部门主政者，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相关论坛上。

谈颠覆尚早

尽管2015年，中国移动医疗的市场规模接近50亿元，但业界悲观预计，在资本寒冬下，将有高达九成的平台会因为缺乏资金和清晰的盈利能力而被淘汰。

张锐承认，外界确实存在一些比较悲观的论调，移动医疗也确实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不盈利的企业当然是’耍流氓’，但天天以不能盈利唱衰整个行业，可能更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部分移动医疗企业的核心业务是赚钱的。

不过现在看来，移动医疗的流量变现模式，依然集中于打造线上服务结合线下落地的O2O闭环——以线上平台的基础服务作为入口，线下的增值服务黏住用户，通过满足多层次细分需求的付费产品体现平台价值，实现盈利。

在李天天看来，移动医疗的最佳使用场景，依然是基础医疗机构和家庭，而非三甲医院；最有效的人群是慢病患者和特殊阶段人群，而非疑难杂症——常见病、慢性病，可以通过移动医疗方式解决；但“一个躺在ICU、浑身插满管子的人，移动医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015年，中国线下机构总就诊人次达到77亿次，互联网健康日均搜索量超过5000万。然

而，以在线问诊为核心的移动医疗，在医疗健康市场占比仍非常少。

不过，作为市场上少数的乐观派，张锐分析，对于目前核心能力已经养成、资金充足的企业而言，移动医疗正要进入一个真正的快速成长期。“如果说过去五年更多的是概念和理念的普及，现在开始，移动医疗可能开始真正的影响到医疗人群。”

他注意到，互联网健康咨询向移动端转移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尤其是在“魏则西事件”后，更多用户选择了在线问诊作为互联网咨询的入口。政策红利也正在出现，无论是健康大数据，还是签约家庭医生、医疗系统的加速信息化，都将促进移动医疗的快速普及。

“从某种意义上说，移动医疗也许承载了人们对于医改的期盼，这显然是不能承受之重。”张锐说，从2014年移动医疗元年至今，其所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提供新的医疗方式、促进公立医院的信息化进程、促进新的医疗商业模式的形成。

不过，至少在最近几年，移动医疗不大可能取代现有的医疗体系，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医疗系统积弊，“这是不现实的期许。”　

（本文发表于2016年8月18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豹变三年，顺从还是颠覆？中国移动医疗，到底改变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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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林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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